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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從大眾到特斯拉

1990年4月18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宣布同意加快浦東開發，他選擇的場景，是在出席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成立五周年和上海大眾一期工程建成投產慶祝大會之時。

大眾汽車是在轎車領域第一個進入中國進行合資的西方汽車公司，具有很強的開放意味。在上海大眾的大會上宣布浦東開發開放，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風波和西方對中國紛紛“制裁”的背景下，中國向世界發出的繼續開放的強烈信號。

1991年2月6日，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在上海過春節時，還在時任市長朱镕基的陪同下視察了上海大眾。

上海大眾以桑塔納為抓手，極大推動了中國轎車工業的零部件體系的建立。上海桑塔納既是開放的成功，更是倒逼國產化水平提升的成功。

歷史發展到今天，也有類似的場景。

2019年國務院批準設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臨港新片區的代表作之一，是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從1月7日奠基到大規模交付僅用了1年，比特斯拉在美國的工廠用5年實現大規模量產，壓縮了80%的時間。

自貿區是浦東制度創新的新階段。上海自貿區2013年9月29日掛牌，第二天就推出了中國第一份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此后逐年瘦身，2020年版的負面清單已從最早的190條減少到37條。

在負面清單外，在浦東設立企業實行備案制，目前95%以上的外企通過備案方式設立，外商投資辦理時間由8個工作日壓縮到1個工作日。

不妨對比一下：1996年浦東推出投資項目審批的“一門式”服務，當時是很大的突破，可將3000萬美元以下的項目審批從60天壓縮到10個工作日。

浦東的探索推廣到了全國。2018年6月28日，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發布《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緊接著，上海發布100條開放新政，其中包括引入國外新能源汽車，放開外資股比限制。很快，特斯拉與臨港簽約。

和1990年中國面臨的“國際制裁”類似，2018年3月特朗普簽署了對華貿易備忘錄，宣布對中國部分出口商品加征關稅，自此中美關系波折叢生，“脫鉤說”也不絕于耳。

和1990年一樣，中國再一次選擇開放，對世界更開放。百分之百獨資的特斯拉就是例證。

我在臨港新片區聽到，他們并不滿足于“特斯拉速度”。特斯拉項目從簽約、拿地到開工用了半年，而最近一個審批的項目僅用了4個月。他們的目標是進一步完善“一網通辦”，將時間縮短到3個月乃至更短。

速度是比出來的。在浦東的外高橋，今年創造了一個“山姆速度”。山姆中國會員旗艦店落戶外高橋保稅區，從簽約到開工僅用76天。

從大眾的燃油車時代到特斯拉的電動車時代，技術在不斷進化。浦東也在不斷進化，她的開放度更高，開放的范圍更廣，服務開放的速度更快，能力更強。

02 在浦東的外籍人

寫浦東開發，不能不寫五個中心。每個中心都能寫篇大文章。

不過，任何功能中心的建設，都是人來完成的。關鍵是人才。

所以我再次聚焦，從人口結構切入浦東開放。

2019年，浦東新區常住人口為555萬人（戶籍人口接近303萬），其中海內外人才總量達到145萬，超過1/4。

在浦東，像我這樣的新上海人太多了，說普通話的肯定是主體。

取得上海戶籍確實比很多地方難，但我幾個親戚的孩子，靠著積分制度，沒有托任何關系（托了也沒用），只要積分達標，無一例外都成了浦東人。

無論是在世紀公園的跑步道還是在N多的餐廳酒吧，你會覺得浦東像是某個版本的聯合國，大量外籍人士和我們一樣用微信、支付寶，點外賣，打滴滴，騎共享單車，聽交響樂，看演唱會。

前兩天，科技部（國家外專局）發布了2019年“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國城市”評選結果，上海排第一，已是“八連冠”。官方數據是，在上海工作的外國人有21.5萬，占全國的23.7%，居全國之首。

我估計，浦東的外國人會占上海的一半以上。

陸家嘴金融城有50萬從業人員，30多萬是金融從業人員，16萬多人是歸國留學人員，有接近6萬左右的外籍人口。陸家嘴有的酒店式行政公寓，一半以上住戶是外籍人員。

我在張江辦公，張江科學城有各類科技型人才約38萬人，常年居住在張江的外籍人士有上萬人，加上臨時辦事的，高峰時外籍人士超過2.2萬人。

我住在花木街道，這里有1.3萬外籍居民，其中聯洋社區有8000多人。

我常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它在碧云，碧云社區應該是浦東外籍人士比例最高的社區。據說有9000多人，占整個社區人口的60%多。中歐1994年由中國政府和歐洲聯盟共同創立，目前有近70位全職教授，他們來自10多個國家和地區，國際師資占比近60%。中歐的校區開到了加納的阿克拉和瑞士的蘇黎世。

國際化的本質，是開放，且在開放中能和諧相融。

老外為什么喜歡浦東？最重要的是機會和環境。我認識的迪士尼總監、迪卡儂高管，在浦東生活幾年都不想回美國和法國了，總部下調令時還有些不情愿。

今年初我參觀張江的浦東國際人才港，這里在全國首推了外國人來華工作“一網通辦”“一表申請”“一窗受理”。以前海關體檢、人社局工作許可、出入境居留許可三項流程是串聯的，一個辦完才能辦下一個，現在改成并聯。加上手動錄入字段減少70%、審批時間減少60%、申請材料減少50%等等，原來在正式受理后要12個工作日才能完成的外國人工作許可、居留許可審批，現在5個自然日內可以完成。

浦東還出臺了政策，支持外國人才到上海創新創業，允許孵化器、各類園區載體內尚在創業期的外國人才及研發團隊成員辦理工作許可。疫情期間，浦東對所有外國人的工作許可延期、變更、注銷業務，全部采用“承諾制”全程網上辦理，支持他們的復工復產。

03 從疫情看可信賴的生活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疫情。這是一場全球考試。我的不少老外朋友，母國在疫情中難以自拔，他們則在上海生活得井井有條。

張江鎮提供了多語種的健康信息登記表、告知書，鎮防疫辦涉外小組成員和向社會招募的外語志愿者，把社區防控要求和外籍人士充分溝通。

花木街道聯洋社區，隨處可見多種語言的橫幅——“個人防護四要素，戴口罩、勤洗手、不串門、不聚集”。有的居委會專門建立了健康服務群，每位境外返滬人員在小區門口登記時就被邀請掃碼入群，由涉外社工做好信息互通和境外居家隔離跟蹤服務。

在陸家嘴街道，社區公益基金會用兩天時間緊急招募了精通韓語、日語和意大利語的三批志愿者，在線組建了三個技術工作組，陸家嘴31個社區的社區工作者隨時可以在微信群內尋求志愿者的技術支持。陸家嘴街道將“新冠疫情聯防聯控管理平臺”的中文界面翻譯成英語、日語、韓語、西班牙語，外籍人員返滬時只要關注陸家嘴發布，點擊“返滬人員登記”，界面就會顯示四種外語的返滬人員登記表，申請口罩預約、體溫申報、參與志愿服務也都非常方便。

很多老外也加入到抗擊疫情的斗爭中。有的“中國通”主動幫忙把防控消息轉到各大外籍業主群，要大家提高警惕；有的洋志愿者家庭在小區疫情防控點執勤，幫外籍返滬人員掃碼網上登記，填寫登記表，指導進入小區的人員正確佩戴口罩；有的熟悉中英文的外國小朋友充當小小志愿者，幫居委工作人員當翻譯；日本居民多的東城社區招募了一支日語志愿者隊伍，欽洋社區的疫情防控外語翻譯組還招募到了小語種阿拉伯語的志愿者……

浦東的境外人員入境壓力為全國最大，但中外人士在一起筑牢了疫情防控墻。對所有涉外入境人員在管控中一視同仁、無差別、同標準，該隔離就隔離，不放松也不加碼，這不僅消除了本地居民的擔心，也保護了外籍人士的安全。

抗疫還顯示，“中國作業”不僅對中國人有效，對外國人也有效，大家可以一起做好功課。

這就是浦東，不僅意味著現代化的工作，而且意味著可信賴的生活。她也因此成為很多外國人的向往。

2010年，我和當時的渣打銀行（中國）首席信息官、澳大利亞人林大衛（David Lynch）交流。那天我們站在30多層的辦公室攀談，他突然指著陸家嘴中央綠地說，Here i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我追問了一句，你說的是亞洲的中心吧，他重申，說的是世界的中心。

林大衛真挺有遠見的。在今年9月25日英國智庫Z/Yen集團發布的第2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中，上海首次躋身全球前三，僅次于紐約和東京。

看文獻時，發現浦東早期的創業者更有遠見，他們在浦東大道141號簡陋的辦公室里掛了一句標語，“站在地球儀旁思考浦東開發”。

當然最有遠見的，還是那位勇敢而智慧的老人。1990年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說：“深圳是面對香港的，珠海是面對澳門的，廈門是面對臺灣的，浦東就不一樣了，浦東面對的是太平洋，是歐美，是全世界。”

04 必須勝利，沒有退路

從開放角度談了對浦東的感受后，我來回答第一個問題：怎么看待深圳特區40年和浦東開發開放30年？

每一種成功都有相通的邏輯，也有不一樣的滋味。談到深圳，馬上會想到一張白紙上的神奇畫卷、移民文化、創新與企業家精神、市場化與民營化等等。我在浦東采訪，也有不少人提到深圳企業的創新活力更強。

做了大量閱讀和調研后，我覺得深圳和浦東一開始的歷史定位是有所不同的。

兩地都是排頭兵、探路者，但浦東的責任更大，機會成本高很多，約束也更多。相比深圳，浦東是在多目標、多約束之下尋找最優解。浦東光鮮的一面，國家給了多少先行先試政策的一面，很容易被看到，但浦東肩負重大責任的艱難、困難、為難的一面，則常常被忽略。

深圳最初的定位是“殺出一條血路來”，在一個邊邊角角的小地方做“試管”試驗，誰都沒有必勝把握，萬一搞不好“割掉”就是了。即使當時最有改革雄心者如袁庚，1979年1月向李先念匯報時，面對李先念在地圖上畫出的七八十平方公里，嚇了一跳，說“我怎么敢要這么多”，于是李先念用紅鉛筆勾出一個小小的半島，即后來的蛇口工業區。袁庚曾說：“蛇口工業區2.14平方公里，相對于全國960萬平方公里來說，不過九牛一毛。若改革成功，對全國來說很有意義，但若是失敗，也無傷大局。試驗遇到挫折也無關宗旨，中央放心讓我們探索，先行一步，我們也比較有膽量去進行各種富有挑戰性的試驗。”

在某種意義上，深圳特區的探索是有高容錯性的，錯了不要緊，“無傷大局”。這樣就可以放膽去試，什么都可以試一下。試出了新天地。

回到浦東。浦東開發開放不是無傷大局，而是攸關大局。

浦東的故事其實是上海的新故事。上海一直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城市，計劃經濟時代上交國家的財政收入占全國1/6，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1/8，外貿出口占全國1/3。上海是不能輕易動的，牽一發動全身。盡管上海由于“多上交，少積累”，80年代的經濟增速已慢于全國平均水平，有人形容上海“像一個進入晚年的老頭，老態龍鐘，精疲力竭”，但真要把上海拿出來，下決心脫胎換骨改革創新，依然很不容易。萬一不成呢？

1990年代中國決定打出上海這張王牌時，浦東的開發開放至少被賦予了四重責任：

一是事關中國在當時嚴峻的國際形勢下的發展方向；二是事關中國自身的發展動力，用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話，“開發浦東，這個影響就大了，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系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三是事關中國能不能真正突破計劃經濟體制，探索出市場經濟的新體制；四是事關社會主義制度的生命力，中國打破計劃經濟堡壘并不等于放棄有為政府，中國也不可能允許上海為了市場化創新，可以以犧牲秩序、承受混亂為代價。

有句話叫“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國家給上海足夠高的定位和期許，必然加上足夠多的要求。不是要上海“闖紅燈”，是要為中國探索新的信號燈系統。

因為是王牌，后面沒有比王牌更大的牌了，所以上海必須勝利，沒有退路。也只有浦東的探索成功了，上海東西聯動也成功了，中國的很多方向性改革開放探索才會真正一錘定音。

05 多約束條件下的最優解

我在看資料時發現，浦東開發一直是，一邊大講創新，一邊用“一流的紀律來加以約束”。

很早就設置的三條“高壓線”是：任何領導干部，個人不準擅自決定對具體項目的政策優惠；個人不準決定工程發包；不準在征地、動拆遷中利用職權為親屬好友從中獲利。

還有兩道“防火墻”是：任何國有開發公司負責人不準擅自決定公司的資金拆借，不準擅自以公司名義為他人做資金擔保。與此相關的涉及到建設工程營造交易、社會資源配置、政府采購的制度，浦東建立的都很早。

中央給浦東很多試驗權，浦東必須對得起這種信任。

1990年9月，海關總署頒布文件，全國首個保稅區——上海外高橋保稅區正式命名。保稅區建設從1991年啟動，臨近驗收時，分管副市長趙啟正提醒說：你們還是讓海關提前來預驗收一下吧。結果發現了一個問題。

保稅區是海關監管區，“境內關外”是以鐵絲網為界，而鐵絲網的高度規定為3米。開建時以當時的楊高路為基準，楊高路海拔標高為4.2米，以此為標高修建鐵絲網。結果到1992年海關驗收時，新的楊高路建成，標高為4.5米，這導致鐵絲網比要求矮了30厘米。預驗收時，海關問：怎么矮了30厘米？

其實少30厘米人也是爬不過來的，但與國家規定比就有了缺陷。上海方面不是去變通，去做工作，而是保證一周內堅決改正。一周后，果真將鐵絲網基礎拔高了30厘米。“隔離設施都建得這么認真，以后對國家的法規執行也會同樣認真。這反映了上海對國家規定、海關規定不折不扣地執行，讓國家放心，上海的保稅區不是走私區，是海關的監管區。”趙啟正說。

1992年3月10日，外高橋保稅區通過了由海關總署和上海海關組成的驗收小組會同上海市政府浦東開發辦的驗收，正式啟用。

高壓線，防火墻，鐵絲網，聽起來都是約束和限制，但卻是浦東開發開放能夠成功、并贏得更多國家任務的必要前提。

高標準，低容錯；多約束，少擦邊；要求嚴，機會成本高；重增量，也重存量；講大膽創新，也講嚴肅紀律。浦東在這樣的環境中創出了偉業，在多約束條件下實現了最優解，也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更有說服力，更能向全國推廣。

06 闖與創

我要回答的第二個問題是：浦東有很多特殊政策，內地怎么辦？

浦東的確有特殊性，有幾十個全國第一，如第一個國家新區，第一個金融貿易區（陸家嘴），第一個保稅區（外高橋），第一個以“出口加工區”命名的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金橋），第一個自貿區。

浦東開發開放之初中央給予了十條政策，如15%企業所得稅、10年期兩免三減半；區內自用物資免進口關稅、增值稅；外資搞基礎設施，所得稅五免五減半；外資可辦銀行及分行、財務公司；區內中資企業也可減免所得稅；區內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50年至70年；新增財稅留給浦東新區，等等。加上后來允許浦東進行證券交易市場探索，中央給的政策可謂豐厚，用朱镕基的話就是，“新區新區，不叫特區，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區還特”。

但要把浦東的成果都歸結為優惠政策，則大為偏頗。

一是浦東的政策，別的地方也都迅速借鑒，或“跑部前進”要政策。且越往后，中央對浦東的要求越是制度創新高地，而非優惠政策洼地。

二是市場經濟是搶的經濟，不是計劃經濟下，給誰一個政策就可以獨占。說是金融中心，全國宣布要搞金融中心的城市有幾十個。說是航運中心，寧波港的總吞吐量就比上海港要高；說是貿易中心，廣東、浙江、江蘇、山東的內外貿都很強；更不用說投資項目，上海就是周圍城市的招商大本營，大家都來搶。而上海作為老大哥，國家戰略承載區，總不太好意思跟大家去搶，覺得那樣風格太低。

在某種程度上，對浦東的要求都是中心化的目標，而資源的配置是分布式的。

浦東靠什么？歸根結底只能靠制度創新，靠環境建設，靠聚集人才。這種高質量、高水平的闖與創的精神最值得內地學習。

舉一個例子。國務院宣布浦東開發開放后，上海決策先行啟動陸家嘴、金橋、外高橋三個功能區，要求抓緊組建三家開發公司，開展“七通一平”等工作。但三家公司沒錢，也沒地。當時上海的土地已由過去的劃撥轉為批租，要拿錢買地。買地要多少錢？以外高橋為例，市里出讓給外高橋開發公司4平方公里土地，60元/平方米，要2.4億元。找財政，財政也沒錢。

“窮則思變”，保稅區辦公樓里一張不起眼的記賬憑證觸發了靈感。能不能以支票背書的方式，實現“資金空轉、土地實轉”？市財政局按土地出讓價格開出支票給開發公司，作為政府對企業的資本投入并由工商局驗證；開發公司再將支票背書付給市土地局，簽訂土地使用權的出讓合同并經工商局驗證；市土地局出讓土地使用權后，將從開發公司得到的背書支票全部上繳市財政局，市財政局將土地收入的千分之四歸中央，上繳給國家財政。通俗地說，就是政府、銀行、公司在支票上同時背書，如此一來，各個環節就走通了。

外高橋就是靠“空轉”來的2.4億元起步，將“生地”轉化為“熟地”，通過不斷地投入開發，進入土地二級市場，并運用轉讓收入進行再投入、再轉讓，直到區域建成。這成為當時的一種基本開發模式。“資金空轉、土地實轉”的創新很快被長三角其他區域借鑒，推動了各地開發區和工業園區的高速發展。

07 高占位，低身段

我在采訪中發現，浦東開發開放的創新，既有自上而下的安排，更多是在自下而上的具體實踐中，秉承問題導向和服務導向的探索結果。

比如以前國際化妝品公司進口一款產品大概需要2到6個月，對于季節性產品來說實在太長了。在上海自貿區保稅片區，通過“證照分離”改革，2017年3月浦東率先啟動“非特殊用途化妝品備案管理試點”，從審批管理調整為備案管理，進口化妝品進入中國市場的時間一下子縮短到5個工作日，像圣誕禮盒就可以做到全球同步上市。歐萊雅公司舉例說，他們旗下的一款清潔面膜，從運出原產國開始，中國區的市場部門走申報流程，化妝品運到關口，備案文件已經到手。

又如全球多家著名生物醫藥企業都在張江落戶。生物制品是風險較大的物品，價值高，需要冷鏈運輸，對通關的速度要求特別高。浦東的檢驗檢疫部門通過建立信息化數據庫，幫助企業無紙化申報，以往此類物品從空運抵滬到交付到用戶手中要一兩個月，現在只要四五天。

2014年浦東新區市場監督管理局正式運行，將過去的工商、質監、食藥監三局合一，也是因為企業端的倒逼。在超市，過去一到“六一”質監和工商都來抽檢童車的產品質量，如果各自都拿回去兩輛檢查，小的超市存貨可能就不夠了。一瓶去痘洗面奶，包裝盒上的生產許可證由質監監管，清洗療效和營養成分屬于食藥監范疇，洗面奶有沒有涉嫌虛假宣傳歸工商局管。“三合一”后，超市方便多了，監管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最近浦東正在積極推動審批成本趨零化，進一步探索“一業一證”試點，將改革著眼點從“以部門為中心”的單個事項改革，轉向“以企業為中心”，把一個行業準入涉及的多個審批事項整合為一張“行業綜合許可證”，一次辦完。比如過去開賓館不僅要辦特種行業許可證、公共衛生許可證、食品經營許可證，還要拿到消防檢查的相應證書，每辦一張證都要排隊、填表，前前后后至少兩三個月，企業要組織專門的班子去辦。“一業一證”改革后，魯能集團剛好要把中國首家JW萬豪侯爵酒店開到浦東，只花兩周多就走完了辦證歷程，以后辦證只要一個工作人員就可以了。

上海正在全力推進“一網通辦”政務服務，就是將面向企業和群眾的所有線上線下服務事項，逐步做到“一網受理、只跑一次、一次辦成”。浦東是改革先行區，已實現327項涉企事項全覆蓋，其中“全程網上辦理、不見面審批”占53%，“線下窗口只跑一次”占47%。

浦東新區企業服務中心有一個“找茬窗口”。企業在辦事過程中遇到任何問題和困難，或對政府服務有任何意見和建議，都可以來這個窗口“找茬”。浦東的各個窗口單位沒有“否決權”，對不屬于本部門的事項不設障礙設路標，引導企業找對路；對不符合申請條件的事項，不打回票打清單，告知企業怎么辦；對法律法規不明確的事項，不給否決給路徑，與企業一起研究監管新模式……這場“只說YES不說NO”的窗口無否決權改革，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新注腳。

浦東的占位很高，但從新區到街道、社區，都能降低身段，俯下身傾聽基層的意見。很多改革并不是基于宏大口號，而是基于設身處地的同理心。

08結語

我在這篇文章里并沒有去寫浦東具體的經濟成果，比如陸家嘴285幢商務樓宇中的稅收億元樓就有102幢，稅收超10億元樓有30幢，超50億元樓有4幢。

我也沒有寫浦東的企業家。很多人覺得浦東是跨國公司和央企、國企的天下，其實最近十幾年浦東的民企蔚然而起。今年7月22日科創板一周年，當時科創板有130家上市企業，上海有19家，9家來自張江。國家每批準3個一類新藥，就有一個來自張江。

張江現在有400多家生物醫藥企業，大部分都是民企。我有一次坐飛機和鄰座聊天，他講到自己在張江還很荒蕪時就到這里創業，見證了張江醫藥醫療產業的發展，臨別時加微信，才知道他叫常兆華，是微創醫療的創始人，從國外回國創業。我有很多校友在藥明康德，其創始人李革也是留學歸來到浦東創業的。

有好環境，不出企業家才怪。在未來的高新經濟中，上海企業家、浦東企業家會一批批地涌現，中國企業家群落出現多個類型的上海部落，將是大概率的趨勢。

我在這篇文章中所寫的浦東，是開放社會的朋友，是良序善治的標桿，是制度創新的推手。這些價值才是浦東最寶貴的社會資本，也是支撐浦東下一個30年的堅實根基。

30年前，浦東承擔了一個天命（calling）。但天命不是天定（destiny），天命的實現靠人為。浦東的30年，依靠一代代人的努力，沒有辜負天地人的所有希望。

深圳是中國的驚喜，有點意外。浦東是中國的欣慰，大任堪當，沒有選錯。

未來30年，40年，希望它們繼續比翼齊飛，各擅其勝，舍我其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