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圓方你怎么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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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的這個時候,我曾經對于未來幾年的經濟,財政,金融政策有過一個猜想。面對疫情后國內消費需要修復的需要,疊加全球需求的下降,再考慮到整體地方債的壓力:中國政府很大概率采取寬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對過去積累的結構性矛盾,進行一次出清,相對平穩的渡過這次債務周期。這個其實也符合自己當年讀達里歐,債務周期的最后兩個階段,最優的應對方式。債務周期共有七個階段:早期階段,泡沫階段,頂部,蕭條階段,和諧去杠桿階段,推繩子階段,正常化階段。在“和諧去杠桿階段”,政府會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控讓收入的增長高于債務的增長,同時努力不印鈔導致貨幣貶值……而在“推繩子階段”,政府會進行一些調控政策來鼓勵人們投資發展經濟比如:降息,量化寬松,提供資金等貨幣政策鼓勵人們貸款消費投資……之后,才會慢慢的回復正常。但是直到今年,雖然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開始加力,但是市場面感受到“寬松”似乎始終沒有來,這是為什么呢?從美國去年開始叫喚的降息,一直到今天都還沒有降。而美國不開始降息,我們是不太會采取“實質性”的大規模的經濟寬松政策。(要不然放出來的錢,都跑到美國去了,匯率承壓更嚴重)。除此以外,另一個容易被忽視的方面,或許也跟今天的政策制定者,青年時期大多處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有關。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政策方針還很不成熟,多干快上,出現投資過熱。當時,中央從國外大規模引進設備,僅1978年一年,就同外國簽訂了22個大型項目,金額高達78億美元,并且還有50億美元的意向沒有簽訂完成,而1978年我國的財政收入才不過1132億元。在財政收入有限的情況下,投資和民生支出增長過快,導致財政入不敷出,出現了嚴重的財政赤字。央行為了解決財政赤字,大量發行貨幣,貨幣供應量M0從1978年的212億元擴張到1980年的346.2億元,上漲了63.3%。過量的貨幣發行必定會引起通貨膨脹,CPI物價指數從1978年的0.7%上漲到1980年的7.5%。1984年,中央政府提倡加快改革,建設“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地方政府響應號召,擴大投資規模,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從1983年的16.2%上漲到1985年的38.8%;而1984年的貨幣供應量M2比1983年新增1071億元。過快的社會投資引起社會總需求過旺。同年,國務院決定實行工資改革,使得居民實際收入大幅上揚。社會投資增長以及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通貨膨脹再次出現,CPI價格指數從1984年的2.7%上漲到1985年的9.3%。1987年,中央為了理順價格機制,提出“價格闖關”。1988年上半年放開肉、蛋、菜、糖價格,7月底,又放開名煙、酒價格,名煙酒價格一下上漲5至10倍。改革需要穩定的經濟增長環境,為了使經濟保持較高的增速,緊縮的政策開始松動,貨幣供應M0同比增速從1987年的19.4%上漲至1988年的46.7%,1988年CPI物價指數一下暴漲至18.8%。可以說,整個八十年代中國的經濟就是一個和“通脹”戰斗的過程。而通脹帶來的不僅僅是物價上漲。還疊加更多的社會問題,八十年代后期的幾次“社會問題”,想來都和大規模的通脹是分不開的。今天,中國大多數的政策制定者,在八十年代,都還在擔任基層領導。他們親身經歷這幾次通脹的沖擊,也切身體會到了通脹的“危險”。所以即便中國今天的工業生產力和八十年代相比,提升了大概有三十到五十倍(按絕對值),如果考慮到物價不變的情況下,生產力提升至少也有十五到二十倍。中國現在的問題,和之前不同,已經不是生產能力不足,而是消費能力不足。但是,對于印象中通脹的恐慌,可能依然比當下通縮的威脅更能夠左右中國的經濟政策。
要著力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特別是系統性風險。金融監管要“長牙帶刺”、有棱有角,關鍵在于金融監管部門和行業主管部門要明確責任,加強協作配合。在市場準入、審慎監管、行為監管等各個環節,都要嚴格執法,實現金融監管橫向到邊、縱向到底。
——2024年1月16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