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和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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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4年的新年演講上，我說：“轉軌國家，一定要在中產、企業家、知識精英和技術官僚大批崛起，以及年輕人特別旺盛的時期，完成關鍵轉型”。

不少社友對這句話頗有感觸，這篇文章我展開來講。

很多人分析老齡化少子化的風險，比如消費下降、創新活力不足、養老負擔和債務壓力等等，這些觀點固然沒大問題，但對于一個轉軌國家來說，老齡化少子化的最大風險，不是經濟挑戰，而是無法、難以完成國家轉型。

本文不是嚴謹的推理文章，而是經驗式的探索文章，探討人口變量與國家轉型的關系。

本文邏輯

一、俄國的人口危機與國家困境

二、韓國的漢江一代與國家跨越

三、越南的人口結構與國家前途

【正文6500字，閱讀時間15'，感謝分享】

01

國家困境

俄國的人口危機

什么是轉軌/轉型國家？

英國、法國、美國等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屬于最早探索國家現代化之路的領先國家，日本、韓國、俄羅斯、馬來西亞、印度、越南等新興國家，屬于跟隨國家現代化之路的轉軌國家。

國家轉軌，主要指從傳統國家轉向現代化國家，具體來說，從王權政治、威權政治轉向民主政治、憲法政治，從農業經濟、計劃經濟轉向工業經濟、市場經濟，從等級社會轉向公民社會，意識形態上轉向民主、自由、平等、人權與法治。

俄羅斯是一個典型的轉軌國家。1991年蘇聯解體，俄羅斯從蘇聯體中脫離出來成為一個新的國家，從而開啟現代化轉型之路，政治上轉向民主政治，經濟上轉向市場經濟。

但是，之后30多年，俄羅斯經濟并未如中國一樣借著全球化和互聯網的浪潮快速崛起。相反，期間，俄羅斯爆發了國家主權債務危機、盧布危機，經濟越來越依賴石油出口。在近十年的兩次戰爭中，俄羅斯逐漸被歐美國家經濟封鎖、政治孤立，與歐洲石油產業鏈硬脫鉤，如今幾近從全球化市場和國際政治舞臺中脫離。

俄羅斯的市場經濟為什么失敗？

經濟學家從不同角度解釋俄羅斯的經濟或國家困境，比如俄羅斯休克療法的改革失敗，“資源詛咒”，國內政治腐敗，在國際政治上的關鍵失誤，等等。

實際上，俄羅斯市場經濟的失敗，根本上來說是國家轉型的失敗。俄羅斯的國家轉型為何失敗？

在很多人的觀念中，只要打開國門，外資與技術源源不斷地流入，經濟自然快速增長。過去30多年，中國連續高增長其實有幾分幸運。俄羅斯打開國門，經濟并未如愿持續增長，甚至與國際市場漸行漸遠。這是為何？

人，是最根本的因素，尤其對轉軌國家而言。

俄羅斯國家轉型失敗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只講人口的因素。

很少人關注到，俄羅斯在成立之初，其生育率已經跌到非常低的水平，甚至低于當時的日本。俄羅斯生育率從1987年的2.22快速下降，到1993年跌到1.39，低于中國1.69，低于韓國的1.65，低于日本的1.46。從1993年到2007年，俄羅斯的生育率都低于1.5。

俄羅斯生育率低導致少子化，14歲以下人口比重從成立之初的22%下降到2007年的14%左右，到2022年回升至16.9%。從1992年到2012年，俄羅斯的14歲以下人口比重都低于中國、韓國，稍微高于日本。

俄羅斯老齡化的程度要比想象中更重，進入老齡化的時間比很多國家都早。從1993年到2018年，俄羅斯的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12%，比韓國、中國的老齡化程度更高。從1992年到2010年左右，俄羅斯的年齡中位數持續上升，長期高于韓國、中國。

近些年，俄羅斯老齡化程度被韓國趕超、被中國緊逼，主要原因是除了后者老齡化加速外，俄羅斯的人均預期壽命低、增長緩慢。根據俄羅斯聯邦統計局的數據，2021年，俄羅斯人的平均預期壽命為70.06歲，低于世界平均值，其中男性壽命僅為65.51歲，遠低于中國、韓國的水平。

老齡化少子化給俄羅斯國家轉軌帶來哪些問題？

首先是路徑依賴。

在俄羅斯之前，蘇聯實行了五六十年的嚴格計劃經濟，對經濟系統進行條條塊塊管理，扼殺了一切經濟自由、創新與冒險精神。90年代，俄羅斯打開國門引入市場經濟時，接受計劃經濟嚴格訓練的幾代俄羅斯人形成了路徑依賴，習慣了吃公家、磨洋工與搭便車，排斥市場與競爭。

在中國，計劃經濟的實施程度遠低于蘇聯，廣大農村尤其是南方農村，并未嚴格納入計劃經濟的范疇。某種程度上說，這些并未受到任何計劃經濟好處的農民渴望突破這種體系。改革開放后，他們大膽涌入城市打工、做手工業、做貿易，東南地區的農民是最早擁抱市場經濟的群體。相反，那些受到計劃經濟嚴格保護的地區，搭便車與官僚主義盛行，市場經濟發展緩慢，年輕人紛紛外流。

在國家轉軌期間，中國人口出生率依然很高，新一代的70后、80后，每年新增規模超過2000萬人，他們更少計劃經濟的包袱，積極擁抱市場，敢于參與競爭。而俄羅斯新增人口少，沒有足夠的新生力量突破路徑依賴，最終走向資源依賴型經濟。

其次是開放不足。

什么推動轉軌國家打開國門？美元和技術。

但是，并非所有的國家都有能力換取美元和技術。靠的是比較優勢，主要是廉價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

中國靠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吸引外資和技術進入，發展出口制造業，賺取了大量的外匯，相比俄羅斯更高程度地融入國際市場。換言之，大量的青年人口是吸引外資和技術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動國門開放的核心力量。

俄羅斯缺乏足夠的青年人口發展出口制造業，他們靠出口石油賺取外匯。嚴格上來說，這無可厚非。但對于轉軌國家來說，這種開放格局是不穩定的。如果以外貿就業人口占比來衡量，俄羅斯的對外開放程度遠低于中國。這使得中國必須保持對外開放，維護貿易關系的穩定，而俄羅斯容易關上國門或被關上國門。由于戰爭容易推動油價上漲，這種資源型國家對和平貿易維護力度不強。所以，一旦勞動力人口下降，對外依賴度可能下降，開放程度也容易降低。

最后是改革疲弱。

胡適說，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同理，國家現代化轉型不可能靠一群抱殘守缺的人。

俄羅斯在90年代就引入了民主選舉，但投票人中老一代人居多，新一代年輕人少，他們多數人對現代化和國際社會的規則理解不足。這些人如何正確選擇根本上決定了國家的前途，而非民主制度。

就大眾而言，思想的進步，不靠教育，靠迭代。在國家轉軌過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是推動觀念與社會改革的重要力量。老一代人只會罵國民性，新一代人更敢直面問題。老一代人有資產，沉沒成本高，最怕不穩定性，新一代人沒有包袱更敢表達訴求、推動改革。

當然，下一代未必比上一代更開放，但沒有足夠多的下一代，國家轉軌難以成功。

02

國家跨越

韓國的漢江一代

韓國是一個轉軌成功的典型國家。

作為轉軌國家，韓國的歷程幾乎是完美的：引入外資、出口制造業、經濟起飛、政治改革、應對金融危機、經濟平緩降落、躋身發達經濟體（收入與技術）、福利社會構建、實現國家現代化。這個國家轉軌的每一步，都與人口形勢完美契合。

韓國獨立于李承晚，興起于樸正熙。

1961年，軍人出身的樸正熙發動政變，推翻了李承晚建立的政權。在當時美蘇爭霸的大格局下，樸正熙政府吸收了來自美國的援助紅利，同時在日美貿易戰中左右逢源。

1965年，在美國的撮合下，日韓經過七輪談判最終實現外交正常化。日韓簽署了“日韓請求權協定”。根據這一協定，日本向韓國提供5億美元經濟援助。

1969年，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盡顯疲態，尼克松政府在關島提出了美在東亞的新政策，即關島主義。尼克松希望緩和東亞局勢，與日結成“伙伴關系”，帶上韓國，拉攏中國，共同制衡蘇聯。

1973年1月，樸正熙在新年記者招待會上發表了“重工業化宣言”，宣稱韓國在1980年代初人均國民收入將達到1000美元。同月31日，樸正熙聽取了經濟第二首席秘書官吳源哲的報告，報告指出，要改造工業結構，擴大工業基礎；發展化學工業、造船、機械工業；引進新技術，建設大型工廠。樸正熙指示，要大力引入外資和技術。

同時，樸正熙的秘書長金正濂和重化工業企劃團長吳源哲提出，各領域選定一兩個私人企業，在選址、公路、資金等方面給予全力支持。這就是韓國財閥經濟的開端。

樸正熙政府的金融機構大力支持財閥集團。70年代，現代、三星、LG、SK等大財閥獲得的金融機構貸款，一度超過韓國信貸總量的70%。1970-1975年，現代、大宇和雙龍的增長速度分別達到33%、35%和34%。

七八十年代，美國對日本的家電、半導體及電子產業發起貿易調查，韓國三星、LG、現代以及大宇四大財閥，抓住了這次產業轉移和貿易替代的歷史性機遇，主動吸收、模仿日美技術，加強對設備及人才的投資，韓國的電子產業卻快速崛起，并成為首屈一指的主導產業。

在樸正熙時代，韓國經濟騰飛與財閥深度捆綁。1979年，韓國GDP從1962年的全球第101位躍居到第49位；人均GDP從1965年的108美元躍升至1783美元。1980年，韓國前十大財閥營收的GDP占比已達48.1%，財閥根深葉茂，富可敵國。

就在韓國經濟騰飛的1979年，執掌青瓦臺達18年之久的樸正熙被其心腹、中央情報部部長金載圭槍殺。

樸正熙突然被刺殺，韓國何去何從？

樸正熙死后，陸軍中將全斗煥發動政變奪權，全斗煥、盧泰愚先后執掌韓國。這兩位都曾經是樸正熙的警衛，他們掌權后依然按照樸正熙的經濟思路往前走。

在警衛執政時代，韓國經濟和財閥經濟繼續高歌猛進，創造了震驚世界的“漢江奇跡”。韓國人均GDP從1980年的1715美元增加至1989年的5817美元，1992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為1963年的9倍。

但是，“漢江奇跡”的底色依然是威權政府支撐的財閥資本主義。早在1972年，樸正熙頒布維新憲法，禁止一切政黨及全體國民的政治活動，實施新聞審查，推行維新體制。維新憲法發布后，高麗大學學生爆發示威游行運動，樸正熙派軍隊鎮壓反抗，逮捕學生，不經過法院直接判刑。

“強人”政府倒臺后，韓國維新體制與自由市場的矛盾愈演愈烈。這是國家轉軌中最重要的一道坎。

樸正熙被刺殺后，韓國民主化運動乘機興起，一度出現“漢城之春”。金大中、金泳三率領民主人士發表《促進民主化國民宣言》，引爆大規模的示威運動，要求全斗煥下臺。

1980年5月，全斗煥宣布緊急戒嚴令，禁止一切政治活動，逮捕了金大中、金泳三等人，造成4000多人傷亡。這就是著名的光州事件。

盡管經濟持續增長，但樸正熙和全斗煥政府都面臨政權合法性的挑戰。為了強化民族認同感和國家榮耀，全斗煥決定舉辦1988年漢城奧運會。但是，令他沒想到的是，漢城奧運會給了韓國民主化運動千載難逢的契機。

1987年6月，因漢城大學學生樸鍾哲被拷打致死事件，韓國再度掀起民主化運動的高潮。國際媒體高度關注，國際奧委會發出取消韓國奧運主辦權的警告，以施壓全斗煥政府。全斗煥不得不退居幕后，推舉盧泰愚出面平息事端。

6月29日，退無可退的盧泰愚面對記者們宣布一系列妥協措施。其中包括修改憲法，實行總統直接選舉制；赦免金大中；保障民權；主張言論自由。這就是八點民主化宣言（六二九特別宣言）。

1988年，漢城奧運會如期召開。這一年，韓國憲法修訂，規定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漢城奧運會改變了韓國的國運，韓國成功跨越了格林尼治時間。

1992年大選，金泳三當選總統。這次大選具有標志性意義。金泳三是韓國第一位非軍人總統，是民主化運動的勝利。金泳三上臺后徹查了全斗煥和盧泰愚時期的政治資金問題，將全盧二人投入大牢。從此，韓國平民勢力與財閥勢力在總統舞臺上赤裸交鋒，血腥爭斗，一次次上演“青瓦臺詛咒”。

同時，金泳三政府推動韓國經濟全球化，逐步開放金融市場，加入經合組織（OECD）；廢除了“經濟計劃”，推動財閥資本主義轉向市場化、全球化。

復盤韓國的國家轉軌，每一步的時間節點踩得都非常準。1979年，如果樸正熙沒有被刺殺，1988年即便召開漢城奧運會，韓國大概率不可能走向民主政治。如果韓國沒有走向民選政府，1998年韓國大概率破產。

1998年，受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韓國經濟下跌5.13%，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達到歷史最高點的110%，違約企業數量高達22828家。危險的是，外匯儲備只有50億美元，而短期外債高達583.7億美元，外匯市場岌岌可危。

韓國政府緊急地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尋求援助。不過，后者開出的條件是，改革財閥體系，整頓金融系統，開放外商投資。

所幸的是，金泳三下臺后，又一平民總統上臺。當時金大中總統承諾實施自由化、國際化改革。IMF給韓國政府提供了570億美元一攬子貸款，將韓國從破產的邊緣拉了回來。

金大中政府修改了金融法案，清理整頓了600家金融機構，關閉了11家自有資本率不到8%的銀行；禁止財閥旗下公司之間相互提供貸款擔保；注入公共資金，幫助金融系統排毒；切斷政府對商業銀行的信貸干預；開放金融市場，實施外匯交易自由化。

從六七年代到現在，在韓國人口紅利時代，發展出口制造業積累財富；在經濟與人口巔峰，完成了國家現代化的關鍵一步；在金融危機時期，民選政府拯救了國家；在經濟減速時期，民選政府跟財閥斗爭，完成了經濟結構改革；在老齡化時代，構建了社會福利制度；在低增長時代，躋身了全球發達經濟體行列。

其實，國家轉型的機會，不是什么時候都有的，關鍵一步就在一兩代人身上。韓國六七十年代經濟快速增長，韓國生育率在3%以上，大批青年、知識精英、中產、企業家成長起來，我稱他們為“漢江一代”。他們在1988年推動了政治改革，完成了韓國現代化國家的關鍵一步。今天，韓國出生率滑入極低水平，老齡化程度高，如果韓國一直沒有完成政治改革，未來的韓國也難以實現國家轉軌。

轉軌國家的關鍵一步，應該也只能落到“漢江一代”身上。

03

國家前途

越南的人口結構

俄羅斯與越南，你更看好哪個國家？

可能多數人的回答是：越南。

為什么？

人口鼎盛且走向開放的越南，給人感覺更有希望。

在中國提出改革開放8年之后，即1986年12月，越六大召開，正式提出革新開放的國策，主張發展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政策。

但是，最初十年，越南高層就發展路線斗爭激烈，越南的革新開放之路推進緩慢且反復。整個90年代，被越南稱為“保衛社會主義的十年”，經濟發展受意識形態及政治博弈牽絆。

2001年4月越九大召開，農德孟取代黎可漂當選為中央總書記。這是一個關鍵轉折點。

農德孟放棄了以前的錯誤政策，采取政治與經濟協同改革、同步推進的政策，加大了政治革新，將國家的重心撥回到經濟發展上。

農德孟執政這十年，越南的經濟戰略是發展外向型經濟。越南確定了三大外交目標：積極融入國際秩序、發展大國關系和發展周邊關系。

成功而實用的外交政策，是越南經濟快速發展的關鍵。2006年，越南出臺了《投資法》，宣布對國內與外商投資實施統一管理，取消了此前《外國投資法》的諸多限制，進一步開放了市場。這一年，越南成功加入WTO。2007年，越南非國有經濟的增速開始超過國有部門，市場活力開始釋放，私有企業及外商投資逐漸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在21世紀頭十年，越南經濟增長保持了6%左右的增速。這個增速，在亞洲國家長期位列前三甲，繼中國、印度之后。2001年越南人均GDP只有388美元，但2008年已達到1024美元，不到十年便擺脫了低收入國家的帽子。

2011年阮富仲當選越共中央總書記后，越南上下都將精力聚集于經濟發展以及對外開放。

2015年，為了進一步融入國際秩序，適應TPP等國際貿易及投資規則，越南對投資法進行了較大范圍的補充修改，出臺了新的《投資法》。新的投資法對外商投資給予更大的優惠。

2018年，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后，越南加大了開放步伐，同時加強了與美國、中國的經貿合作。次年，《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CPTPP）在越南正式生效，越南對外貿易又獲得了更為廣闊的發展機遇。

目前，越南給人的感覺像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充滿著渴望與希望。

這個國家擁有9300萬人左右，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由于長期戰亂的原因，越南在1980年代初只有5000多萬人，其中男性偏少。到了八九十年代，越南迎來嬰兒潮，人口大規模增長。

越南擁有5400多萬青壯年勞動力，其中大部分為二三十歲的八零后、九零后。2017年的預估數據顯示，越南的人口中位數年齡僅有30.5歲，而且生育率依然保持在2%以上。所以，越南的人口結構非常優質，大量的青年人口是越南發展外向型經濟以及加工制造業的重要優勢。

目前，越南的制造業以貿易出口為導向。從進出口品類可以看出，越南主要發展勞動密集型工業，充分發揮其廉價勞動力的天然稟賦優勢。出口品主要包括機械設備及配件、電子產品及配件、紡織、鞋類、水產。越南第一大出口國是美國，第一大進口國是中國。

最近20年，越南的經濟成果令人矚目，經濟增速都維持在5%-10%，成為經濟增長最快的、最穩定的新興國家之一。2019年，越南政府提出了越南2045年的國家愿景，即在獨立100周年之際，越南發展成為高收入發達國家。

越南能否成為下一個韓國？

從產業轉移的角度，越南具備這樣的機遇。中美特殊關系定然會持續多年，甚至十幾二十年，這對越南來說是極佳的發展機遇。中美兩個大國的貿易博弈必然促進全球產業鏈重組以及產業遷移，與泰國、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等相比，越南更具備產業承接的優勢，尤其是勞動力優勢。

但是，最關鍵的是，越南能否在經濟高速增長、年輕人最為鼎盛、企業家與知識精英大批崛起的時期，抓住機會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關鍵一躍。

越南，南方經濟實力強，北方政治力量強，二者存在一定的制衡與博弈，未來存在不確定性。

如果無法實現這一個關鍵跨越，越南難以將經濟增長帶來的大部分財富落到家庭部門，貧富差距擴大，經濟內生增長動力衰退，還可能伴隨著老齡化風險和債務風險，同時外部貿易沖突、國家間沖突也將增加，與國家現代化、經濟全球化漸行漸遠。

在國家轉軌的歷史上，經濟和政治的組合是決定國家命運的關鍵。福澤諭吉給出的順序是：第一是人心的改變，即思想啟蒙；第二是制度的改變，即政治改革；第三才是器物與經濟的改變，即經濟改革。

不過，弗里德曼的順序是：先有經濟自由，后有政治自由。他認為，經濟自由可以分散政治權力，進而推動政治改革。

福澤諭吉的道路是根本性的道路，也是更艱難風險更高的道路。弗里德曼的道路是門檻更低的道路，當順道走完后，留下的定然是反復曲折的道路。

很多人都清楚通往彼岸的道路，卻難以抵達。這是這個時代的集體行動的困境。

最后，本文不是催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