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2024兩個美國對決，將影響世界四年還是四十年
編者按：距離2024美國大選越來越近，這場選舉是一場特殊的選舉，它會對美國意味著什么、留下一些什么，顯得很有意義。10月中旬，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外交學系系主任刁大明做客人大重陽“區域國別論壇第十三講”，用獨特的視角為我們全方位展現美國大選對美國政治未來的影響。現將演講實錄發布如下：
【文/刁大明】
兩個美國的對決、基本盤的對決
正因為特殊，這次選舉會留下什么就更有意義。一開始，很多人認為這是兩個總統的對決，一個現任總統，一個前任總統。從去年9月份到今年7月份一直是這個狀態，兩個總統對決就意味著兩個美國的對決。換句話說，兩個人都用了四年或者是將近四年的時間告訴世界，他如果當總統的話在內政外交意義上會做什么，會給這個世界帶來什么。這場選舉真的沒有像2008年這么有對不確定性的想象空間，因為2008年你真的不知道奧巴馬會做什么，但這場選舉真的知道這兩個人會做什么，而且確定性極強。
2016年投票日之前，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幾乎所有人都覺得是希拉里。但在一個民間智庫的會議上，我就說無論誰當選美國都會進入特朗普時代，這句話確實是應驗了，但卻留下了極大的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是很值得深究的。其背后的原因當然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美國表現得非常淋漓盡致，美國這樣一個深刻嵌入在世界秩序當中的國家的百年變局，當然也就深刻地牽動著世界的變局。
正因為此，各種政治生態交匯在同一個時間節點的選舉政治就表現得更為明確。兩個總統的對決就是兩個美國的對決，完全不同的兩個道路、兩個方向的對決，完全沒有想象空間的對決。即便換了哈里斯恐怕也還是如此，完全兩個不同版本的美國的對決。
刁大明教授 人大重陽
這是兩個美國的對決，也就是基本盤的對決，到目前為止我仍然這么認為。哈里斯7月21日獲得了機會，終于能走上前臺，對民主黨來說唯一的變化是什么呢？即便更換的話，其實還是一個基本盤之間的對決。哈里斯大概的作用不就是讓民主黨的基本盤更有效地動員出來嗎？現在哈里斯的支持率不到49.5%，但大家注意這個數字在歷史同期水平并不很高，并不足以勝選。
1932年到2020年，23次總統選舉，民主黨贏得的選舉是13次，平均獲得的選民票是52.6%，所以49.5%到底意味著什么？49.5%比歷史達標的差距已超越統計誤差了。同時期，那10次共和黨贏得的選舉，平均獲得的選民票是48.9%，反而距離特朗普現在的支持率差距更小。
特朗普要面對的歷史魔咒
這次大選讓人感受到了某種歷史重演的魔咒感。大家對克利夫蘭不陌生吧？可能因為特朗普所以更熟悉了。如果特朗普再次回到白宮的話，那么他就是美國歷史上第二次有這樣的殊榮的人。第一次就是克利夫蘭，1884年當選，1888年連任失敗，1892年再次回來再試再贏。但克利夫蘭留下了一個魔咒，對再想嘗試的特朗普可能就是個不小的問題。
對于克利夫蘭來說，他三次選舉都贏了選民票，唯一失敗的這次是贏了選民票輸了選舉人團票。換句話說，在聯邦政治上叱咤風云的8年里面，克利夫蘭始終在選民意義上占有更多的支持，他的失敗只是制度扭曲的結果。于是，1888年敗選之后，他有更多的勇氣再試一次。
20日特朗普在賓夕法尼亞州出席競選集會 視覺中國
如果基于這個歷史經驗，那特朗普要有多大的壓力啊？第一次選舉就被扭曲，第二次選舉又輸了選民票，有什么證據證明他第三次選舉會贏選民票呢？在過去8年里，他有明顯的選民票意義上的增長嗎？如果沒有，他又如何能贏呢？再被扭曲一次？美國歷史上2016年是第五次被扭曲，那意味著2024年會出現第六次被扭曲。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在理性意義上真的很難預測。所以這么看，特朗普怎么會贏呢？但是我們說一個總統的執政看民調，但選舉真的是看對手。
我們可以沒有任何的證據表明他在過去8年的選民票增長了，但這個跟他贏不贏其實沒有必然的聯系，因為極有可能出現一種情況：他沒有增長，他面對的對手更差。那個對手更沒有辦法有效地把該拿的票拿下來，那當然是贏的還是他。一個差、一個更差，最后還是差的贏。坦率來講，拜登在選舉期間就是這個狀態，該拿的票拿不下來。少數族裔、女性、年輕人不會投給特朗普，但真投不下拜登，哈里斯的出現改變了這個狀態，但是不是就足以改變到能贏？我們很難做這個判斷。
美國政治走向的風向標
這場選舉會對我們判斷美國未來一段時間的走向，美國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走向，會具有風向標的意義。主要的意義來自所謂政治周期的說法，我相信是有周期的，經濟學界是不是已經覺得周期是一個比較通常地理解相關現實的規律了？但美國政治的角度可能有一半人是認為有周期，一半人認為沒有周期，我仍舊執念地認為有周期。
周期需要節點，是一個什么節點呢？2016年在美國發生的是一次以選舉面目出現的社會運動，而特朗普就是借助這場社會運動登臺的，社會運動的成功就是當選。如果這個說法有意義的話，那2020是什么呢？如果2016是一場自下而上的反對華爾街、反對華盛頓精英的草根的、有民粹感的社會運動的話，那2020是不是一場自上而下的在疫情背景下對特朗普內政外交極端做法糾偏的精英行動？頗有這種感覺。
如果這樣判斷過去的8年的兩次選舉，那2024是什么？特別是在所謂的“二賽”或者現在所謂“準二賽”的意義上是什么？那就是過去8年左右美國政治的這兩股力量的一場總對決或者總清算，一定會有一個結果，而這個結果可能成為預示著美國政治未來一段時間邏輯的節點。
這是什么邏輯呢？特朗普的當選雖然有點意外，但事實上極有可能意味著一個舊周期的結束，一個自90年代開始的溫和自由派周期的結束。但沒有人會在2017年說2016年是周期結束，我們要再等下一個選舉或者是下一個標志性事件來不斷地累計證明發生了什么，所以我們要等2020。
但現實是，我們沒有等來決定2016年是什么的2020，而是疫情影響的2020。我在2020年的時候盡可能搜中文英文數據庫、論文庫找大規模的流行傳染病對于西方意義上的競爭性的選舉和投票行為意味著什么，好像很少有這樣的文獻，基本上不知道到底意味著什么。畢竟，1918年不是大選年。
1 2 3 下一頁 余下全文現在我開始寄希望于2024年大選的結果給出一個答案。如果特朗普當選的話，我恐怕會說2016開始的就是一個溫和保守派周期，而這個周期極有可能會在2030年代或者是2040年代持續進行，美國會進入一個共和黨相對穩定主導的狀態。
如果是哈里斯的話，那可能就意味著2016原本可能會開啟的周期會被再次地延宕，也可能我們會判斷2028意味著什么。如果2028還是民主黨，那就意味著從2016到2028這12年，有可能就是沒有任何明確政治主題的次周期，或者說半周期，就類似于《三體》里的“亂紀元”，它打破了基本節奏。
司法政治化是兩黨共同的癲狂
選舉剛開始的時候，大家就看到了圍繞特朗普展開的四個刑事起訴，民事的當然更多。當時，我們很多人都開始討論這些刑事起訴會不會影響選舉，結果是沒有任何一場刑事起訴在選舉之前有明確的著落。即便是34項最輕重罪的封口費案即便定罪，也是在投票后三周即11月26日才會做出最終的量刑。
它對選舉本身沒有明顯的不可逆的直接影響。法院的權錘沒有代替選票，完全不同于2000年選舉當中聯邦最高法院的作用。2000年時是選民完成了投票過程之后，不得不讓司法機構發揮作用。而如今，選民沒有做出決定，司法部門當然不會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去做出選擇。所以通過這個態勢，可以意識到三個問題。
一是美國的司法機構其實還是有最基本的所謂的明哲保身的秩序感。他們絕對不會代替其他利益、其他政治因素來做決定，因為這個政治風險太大了。他們不會這么做，他們一定會躲到最后、拖來拖去到最后。我不相信特朗普雇用了這么厲害的律師以至于可以把這個拖到最后，司法機構本身顯然也想拖。
二是美國的司法毫無疑問政治化、工具化了。有觀點說特朗普的受審是“司法公正”，即便是前總統也必須負責。當然不是如此！如果特朗普不再競選，這些起訴還會有嗎？當然不會！這些事情都會一筆勾銷吧？這顯然是司法權力被嚴重地政治化的表現，毫無疑問。
三是美國政治的徹底崩壞。雖然不影響選舉結果，但至少目前這34個重罪是要量刑的。如果真的不是罰款這么簡單，真的出現了一定的所謂的對于人身自由的拘役的刑罰的話，哪怕是戴個電子腳鐐，或者哪怕只有幾個月的時間。這到底對美國政治意味著什么？11月25日量刑，也許特朗普會再上訴，如果最終維持刑罰，作為在任總統的特朗普作為州刑可以豁免但不能赦免，即便在聯邦層次也沒有任何一個總統赦免過自己。在總統任內，特朗普可以暫時避開刑責，但總統卸任之后呢？可能就會出現2029年1月20日迎來了新總統，剛剛卸任的特朗普扭身等來的就是警車。這對美國意味著什么？
當時福特赦免尼克松全美嘩然，私相授受、赤裸裸的政治交易，他讓你當總統你就給他赦免了，但事實上多少年之后人們重新看這段歷史時才意識到這這種做法保持了美國總統制最基本的穩定。但如今極可能出現的特朗普這一幕，意味著什么？在特朗普政府的四年中，坐在臺下看著特朗普乖張或極端的張牙舞爪時，民主黨做了什么？
民主黨除了批評特朗普之外，民主黨做的所有回應特朗普的事情實際上是在效仿他、是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民主黨沒有一種批評特朗普的同時以正道的方式來回應特朗普的堅持。民主黨在對付特朗普的時候，也在接受特朗普對他們的負面改造，在變得跟特朗普一樣在沖破這個秩序。而特朗普沖破的秩序是他個人的，民主黨對這個秩序的沖破卻是系統性的。
所以，不是任何一個黨的極端，而是兩個黨共同的癲狂。
初選制度的戲劇性與徹底失敗
今年在“換登”之前，我們經常會問一個問題，民主黨的Plan B會遵循什么機制？但誰也沒有意料到拜登或特朗普會主動要求退出。不過，我要想多提一句，在2019年、2020年的時候拜登準備再次競選的時候，他曾經跟自己的團隊有過討論，說要不要承諾只做一任？他也不是唯一動心起念想做這件事的人，麥凱恩當年也這么想過。所以，拜登最后做這個退選決定也并不令人特別意外。
但反過來說，如果未來出現高齡的總統候選人承諾只做一任，那他其實就無敵了。他就沖破了、擺脫了任何的政治束縛。制度性的約束還要怎么約束呢？特朗普被約束了嗎？政治生態意義上的約束不就是連任嗎？沒有了連任壓力，那不就是所謂的“永續不競選”、沒有任何壓力的“帝王式總統”了嗎？
但我想說的是，如果特朗普回來的話，他其實不用承諾也只能干這一屆了，所以他就是類似這種情況的總統。
2024年10月29日，美國巴爾的摩，美國總統拜登訪問巴爾的摩港并發表演講。 視覺中國
事實上，在任何一個時間段，如果出現了拜登無法繼續競選的情況，都有解決機制。雖然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只是按照聯邦憲法、各州州法以及兩黨黨內規則，也大概可以拼湊出一整套方案。我想說的是，這一整套方案本身其實看上去特別美，大家可能不理解我為什么這么說。它是有美感的：選舉過程越到最后，出現問題要采取的方式越原始、越傳統。開始出問題就是重新選，再出問題就是全國代表大會選，再出問題就是兩黨委員會選，再出問題就是援引聯邦憲法。這種倒敘的過程反過來恰恰是初選制度演進的歷史過程。在不同時刻出現問題的反應方法，其實是非常全景式的制度回溯。
毫無疑問，2024年的總統選舉讓初選制度徹底失敗了，因為哈里斯竟然是1970年代兩黨接受初選制度來確定各自總統候選人以來。第一個“不戰而勝”者。她能夠成為總統候選人就意味著初選制度的失敗，因為初選制度沒有辦法有效地選擇一個讓選民充分接受、讓政黨精英認為可以勝選的候選人。導致的一個結果是，我相信2028年的時候，特別是在哈里斯可能敗選的情況下，兩黨很可能會繼續調整乃至改造初選制度。這種改革對于兩黨意味著什么？對于政治生態意味著什么？值得關注。
初選制度形同虛設的緣起是“換登”。大家一定會覺得“換登”非常具有戲劇性。7月21日禮拜日，拜登突然宣布退選，而7月20日的時候他還在那里堅持。其實，后來我們知道，他身邊人都在勸他。布林肯也曾問拜登“你覺得你的狀態還能撐四年嗎？拜登說這確實是個問題。我承認2024年“換登”的戲劇性，但同時也要看到四年之前民主黨初選“選登”的戲劇性。
2020年民主黨出現，第一站艾奧瓦，布蒂吉格贏，第二站新罕布什爾桑德斯贏，第三站內華達桑德斯贏，直到南卡因為非洲裔的原因所以拜登贏了。拜登遲到的勝利讓民主黨看到了希望。當然這也是對比出來的希望，因為如果布蒂吉格獲得提名，不是民主黨的勝利是性別政治的勝利；如果桑德斯獲得提名，不是民主黨的勝利而是極端進步派的勝利，所以終于看到了一個中道的、在當年所有候選人當中最能代表民主黨主流的人選，就是拜登。就這個了，78歲怎么了？
29號南卡贏了之后，其他競爭者，包括布蒂吉格、克洛布徹，在第一個超級星期二之前，沒有理由地退出初選。這些人跟下餃子一樣紛紛退場讓道，背后完全是民主黨政黨為了實現快速整合的運作與協調。之后沃倫和桑德斯也退了。
拜登贏南卡的原因一個是他是奧巴馬的副手，另一個也是他承諾過要選擇一位非洲裔副手。有意思的是，在2019年的時候為了彌補希拉里打破玻璃天花板但沒有進白宮的遺憾，拜登曾經承諾過要選擇一位女性副手。這就導致了一個結果，即這兩個承諾都得兌現，幸虧不沖突！就選擇了一位女性非洲裔副手吧！
但我們知道，總統在副手人選上還是有一些基本規律的，選擇國會眾議院議員的可能性有，但是不大，選眾議員幾次都沒有贏，主要是州長或者國會參議員，內閣成員也有但這是很久之前的事了。美國到今天為止沒有過女性非洲裔州長，在拜登選擇副手時只有過兩位女性非洲裔國會參議員，第一位叫卡羅爾·布朗，來自伊利諾伊州，就是后來奧巴馬擔任過的那個席位，比拜登小幾歲，而且在2020年時已遠離政壇，所以就剩下就是哈里斯了。沒想到這個唯一適合雙重承諾而被選擇的人選，如今竟然再次被選擇出來了。
試想，2020年民主黨初選的戲劇性跟2024年有什么區別呢？簡直如出一轍吧。四年前后，民主黨都同樣甚至現在比四年前有更強烈的對特朗普的恐懼，正是因為這種恐懼，民主黨精英不相信民意的選擇、而是采取各種方式來選擇出一個他們認為當年最有能夠戰勝特朗普的人來代表民主黨競選總統。這就是一種追求勝選而完全不考慮執政的危險傾向。只是2020年他們選擇的救命稻草拜登還具有較多內外政策經驗、以至于能夠在過去四年穩定推進內外政策，而現如今的這位哈里斯又如何呢？
首頁 上一頁 1 2 3 下一頁 余下全文萬斯的胡須與共和黨的代際更迭
82歲的拜登被60歲的哈里斯取代，顯然實現了民主黨在代際意義上的相對更新。但與萬斯相比，這種更新顯然太不顯著或者太慢了。
值得一提的是，萬斯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留著胡須參加總統或副總統電視辯論的人。上次留胡須的副總統還是二三十年代胡佛的副總統查爾斯·柯蒂斯；上個留著胡須選總統的人還是40年代的杜威，所以留胡須對于美國政治人物來說還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自從吉列發明了比較快速的可以好打理的剃須刀之后，不留胡須成為美國現代職業男性的標配，所以一個不留胡須的總統候選人被認為比較干練，對選民而言更有親和力。
相比而言，萬斯就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到底為什么呢？我其實是覺得他這樣做是因為他要表達對于美國傳統精英文化的徹底反叛，是MAGA的一個表現，不是對傳統文化的反叛而是對傳統政治精英的反叛。另外一個原因是，他不留胡須確實是選不了，你們看看他不留胡須是什么樣？確實是娃娃臉。
無胡須版萬斯和有胡須版萬斯
現在我越來越覺得特朗普選他不是那么錯，雖然一開始引發了一些爭議。南北戰爭之前的1856年，布坎南及其副手布雷肯里奇勝選。布坎南應該感謝特朗普，在特朗普之前布坎南在所有總統排名中都幾乎墊底。其原因是他被認為沒有有效地挽救這個國家，沒有有效阻止南北戰爭。當年，布坎南66歲，他的副總統布雷肯里奇36歲，是至今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副總統。如今，特朗普選擇40歲的萬斯，雖然沒有打破最年輕副總統人選的紀錄，但這個組合卻打破了總統與副總統人選之間年齡差最大的紀錄，38歲。
這到底意味著什么？這徹頭徹尾是兩個代際，這切實讓共和黨實現了快速的代際更迭。而民主黨的選擇是兩個60歲，是克林頓、戈爾以來最近的一次。所以，是誰在傳遞拜登所說的那個火炬？那個火炬在誰手里？很難說。
1992年以來，兩黨政治在代際上事實上發生了很有意思的事情。說好了挺年輕的民主黨，怎么這么多年的總統候選人除了奧巴馬和哈里斯之外，全是40年代的呢？幸虧來一個哈里斯，要不然還是40年代的，但即便是哈里斯不就是回到了2008年的水平嗎？換句話說，十六年之前已經是60年代的了。那時候還年輕，奧巴馬還是克林頓的感覺，現在相對而言已經不年輕了。反倒是共和黨，我不知道2028會怎么樣，但卻從1992年以來的總統候選人穩步地進行代際更新，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為什么如此呢？
2024年10月28日，奧巴馬在費城的競選活動中發表講話 視覺中國
我們一定會覺得奧巴馬本人在美國政治上相對比較積極，比較有歷史刷新感。2008年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奧巴馬脫穎而出。大家注意，2008年也就是說克林頓之后，戈爾選不行，克里選不行，這都是40年代的，那正常來講應該是50年代的參選，結果一下子在金融危機背景下出現了奧巴馬，1961年出生的，不但年輕，而且還是少數族裔，這種特別符合民主黨政治審美的歷史刷新感簡直難以抗拒。于是，奧巴馬的八年，整個民主黨陣營在各個層次招募人選時，更多聚焦的是更年輕、更具身份政治的人選。
試想，61年的非洲裔都當總統了，50年代的白人怎么能代表民主黨呢？直到2016年，奧巴馬任期結束，八年拔苗助長的70后、60后接不上茬，結果就轉回來繼續推出還在躍躍欲試的那些40后。希拉里也要上，拜登也要選。這不是奧巴馬的錯誤，但這卻是一個客觀結果。
相對來說，為什么共和黨快速實現了代際變化呢？我覺得跟特朗普有關系，雖然他自己比較年長，但他進入政治之后就持續推進了共和黨的“特朗普化”或者“MAGA化”，在經濟意義上的民粹，在文化意義上保守。在持續被特朗普主導的共和黨內，那些早已進入政治的精英，比如40后、50后的這些人很難想象會快速轉向投靠他，這么快調頭的人不太多。相比而言，誰更容易成為特朗普麾下的有生力量呢？就是2016年、2017年之后剛剛進入美國政治的新一代，60后、70后。這些人毫無顧忌地快速倒向特朗普，借勢快速上位，逐漸推動了共和黨群體的代際變化。
所以，看似與奧巴馬完全相反的特朗普，對自己政黨代際生態的影響也恰恰相反。不過，如果特朗普和萬斯當選的話，80后的萬斯是不是就會成為2028年共和黨最有力的競爭者？這對共和黨又意味著什么？豈不是類似于當年奧巴馬的效應嗎？共和黨的60后、70后該何去何從呢？
哈里斯的“身份政治”
客觀講，哈里斯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來充分闡釋自己的政策。沒有時間是因為太短了，7月底才接棒，距離選舉投票還有105天，沒有時間準備政策；沒有空間是因為她作為副總統沒有辦法徹底與拜登政府做切割。所以，對特朗普而言，最好的對哈里斯的攻擊就是讓她說政策、讓她講明白過去三年多不做的事情未來就一定會做的理由。不過，恰恰特朗普也不太適合或善于講政策，所以我們才看到萬斯到處的滔滔不絕。
反過來，哈里斯對特朗普的攻擊卻非常有效，至少有助于凝聚基本盤。大家有留意到她說了什么嗎？有印象嗎？在密歇根州，我們知道這是北美穆斯林群體比較多的州，哈里斯在演講時遭遇了選民因巴以沖突的抗議。哈里斯的反應是，馬上停下來，對著抗議者說：“我在講話。你們是想讓特朗普回來嗎？”其中的潛臺詞就是，所有對她的攻擊就是讓特朗普回來；她未必多好，但總比特朗普強。
2024年10月30日哈里斯在競選集會上與威斯康星大學女子排球隊進行交流 視覺中國
“不讓特朗普回來”似乎是非常有效的動員，這比當年希拉里的“打破玻璃天花板”更為接地氣。從選舉信息角度看，哈里斯的是回應選民，希拉里是給選民發任務卡。前者涉及到切實利益，選民有感；后者無感。換言之，哈里斯從來也不主動強調過自己首位非洲裔女性總統的刷新感、就是強調“不讓特朗普回來”。
但我想說，這并不是因為哈里斯多么高明，是因為她來自加州，加州的政治人物沒有幾個不是打破玻璃天花板的、沒有幾個不是具有刷新感的多元特性的。反過來，特朗普對于哈里斯的攻擊，似乎都不太奏效，反而會凸顯自己的“白人至上”“厭女”等問題，反作用特別明顯。
這是一個問題，如果因為這個原因哈里斯贏了，這到底是怎么贏的？那就是身份政治徹底超越了績優主義。因為身份政治正確而被攻擊得少，所以就能當選。這簡直就是美國政治徹底崩壞的又一個體現。這樣下去，對民主黨而言到底意味什么？未來，一個白人男性候選人，再“身份政治”是不是也會沒有票？一個非白人女性因為身份政治的“金光護體”，是不是就可以所向無敵？那就意味著，身份政治對于民主黨來說就不再只是“政治”，而是“身份”，是民主黨政治精英必要的身份標配。沒有這個身份選不了，成為不了民主黨的候選人。這樣推測或許極端了，但是否會有這個趨勢或隱憂呢？
如果八年之前美國人選擇特朗普是因為盲目，是因為不了解，是因為賭氣就想換一個不可能的人選，或者就是一種選民對精英建制派不滿的宣泄，那八年時間，特朗普是什么狀況，執政會帶來哪些內外政策變化，全世界都應該很清楚了吧。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如果還是選擇了特朗普，到底意味著什么？是不是只有一個理解、一個理由，就是更多的美國人雖然在人格意義上不認同他，但會覺得他代表的國家方向是對的，是他們想要的。這就是意味著，美國正在變道，特朗普就是那個扳道工。
如果是哈里斯呢？奧巴馬開啟了擁抱身份政治的民主黨議程，刺激了共和黨的極端反向反應，在茶黨運動等的鋪墊后，最后導致了特朗普的崛起。那么，如今的哈里斯會不會引出屬于她的“特朗普”？如果特朗普當選，共和黨的“特朗普化”將在未來四年徹底完成。奧巴馬到特朗普這段時間以來的兩黨政治之間的互相塑造，將以互相極端化的態勢而宣告暫時結束，從而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政黨政治狀態。
如果是哈里斯，是不是意味著共和黨將因為進一步被刺激而出現更大更激烈反應，從而兩黨還未停歇就陷入了新一輪更為激烈的互塑當中。這輪產出的特朗普在國際舞臺上內顧、退群，持續推進對華戰略競爭；那哈里斯的特朗普會怎么做？是不是會更極端？因為哈里斯比奧巴馬就更激進或者說在形象上和身份政治意義上對保守派和民粹派更有意義，他對特朗普會怎么樣？我們已經看到萬斯了。我覺得會導致的結果真的是美國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態還來不及進入一個哪怕很短的穩定期就又快速地跌入了下一輪動蕩。
結語：選舉影響未來四年，還是四十年？
這次選舉會不會給中美關系帶來新的節點和起點？因為任何一個黨上臺都不會改變現在的戰略方向，所以不會有新的節點、新的起點，但會影響到未來四年互動的方式和節奏。那就意味著，這場選舉不會對未來四年有大的影響，但如果真的像我所說，一種可能性出現，會讓美國政治出現更加癲狂的狀態的話，那會影響的事實上是整個美國的政治生態和國際角色，也包括影響其對華政策。那就意味著，這次選舉不會對未來四年的中美關系帶來重大的影響，但或許會對未來的十年、十四年甚至是四十年的美國帶來影響，進而也就會對中美關系以及世界格局帶來長期影響。
首頁 上一頁 1 2 3 余下全文編者按：距離2024美國大選越來越近，這場選舉是一場特殊的選舉，它會對美國意味著什么、留下一些什么，顯得很有意義。10月中旬，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外交學系系主任刁大明做客人大重陽“區域國別論壇第十三講”，用獨特的視角為我們全方位展現美國大選對美國政治未來的影響。現將演講實錄發布如下：
【文/刁大明】
兩個美國的對決、基本盤的對決
正因為特殊，這次選舉會留下什么就更有意義。一開始，很多人認為這是兩個總統的對決，一個現任總統，一個前任總統。從去年9月份到今年7月份一直是這個狀態，兩個總統對決就意味著兩個美國的對決。換句話說，兩個人都用了四年或者是將近四年的時間告訴世界，他如果當總統的話在內政外交意義上會做什么，會給這個世界帶來什么。這場選舉真的沒有像2008年這么有對不確定性的想象空間，因為2008年你真的不知道奧巴馬會做什么，但這場選舉真的知道這兩個人會做什么，而且確定性極強。
2016年投票日之前，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幾乎所有人都覺得是希拉里。但在一個民間智庫的會議上，我就說無論誰當選美國都會進入特朗普時代，這句話確實是應驗了，但卻留下了極大的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是很值得深究的。其背后的原因當然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美國表現得非常淋漓盡致，美國這樣一個深刻嵌入在世界秩序當中的國家的百年變局，當然也就深刻地牽動著世界的變局。
正因為此，各種政治生態交匯在同一個時間節點的選舉政治就表現得更為明確。兩個總統的對決就是兩個美國的對決，完全不同的兩個道路、兩個方向的對決，完全沒有想象空間的對決。即便換了哈里斯恐怕也還是如此，完全兩個不同版本的美國的對決。
刁大明教授 人大重陽
這是兩個美國的對決，也就是基本盤的對決，到目前為止我仍然這么認為。哈里斯7月21日獲得了機會，終于能走上前臺，對民主黨來說唯一的變化是什么呢？即便更換的話，其實還是一個基本盤之間的對決。哈里斯大概的作用不就是讓民主黨的基本盤更有效地動員出來嗎？現在哈里斯的支持率不到49.5%，但大家注意這個數字在歷史同期水平并不很高，并不足以勝選。
1932年到2020年，23次總統選舉，民主黨贏得的選舉是13次，平均獲得的選民票是52.6%，所以49.5%到底意味著什么？49.5%比歷史達標的差距已超越統計誤差了。同時期，那10次共和黨贏得的選舉，平均獲得的選民票是48.9%，反而距離特朗普現在的支持率差距更小。
特朗普要面對的歷史魔咒
這次大選讓人感受到了某種歷史重演的魔咒感。大家對克利夫蘭不陌生吧？可能因為特朗普所以更熟悉了。如果特朗普再次回到白宮的話，那么他就是美國歷史上第二次有這樣的殊榮的人。第一次就是克利夫蘭，1884年當選，1888年連任失敗，1892年再次回來再試再贏。但克利夫蘭留下了一個魔咒，對再想嘗試的特朗普可能就是個不小的問題。
對于克利夫蘭來說，他三次選舉都贏了選民票，唯一失敗的這次是贏了選民票輸了選舉人團票。換句話說，在聯邦政治上叱咤風云的8年里面，克利夫蘭始終在選民意義上占有更多的支持，他的失敗只是制度扭曲的結果。于是，1888年敗選之后，他有更多的勇氣再試一次。
20日特朗普在賓夕法尼亞州出席競選集會 視覺中國
如果基于這個歷史經驗，那特朗普要有多大的壓力啊？第一次選舉就被扭曲，第二次選舉又輸了選民票，有什么證據證明他第三次選舉會贏選民票呢？在過去8年里，他有明顯的選民票意義上的增長嗎？如果沒有，他又如何能贏呢？再被扭曲一次？美國歷史上2016年是第五次被扭曲，那意味著2024年會出現第六次被扭曲。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在理性意義上真的很難預測。所以這么看，特朗普怎么會贏呢？但是我們說一個總統的執政看民調，但選舉真的是看對手。
我們可以沒有任何的證據表明他在過去8年的選民票增長了，但這個跟他贏不贏其實沒有必然的聯系，因為極有可能出現一種情況：他沒有增長，他面對的對手更差。那個對手更沒有辦法有效地把該拿的票拿下來，那當然是贏的還是他。一個差、一個更差，最后還是差的贏。坦率來講，拜登在選舉期間就是這個狀態，該拿的票拿不下來。少數族裔、女性、年輕人不會投給特朗普，但真投不下拜登，哈里斯的出現改變了這個狀態，但是不是就足以改變到能贏？我們很難做這個判斷。
美國政治走向的風向標
這場選舉會對我們判斷美國未來一段時間的走向，美國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走向，會具有風向標的意義。主要的意義來自所謂政治周期的說法，我相信是有周期的，經濟學界是不是已經覺得周期是一個比較通常地理解相關現實的規律了？但美國政治的角度可能有一半人是認為有周期，一半人認為沒有周期，我仍舊執念地認為有周期。
周期需要節點，是一個什么節點呢？2016年在美國發生的是一次以選舉面目出現的社會運動，而特朗普就是借助這場社會運動登臺的，社會運動的成功就是當選。如果這個說法有意義的話，那2020是什么呢？如果2016是一場自下而上的反對華爾街、反對華盛頓精英的草根的、有民粹感的社會運動的話，那2020是不是一場自上而下的在疫情背景下對特朗普內政外交極端做法糾偏的精英行動？頗有這種感覺。
如果這樣判斷過去的8年的兩次選舉，那2024是什么？特別是在所謂的“二賽”或者現在所謂“準二賽”的意義上是什么？那就是過去8年左右美國政治的這兩股力量的一場總對決或者總清算，一定會有一個結果，而這個結果可能成為預示著美國政治未來一段時間邏輯的節點。
這是什么邏輯呢？特朗普的當選雖然有點意外，但事實上極有可能意味著一個舊周期的結束，一個自90年代開始的溫和自由派周期的結束。但沒有人會在2017年說2016年是周期結束，我們要再等下一個選舉或者是下一個標志性事件來不斷地累計證明發生了什么，所以我們要等2020。
但現實是，我們沒有等來決定2016年是什么的2020，而是疫情影響的2020。我在2020年的時候盡可能搜中文英文數據庫、論文庫找大規模的流行傳染病對于西方意義上的競爭性的選舉和投票行為意味著什么，好像很少有這樣的文獻，基本上不知道到底意味著什么。畢竟，1918年不是大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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