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特朗普想要復刻“里根-撒切爾革命”，可惜中國并非蘇聯

作者 :中華軍事 2024-11-30 11:29:18 圍觀 : 次評論

【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梅新育】

以2011-2012年間奧巴馬政府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為標志，美國遏制外部挑戰布局的重心開始轉向針對中國；

以2018年特朗普政府發動對華史詩級貿易戰為標志，世界被拖入中美新冷戰時代；

以2024年美國大選特朗普-共和黨陣營大獲全勝為標志，美國對華新冷戰進入新階段。這個新冷戰新階段的基本格局特征表現為：在“使美國再度偉大”（MAGA）旗號下，通過發動群眾，力圖通過全面、深刻改革，復制1980年代“里根-撒切爾革命”的國內成功與國際勝利；中國的使命則是避免重蹈1980年代蘇聯覆轍，爭取更上層樓，先求不敗，然后求勝。

為此，中國對內需要推進改革以煥發經濟社會活力，包括汲取特朗普新政府的某些改革措施，在發展中持續縮小與美國的綜合國力差距，力爭盡早全面趕超；對外需避免陷入中國的“阿富汗墳場”，同時又有所作為。

特朗普及其“MAGA”運動推崇“里根-撒切爾革命”，希望承襲其精神，但在具體改革措施方面，國內國際經濟社會基本面的深刻變化，使得他們的主張在不少方面與里根政府的做法背道而馳，在戰略和戰術兩個層次上都不例外。

這是1987年7月18日，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美國華盛頓白宮發表聲明的資料照片。新華網

特朗普的新政府不僅無法如同里根政府那樣在冷戰中全面轉入戰略進攻，且不得不在新冷戰中以咄咄逼人的姿勢實施戰略收縮，被迫面對里根政府和撒切爾政府所不曾面對的潛在內戰和解體風險。因此，特朗普新政府不得不將相當大精力投向重建國家與文化認同。但其經濟期望與現實之間也存在相當的差距，甚至特朗普本人的人身安全，也面臨著自林肯和加菲爾德（James Abram Garfield，1881年9月19日）之后上百年來美國總統從未遭遇的威脅。

與“里根-撒切爾革命”相似，由于特朗普及其“MAGA”運動針對的美國國內問題同樣普遍存在于眾多其它西方、非西方國家，鑒于美國的國際地位，特朗普新政府的改革措施將在國際上產生相當大的溢出和示范效應。

特朗普在遭遇了兩黨建制派全方位狙擊和美國史無前例的對總統競選人、前總統的司法迫害后，仍然突破重圍大獲全勝，這樣的個人經歷進一步增強了其政見主張對別國政治力量的示范效應。即使一些對特朗普、對美國口誅筆伐、在此次美國大選期間其官員威脅特朗普支持者的國家和國家集團，由于他們內部面臨著特朗普改革所針對的同樣問題，程度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他們遲早不得不正視這些問題，并可能部分采納特朗普所主張的改革措施。

1980年代“里根-撒切爾革命”奠定西方冷戰勝利基礎

通過1980年代的“里根-撒切爾革命”，美英兩國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實現了相當明顯的振興，相比之下，蘇聯東歐集團則黯然失色，由此奠定了美國和西方陣營在冷戰中最終勝利的基礎，而蘇聯東歐政治劇變和國家解體進程則在1980年代末開啟：

在國內經濟上，“里根-撒切爾革命”通過大規模放松管制和減稅并舉的措施，在微觀層次上釋放了從企業到居民個人等市場主體的活力和主動精神；同時，在宏觀層次上，通過鐵腕貨幣政策等措施遏制住了1970年代奔騰式的通貨膨脹，終結了多年的經濟“滯脹”，實現了較高速度的持續增長，電子信息等新興科技產業也取得了長足發展。二戰之后國際經濟界和學界長期熱議的“英國病”話題逐漸消失。

在國際經濟貿易上，里根政府一方面提出了“自由和公平貿易”的概念并付諸政策實踐，以求扭轉在與日本、聯邦德國在國際貿易競爭中節節敗退的被動局面；另一方面，基于關貿總協定此前七輪多邊貿易談判成果，啟動了第八輪多邊貿易談判——烏拉圭回合，從而在世界范圍內保持了貿易自由化的總體方向和美國作為自由貿易旗手的地位，并進一步鞏固、擴大了西方陣營相對于蘇聯東歐集團在經濟競爭中的市場規模優勢。

1985年9月23日，里根在《貿易政策行動計劃》中正式提出“自由和公平貿易”的概念，同月，關貿總協定召開締約國大會并達成協議，正式開始籌備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峙逻@并非巧合，而是刻意安排，體現了里根政府“兩手都要硬”的指導思想。

在軍事上，1980年代美國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這一時期，美國沒有重蹈越南戰爭的覆轍，陷入曠日持久的戰爭泥潭，而是通過出兵格林納達（1983年）、突襲利比亞（1986年“黃金峽谷”行動）、捉拿諾列加（1989年）等幾場速戰速決的勝利重振了全國軍民民心士氣，走出了越南戰爭失敗后的沮喪。同一時期，英國也用兵萬里之外，贏得了馬島戰爭的勝利。

在文化上，美國走出了19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和1970年代越南戰爭反戰運動以來國家負面形象的低谷，相當程度上扭轉了抨擊美國國家與文化被視為“政治正確”的風潮，重新激發了美國國民、社會對國家和美國文化的自豪感，國家凝聚力大為增強。

……

“里根-撒切爾革命”的上述成績，又助推其影響了全世界許多國家的改革、乃至政治劇變。

2023年11月5日，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人們在以紀念1941年蘇聯紅場閱兵式為主題的露天展覽上拍照。新華社

相比之下，1980年代的蘇聯東歐集團堪稱內外交困，在經歷了多年的僵化、危機乃至倒退之后，轉向歧路冒進，最終爆發了如多米諾骨牌般的政治劇變和國家解體：

在經濟上，國民經濟深陷僵化和危機的泥潭，債務危機幾乎席卷整個發展中世界和蘇聯東歐集團的，這些地區相繼遭遇了經濟社會動蕩和倒退。傳統支柱產業蕭條而新興產業嚴重滯后、發展舉步維艱，經濟體制改革從長期邁不開步伐到后來轉向自殺性歧路冒進。

在外交和軍事上，1979年12月蘇軍出兵阿富汗陷入“帝國墳場”，成為這個超級大國長期流血不止的傷口，蘇聯的軍事和政治威望全面嚴重褪色。其大力扶持的盟友越南、古巴等國也在柬埔寨、中越邊境、泰柬邊境、安哥拉等地陷入長期的對外戰爭。這些國家非但未能幫助蘇聯有效牽制、消耗國際戰略競爭對手，自身反而成為不斷吞噬蘇聯援助等各方面資源的“無底洞”。蘇聯在冷戰中一度憑借“西貢時刻”——1975年4月美軍敗退越南而贏得的國際戰略主動權，時隔短短4年8個月，就因出兵阿富汗的戰略失誤而全面主客易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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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及其“MAGA”運動本質

冷戰結束已30余年，從2016年競選到即將到來的第二任期，特朗普、其新政府團隊及其“MAGA”運動，本質上都是企圖在新形勢下復制“里根-撒切爾革命”的國內成功與對外勝利：

在國內經濟方面，“特朗普經濟學”主張抑制通貨膨脹，實施大規模放松管制和“減稅+簡稅（簡化稅制）”的政策，在微觀層次不僅改善了大眾民生困苦，而且釋放了從企業到居民個人等市場主體的活力和主動精神；同時，通過大規模政府裁員和壓縮低效、無效、逆效財政支出，顯著減少了政府對經濟社會生活的干預，推進財政平衡。

通過減少政府干預、差別待遇政策重振美國傳統產業，實現傳統產業與高新技術產業共同發展，“共和黨必須回歸其作為工業、制造業、基礎設施和工人黨的根基”（《2024年大選共和黨黨綱》序言）。通過減少政府干預、壓縮社會福利轉移支付等措施，扭轉對勞動者和中產階層的逆向歧視，消除不工作、吃救濟寄生者實際收入往往高于工作納稅傳統中產階層的現象。

美國貧富日益分化加劇社會不公。這是2020年4月27日在美國紐約拍攝的地鐵站旁的無家可歸者。新華社

在國際經濟方面，“特朗普經濟學”抽掉了里根政府的“自由和公平貿易”中的 “自由”二字，將近10年來的西方社會反全球化浪潮推向了高峰，并將美國及西方傳統優勢產業和中產階層的衰落歸咎于全球化和外國“不公平競爭”，主張通過重建高關稅等貿易壁壘創造國內制造業復興、“再工業化”的環境，同時利用增加的關稅收入彌補國內所得稅減稅而造成的財政缺口，并以此作為手段來對抗新冷戰中的對手——中國。

在外交、軍事和國家安全方面，由于長期大規模海外干預的負擔愈發沉重，反噬風險也日益顯著，特朗普及其“MAGA”運動與里根政府積極宣揚“民主、自由、人權”并采取戰略進攻的姿態不同，主張部分回歸孤立主義，大規模減少承擔海外義務和海外軍事干預的支出，尤其是那些基于意識形態“普世價值”而不涉及美國國家利益的海外軍事干預，避免世界大戰（《2024年大選共和黨黨綱》二十項競選政綱第八條）。

他們強調應集中更多資源保護美國本國邊境安全和國內經濟建設，“強化和推廣西方文明及其成就，將比軍事干涉更加有效地在世界各地激發積極的改革，而不是強行推廣那些并非人人都能接受或渴望的普適價值”（2016年4月27日特朗普外交政策競選演講）。與此同時，大規模整頓美國軍隊，肅清“多元文化”等影響。

在文化和社會政策上，特朗普橫空出世打斷了自2008年奧巴馬競選獲勝后，美國“身份政治”及其相關意識形態不斷加速膨脹的趨勢。特朗普及其“MAGA”運動強烈主張整肅、扭轉“多元文化”、“覺醒”、“黑命貴”、LGBTQ等“白左”意識形態，要求取消對美國傳統主體民族、傳統主流文化、美國國民的逆向歧視，重樹傳統主體民族和傳統主流文化的主導地位，廢除對外來移民、特別是偷渡客的超國民待遇。

2021年3月21日，在美國紐約，人們集會抗議針對亞裔的歧視行為和仇恨犯罪。新華社

“我們將體諒和同情每個人。但是，我的同情僅付與我們自己的、努力奮斗的國民”（2016年7月21日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特朗普接受提名演講），特朗普政府倡導回歸傳統倫理，以此增強美國內部國家認同和社會凝聚力，消除“白左”意識形態對社會治安、經濟發展、社會秩序等日益嚴重的擾亂，為改善社會治理、提高經濟效率、維護國家安全奠定意識形態基礎，恢復“言論自由”等美國傳統價值觀與實踐。

……

特朗普新政的社會基礎與國際影響不可低估

特朗普上述政策主張運動在美國的社會基礎如何？能否贏得足夠支持，從而至少能在一段時間內將其部分主張得以實施？

答案是肯定的；他闖入政壇以來歷經危難而仍能大獲全勝，挾“帝王總統”威勢再度入主白宮，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自2016年闖入美國大選之初，特朗普就被視為政壇異類而遭到兩黨建制派勢力一致圍剿；甚至在2016年7月21日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在他正式接受總統競選人提名并發表演講之前，據報道，他的講稿第一時間就被共和黨內部人士直接交給了其民主黨競選對手希拉里。2016年特朗普勝選之后，為了推翻選舉結果，反特朗普勢力在美國國內外發動了一系列大規模騷亂、游行示威、輿論攻勢，打破了美國競選政治“游戲規則”的底線，這在美國政治史上、至少是南北戰爭之后現代政治史上前所未有。

2017年1月30日，《外交政策》雜志（Foreign Policy）甚至公開刊出前奧巴馬政府國防部官員羅莎·布魯克斯（Rosa Brooks）赤裸裸主張軍事政變的社論：

“直到最近我都在說，有一種美國歷史上無法想象的可能性存在：軍事政變，或者至少是軍方官員拒絕服從某些命令?！?

從2020年敗選到2024年大選期間，特朗普及其家族遭到了全面的司法迫害，甚至一度面臨正式判刑和競選資格被剝奪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仍能卷土重來，不僅在總統競選中贏得了選舉人票和選民票的多數，還在國會參眾兩院占據了多數席位，以及全美50州中27個州的州長職位多數。

此外，他在第一任期內推動建立的最高法院中，保守派大法官占據了2/3的顯著多數，使他贏得了美國史上罕見的“帝王總統”（The Imperial Presidency）權位。這不僅充分顯示了他的社會支持基礎足夠廣泛、穩固，而且在法律、體制上已經具備了足夠巨大的權力來推行他所期望的變革，更何況他已無爭取連任的后顧之憂。

不僅如此，即使在民主黨及其支持者陣營，近一二十年反對民主黨主流意識形態和政策的基礎也一直存在，此次大選民主黨及進步派慘敗，進一步刺激了反思總結教訓、汲取特朗普-共和黨某些政策主張的呼聲。

近一二十年，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等理念構成了民主黨主流意識形態和政策理論基礎。歷史學大師、政治活動家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Jr.）是20世紀美國影響力最大的知識分子之一，曾擔任肯尼迪總統的特別助理3年，并于2007年（奧巴馬競選總統之前）去世。在1960年代，他作為黑人民權運動的活躍支持者，曾與馬丁·路德·金等民權運動領袖并肩游行。然而，到了晚年，他則敏銳地意識到民權運動在美國文化中造成的結果——多元文化主義，有侵蝕、動搖美國國本與國家統一的風險，對此深表憂慮。

這次特朗普勝選之后，公認的美國左翼最偉大歷史學家之一、左派評論雜志《異議》（Dissent）名譽主編邁克爾·卡津（Michael Kazin）發表《民主黨的未來：美國左翼民粹主義的復興將至》一文，一邊痛罵特朗普為“卑劣至極的提名人”，一邊明確主張放棄偏重少數族裔政策。

而且，從更長時間跨度上看，這一勝利顯著鞏固了共和黨近年來全面整合成為“特朗普黨”的趨勢，特朗普-共和黨陣營又涌現出了一批年富力強的生力軍，在這次競選中發揮出色，特別是年僅40歲的萬斯異軍突起而被眾多人視為未來的美國共和黨及美國人民領袖。由此，特朗普決定的不僅僅是未來4年美國內政外交，而且將影響未來8年、12年、乃至更長時間的美國政策路線。

在國際上，特朗普第二次勝選和他即將推行的變革政策，必然通過大國政策溢出效應和示范效應波及世界其它許多國家。與1980年代的“里根-撒切爾革命”導致其他國家政治變局，以及后冷戰時期顏色革命主要發生在社會主義陣營和發展中國家不同，那些奉行特朗普猛烈抨擊政策的西方國家，將很有可能發生右翼主導的社會和政治動蕩，如果該國現政府、執政黨還曾經在今年美國大選中支持過特朗普對手，這種政局動蕩風險就更高。

如身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之一的英國，其外來移民沖突、逆向歧視政策等問題比美國更嚴重，在本土主體民族中招致的怨恨相應也比美國更甚，以至于特朗普的副總統萬斯在今年7月10日公開諷刺工黨領導的英國可能成為“第一個真正擁核的伊斯蘭國家”，其經濟表現又明顯不如美國。

2024年4月26日，在法國北部敦刻爾克附近的格拉沃利訥海灘，移民乘坐橡皮舟準備渡海前往英國。新華社

這些問題本已孕育著要求變革的巨大壓力，但在今年的大選中，這種壓力并未像美國大選特朗普勝出那樣得到體制內的釋放。相反，“白左”傾向比保守黨更強的工黨，借保守黨施政極度失敗而大勝上臺。但上臺不足兩周，工黨就在7月底8月初的全國性動亂中，對本土主體民族抗議者從重從快鎮壓，甚至大搞文字獄；而對引爆動亂的尼日利亞移民后裔兇手卻百般庇護，連兇手擁有恐怖組織“圣戰”訓練手冊和自制劇毒的情況也隱瞞了將近3個月方才公布。

敗選的保守黨也未能更好地代表本土主體民族大眾呼聲，而是在相當程度上轉向效仿工黨的某些“白左”舉措，甚至更有過之，還特意推選了一個黑人女性接任黨魁。在這種情況下，2025年英國若發生右翼主導的政治動蕩，并非不可想象。

中國應對新冷戰新階段的關鍵

與抗日戰爭相似，中國應對新冷戰的整體戰略理應采取“總體戰+持久戰”的策略，發展壯大自身實力是戰略相持期的頭號工作重點，在特朗普卷土重來的這個新冷戰新階段尤其如此。

自2018年貿易戰爆發以來，總體而言，中國經濟在應對新冷戰方面就取得了不少成就，大局穩定。中國經濟應對新冷戰關鍵在于“關鍵3+1”，即糧食（糧棉油肉）、能源、IT高新技術這三大關鍵產業，外加防范財政金融潛在系統性風險。

就三大關鍵產業而言，貿易戰爆發之前的2017年至2023年，糧食產量從66161萬噸增長至69541萬噸，油料產量從3475.2萬噸增長至3863.7萬噸，肉類產量從8654.4萬噸增長至9748.2萬噸，水產品產量從6445.3萬噸增長至7116.2萬噸，一次能源生產總量從35.8867億噸標準煤增長至48.3億噸標準煤，……就連遭受美國封鎖打擊最嚴厲的芯片產業，產量也從1564.6億塊增長至3514.4億塊，翻了一番多，出口量從2043.51億個增長至2678億個。

就財政金融潛在系統性風險而言，同期我國外債風險指標償債率、負債率和債務率均遠低于國際公認警戒線，從而保證了中國不會如同1980年代債務危機以來的蘇聯東歐集團、其它眾多發展中國家一樣，爆發系統性貨幣金融危機而打斷經濟社會發展進程。

但近兩年因周期性因素和經濟發展新舊動能轉換陣痛期疊合，外加疫情、西方收緊制裁、烏克蘭和中東戰爭等外部沖擊，中國經濟遇到了一系列困難.2022、2023年人民幣兌美元年均匯率連續貶值兩年，預計2024年年均匯率仍將繼續貶值，導致以美元現價計算的中國GDP連續兩年與美國GDP差距拉大，2023年（177009億美元）甚至低于2021年（177593億美元）；在2021、2022年GDP連續超過歐盟之后，2023年又被歐盟反超。

在這種情況下，面對特朗普及其“MAGA”運動試圖復制“里根-撒切爾革命”國內成功與對外勝利的企圖，在這個新冷戰新階段，我們更加需要以蘇為鑒，堅持以推進改革、增強國家實力為核心，將外部壓力轉化為加速改革開放的內部動力。

有些改革措施，比如放松過度管制和改革福利制度，可以與特朗普新政府相互借鑒、相互促進；而有些改革措施，我們早已領先于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比如對逆向歧視的撥亂反正，這些領域需要我們鞏固并擴大領先地位。對于西方“白左”思潮所推崇的某些理念、如ESG、DEI等，我們不能盲目視之為“先進文化”，并將其不加甄別地塞進我們的“高質量發展”、“包容性增長”等概念之中，近年來，國內興起的ESG和DEI熱潮已暴露出一定的經濟政治風險，因此，我們需要及時剎車、調整方向。

在對外戰略方面，在這個階段里我們要適度有所作為，但必須避免形成“美國適度戰略收縮固本培元+中國過度擴張虛耗國力”這種對我們最為不利的組合，尤其需要吸取歷史教訓，避免在中東等地陷入我們的“阿富汗墳場”。

在軍事方面，我們需做好應對正規戰爭與游擊戰（或非正規戰爭）的雙重準備。一方面，汲取烏克蘭戰爭經驗教訓，提高我軍應對正規戰的能力；另一方面，需要充分意識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意味著敵人對我國發動游擊戰/非正規戰爭的“性價比”上升，許多對我海外利益的威脅正是來自游擊戰，當前中東的戰爭態勢，顯現了未來我國可能遭遇的許多游擊戰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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