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雷克出版新書《奪回控制權》,他看到了“新自由主義”的自相矛盾
美國人為什么會在今年大選中選擇身負34項重罪指控的特朗普擔任總統?美國評論人克里斯托弗·考德威爾(Christopher Caldwell)11月28日在美國《紐約時報》撰文稱,“我們這個時代的卡爾·馬克思”德國社會學家沃爾夫岡·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或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在考德威爾看來,施特雷克與馬克思的相似之處在于,他們都堅信資本主義存在某些不可持續的內部矛盾。
生于1946年的施特雷克致力于研究資本主義危機及其影響。在他的《資本主義將如何終結》等一系列著名文章中,施特雷克描述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世界為應對經濟危機,進行了稅收國家(tax state)、債務國家(debt state)、新自由主義等轉型和改革。他發現,新自由主義改革并不能在根本上克服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反而削弱了其所謂“民主”的支柱。
在施特雷克的新書《奪回控制權?全球主義之后的國家和國家體系》中,他對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危機做了更深一步的思考。
一名讀者手拿沃爾夫岡·施特雷克新書《奪回控制權?全球主義之后的國家和國家體系》。 社交媒體平臺
“當代政治經濟學的大師班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目前以美國霸權為基礎的新自由主義的崩潰,是預示著像20世紀30年代那樣回歸到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未來,還是預示著其它更有希望的前景?”《機器時代》作者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稱,施特雷克的新書令人信服地提出了一個建立在經濟民族主義基礎上的、人性化的去全球化制度。
考德威爾也在文章中寫道,施特雷克的理論清楚地闡述了由美國驅動的全球化復雜齒輪結構存在的問題。在施特雷克看來,今天的資本主義矛盾已經積累了半個世紀。
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的工人階級贏得了豐厚的收入和廣泛的保護。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情況開始發生變化。1973年阿拉伯國家宣布石油禁運后,西方國家經濟停滯不前,工人們投票要求更多的權利,但企業無法滿足工人們的需求,政客們只好通過擴大貨幣供應量來滿足工人們的需求。
但這種策略,從本質上說,是政府在向下一代人貸款。施特雷克表示,戰后增長期過后,資本主義國家第一次開始將尚不存在的未來資源引入勞動力與資本之間的沖突中,但之后,他們再也沒有改掉這個習慣。
施特雷克此前在接受中國《世界社會主義研究》雜志采訪時解釋道,債務會推動增長,因為必須償還債務及其利息,這樣就增加了借出資本的價值。如果有增長的機會,一切都很美好;但如果無法大規模償還債務,資本主義的增長就會停止,資本主義經濟和依賴它的社會就會陷入危機。
考德威爾在文章中指出,擴大貨幣供應量很快引發了通脹,需要痛苦的緊縮貨幣才能穩定價格。美國前總統里根的“供給經濟學”稍微緩解了這種痛苦,但結果是政府赤字創下了歷史新高。
施特雷克發現,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曾有機會消除這些危機,但必須通過放松對私人銀行和借款的限制。也就是說,危險的債務敞口從政府部門轉移到了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家庭的銀行賬戶。這最終導致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
20世紀70年代之后的一系列安撫經濟的嘗試(主要是美國的嘗試),最終發展成現在被稱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體系。在施特雷克的眼中,這是一個“政治經濟項目”,旨在結束通脹,并將資本從戰后和解的禁錮中解放出來。
德國社會學家沃爾夫岡·施特雷克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o-Economics網站
施特雷克強調,在新自由主義發展的每個階段,關鍵決策都是由技術官僚、專家和其他相對不受“民主問責制”影響的行為者做出的。在2008年金融危機到來時,央行行長介入接管了經濟,設計了量化寬松和其他產生流動性的新方法。
新自由主義的提倡者認為自由市場是指一個不受管制的市場,但施特雷克看到了“新自由主義項目”中的自相矛盾:全球經濟要想“自由”,就必須受到限制。在自由社會中,監管是人們使用主權權利制定規則的結果。社會越“民主”,經濟規則就會越復雜。但這是不為企業所容忍的,因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資本和貨物必須無阻礙、高效地跨境流動。這需要一套統一的法律,也意味著,“民主”必須讓步。
全球化還要求一個國際規范,現行制度下的全球體制是美國體制的復制品。施特雷克指出,同一的規范帶來了秩序和效率,但也使競爭環境向有利于美國公司、銀行和投資者的方向傾斜。施特雷克解釋道,這也許就是西方與俄羅斯、中國、印度的矛盾所在。俄羅斯向全球資本主義的過渡“受到美國政府機構、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的嚴格控制”。對印度或中國來說,這些“自由市場”可能帶有帝國主義的專橫和失去主權的威脅。
考德威爾認為可以用施特雷克的觀念來解釋特朗普如此受歡迎的原因。考德威爾在文章中寫道,“由于我們不再有‘民主’管理的經濟政策,它產生不公平的結果也就不足為奇了”。
正如施特雷克所指出的那樣,普通人在“全球經濟”事務上沒有影響力,而左翼政黨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放棄了對工人權利和生活水平的關注,轉而專注于呼吁平權等價值體系的構建,這一轉向疏遠了很多人。
而在廣大人民群眾之間,“民主”正在蓬勃發展。在選民投票率持續幾十年的下降之后,參與率在過去20年里開始穩步上升。考德威爾稱,隨著這種情況的發生,傾向于支持施特雷克所說的“標準模式政黨”(parties of the standard model)的自由派評論員已經改變了他們對“民主”的定義:他們認為高選舉參與率是一種令人不安的不滿表達,這“危害而不是加強民主”。
施特雷克也認為“民主”處于危機中,但這是因為“民主”被聲稱支持它的精英們阻撓了。當下顛倒的“民主”理念伴隨著一種新的政治策略。標準模式政黨的議程,越來越受到媒體和其他全球化重要提倡者的強化。斯特里克寫道,這些人“與新一輪政治化浪潮作斗爭”,“他們掌握了一整套工具——宣傳、文化、法律、制度”。
考德威爾指出,施特雷克在這兒說的可能是對歐洲左翼設置的障礙,但他的觀察同樣適用于右翼政黨。在歐洲,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領導人瑪麗娜·勒龐正在接受審判,上個月100多名德國議員要求禁止支持率正在上升的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AfD)。在美國,大選前特朗普背負34項重罪指控,但大多數美國人在大選期間通過投票箱宣布“豁免”他。
“隨著全球主義在自身的矛盾下崩潰,所有嚴肅的政治現在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走向了民粹主義。”考德威爾在文章最后寫道,施特雷克的新書并非關于特朗普的勝利,但他傳遞的信息非常值得注意——左翼必須擁抱民粹主義,其實民粹主義只是全球化的一個潛在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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