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羅迪·馬林斯、盧克·馬林斯：華盛頓頂級政治掮客，三招拿捏特朗普
導讀：華盛頓K街是美國政治游說業的核心，它沒有紐約華爾街那么出名，卻一直是權錢交匯的中心。和好萊塢、硅谷一樣，游說業是典型的美國產業——2016年時，華盛頓的“游說集群”就已雇傭超過117,000人。
本文從華盛頓K街20年資深說客——科爾托維奇的事例切入，分析游說機構和“專家”如何影響政策和輿論，揭開大金主取代大政府的隱秘歷史。摘自《K街之狼：大金主取代大政府的隱秘歷史》，主要介紹特朗普當選后對K街的沖擊，以及一些K街重要人物的最新動態，揭示K街說客光鮮外表下的復雜陰暗面。隨著特朗普再次當選，以及多名說客在其新政府中擔任要職，本文或許有助于讀解特朗普的新執政風格。
【文/ 布羅迪·馬林斯、盧克·馬林斯】
“化危為機”：特朗普勝選，“意外”助力資深說客脫困
選舉日后第二天的清晨，華盛頓的政治圈還在努力消化特朗普意外勝選的沖擊，一位資深的共和黨策略家已經開始行動。盡管吉姆·科爾托維奇（Jim Courtovich）并不是“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的熱情支持者。
作為一個在華盛頓政治圈內扎根一生的人物，科爾托維奇代表了特朗普競選中所批評的那種“深層國家”（Deep State）集團。在共和黨初選中，他曾資助特朗普的主要對手、佛羅里達州前州長杰布·布什（Jeb Bush，譯者注：曾任佛羅里達州州長，前總統小布什的弟弟），而在大選中，他甚至沒有投票。
然而，就在2016年11月9日的清晨，這位職業說客——他的客戶包括高盛、波音和沙特阿拉伯——向客戶和記者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在郵件中，他贊揚特朗普這位“民粹主義領袖”，盡管其多次公開蔑視華盛頓和游說行業。科爾托維奇寫道：“特朗普將為首都帶來前所未有的變革。他承諾要‘抽干沼澤’，消除那些通過關系和秘密交易進行的舊有模式。”
緊接著，科爾托維奇向特朗普的競選團隊捐贈2700美元——這是美國法定范圍內個人政治捐款最大金額，盡管特朗普已經贏得選舉。同一天，他在推特上分享了他對這場政治巨變的看法：“選舉后的華盛頓：破碎的夢想與新星的誕生”，科爾托維奇寫道，“新舊交替，一如既往。”
2016 年，吉姆·考托維奇 (Jim Courtovich)（右）抵達白宮參加國宴。 美聯社
這句話完美地捕捉了特朗普勝選對華盛頓游說業務造成的混亂。這場勝利導致了自1980年保守派革命以來K街權力格局最劇烈的一次重組。突然之間，華盛頓的每一位政治家和交易者都在爭相為新政府的成功布局，忙著與特朗普的圈內人建立聯系，聲稱自己是“MAGA”運動的長期支持者，并制定新策略以從當選總統那里獲得利益。整個華盛頓的游說行業似乎在一夜之間進行了自我重塑。
然而，科爾托維奇的轉變早在幾年前就開始了。在他長期合作伙伴埃文·莫里斯（Evan Morris，譯者注：時任基因泰克公司的華盛頓辦公室負責人，主要從事游說工作）意外去世，以及與醫藥科技企業基因泰克（Genetech）的豐厚合同消失后，科爾托維奇不得不尋找新的收入來源。憑借他著名的魅力和堅定的野心，他成功地找到了新的商業伙伴，獲得了新的資金，并成立了一家全新的公司——SGR政府關系與游說公司。
現在，當聯邦調查局繼續調查其與莫里斯長達十年的財務關系的同時，科爾托維奇正在展開另一次職業轉型：將自己塑造成特朗普的盟友。“Sphere Consulting（科爾托維奇的一家游說公司）無與倫比的人脈網絡和獨特的商業模式”，他在11月9日發給客戶和記者的郵件中寫道，“正是為這一天準備的。”
這是一個狡猾的策略，而且在短時間內，它似乎確實奏效了。
四面楚歌：多重挑戰中，科爾托維奇成功開發新客戶
科爾托維奇的角色從埃文·莫里斯的合作伙伴轉變為特朗普的顧問，一切似乎剛好發生在莫里斯去世前，當時他們的主要客戶基因泰克公司的合同開始減少。當科爾托維奇得知美國國稅局（IRS）正在審計他的公司時，資金的穩定流入就已中斷。
2014年10月，科爾托維奇與IRS官員會面討論審計問題。科爾托維奇最終與IRS達成協議，支付了一大筆錢來補繳稅款。會后，他感到如釋重負。
然而，這種輕松感并沒有持續太久。幾個月后，2015年2月25日，科爾托維奇收到了他的會計師的緊急郵件。“我不想嚇你，但這真的很嚴重，”她寫道。原來，IRS因為“未解決的還款時間表”凍結了科爾托維奇公司約400萬美元的銀行賬戶，金伯利在郵件中告訴了科爾托維奇這一消息。
科爾托維奇將郵件轉發給了莫里斯。“真是說曹操曹操到，”他寫道。“看來他們想加快還款計劃。”第二天，莫里斯為科爾托維奇的公司簽署了一份新合同，基因泰克公司支付了75萬美元作為咨詢費，這是他們十年合作的最后一筆交易。
自2005年以來，莫里斯為科爾托維奇帶來的數千萬美元合同，這是他生意的大部分。隨著這一收入來源的消失，科爾托維奇開始尋找新的收入渠道。2014年底，他聯系一位前合伙人，探討新的商業想法。
K街緊鄰白宮 Google Map
幾年前，科爾托維奇曾與西蒙·查爾頓（Simon Charlton）合作，代表一個富有的沙特投資基金進行游說。查爾頓和科爾托維奇一樣，都是時尚、有魅力的人，喜歡享受生活。他們曾在倫敦和迪拜共進晚餐，查爾頓也開始與住在科爾托維奇家附近的CBS王牌主播簡·克勞福德（Jan Crawford）約會。
2014年，科爾托維奇和查爾頓在科爾托維奇位于華盛頓、價值380萬美元的房子里共同舉辦了一場豪華夏季派對。記者、政府工作人員和國會山的職員們在裝飾著新鮮切花的后院涼亭里參加派對，工作人員提供阿根廷牛肉、蒸貽貝和法國葡萄酒，賓客名單超過一百人。晚餐后，一支名為“吉普賽皇后”的法國流行樂隊為賓客們獻上一場熱烈的表演。紐約時報的普利策獎得主莫琳·道（Maureen Dowd）甚至與樂隊共舞。
就在IRS追討欠款的同時，科爾托維奇向查爾頓提議合作成立一家新的游說公司。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當兩人討論項目細節時，科爾托維奇告訴查爾頓，成立這家公司需要多少錢：400萬美元——這個數字恰好與IRS凍結在他銀行賬戶中的金額相同。查爾頓對科爾托維奇的稅務問題一無所知，同意成為新游說公司的隱形合伙人。
回到迪拜后，查爾頓向阿爾戈賽比（Al Gosaib）家族的成員提了這個想法，沙特的投資者同意為這項業務提供資金。2015年3月，科爾托維奇和查爾頓草擬了一份業務協議，概述了新公司SGR的條款。查爾頓提供了來自沙特投資者的400萬美元啟動資金。科爾托維奇將負責公司的日常運營：尋找客戶并推動他們的政治目標。兩人各自持有公司約50%的股份。
根據合同，來自沙特投資者的400萬美元融資將分為兩部分。大約200萬美元用于新公司的啟動資金，另一半用于購買科爾托維奇在游說領域的關鍵工具：靠近美國國會大廈的一處房地產，科爾托維奇可以在那里與立法者社交，并招待記者。
同月，科爾托維奇使用沙特資金全款購買一處在國會山的價值165萬美元的聯排別墅，開始將其改造成理想的聚會場所。該房屋幾乎完全用于聚會。由于它位于住宅區，科爾托維奇告訴朋友，他雇了人在垃圾收集日把垃圾桶拿出去，這樣看起來就像是真的有人在此居住一樣。
1 2 3 4 下一頁 余下全文金玉其表：莫里斯離奇去世，揭開說客“光鮮”生活的“暗黑”真相
幾個月后，2015年7月9日，人們在弗吉尼亞的一家高級高爾夫俱樂部發現了埃文·莫里斯的遺體。
遵循猶太傳統，莫里斯的葬禮迅速舉行。7月12日，數百名哀悼者聚集在北弗吉尼亞的猶太教堂，他們來自莫里斯生命的不同階段：老同學、大學朋友、前東家Patton Boggs游說公司的同事、基因泰克公司的說客，甚至還有當地警長辦公室的成員——他們曾處理過莫里斯的自殺事件。科爾托維奇沒有出席，他在莫里斯去世的第二天就飛往倫敦出差了。代替他出席的是他的合伙人杰夫·澤萊尼（Jeff Zeleny），當時澤萊尼已經是CNN的駐白宮記者。
在悲傷的氛圍中，葬禮籠罩著一層神秘的色彩。許多人并不清楚莫里斯的死因。當拉比向哀悼者宣布莫里斯是自殺時，人群中爆發出驚呼。
安德魯·萊澤羅（Andrew Lazerow），一位華盛頓律師也是莫里斯的朋友，是致辭者之一。他回憶了與莫里斯共同經歷的奢華冒險，比如他們全家去迪士尼世界的旅行，住在四季酒店。這讓一些朋友開始懷疑莫里斯是如何負擔得起這樣奢侈的假期的。
一位國會山的工作人員參加過莫里斯家的晚宴，那是由名廚David Chang承辦的。莫里斯聲稱這是為了慶祝他的40歲生日。然而，在葬禮上，這位工作人員得知莫里斯去世時只有38歲。
在招待會上，莫里斯的遺孀特雷西聽到她丈夫的高中和大學同學回憶著多年來莫里斯講述的各種非凡故事。從年輕時起，老朋友們告訴特雷西，莫里斯就有夸大事實的習慣。他編造了關于發生過的事件的細節，并且創造了很多并不存在的故事。現在，當他們與特雷西討論他的虛構歷史時，一些莫里斯的高中和大學同學開始感到內疚。如果他們早些時候就采取措施應對莫里斯的謊言和夸大，或許他們的老朋友今天還活著。
葬禮后的幾天里，特雷西越來越感到不安。她的父親曾是一位成功的醫生，甚至曾為NBA球隊服務。然而，即使奮斗一生，這位知名醫生也沒能積累到像莫里斯在基因泰克公司十年間所擁有的財富。為了揭開真相，特雷西和她的朋友們聯系了莫里斯在華盛頓的一些前同事，包括名煙店的老板馬特·克里姆（Matt Krimm），那是莫里斯喜歡在工作日下午接電話并抽雪茄的地方。
莫里斯曾告訴同事們，除了為基因泰克公司從事游說工作外，他還擁有至少兩家華盛頓餐廳的股份。其中一家是位于華盛頓切維切斯附近的高檔酒吧，莫里斯聲稱他和克里姆共同擁有。然而，克里姆表示莫里斯并不是老板。莫里斯還虛構了自己是華盛頓市中心高檔餐廳Marcel's的共同所有人的說法。
這些揭示提出了一個更深的問題：如果莫里斯沒有這些（來自酒吧、餐廳等的）外部收入來源，那么他是如何維持奢華消費的？
特雷西和她的親人并不是唯一對此產生懷疑的人。莫里斯去世后不久，代理基因泰克公司的律師事務所吉布森·鄧恩·克魯切爾（Gibson, Dunn & Crutcher，以下簡稱GDC）派了一支律師團隊前往該公司的華盛頓辦事處。在悲劇發生的當天，莫里斯正在接受自己的律師們的審問，并迅速離開辦公室。當基因泰克的員工仍處于震驚之中時，GDC律師們進入莫里斯的辦公室，尋找更多信息。
在辦公室里，律師們發現墻上掛滿了莫里斯與各種民主黨名人握手的照片，包括前總統克林頓——這位曾激勵他從事華盛頓職業生涯的人。律師們詳細記錄了莫里斯的所有物品，收走了他的電腦和辦公桌上的文件。其中一位GDC律師注意到辦公室墻上的一張奇怪的照片。這是莫里斯長期商業伙伴科爾托維奇的照片，科爾托維奇笑容滿面，穿著襯衫和領帶。照片來自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文章稱贊科爾托維奇是華盛頓最成功的“名場面制造者”之一。
但與辦公室里其他照片不同，這張照片沒有框起來，而是從出版物上剪下來，貼在了飛鏢盤上，并且被飛鏢射穿——正好穿過了科爾托維奇的額頭。
你情我愿：大企業的資金，如何在說客與政客間流轉
在接下來的幾周內，GDC的律師團隊對莫里斯負責的企業開銷進行徹底審查。他們檢查銀行記錄、財務文件、商業合同，以及莫里斯的手機和iPad數據。調查結果顯示，在莫里斯管理基因泰克華盛頓業務預算期間，他將大約2500萬美元的合同資金轉移到三家與科爾托維奇有關或控制的公司：National Media、Sphere Consulting和Kearsarge Global Advisors。
用金錢環繞白宮的游說集團 Gemini Group
盡管涉及金額巨大，但這些合同的描述卻異常模糊。合同中往往沒有具體說明公司應完成的工作目標，以換取高額費用。有一份合同僅要求進行“競爭情報收集”和“每周媒體監控”。另一份合同則支付數十萬美元用于“輿情監控”，而科爾托維奇所做的不過是設置谷歌提醒，收集提及基因泰克的新聞文章，并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莫里斯。
GDC的律師們希望科爾托維奇能解釋這筆資金的流向。然而，在兩次會面中，盡管科爾托維奇態度友好，卻未能提供有價值的信息。據知情人士透露，科爾托維奇對于他為基因泰克工作的提問總是避而不談。在第一次會面中，他堅稱自己從未向莫里斯匯款。
會面后，GDC的調查人員發現一個關鍵線索：在審查莫里斯的個人銀行賬戶時，他們發現賬戶余額為1100萬美元，其中包括由科爾托維奇或其公司開出的支票存入的1000萬美元。進一步調查揭示了一個模式：每當基因泰克開始支付莫里斯與科爾托維奇談判的合同款項時，莫里斯就會收到科爾托維奇或其公司的支票。
當GDC的律師們再次要求科爾托維奇會面時，他改變了說法。這次，他聲稱與莫里斯有一種特殊的財務安排，始于2005年他們開始合作時。科爾托維奇表示，基因泰克希望莫里斯作為其新任年輕游說者，通過向華盛頓的智庫、慈善機構和社交活動捐款，建立自己的政治影響力。
科爾托維奇稱，基因泰克的高層認為，如果這些捐款看起來是來自莫里斯個人的銀行賬戶，而非公司預算，會更好看一些。因此，按照科爾托維奇的說法，公司高層授權莫里斯使用個人支票為公司的公關和政府關系活動提供資金，而科爾托維奇隨后會用從基因泰克獲得的資金，按照莫里斯安排的合同報銷這些費用。科爾托維奇堅稱，他只有在收到詳細記錄費用的書面發票后，才會向莫里斯支付報銷款項。之后，科爾托維奇拒絕繼續討論。
律師們已經有足夠的證據，他們聯系了舊金山的執法部門，報告了一名員工從基因泰克挪用數百萬美元的情況。接下來的一個月，聯邦調查局華盛頓辦公室正式啟動關于公司欺詐的調查。FBI發出傳票，采訪了幾十人，開展監視，并扣押了計算機、文件和電子郵件。
10月，GDC的四名律師在華盛頓與FBI和司法部的官員會面，根據FBI報告，提供了有關“埃文·莫里斯和[姓名被刪除]之間潛在回扣計劃”的調查結果。熟悉調查的人士表示，文件中被刪除的名字正是科爾托維奇。律師們提交了一份包含調查結果的300頁報告，認為這些證據已足以構成聯邦犯罪案件。
到那時，基因泰克已經開始追回莫里斯的一些標志性財產，公司認為這些財產是莫里斯利用從公司偷竊的錢購買的。例如，基因泰克的律師在舊金山的高等法院提交了文件，表明莫里斯用基因泰克的資金購買了136.5萬美元的加州灣區Mission Street的公寓和一輛5.7萬美元的GMC育空SUV，這些錢通過一個未具名的“乙方”洗錢。
在詳細調查中，基因泰克的律師提供了二十多張退票和銀行轉賬記錄，顯示莫里斯曾將大約400萬美元的基因泰克合同款項匯入“乙方”控制的賬戶。同一時期，文件顯示“乙方”又向莫里斯的個人銀行賬戶匯款了約300萬美元。基因泰克的律師表示，“基于這些證據，可證明莫里斯用基因泰克的資金購買了SUV和公寓。”法院同意了，判決將相關資產歸還給基因泰克。
在華盛頓，工作人員清空了莫里斯辦公室里的昂貴雪茄盒。基因泰克還扣押了他定制的Hacker-Craft奢華游艇，將其運到巴爾的摩的一家碼頭并掛牌出售。當冷藏卡車駛入莫里斯位于Belhaven的家時，一隊搬運工從地下室取出了超過5000瓶珍藏酒，并將它們打包進運輸箱。
之后，另一隊工作人員來到莫里斯家，將他的兩輛保時捷裝上大卡車。莫里斯在去世前不久購買了這些跑車，它們是他最在意的財產之一。在紐約皇后區的童年臥室里，年輕的莫里斯曾把一張保時捷的海報掛在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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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此時華盛頓圈內幾乎很少有人知道，科爾托維奇正在接受FBI調查。2015年9月9日，盡管FBI調查更加深入，科爾托維奇依然在他所謂的“國會山之家”（Hill House）舉辦了一場盛大的開幕派對。
在這場派對上，出席的嘉賓包括加利福尼亞州的共和黨國會議員埃德·羅伊斯（Ed Royce，譯者注：時任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ABC新聞的政治主任里克·克萊因（Rick Klein），以及來自《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CNN和Politico等知名媒體的記者和電視制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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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立法者和國會工作人員盡情享樂，卻渾然不知科爾托維奇的這個豪宅背后的金主是沙特投資者，其目的就是對所邀請的貴賓施加影響。派對中，有人捕捉到羅伊斯議員與路透社記者、一《金融時報》華盛頓分社社長交談的瞬間。科爾托維奇將這張照片收錄在宣傳冊中，用以吸引新客戶。銷售材料中夸耀科爾托維奇與主流媒體記者有著“無與倫比的聯系”。
科爾托維奇在給卡塔爾政府的信中寫道：“我們在與這些媒體的個別記者建立關系方面投入巨大。這些私人關系使我們能夠為客戶爭取到公正的報道，而非僅僅是公關宣傳。”宣傳材料還稱，國會山之家是“舉辦政策和媒體活動的理想場所”，能夠提升客戶品牌。科爾托維奇吸引潛在客戶的銷售策略非常明顯：如果你希望在華盛頓獲得記者或立法者的支持，雇傭我就夠了。
這一銷售策略，在面臨華盛頓問題的公司和外國政府中引起共鳴。科爾托維奇與底特律的住房抵押貸款巨頭Quicken Loans簽約，該公司當時正因不當貸款行為受到美國司法部的起訴（該公司后來支付了3250萬美元以解決這些指控，但未承認有任何不當行為）。10月，科爾托維奇的新公司同意為安道爾的前私人銀行Banca Privada d'Andorra辯護，該銀行最終在美國財政部指控其為外國官員和俄羅斯黑幫洗錢后倒閉。
2016年9月，科爾托維奇的公司與沙特簽訂了每月4.5萬美元的合同，目的是阻止一項允許恐怖襲擊受害者起訴襲擊者庇護國的法案。科爾托維奇也由此站到“9·11”襲擊中失去親人的家庭的對立面。合同顯示，沙特王儲的外事及媒體顧問卡塔尼聘請了科爾托維奇，而卡塔尼后來參與了《華盛頓郵報》記者卡舒吉的謀殺案。
科爾托維奇并非唯一為阻止這項法案的華盛頓行動者，卡塔尼還聘請了托尼·波德斯塔（Anthony Podesta，譯者注：游說公司Podesta Group創始人，他是民主黨大佬、克林頓幕僚長、奧巴馬政府法律顧問、拜登政府國際氣候政策顧問約翰·波德斯塔的兄弟，也是華盛頓最有影響力的說客和籌款人之一）。為了反對該法案，科爾托維奇會見了他的派對嘉賓羅伊斯議員，不過未能說服，法案也得以通過。
首頁 上一頁 1 2 3 4 下一頁 余下全文狹路相逢?：“老油條”說客的遲鈍，難敵“素人”新總統的強勢
大約在2016年大選結束后的六周，特朗普抵達佛羅里達州西棕櫚灘，與高爾夫傳奇人物“老虎”伍茲進行了一場高爾夫球賽。打完18洞后，特朗普走進俱樂部會所，沉浸在自己意外獲勝的喜悅之中。他對每一個上前的人握手、微笑，熱情地打招呼。但是，當斯坦頓·安德森（Stanton Anderson）走上前自我介紹時，這位未來的總統立刻變得冷淡。
安德森并不是普通的高爾夫愛好者，而是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的高級顧問。這個有著百年歷史的貿易組織是美國企業界在華盛頓的主要代表，其總部就設在白宮對面，代表了大約80%的《財富》雜志百強企業的利益。從1998年到2016年，商會在游說上花費了15億美元，是任何其他利益集團的三倍。商會致力于推動商業友好的政策，包括降低稅收、減少監管、增加國際貿易，以及爭取對美國企業有利的外國勞動力移民政策。
在2016年的競選期間，商會的長期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多諾霍（Thomas Donohue）將特朗普對企業國際貿易和移民政策的批評視為對美國工業的嚴重威脅。與其他避免直接沖突的企業領袖不同，多諾霍選擇了強硬回擊。他在彭博電視的采訪中表示，特朗普“對貿易實際上幾乎一無所知”，商會也在推特上表示特朗普的貿易計劃將導致“更高的物價、更少的工作機會和更弱的經濟”。
這些批評激怒了當時還是候選人的特朗普。在緬因州班戈的一次競選集會上，他指責商會“完全被一群根本不關心群眾的人控制”。盡管如此，大多數企業領袖并不擔心特朗普，因為他們確信他會輸給希拉里·克林頓。
然而，即使在特朗普意外獲勝后，包括安德森在內的許多企業代言人，仍然判斷特朗普的民粹主義憤怒只是競選口號：他們期待特朗普入主白宮后會緩和他的反企業言論，采取更符合大企業優先事項的貿易和移民立場。因此，當安德森在高爾夫俱樂部遇到當選總統時，他試圖緩和企業界主要代表與新總統之間的緊張關系。他走上前，介紹了自己在商會的角色，并伸出了手。
K街與特朗普 CNN
特朗普則拒絕握手。“你們竭盡全力阻止我，”這位未來的總統冷笑道，臉色漲紅，“我沒忘記。”
這一互動反映了企業與新總統之間日益緊張的關系。選舉后的幾周里，特朗普加大了對大企業的攻擊力度。2016年12月，他承諾“降低藥品價格”，導致制藥公司股價下跌；他還威脅要取消從波音公司購買新型空軍一號飛機的計劃，因為成本超支。次月，他批評豐田汽車公司計劃在墨西哥建造一座新工廠，用于生產銷往美國的汽車。他在推特上寫道：“絕不可能！工廠必須建在美國，否則就付高額邊境稅。”
特朗普的“反企業”怒火也引發了K街的恐慌，他們尚未準備好應對特朗普接管華盛頓。根據《華盛頓人》（Washingtonian）雜志的一篇文章，在2016年大選前，企業和特殊利益集團因預測希拉里勝選，已雇傭了包括波德斯塔在內的許多民主黨游說者和顧問。現在，特朗普勝選后，他們又急于招募共和黨人，但面臨一個問題：華盛頓的共和黨影響力人物中，很多人并不在特朗普的圈子里。
許多曾經在傳統共和黨大佬如杰布·布什領導下茁壯成長的活動家，就是特朗普的公開批評者。許多人甚至拒絕為特朗普站臺。特里·布萊克（Terry Blake）就是其中之一，這位經驗豐富的共和黨游說者在20多年前曾幫助特朗普打入華盛頓，但2000年由于不滿特朗普未支付游說費用而與其斷絕關系。當特朗普重新成為美國政治的一股力量時，布萊克依然拒絕表示支持，反而為前俄亥俄州州長約翰·凱西（John R. Kasich）工作。
大多數其他共和黨游說者也遵循了布萊克的做法。因此，特朗普的“反建制”運動基本上沒有依賴那些熟悉華盛頓的典型內部人士。正如一位共和黨顧問所說，“你幾乎可以這么看，分為共和黨人、民主黨人，接著你得找到第三方的人，那就是特朗普的人。”
就像里根勝選為游說公司Black, Manafort & Stone打開了大門一樣，特朗普的當選也創造了一批新的K街權力掮客。突然間，任何與特朗普有關系，或者能夠合理聲稱與他有關的人，都可以自我塑造為影響力人士，并收取高額咨詢費用。許多特朗普競選團隊的成員被游說公司招募，而其競選經理科里·魯安多夫斯基（Corey Lewandowski）等人則創立了自己的咨詢公司。公司和游說公司為了獲得新總統的青睞和接近機會，紛紛付出巨額費用。
同特朗普的“關系”變得如此重要，以至于某個游說者邁克爾·埃斯波西托（Michael Esposito）通過夸耀自己與特朗普的“強大個人和職業關系”，將自己公司的收入增加近六倍。事實上，埃斯波西托曾是民主黨成員，與新總統或其家族并沒有實際聯系。當《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揭露這一騙局時，FBI突襲了埃斯波西托位于K街的辦公室，對其詐騙展開調查。最終，埃斯波西托并沒有面臨指控。“特朗普政府任職初期，游說行業呈現出一種‘狂野西部’的狀態，”共和黨游說者馬修·約翰遜（Matthew Johnson）解釋道。
花樣翻新：從“地理圍欄”到當面談判，干涉特朗普決策若干“妙招”
特朗普的上臺顯著地改變了美國政策制定的格局。此前，重大政策決策通常由聯邦政府官員主導。但當這位億萬富翁入主白宮后，他親自接管了原本由內閣部長、聯邦機構或國會委員會負責的政策決策。
特朗普繞過華盛頓政策制定機制的主要手段是行政命令，這使他能在不經眾議院和參議院立法程序的情況下推行政策。他利用行政命令推進了“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議程，包括擴大能源生產、加強邊境安全、削弱奧巴馬醫改、撤銷清潔空氣法規等。總體而言，特朗普第一任期內簽署了220項行政命令，創下自卡特總統以來四年任期內最多的記錄。
“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資深公關策略師埃里克·博維姆（Eric Bovim）說。“在奧巴馬時期，政府像一個精密調校的樂器，各部分協同工作，發出統一的聲音。你需要與每個人合作以達到和諧；在特朗普時代，更像是一個單人樂隊——總統在白宮草坪上不停地彈吉他，壓倒所有其他聲音。”
這種變化迫使K街的游說者們放棄舊策略。他們開始運用所有工具——從傳統媒體操作到先進的數字戰術——試圖影響特朗普的思維。在華盛頓的影響力游戲中，這種策略被稱為“一對一觀眾”策略。
游說者們在《紐約時報》、《紐約每日新聞》、《紐約郵報》和《華爾街日報》等紐約地區的大報上刊登廣告，試圖吸引特朗普的注意，因為他們相信這些是特朗普關注的媒體。同時，他們還利用某些新聞文章傳遞給新總統的獨特方式，試圖推動客戶的議程：在2017年的大部分時間里，白宮的通訊團隊每天早晚都會準備一份稱贊特朗普的新聞合集，而總統幾乎總會閱讀這份“內參”，這恰恰為K街的游說者提供機會。此外，一位共和黨顧問表示，他會定期在右翼網站布賴特巴特新聞（Breitbart News）上發布有利于其公司客戶的文章，然后將這些文章發給白宮的一位朋友，讓他們把這些文章收入合集。
游說者還試圖利用“地理圍欄”（Geo-fencing）等新技術來塑造總統的思維。通過當時特朗普最喜歡的社交平臺推特、臉書和YouTube直接發送廣告。當特朗普在華盛頓時，他們會把廣告發送到覆蓋白宮和特朗普國際酒店的IP地址；當特朗普前往新澤西的高爾夫俱樂部時，他們會把廣告發到那里；當他去海湖莊園時，他們會發送到佛羅里達的俱樂部。K街的顧問們還向其女婿庫什納和大女兒伊萬卡在華盛頓的家發送數字廣告，試圖影響他們的看法。
一些公司則瞄準了如Michel Richard等華盛頓的高端餐廳，“守株待兔”希望白宮的高級助手偶爾前來就餐。
針對特朗普的“一對一策略”的核心在于總統對電視的沉迷。選舉結束后，顧問們開始購買福克斯的Fox & Friends這檔保守派晨間節目中的廣告時段，因為總統對其幾乎到了癡迷的程度。但如何讓一個老人觀看關于乙醇補貼的廣告呢？他們決定使用特朗普在競選期間討論該問題的舊錄像，讓他成為廣告的主角。一位共和黨說客解釋道：“總統最喜歡的話題就是他自己。還有什么比給他提供他最癡迷的東西更能吸引他的興趣呢？”
企業游說者采取了類似策略，在他們猜測總統可能觀看的節目中播放廣告：無論是他喜歡的節目（如福克斯新聞的Sean Hannity Show）還是他討厭的節目（如MSNBC的Morning Joe和NBC的《周六夜現場》）。甚至民主黨人也參與其中。波德斯塔協助為一個沙特利益團體制作了一輪電視廣告，希望說服特朗普結束美國與卡塔爾的密切外交關系，并選擇在2017年7月的英國高爾夫公開賽期間播放了這些廣告。
特朗普總統的不確定性以及這些最新游說戰術的效果存疑，導致了更多的游說支出。從2016年到2018年，游說支出總額增加了9%，達到35億美元。盡管K街花費了數百萬美元策劃這些新奇戰術，事實證明，影響特朗普的最佳方式仍是直接勾搭其家人或助手。
特朗普確實受到福克斯電視臺傳播的觀點影響 CNN
不過，像福克斯新聞創始人默多克能直接與特朗普對話的人，其游說效果最佳。據《名利場》報道，默多克曾親自敦促特朗普開放更多聯邦土地用于水力壓裂，特朗普的確在不久后就發布公告，允許在超過1000萬英畝的聯邦土地上進行水力壓裂。同時，默多克還推動特朗普利用政府的權力打擊谷歌和臉書，因為它們分散了福克斯的觀眾注意力并搶走了廣告收入；在隨后的幾年里，由特朗普任命的聯邦貿易委員會官員和司法部啟動了針對谷歌、臉書及其他科技公司的反壟斷調查。
從某種意義上說，特朗普時代短暫地逆轉了過去近四十年來定義現代游說行業的“媒體化”趨勢。K街的操盤手們放棄了那些復雜的“外部攻略”，而轉向傳統的“直接對接”。這位曾承諾“抽干沼澤”的總統，實際上讓游說行業回到了1930年代華盛頓充滿秘密交易的房間里。
首頁 上一頁 1 2 3 4 下一頁 余下全文雞犬升天：搭上特朗普，K街內外涌現更多“新贏家”
在特朗普時代，佛羅里達州的說客布賴恩·巴拉德（Brian Ballard）成為最大的贏家之一，他利用與總統的長期關系賺得盆滿缽滿。巴拉德曾為特朗普的佛羅里達商業利益上進行游說，并在競選期間為他籌集了數百萬美元；大選后，他也迅速在華盛頓開設辦公室，大肆宣揚與新總統的密切關系，并簽下包括亞馬遜、美國糖業和卡塔爾政府在內的一系列游說客戶。在特朗普四年的任期內，巴拉德和他的小團隊通過服務超過120家公司和外國政府，收入超過1億美元。
巴拉德的大部分工作就是促成與總統或其高級顧問的一對一對話。例如，當私人監獄公司GEO集團希望推翻聯邦對私人監獄囚犯數量的上限時，他們聘請了巴拉德。經過巴拉德與幾位特朗普官員的談判，這一上限被取消，GEO集團與政府的合同幾乎翻了一番，達到了9億美元。
科爾托維奇是少數幾個與特朗普核心圈有聯系的華盛頓影響力經紀人之一。在2016年選舉的最后階段，他開始為特朗普MAGA運動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工作——邁克爾·弗林（Michael Flynn）。弗林是美國退役的三星將軍，通過著名說客保羅·馬納福特（Paul Manafort）的引薦，成為了特朗普競選團隊的國家安全顧問。
弗林公開表達對希拉里·克林頓的厭惡，使他在特朗普支持者中極受歡迎。與此同時，他的咨詢公司Flynn Intel Group也吸引到新業務，例如土耳其裔美國商人Kamil Ekim Alptekin控制的荷蘭公司Inovo，該公司與土耳其政府的高層人物有聯系。
弗林將軍 CNN
2016年8月，Alptekin的公司同意支付弗林的公司超過50萬美元，以調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主要政治對手居倫。居倫是當時住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土耳其伊瑪目，被埃爾多安指控策劃了當年夏天的事件，盡管這一指控始終未得到證實。
在這項努力中，弗林聘請了科爾托維奇，試圖說服美國將居倫引渡回土耳其。在2016年11月8日選舉日當天，科爾托維奇的公司利用其在媒體中的聯系，在《國會山報》上刊發了由弗林撰寫的意見文章。
在這篇社論中，弗林沒有透露，他對居倫的批評正是在他接受50萬美元報酬，策劃一場旨在幫助土耳其總統的影響力運動時發出的。而且，弗林也沒有按照美國《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的要求，在司法部注冊為外國代理人。雖然這一點當時并未引起注意，但弗林未能進行此類披露，最終證明是災難性的。
特朗普當選后，科爾托維奇努力加強與特朗普白宮的聯系。11月中旬，他在“國會山之家”又舉辦了一個“慶祝選舉”的聚會。除了常規的記者和工作人員，客人還包括與特朗普有聯系的幾位人物，如特朗普總統競選團隊的幕后人物尼克·歐文斯（Nick Owens）、特朗普未來國務卿蓬佩奧的助手帕特里克·弗萊明（Patrick Fleming），以及弗林的商業伙伴比揚·基安（Bijan Kian）。憑借這些同特朗普的聯系，科爾托維奇計劃再簽訂一些新的客戶和項目。
在弗林即將成為特朗普的國家安全顧問時，科爾托維奇也獲得了俄羅斯最大國有銀行聯邦儲蓄銀行（Sberbank）每年5萬美元的合同。Sberbank在2016年與波德斯塔斷開關系后，決定在2017年1月聘請科爾托維奇。第二個月，科爾托維奇幫助埃塞俄比亞達成180萬美元的年度協議，承諾阻止國會通過一項譴責該國“侵犯人權行為”的決議。
根據前特朗普競選助手尼克·歐文斯的說法，科爾托維奇甚至向阿爾巴尼亞總統提議，如果支付100萬美元，他可以安排總統與特朗普合影，從而獲得特朗普支持的表象。盡管這一提議沒有付諸實踐，但其他游說從業者也對科爾托維奇的大膽行為感到震驚。
隨著海外客戶名單的增長，以及包括波音、高盛和Quicken Loans在內的美國大公司客戶的加入，科爾托維奇重獲成功。隨著特朗普掌控聯邦政府，科爾托維奇展現出了一種“成為華盛頓內部圈子核心”的信心。
特朗普簽署行政令 CNN
2017年1月，他與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羅伊斯在華盛頓市中心的BLT Steak餐廳共進晚餐。同月，科爾托維奇出現在面向青年高知群體的SiriusXM衛星廣播節目中，介紹了自己推進客戶在華盛頓利益的獨特方式。他在節目中解釋說，舉辦晚宴聚會“可以與政府官員交流，實際上能傳達一些觀點”。一位資深的華盛頓記者對此表示贊同：“我認識的一半人都來自這些的聚會。”
后記：K街“風云人物”的近況（截至2024年初）
游說業傳奇大亨湯米·博格斯（Tommy Boggs）被安葬在華盛頓特區的國會公墓，這個小墓地坐落在阿納科斯蒂亞河岸邊，距離國會大廈大約兩英里遠。他的墓旁豎立著一塊紀念石碑，紀念他已故的父親、前眾議院多數黨領袖黑爾·博格斯（Hale Boggs）。每年，在湯米逝世的周年紀念日，他的許多老同事都會聚集在棕櫚餐廳，回憶往事，共同舉杯緬懷。
2023年3月，保羅·馬納福特（Paul Manafort）同意支付超過300萬美元，以解決司法部對他未申報二十多個海外銀行賬戶的民事訴訟。這些賬戶是他多年前在烏克蘭工作時所持有的。馬納福特的律師向媒體表示，盡管他的客戶可以選擇在法庭上抗爭，但馬納福特更希望擺脫與特別檢察官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的糾纏。律師表示，“保羅已經放下過去”。
早在2022年，CNN從一組丹麥紀錄片制作團隊那里獲得了一段視頻，顯示特朗普的長期顧問羅杰·斯通（Roger Stone）在2020年選票統計前就開始討論如何質疑選舉結果。“去他的投票，直接上暴力吧，”斯通曾這樣說。這段視頻后來被提交給國會，作為調查2021年1月6日國會大廈暴力事件的特別委員會的證據。
游說行業傳奇“布萊克-馬納福特-斯通”團隊的另一名成員查理·布萊克（Charlie Blake），在原團隊解散后成立一家新的游說公司，并擔任主席直到最近。其公司最近改名為“Prime Policy Group”，曾為包括AT&T和聯邦快遞在內的眾多企業客戶提供服務。2010年，他被選入美國政治顧問協會的名人堂。與前伙伴不同，布萊克對特朗普持批評態度。
在原公司解散約四年后，托尼·波德斯塔（Tony Podesta）在2021年底重返游說行業，為某電信巨頭提供幫助，賺取100萬美元收入。他還為保加利亞的一家石油天然氣公司和利比亞政府提供游說服務。2022年5月，美國國家藝術館將他列為最大捐助者之一，將他的名字刻在大理石墻上。2024年初，他以820萬美元的價格出售了他在華盛頓的豪宅。
埃文·莫里斯（Evan Morris）去世后，他的遺產在多方的和解協議下被瓜分。他的遺孀賣掉位于弗吉尼亞的房子，帶著孩子們離開華盛頓，重新開始教學工作。
與此同時，托尼·波德斯塔的前妻希瑟（Heather）現在經營著華盛頓第五大游說公司Invariant。2022年，公司收入達到3800萬美元，客戶包括蘋果、家得寶和SpaceX等。近年來，她在加州度假小鎮圣莫尼卡購買了一處價值770萬美元的山間小屋，并在2023年秋天再婚。
首頁 上一頁 1 2 3 4 余下全文導讀：華盛頓K街是美國政治游說業的核心，它沒有紐約華爾街那么出名，卻一直是權錢交匯的中心。和好萊塢、硅谷一樣，游說業是典型的美國產業——2016年時，華盛頓的“游說集群”就已雇傭超過117,000人。
本文從華盛頓K街20年資深說客——科爾托維奇的事例切入，分析游說機構和“專家”如何影響政策和輿論，揭開大金主取代大政府的隱秘歷史。摘自《K街之狼：大金主取代大政府的隱秘歷史》，主要介紹特朗普當選后對K街的沖擊，以及一些K街重要人物的最新動態，揭示K街說客光鮮外表下的復雜陰暗面。隨著特朗普再次當選，以及多名說客在其新政府中擔任要職，本文或許有助于讀解特朗普的新執政風格。
【文/ 布羅迪·馬林斯、盧克·馬林斯】
“化危為機”：特朗普勝選，“意外”助力資深說客脫困
選舉日后第二天的清晨，華盛頓的政治圈還在努力消化特朗普意外勝選的沖擊，一位資深的共和黨策略家已經開始行動。盡管吉姆·科爾托維奇（Jim Courtovich）并不是“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的熱情支持者。
作為一個在華盛頓政治圈內扎根一生的人物，科爾托維奇代表了特朗普競選中所批評的那種“深層國家”（Deep State）集團。在共和黨初選中，他曾資助特朗普的主要對手、佛羅里達州前州長杰布·布什（Jeb Bush，譯者注：曾任佛羅里達州州長，前總統小布什的弟弟），而在大選中，他甚至沒有投票。
然而，就在2016年11月9日的清晨，這位職業說客——他的客戶包括高盛、波音和沙特阿拉伯——向客戶和記者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在郵件中，他贊揚特朗普這位“民粹主義領袖”，盡管其多次公開蔑視華盛頓和游說行業。科爾托維奇寫道：“特朗普將為首都帶來前所未有的變革。他承諾要‘抽干沼澤’，消除那些通過關系和秘密交易進行的舊有模式。”
緊接著，科爾托維奇向特朗普的競選團隊捐贈2700美元——這是美國法定范圍內個人政治捐款最大金額，盡管特朗普已經贏得選舉。同一天，他在推特上分享了他對這場政治巨變的看法：“選舉后的華盛頓：破碎的夢想與新星的誕生”，科爾托維奇寫道，“新舊交替，一如既往。”
2016 年，吉姆·考托維奇 (Jim Courtovich)（右）抵達白宮參加國宴。 美聯社
這句話完美地捕捉了特朗普勝選對華盛頓游說業務造成的混亂。這場勝利導致了自1980年保守派革命以來K街權力格局最劇烈的一次重組。突然之間，華盛頓的每一位政治家和交易者都在爭相為新政府的成功布局，忙著與特朗普的圈內人建立聯系，聲稱自己是“MAGA”運動的長期支持者，并制定新策略以從當選總統那里獲得利益。整個華盛頓的游說行業似乎在一夜之間進行了自我重塑。
然而，科爾托維奇的轉變早在幾年前就開始了。在他長期合作伙伴埃文·莫里斯（Evan Morris，譯者注：時任基因泰克公司的華盛頓辦公室負責人，主要從事游說工作）意外去世，以及與醫藥科技企業基因泰克（Genetech）的豐厚合同消失后，科爾托維奇不得不尋找新的收入來源。憑借他著名的魅力和堅定的野心，他成功地找到了新的商業伙伴，獲得了新的資金，并成立了一家全新的公司——SGR政府關系與游說公司。
現在，當聯邦調查局繼續調查其與莫里斯長達十年的財務關系的同時，科爾托維奇正在展開另一次職業轉型：將自己塑造成特朗普的盟友。“Sphere Consulting（科爾托維奇的一家游說公司）無與倫比的人脈網絡和獨特的商業模式”，他在11月9日發給客戶和記者的郵件中寫道，“正是為這一天準備的。”
這是一個狡猾的策略，而且在短時間內，它似乎確實奏效了。
四面楚歌：多重挑戰中，科爾托維奇成功開發新客戶
科爾托維奇的角色從埃文·莫里斯的合作伙伴轉變為特朗普的顧問，一切似乎剛好發生在莫里斯去世前，當時他們的主要客戶基因泰克公司的合同開始減少。當科爾托維奇得知美國國稅局（IRS）正在審計他的公司時，資金的穩定流入就已中斷。
2014年10月，科爾托維奇與IRS官員會面討論審計問題。科爾托維奇最終與IRS達成協議，支付了一大筆錢來補繳稅款。會后，他感到如釋重負。
然而，這種輕松感并沒有持續太久。幾個月后，2015年2月25日，科爾托維奇收到了他的會計師的緊急郵件。“我不想嚇你，但這真的很嚴重，”她寫道。原來，IRS因為“未解決的還款時間表”凍結了科爾托維奇公司約400萬美元的銀行賬戶，金伯利在郵件中告訴了科爾托維奇這一消息。
科爾托維奇將郵件轉發給了莫里斯。“真是說曹操曹操到，”他寫道。“看來他們想加快還款計劃。”第二天，莫里斯為科爾托維奇的公司簽署了一份新合同，基因泰克公司支付了75萬美元作為咨詢費，這是他們十年合作的最后一筆交易。
自2005年以來，莫里斯為科爾托維奇帶來的數千萬美元合同，這是他生意的大部分。隨著這一收入來源的消失，科爾托維奇開始尋找新的收入渠道。2014年底，他聯系一位前合伙人，探討新的商業想法。
K街緊鄰白宮 Google Map
幾年前，科爾托維奇曾與西蒙·查爾頓（Simon Charlton）合作，代表一個富有的沙特投資基金進行游說。查爾頓和科爾托維奇一樣，都是時尚、有魅力的人，喜歡享受生活。他們曾在倫敦和迪拜共進晚餐，查爾頓也開始與住在科爾托維奇家附近的CBS王牌主播簡·克勞福德（Jan Crawford）約會。
2014年，科爾托維奇和查爾頓在科爾托維奇位于華盛頓、價值380萬美元的房子里共同舉辦了一場豪華夏季派對。記者、政府工作人員和國會山的職員們在裝飾著新鮮切花的后院涼亭里參加派對，工作人員提供阿根廷牛肉、蒸貽貝和法國葡萄酒，賓客名單超過一百人。晚餐后，一支名為“吉普賽皇后”的法國流行樂隊為賓客們獻上一場熱烈的表演。紐約時報的普利策獎得主莫琳·道（Maureen Dowd）甚至與樂隊共舞。
就在IRS追討欠款的同時，科爾托維奇向查爾頓提議合作成立一家新的游說公司。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當兩人討論項目細節時，科爾托維奇告訴查爾頓，成立這家公司需要多少錢：400萬美元——這個數字恰好與IRS凍結在他銀行賬戶中的金額相同。查爾頓對科爾托維奇的稅務問題一無所知，同意成為新游說公司的隱形合伙人。
回到迪拜后，查爾頓向阿爾戈賽比（Al Gosaib）家族的成員提了這個想法，沙特的投資者同意為這項業務提供資金。2015年3月，科爾托維奇和查爾頓草擬了一份業務協議，概述了新公司SGR的條款。查爾頓提供了來自沙特投資者的400萬美元啟動資金。科爾托維奇將負責公司的日常運營：尋找客戶并推動他們的政治目標。兩人各自持有公司約50%的股份。
根據合同，來自沙特投資者的400萬美元融資將分為兩部分。大約200萬美元用于新公司的啟動資金，另一半用于購買科爾托維奇在游說領域的關鍵工具：靠近美國國會大廈的一處房地產，科爾托維奇可以在那里與立法者社交，并招待記者。
同月，科爾托維奇使用沙特資金全款購買一處在國會山的價值165萬美元的聯排別墅，開始將其改造成理想的聚會場所。該房屋幾乎完全用于聚會。由于它位于住宅區，科爾托維奇告訴朋友，他雇了人在垃圾收集日把垃圾桶拿出去，這樣看起來就像是真的有人在此居住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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