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院：西方對肯尼亞強行輸出民主制度，帶來的卻是落后、腐敗、暴力……
【文/清華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院】
西方國家自視為民主化的引領者，積極倡導并推動非洲國家的政治改革與民主進程。然而，西方國家在肯尼亞（以下簡稱“肯”）的干預實踐卻揭示了這一立場的深刻矛盾。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通過對肯援助、操縱非政府組織和外交施壓，強行輸出民主制度，影響了肯民主化進程，導致其國內出現部族主義與政黨政治交織、腐敗現象嚴重、沖突與暴力頻發、經濟與社會發展滯后等制度張力。
首先，本文將通過梳理肯獨立以來的民主化過程及現狀，揭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干預肯民主化進程的本質，重點分析美國在肯推行西式民主化的主要方式。其次，本文聚焦于民主化給肯帶來的影響，深入探討肯民主化引發的制度張力。最后，本文認為，肯需從本土文化入手探索適于自身發展的本土民主。
一、西方國家推動下肯尼亞民主化的過程與現狀
自肯尼亞獨立以來，西方國家根據自身利益需求，對肯民主化發展實施了一系列的干預、操縱，形成了肯民主化情況與西方國家戰略需求密切相關的特征。根據肯民主化進程和西方國家的干預情況，西方國家推動下的肯民主化可分為5個階段，包括1961年至1964年短暫的兩黨競爭時期；1964年至1991年肯尼亞非洲民族聯盟（Kenya African National Union，簡稱“肯盟”）一黨制時期；1991年至2002年多黨制過渡期；2002年至2013年全國彩虹聯盟（National Rainbow Coalition）執政時期；2013至今新憲法下的肯尼亞民主制度時期。
1. 短暫的兩黨競爭時期（1961年至1964年）
為確保在肯尼亞利益，英國操縱了肯獨立前夕的政治局勢，塑造了肯獨立初期的民主化路徑。1961年，英國政府解除了對非洲政黨的禁令，肯兩大政黨“肯盟”和“肯尼亞非洲民主聯盟”（Kenya African Democratic Union，簡稱“肯民盟”）實現合法化。1961年3月肯首屆大選中，肯盟以61%的選票和19個議會席位贏得選舉，而肯民盟只得到16%的選票和11個議會席位。
考慮到肯盟政治路線較為激進，不利于保護在肯英國農場主的利益，英國在1962年的第二次蘭開斯特制憲會議（The Lancaster House conferences）上支持“分權憲法”和“建立肯盟和肯民盟的聯合政府”，以限制肯盟的權力。1963年，馬爾科姆·麥克唐納 （Malcolm MacDonald）成為肯尼亞總督，調整了英國對肯政策，認為“既定的對肯政策會使曾主導茅茅起義的基庫尤族報復英國”，“肯盟是英國利益的最佳保護者，其贏得獨立大選能讓基庫尤族自由發揮政治才能”， 決定極力避免肯民盟贏得1963年肯尼亞獨立選舉。
得到英國支持的肯盟最終贏得了1963年獨立選舉，取消了1962年分權憲法，大力推行集權化。到1964年11月底，肯盟吞并了肯民盟，喬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任總統，肯尼亞成為了高度集權的一黨制國家。
肯尼亞首任總統喬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 維基百科
2. 肯尼亞非洲民族聯盟一黨制時期（1964年至1991年）
獨立初期，英國繼續強化對肯影響力，鞏固了喬莫·肯雅塔的集權政權。在安全領域，英國與肯簽署了一系列防務協定，保護親西方的喬莫·肯雅塔政權穩固。例如，肯政府承諾向英國供應商購買國防裝備，還允許英軍使用蒙巴薩港，并在肯尼亞山地區開展步兵訓練。作為回報，英國為肯軍隊提供培訓和裝備，并承諾在發生騷亂或者索馬里入侵的情況下提供援助。
在媒體領域，英國與《東非標準報》（East African Standard）編輯肯尼斯·博爾頓 （Kenneth Bolton）聯系密切，經常向博爾頓提供材料，要求刊登有關防范共產主義滲透的文章。在經濟領域，英國是肯最大的援助伙伴，也是肯最大的進口國。
在政治領域，英國與多個肯內閣官員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包括檢察總長查爾斯·恩喬恩喬 （Charles Njonjo）、農業部部長布魯斯·麥肯齊（Bruce McKenzie），還支持他們清除國內親蘇激進派。
例如，1965年4月恩喬恩喬請求英國立即提供軍事援助，破壞由激進派奧金加·奧廷加（Oginga Odinga）領導的政變。盡管英國并未掌握任何肯即將發生政變的證據，但仍派遣英國皇家海軍海神之子號（HMS Albion）在蒙巴薩候命，還安排了一整營的英國軍隊在亞丁灣基地整裝待命。
在情報領域，考慮到喬莫·肯雅塔身體狀況不佳，英國密切關注肯總統候選人間的斗爭，并通過反顛覆基金（Counter Subversion Fund）資助英國在肯的情報網絡，確保英國在肯經濟利益。
與此同時，美國不斷滲透肯尼亞以強化其親西方傾向，吸引該國為遏制共產主義擴張服務。在1964年桑給巴爾政變、尼雷爾（Julius Kambarage Nyerere）轉向蘇東陣營之后，美國愈發擔心東非地區爆發共產主義革命，因而對肯開展了一系列的滲透。
一是針對肯青年開展意識形態滲透，包括為肯青年提供獎學金和赴美留學項目；利用美國之音等媒體傳播美國價值觀。二是為肯保守派提供財政、情報等方面的秘密援助，幫助其清除奧廷加等親蘇激進派。三是在肯組織并資助了和平與自由文化組織（the Peace with Freedom cultural organisation），以聯系肯雅塔教育學院（Jomo Kenyatta Educational Institute）、東非出版社（the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等有反共色彩的文化機構。
此外，面對急劇惡化的周邊安全環境，肯積極尋求外部安全援助，美國成為肯主要的軍事伙伴。1976年8月，肯與美國簽訂了一份價值7500萬美元的協議，這是肯與英國以外的國家簽訂的第一份主要防務協議?？辖蛹{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并為美國海軍提供蒙巴薩港的通行通道。
作為回報，美國提供先進的軍事裝備、訓練和援助，包括6500萬美元的貸款，可用于購買12架新的諾斯羅普F-5戰斗機，為肯尼亞空軍提供更好的攔截能力。
1978年喬莫·肯雅塔去世后，西方國家依據冷戰情況變化對肯民主化進程先后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應。
第一，延續了親西方外交路線的繼任總統丹尼爾·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暴力清除異己政治力量、發展恩庇政治、縱容腐敗，還通過頒布1982年第7號《憲法（修正案）法》，成為法律上的一黨制國家，使肯盟成為唯一合法的政黨。 對此，英美考慮到蘇聯在東非地區的擴張態勢，以及肯重要的地緣戰略位置，選擇繼續支持莫伊政權。
第二，80年代末期冷戰形勢劇變，肯成為英美地緣政治的邊緣。一方面，隨著1989年柏林墻倒塌，國際社會逐漸步入后冷戰時代，肯尼亞的反共立場失去意義。另一方面，由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國在中東地區獲得了軍事基地，肯尼亞的戰略重要性喪失。
因此，面對肯國內日益高漲的多黨制政治改革要求，英美開始向莫伊政府施壓，將政治改革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援助的條件。在此背景下，沒有英美支持的莫伊政府難以抵抗國內的暴力反抗，于1991年12月3日宣布將該國從一黨制轉變為多黨制。但由于反對派嚴重分裂，肯盟和莫伊贏得了大選。
肯尼亞前總統莫伊（1924-2020）于2004年在肯尼亞內羅畢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 新華社
3. 多黨制過渡期（1991年至2002年）
90年代初肯尼亞實行多黨制后，美國對其政治改革的壓力有所減弱，兩國經貿關系在“非洲增長與機會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下迅速發展。1993年克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入主白宮后調整對非政策，謀求與非洲國家建立新型伙伴關系，強調美非貿易互利。其中，肯尼亞成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批獲準向美國免關稅、免配額出口紡織品服裝的國家。
90年代末，隨著非洲恐怖組織日益活躍，肯成為美滿足全球反恐戰略訴求的關鍵伙伴，莫伊政府的統治得到了美國的支持。冷戰結束之初，由于非洲戰略價值下降、肯反對派力量弱小且四分五裂，西方國家對肯反對派的支持僅停留在口頭上，幾乎放棄對肯政治開展實質性干預。
然而，自1998年美國內羅畢大使館遭遇恐怖襲擊后，美肯安全合作日益緊密，間接鞏固了莫伊的獨裁統治，助長了官僚階層的腐敗。自1998年美國內羅畢大使館遇襲后，美國對肯戰略的核心從傳播自由、民主價值觀轉向了維護美國安全利益。美國向肯提供了大量反恐援助，并于1999年和2000年多次與肯舉行聯合演習，代替英國成為肯最大的安全盟友。
9·11事件后，美肯安全合作進一步加深，莫伊成為首批簽署“反恐戰爭”協議的非洲領導人之一，允許西方國家在蒙巴薩部署軍艦，以支持阿富汗戰爭。實際上，莫伊將很大一部分美國軍事援助用于鎮壓國內異己力量，維護忠于自己的貪腐網絡。比如，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反抗土地剝奪的旺加里·馬塔伊（Wangari Maathai）遭到警察暴打；勇敢地批評政府行徑的約翰·凱澤神父（John Kaiser）慘遭謀殺。
1 2 3 4 下一頁 余下全文4. 全國彩虹聯盟執政時期（2002年至2013年）
2002年大選后，肯國內政治情況仍未好轉，導致英肯關系下滑，而美肯兩國則進一步密切反恐合作，強化了肯政權的腐敗統治。
第一，2002年、2007年的大選未改善肯國內的政治情況。2002年大選中肯反對派吸取前兩次選舉失敗的教訓，把握住莫伊退休的機會，團結起來組成全國彩虹聯盟，推舉姆瓦伊·齊貝吉（Mwai Kibaki）為總統，贏得了2002年大選，正式結束了自1964年以來肯盟一黨獨大的局面。
然而，全國彩虹聯盟及齊貝吉借反腐名義，大量罷免莫伊政府扶持的基庫尤人官僚，并任命親齊貝吉派力量接管官僚腐敗運作體系?？厦俗h員毛卡·馬奧爾（Maoka Maore）在2004年4月評價全國彩虹聯盟稱：“一些人不愿意談論當下的貪腐，卻對于往昔的腐敗緊盯不放”。
2007年肯再次迎來大選，齊貝吉的舞弊行為引發了大規模的暴力抗議。在國際社會的調節下，民族團結黨和橙色民主運動組成聯合政府，齊貝吉任總統，拉伊拉·奧廷加（Raila Amolo Odinga）任副總統，一些橙色民主運動黨員加入內閣。
理論上，兩黨共同執政有利于形成政治牽制力，改善肯尼亞持續了40多年的腐敗和暴力，但實際上，2007年兩黨的權力分享僅意味著“處于權力中心的相互競爭的政治精英的權力重新定位”， 并未使肯政治改觀，依然充斥著腐敗、暗殺、族群沙文主義和諸多反人權行為。
第二，肯嚴重的腐敗情況導致英肯關系下滑。肯媒體大量曝光了齊貝吉政府的腐敗丑聞，發現政府支付巨額資金給多家壓根就不存在的公司。由于這些腐敗丑聞，英國布萊爾政府援助肯的政策遭到了激烈的批評。英國高級專員愛德華·克萊（Edward Clay）稱：“英國政府這一行為就像是嘔吐到我鞋子上一樣惡心，”“齊貝吉的20起重大貪腐案件中有一半與安全援助有關，總價值超過400億肯尼亞先令?！?
因此，布萊爾政府不得不縮減對肯援助，直接導致了英肯關系下滑。齊貝吉政府認為，“英國的利益在肯雅塔政府和莫伊政府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英國之所以把矛頭指向全國彩虹聯盟，是因為我們拒絕聽從命令?！?
第三，美國將肯視為東非的支柱國家、美國地區安全倡議的中心，不顧安全援助給肯帶來的腐敗與暴力，繼續強化美肯關系以支持反恐戰爭。一方面，肯允許聯邦調查局在海岸省搜查基地組織嫌疑人、在拉穆建立小型美軍基地，另一方面，齊貝吉政府得到了大量安全援助，并利用美國為其安全部隊提供免費培訓。據2010年維基解密曝光的美國政府內部通信稱：“美國政府十分清楚肯政府的腐敗行為，但卻對此視而不見?！?
5. 新憲法下的肯尼亞民主制度（2013至今）
2010年肯新憲法突出了對人權保護的重視，并進一步明確了總統、總理和議會的設置與權力，為2013年肯大選帶來了和平。但由于該憲法并未根本解決“西方民主制度水土不服”問題，因此其長期效果有待觀察。
例如，2017年8月8日，拉伊拉·奧廷加拒絕承認總統選舉結果，向最高法院提起訴訟，反對烏胡魯·肯雅塔勝選。9月1日，最高法院通過四比二的多數裁定烏胡魯·肯雅塔勝選無效，要求選舉委員會在60天內重新組織總統選舉。這是肯尼亞和非洲歷史上最高法院第一次否決總統選舉結果，引發巨大爭議。
在第二次選舉中，肯雅塔獲得748多萬張選票，得票率達98.27%。該結果符合《肯尼亞2010年憲法》第138條第4款規定的門檻，即總統候選人只要獲取有效投票的50%以上，以及在全國一半以上的郡縣（24個）獲得至少25%的選票，就可以宣布勝選。10月30日，選舉委員會宣布烏胡魯·肯雅塔勝選。
再如，雖然2022年肯大選相對平穩，但是大選后爆發了多輪反政府抗議。2023年7月7日，肯民眾針對魯托（William?Samoei?Ruto）的新財政法案發起游行示威，強烈要求魯托兌現“降低肯尼亞人生活成本、提升生活質量”的競選承諾。在反對黨聯盟的鼓動下，抗議活動烈度不斷提升，爆發多起打砸搶事件，包括2023年8月3日，肯基安布郡一中資企業的項目工地遭到歹徒持械搶劫，致一名中國公民受傷，110萬肯尼亞先令（約合人民幣5.53萬元）現金和護照被搶。
二、美國在肯尼亞推行西式民主化的方式
作為影響肯尼亞民主化進程的主要外部力量，美國主要通過經濟與軍事援助、教育援助、支持非政府組織、外交施壓等方式干預、誘導肯尼亞民主化向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
1. 經濟與軍事援助
美國依據自身戰略目標提供有條件的對肯援助，塑造肯的民主化方向。一方面，為維護自身安全利益，美國不顧肯的政治情況提供大量安全援助。
例如，20世紀70年代末，考慮到蘇聯可能在中東地區進一步采取軍事行動，美國希望在非洲之角和東非這一近鄰波斯灣的地區尋求軍事基地和盟友。因而，美國不顧肯國內混亂的政治情況，于1980年和肯簽署了《設施使用協定》（Facilities Access Agreement），美軍獲得使用肯境內三個機場和蒙巴薩海港的權利，肯則得到2000萬美元的軍事援助。
再如，為推行反恐戰略，盡管肯國內的腐敗飽受國際社會批評，但美仍持續增加在肯安全資金投入，并將肯囊括在多項非洲的軍事合作和援助計劃之內，包括“非洲應急行動訓練援助計劃”（African Contingency Operations Training and Assistance Program）、“非洲合作駐扎計劃”（African Partnership Station）和“國際軍事教育和培訓”項目（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等。
另一方面，當肯的戰略價值下降時，美傾向于通過批評肯人權問題以縮減援助。例如，冷戰結束之初，肯戰略重要性下降，美國前駐肯大使史密斯·亨普斯通（Smith Hempstone）在多黨制民主、人權改善等問題上激烈批評肯總統莫伊，敦促其進行改革。亨普斯通在闡述老布什政府的民主政策時，強調現在的美國政府將只會援助那些在民主體系、人權和多黨制建設等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的國家。
再如，在2005年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支持言論自由和和平集會，并警告稱如果肯繼續發生人權問題，將暫停向肯提供約1500萬美元的援助。
2. 教育援助
美國通過教育援助影響青年群體，著力培養親美的“新精英”。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美國務院和肯尼迪基金會（Kennedy Foundation）就制定了“空運”（airlift）計劃，通過向肯提供高額留學獎學金來培養肯青年對西方文化的興趣。由于當時肯能夠接受教育的人較少，因此赴美留學回國的肯青年幾乎都進入到肯的政府系統工作。
當前，針對從小學到大學的肯青年，美國際開發署制定了不同的教育援助計劃。例如，美國際開發署與教育部合作，在肯每所公立小學和1500多所低成本私立學校實施“我們讀吧”低年級閱讀計劃（Tusome），培訓了77000名教師，提供了超過2600萬本教科書和學習材料。
再如，為培養非洲青年領導人，美推出非洲青年領袖倡議（Young African Leaders Initiative）。其包括曼德拉華盛頓獎學金（Mandela Washington Fellowship）、青年領袖培訓、在線課程和論壇三個項目，學習內容涉及管理、技能、領導力等多個方面。
又如，“賦權青年”項目（USAID Empowered Youth）通過創辦美國國際開發署賦權青年組織（USAID POWERED YOUTH），為青年創業者、青年雇主提供培訓或小額贈款，以支持創新和可持續發展。
創立于2014年的曼德拉華盛頓獎學金剛剛迎來了10周年
3. 支持非政府組織
一方面，美國通過多種途徑和手段在肯推動公民社會運動的發展，涵蓋了從法律援助到選舉支持、從人權教育到工會運動等多個領域。
例如，哈佛法學院于1985年設立了“人權計劃”，旨在推動該校國際人權工作，并與國內外各種人權組織建立聯系。該計劃的負責人兼創始成員之一亨利·施泰納（Henry Steiner）對肯尼亞的人權運動特別感興趣，并積極向肯尼亞活躍在人權運動中的律師提供支持。此外，哈佛法學院還在華盛頓特區成立了第二家正式的社會民主組織，即肯尼亞人權委員會（KHRC），其五位創始成員中有三人來自美國。
另一方面，美國利用智庫、媒體等渠道批評、指責肯人權情況，試圖轉變肯政治發展路徑。例如，美國資助人權觀察理事會（The Human Rights Watch Council）針對肯的人權情況撰寫《2023年肯尼亞人權報告》（World Report 2023: Kenya），明確指出了肯政府種種反人權行為，包括警察虐待、馬林迪萬人坑、問責制的挑戰、難民權力等。
再如，美國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的報告《肯尼亞危機表明非洲貧困、腐敗和債務緊迫性》（Kenya’s Crisis Shows the Urgency of African Poverty, Corruption, Debt）指出，“腐敗幾乎存在于（肯）社會的方方面面，從街頭的警察到政府部門的公共采購行為。在肯尼亞47億美元的鐵路建設過程中，發生了多起賄賂、裙帶關系和敲詐勒索的報告。”
首頁 上一頁 1 2 3 4 下一頁 余下全文4. 外交施壓
美國對肯民主化進行外交施壓的方式通常為警告或懲罰。就警告而言，美國政府通過外交會談、新聞發布會等多種方式和渠道表達對肯民主情況的不滿或期望，要求肯政府改革。
例如，在2007年至2008年選舉后的危機期間，美國總統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和國務卿賴斯（Condoleezza Rice）明確表示了對肯領導人停止暴力、恢復民主進程的期望。賴斯特別強調了權力分擔的重要性，認為這是實現選舉和憲法改革的關鍵步驟。 此外，美國駐肯尼亞大使也敦促肯領導人與反對派達成權力共享協議，否則將影響美國在該國的利益。
再如，2024年8月8日，拜登譴責肯政府對反政府抗議活動的處理，要求立即采取行動打擊侵犯人權的行為。 就懲罰而言，2008年1月底，肯選舉暴力有長期化趨勢，美國將多名涉嫌煽動騷亂的政客列入旅行禁令或禁止進入美國國境。
三、肯尼亞民主化帶來的制度張力
西方國家將西式民主強加給肯尼亞，忽視了西式民主制度與肯尼亞文化、政治情況不符的現實情況，導致肯尼亞出現嚴重的“水土不服”，包括部族主義與政黨政治交織、腐敗、沖突與暴力、經濟與社會發展滯后等。
1. 部族主義與政黨政治交織
美西方政黨制度與肯族群文化相矛盾。由于肯傳統文化強調集體身份建立在血緣聯系之上，而西方政黨理論則重視廣泛的代表性，因而西方政黨制度并不適應肯本土族群文化，導致肯各政黨代表著不同族群的利益。
例如，1960年肯盟代表著占肯總人數五分之一的基庫尤族利益，而肯民盟的目標是捍衛“卡馬圖薩”四個族群的利益，包括卡倫津（Kalenjin）、馬賽（Maasai）、圖卡納（Turkana）和薩穆布盧（Samburu）。
肯尼亞人口最多的民族基庫尤人 維基百科
肯政黨族群化為肯政治發展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第一，贏得選舉的政黨大力扶植本族群力量，導致政府官僚機構族群化。例如，在喬莫·肯雅塔執政時期肯內閣成了基庫尤人和來自肯尼亞山的恩布（Embu）和梅魯（Meru）族的“領地”。到1971年11月，這三個族群占據了22個內閣席位中的9個，還占據了國防、外交、財政和經濟計劃、地方治理、農業、土地和安置以及檢察總長等政府關鍵職務。據統計，在肯省級政府中，有一半的省級專員都是基庫尤人；在文職官員系統中，薪酬最高的222名非洲官員中，近一半是基庫尤人。
第二，黨爭與族群斗爭交織。由于每任政府傾向于提拔本部族領導干部，因此新政黨執政后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將現有政府中的領導干部更換為本部族公務員。例如，莫伊執政后采取多種手段排擠基庫尤族勢力，包括支持其在裂谷省最為堅定的支持者亨利·科斯基（Henry Kosgey）頂替肯雅塔盟友塞羅尼（Jean Marie Seroney）的議會席位；賞賜內閣職務給新宣誓效忠于莫伊的肯雅塔前盟友魯比亞（Charles Rubia)、齊貝吉和恩喬恩喬；排擠肯雅塔政府時期的省級專員，如海岸省專員、肯雅塔的關鍵盟友艾利烏德·馬希胡（Eliud Mahihu）于1980年5月被貶為肯尼亞茶葉局主席。
第三，將私營經濟部門獎勵給效忠者或同族群官員。例如，肯雅塔前密友恩金加·卡魯梅（Njenga Karume），決心撇清自己以往的關系，不斷發表聲明支持莫伊。在卡魯梅與基馬尼（Kimani Waiyaki）關于農業工業控股公司的競爭中，莫伊選擇支持卡魯梅，并警告基馬尼 “應當回去歇歇了” 。再如，1981年年初，羅荷東非分公司委任卡倫金人馬克·阿拉普·圖 （Mark Arap Too）取代了與基庫尤當權派關系密切的烏迪·蓋卡加（Udi Gecaga）的董事局主席和行政總裁職務。
2. 腐敗
精英政治是肯腐敗的根源。為鞏固對肯影響力，西方國家培育了一批肯統治精英，并默許他們以腐敗的形式強化政治力量。因此，肯腐敗形成了兩大特點。
一是自上而下的腐敗。很多肯政府高層利用職務便利實施走私、販毒等犯罪或直接收受他人賄賂。例如，1974年烏干達基本商品緊缺，價格飛漲，肯副總統命令尼揚扎省專員利用石油油槽車走私大米。對此，南非標準銀行（Standard Bank）高級經理丹·斯圖爾特（Dan Stewart）稱，肯副總統涉嫌向烏干達走私玉米和食鹽，其規模之大，以至于肯國內這兩種商品出現嚴重緊缺。
再如，2004年肯爆出“安格魯租賃公司丑聞”，時任副總統穆迪·阿沃里（Moody Awori）、司法部長基拉伊圖·穆倫吉（Kiraitu Murungi）和國防部長克里斯·穆倫嘎魯 （Chris Murungaru）等多位政府高官涉嫌貪污，其中一起貪污案件總金額高達10億美元。
二是與西方國家勾結的腐敗。例如，在肯獨立之初的土地移交計劃中，政府從英國貸款，購買歐洲移民在肯的土地，再將這些土地低價賣給喬莫·肯雅塔的盟友，形成恩庇網絡。
再如，2016年肯田徑協會前雇員的電子郵件記錄、信件、銀行記錄及費用清單被曝光。其中提及為獲得肯尼亞長跑運動員的代言權，美國耐克公司（Nike）賄賂肯政府官員，向肯“國家長跑運動員協會”（Kenya's athletics federation）支付數十萬美元的專家酬謝金、以及一筆50萬美元的一次性“承諾獎金”。
肯尼亞運動員切貝特打破女子萬米世界紀錄 世界田聯官網
首頁 上一頁 1 2 3 4 下一頁 余下全文3. 沖突與暴力
在肯尼亞，由西方民主制度不適引發的沖突與暴力有三類。第一，選舉暴力。自肯實施民主選舉制度以來，幾乎每次選舉活動都會引發暴力抗議，其中，2007年選舉引發的暴力事件對社會和人民造成的傷害最為嚴重。齊貝吉勝選后，反對派聲稱掌握了齊貝吉大選舞弊的證據，在全國多地挑起暴力事件。
在兩個月的時間內，1133名肯尼亞人被殺，數千名婦女遭到強奸，大量財產遭到損壞，5萬余人流離失所。特別是在埃爾多雷特及其周邊地區，抗議者將此次大選結果與族群仇恨掛鉤，大肆屠殺基庫尤族人，在大選結果宣布后的5天內殺害了90人。
第二，政黨族群化引發暴力沖突。由于肯政黨僅代表本族群利益，因而政黨斗爭常引起族群間沖突。例如，1969年姆博亞被刺后，南迪山區（Nandi Hills）的卡倫津族政客打算利用當時政治的強烈族群特性，在多族群聚居的裂谷省西部挑起族群矛盾。
他們利用該地區卡倫津族對基庫尤族的不滿，鼓動卡倫津族發表了《南迪山宣言》（Nandi Hills Declaration），宣布 “南迪地區屬于南迪族；任何在這一地區耕作的非南迪族的個人、企業或者公司，都只是臨時租客，必須遵照南迪人的意愿”。這一宣言引發了基庫尤族嚴重的暴力反抗。
第三，政治清洗。為鞏固統治，肯執政黨經常使用暗殺等方式清除反對力量。例如，喬莫·肯雅塔的反對者卡里烏基多次公開批評政府政策，得到了大量民眾的支持、崇拜。1975年3月，卡里烏基因一起爆炸案被警察帶走后槍殺。再如，2017年肯大選投票前夕，選舉委員會官員克里斯·穆桑多（Chris Msando）因了解大選舞弊的“真相”而被殺害。
4. 經濟與社會發展滯后
在西方民主制度下，狹隘的政黨和族群利益主導著國家發展的方向，導致經濟發展水平嚴重不均，進而誘發了各種社會問題。
第一，高貧困率。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統計，2022年，三分之一的肯尼亞人（1590萬人）處于經濟貧困狀態；一半的肯尼亞人（2340萬人，其中1170萬人是兒童）處于多維貧困狀態，無法獲得醫療保健、安全飲用水、衛生設施、營養和住房等基本服務；兒童多維貧困率為52.5%。
同時，據國際樂施會（OXFAM International）統計，肯不到 0.1% 的人口（8300人）擁有的財富比底層99.9%的人（超過4400 萬人）擁有更多?？献罡挥械?0%人口的平均收入是最貧窮的10%人口的23倍。
第二，基礎設施落后。例如，因道路排水系統老化，2024年4月肯暴雨引發洪災，導致至少120人喪生。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肯每年都需要近40億美元的持續支出才能滿足該國的基礎設施需求。
第三，債務問題嚴重。據司爾亞司數據信息有限公司（CEIC）統計，截至2024年3月，肯尼亞政府債務總額788.96億美元，接近于肯2023年全年的國內生產總值999.4億美元。 第四，環境治理不善。例如，根據2020年全球空氣狀況報告，僅在2019年，環境空氣污染就導致肯約 5,000 人過早死亡。
過去十年間肯尼亞的政府債務一路走高 CEIC Data
四、結語
自獨立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積極參與肯尼亞的政治進程，以推動民主的名義利用援助、外交等手段維護自身在肯的影響力和利益，人為塑造了肯民主化歷程，引發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水土不服”，給肯帶來諸多制度張力。
首先，西方國家從自身戰略目標出發，通過支持親西方政黨來塑造肯政治結構，培養了一大批肯政治精英，引發了結構性腐敗。這些政黨將西方國家的經濟、軍事援助作為政治權力的來源，用族群的支持論證政治合法性，最終形成了“對外依附，對內恩庇”的政治生態，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和社會矛盾。
其次，西方國家通過外交施壓將西方式民主制度強加于肯，阻礙了肯探索自身民主道路，使肯陷入“選舉與動蕩”的惡性循環。“逢選必亂”與“政黨間暴力”的特點已經證明了肯需探索一條適合本土情況的民主道路。
然而，西方國家卻聲稱實行多黨制和民主選舉能為肯帶來真正的和平與民主，強迫肯按照其設定的一系列標準和條件發展民主政治，否則將通過外交、經濟等途徑懲罰肯政府，使肯長期因政治斗爭陷于沖突與暴力中。
最后，西方對肯長期地全方位地民主輸出、滲透使肯政府無法專注于發展經濟和社會，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包括高貧困率、基礎設施落后、債務高企等。
綜上所述，為自身利益訴求，西方國家通過強加西方民主制度中斷了肯尼亞民主化的自然進程，制約了肯探索適于自身發展的本土民主，引發了嚴重的制度張力。對此，西方國家應關注肯實際情況，重視肯人民的實際需求與聲音，積極承擔國際責任，為肯提供有益于其發展的民主模式。
同時，肯政府也應深挖本國政治文化，在尊重本土文化與歷史的基礎上，尋求更為可持續和有效的改革路徑。比如，肯政府可宣揚“哈蘭貝”（Harambee）精神（所有人齊心協力——編者注），提倡團結、共享、互助，塑造出崇尚集體利益的政治文化。
首頁 上一頁 1 2 3 4 余下全文【文/清華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院】
西方國家自視為民主化的引領者，積極倡導并推動非洲國家的政治改革與民主進程。然而，西方國家在肯尼亞（以下簡稱“肯”）的干預實踐卻揭示了這一立場的深刻矛盾。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通過對肯援助、操縱非政府組織和外交施壓，強行輸出民主制度，影響了肯民主化進程，導致其國內出現部族主義與政黨政治交織、腐敗現象嚴重、沖突與暴力頻發、經濟與社會發展滯后等制度張力。
首先，本文將通過梳理肯獨立以來的民主化過程及現狀，揭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干預肯民主化進程的本質，重點分析美國在肯推行西式民主化的主要方式。其次，本文聚焦于民主化給肯帶來的影響，深入探討肯民主化引發的制度張力。最后，本文認為，肯需從本土文化入手探索適于自身發展的本土民主。
一、西方國家推動下肯尼亞民主化的過程與現狀
自肯尼亞獨立以來，西方國家根據自身利益需求，對肯民主化發展實施了一系列的干預、操縱，形成了肯民主化情況與西方國家戰略需求密切相關的特征。根據肯民主化進程和西方國家的干預情況，西方國家推動下的肯民主化可分為5個階段，包括1961年至1964年短暫的兩黨競爭時期；1964年至1991年肯尼亞非洲民族聯盟（Kenya African National Union，簡稱“肯盟”）一黨制時期；1991年至2002年多黨制過渡期；2002年至2013年全國彩虹聯盟（National Rainbow Coalition）執政時期；2013至今新憲法下的肯尼亞民主制度時期。
1. 短暫的兩黨競爭時期（1961年至1964年）
為確保在肯尼亞利益，英國操縱了肯獨立前夕的政治局勢，塑造了肯獨立初期的民主化路徑。1961年，英國政府解除了對非洲政黨的禁令，肯兩大政黨“肯盟”和“肯尼亞非洲民主聯盟”（Kenya African Democratic Union，簡稱“肯民盟”）實現合法化。1961年3月肯首屆大選中，肯盟以61%的選票和19個議會席位贏得選舉，而肯民盟只得到16%的選票和11個議會席位。
考慮到肯盟政治路線較為激進，不利于保護在肯英國農場主的利益，英國在1962年的第二次蘭開斯特制憲會議（The Lancaster House conferences）上支持“分權憲法”和“建立肯盟和肯民盟的聯合政府”，以限制肯盟的權力。1963年，馬爾科姆·麥克唐納 （Malcolm MacDonald）成為肯尼亞總督，調整了英國對肯政策，認為“既定的對肯政策會使曾主導茅茅起義的基庫尤族報復英國”，“肯盟是英國利益的最佳保護者，其贏得獨立大選能讓基庫尤族自由發揮政治才能”， 決定極力避免肯民盟贏得1963年肯尼亞獨立選舉。
得到英國支持的肯盟最終贏得了1963年獨立選舉，取消了1962年分權憲法，大力推行集權化。到1964年11月底，肯盟吞并了肯民盟，喬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任總統，肯尼亞成為了高度集權的一黨制國家。
肯尼亞首任總統喬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 維基百科
2. 肯尼亞非洲民族聯盟一黨制時期（1964年至1991年）
獨立初期，英國繼續強化對肯影響力，鞏固了喬莫·肯雅塔的集權政權。在安全領域，英國與肯簽署了一系列防務協定，保護親西方的喬莫·肯雅塔政權穩固。例如，肯政府承諾向英國供應商購買國防裝備，還允許英軍使用蒙巴薩港，并在肯尼亞山地區開展步兵訓練。作為回報，英國為肯軍隊提供培訓和裝備，并承諾在發生騷亂或者索馬里入侵的情況下提供援助。
在媒體領域，英國與《東非標準報》（East African Standard）編輯肯尼斯·博爾頓 （Kenneth Bolton）聯系密切，經常向博爾頓提供材料，要求刊登有關防范共產主義滲透的文章。在經濟領域，英國是肯最大的援助伙伴，也是肯最大的進口國。
在政治領域，英國與多個肯內閣官員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包括檢察總長查爾斯·恩喬恩喬 （Charles Njonjo）、農業部部長布魯斯·麥肯齊（Bruce McKenzie），還支持他們清除國內親蘇激進派。
例如，1965年4月恩喬恩喬請求英國立即提供軍事援助，破壞由激進派奧金加·奧廷加（Oginga Odinga）領導的政變。盡管英國并未掌握任何肯即將發生政變的證據，但仍派遣英國皇家海軍海神之子號（HMS Albion）在蒙巴薩候命，還安排了一整營的英國軍隊在亞丁灣基地整裝待命。
在情報領域，考慮到喬莫·肯雅塔身體狀況不佳，英國密切關注肯總統候選人間的斗爭，并通過反顛覆基金（Counter Subversion Fund）資助英國在肯的情報網絡，確保英國在肯經濟利益。
與此同時，美國不斷滲透肯尼亞以強化其親西方傾向，吸引該國為遏制共產主義擴張服務。在1964年桑給巴爾政變、尼雷爾（Julius Kambarage Nyerere）轉向蘇東陣營之后，美國愈發擔心東非地區爆發共產主義革命，因而對肯開展了一系列的滲透。
一是針對肯青年開展意識形態滲透，包括為肯青年提供獎學金和赴美留學項目；利用美國之音等媒體傳播美國價值觀。二是為肯保守派提供財政、情報等方面的秘密援助，幫助其清除奧廷加等親蘇激進派。三是在肯組織并資助了和平與自由文化組織（the Peace with Freedom cultural organisation），以聯系肯雅塔教育學院（Jomo Kenyatta Educational Institute）、東非出版社（the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等有反共色彩的文化機構。
此外，面對急劇惡化的周邊安全環境，肯積極尋求外部安全援助，美國成為肯主要的軍事伙伴。1976年8月，肯與美國簽訂了一份價值7500萬美元的協議，這是肯與英國以外的國家簽訂的第一份主要防務協議?？辖蛹{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并為美國海軍提供蒙巴薩港的通行通道。
作為回報，美國提供先進的軍事裝備、訓練和援助，包括6500萬美元的貸款，可用于購買12架新的諾斯羅普F-5戰斗機，為肯尼亞空軍提供更好的攔截能力。
1978年喬莫·肯雅塔去世后，西方國家依據冷戰情況變化對肯民主化進程先后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應。
第一，延續了親西方外交路線的繼任總統丹尼爾·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暴力清除異己政治力量、發展恩庇政治、縱容腐敗，還通過頒布1982年第7號《憲法（修正案）法》，成為法律上的一黨制國家，使肯盟成為唯一合法的政黨。 對此，英美考慮到蘇聯在東非地區的擴張態勢，以及肯重要的地緣戰略位置，選擇繼續支持莫伊政權。
第二，80年代末期冷戰形勢劇變，肯成為英美地緣政治的邊緣。一方面，隨著1989年柏林墻倒塌，國際社會逐漸步入后冷戰時代，肯尼亞的反共立場失去意義。另一方面，由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國在中東地區獲得了軍事基地，肯尼亞的戰略重要性喪失。
因此，面對肯國內日益高漲的多黨制政治改革要求，英美開始向莫伊政府施壓，將政治改革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援助的條件。在此背景下，沒有英美支持的莫伊政府難以抵抗國內的暴力反抗，于1991年12月3日宣布將該國從一黨制轉變為多黨制。但由于反對派嚴重分裂，肯盟和莫伊贏得了大選。
肯尼亞前總統莫伊（1924-2020）于2004年在肯尼亞內羅畢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 新華社
3. 多黨制過渡期（1991年至2002年）
90年代初肯尼亞實行多黨制后，美國對其政治改革的壓力有所減弱，兩國經貿關系在“非洲增長與機會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下迅速發展。1993年克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入主白宮后調整對非政策，謀求與非洲國家建立新型伙伴關系，強調美非貿易互利。其中，肯尼亞成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批獲準向美國免關稅、免配額出口紡織品服裝的國家。
90年代末，隨著非洲恐怖組織日益活躍，肯成為美滿足全球反恐戰略訴求的關鍵伙伴，莫伊政府的統治得到了美國的支持。冷戰結束之初，由于非洲戰略價值下降、肯反對派力量弱小且四分五裂，西方國家對肯反對派的支持僅停留在口頭上，幾乎放棄對肯政治開展實質性干預。
然而，自1998年美國內羅畢大使館遭遇恐怖襲擊后，美肯安全合作日益緊密，間接鞏固了莫伊的獨裁統治，助長了官僚階層的腐敗。自1998年美國內羅畢大使館遇襲后，美國對肯戰略的核心從傳播自由、民主價值觀轉向了維護美國安全利益。美國向肯提供了大量反恐援助，并于1999年和2000年多次與肯舉行聯合演習，代替英國成為肯最大的安全盟友。
9·11事件后，美肯安全合作進一步加深，莫伊成為首批簽署“反恐戰爭”協議的非洲領導人之一，允許西方國家在蒙巴薩部署軍艦，以支持阿富汗戰爭。實際上，莫伊將很大一部分美國軍事援助用于鎮壓國內異己力量，維護忠于自己的貪腐網絡。比如，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反抗土地剝奪的旺加里·馬塔伊（Wangari Maathai）遭到警察暴打；勇敢地批評政府行徑的約翰·凱澤神父（John Kaiser）慘遭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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