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被政治忽視的“貧困”問題:割裂社會,漸行漸近
每到選舉,選民們關注度很高的是“經濟和生活”。在物價飆升和貧富差距擴大的背景下,生活困難已成為一個迫切的問題。讓整個社會知曉“網咖難民”這一群體的媒體人水島宏明敲響警鐘稱,“長此以往,日本也將朝著割裂社會漸行漸近”。
貧困者正在增加
2006至2008年的雷曼危機時期,經濟高速增長期之后的日本第一次暴露出明顯的貧困問題。那時出現了“過年派遣村(*1)”,“全民中產”的幻想破滅。后來,發生新冠疫情的2020、2021年前后,生活困難人員再次出現激增。作為新冠疫情的一個特點,反映學生生活拮據、女性買不起生理用品窘境的帖子在社交媒體上傳播擴散,引發了熱議。貸款讀書、同時打幾份工的寒門學子也并非個例。
非正式用工的問題在雷曼危機之后依然如故。如今,相較于長期雇傭,企業為提高工作效率,將工作進一步碎片化,以期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每個小任務。如此一來,員工完全得不到明天還有工作可做的保證,這種情況越來越常見。就像“優步送餐”的配送員,他們雖是實質意義上的工人,但有一部分人并未受到《勞動法》的保護。商品試吃促銷員這類人員,也經常是簽的承包合同,一旦生意不好,立刻就會丟掉工作。我們可以切實感受到不穩定的工作方式正以一種不可見的形式變得越來越普遍。
NPO法人“Moyai”經常在東京都政府大樓旁邊給困難人群分發食物,大約在今年夏天前,出現了歷年來排隊最長的情況。一眼望去,除了流浪漢模樣的人以外,還有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女性和帶孩子的女性。異常的物價暴漲自不待言,通過親身的所見所聞,也可以感受到生活困難人群有了明顯的增多。

生活困難人員排隊領取NPO法人“Sasashima共生會”分發的食物,名古屋市內某公園
政治空間與貧困
發生雷曼危機時期,曾有過應該將貧困作為社會問題加以解決的討論。然而,民主黨政權(2009至2012年)被之后上臺的首相安倍晉三批判為“負面遺產”,于是“貧困問題”這種思維或術語便被貼上標簽,與“左翼”聯系在了一起。
此后自我責任論的主張蔓延開來,作為社會兜底措施的生活保護(低保——譯注)制度也遭到抨擊,由此形成了貧困者自己說出“寧死也不要生活保護”的局面。在這種形勢下,我們幾乎聽不到政黨再提及“貧困問題”了。原本的一個普世概念,變成了帶有政治偏見的詞語,這實在令人深感遺憾。
社會上存在大量生活窘困者和承受著高昂物價卻無法發聲的人——朝野各黨在一定程度上都對這樣的問題有所認識。然而,在此次選戰中卻沒有任何人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來告訴選民有哪些地方該如何去改善。人們希望看到可以更多更好地借助語言的力量來表達觀點的政治家。筆者認為,如果政治家能說出“今后將進一步縮小社會貧富差距”這種簡易明了的話語,給人以政治將會發生變化的印象,那么無論是左還是右,社會都會變得更好。
社交媒體與貧困
近年來,通過互聯網招人打黑工侵害老年人的案件頻發。貧困人員由于實際上很難掙到足夠的錢來維持生計,所以會被網上宣稱可以輕松賺錢的打黑工廣告吸引,最終變成加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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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盡管社交媒體上各種言論漫天紛飛,擁有相同愛好的人聚集在一起,各群體自成一體,孤立于其他。或許是現實生活中面對面的人際關系淡漠,為此人們都不太能為他人著想,逐漸變成了每個人只能想方設法照顧好自己的弱肉強食的社會。“團結、協作”這種說法已經過時。日本也在朝著美國那樣的割裂社會漸行漸近。
比如,在政治領域出現了這樣一種現象:從成年人的角度來看,缺乏基本常識的人物通過發布視頻拉到了大量選票。另外還存在一些散布種族歧視言論的團體,社會正從本質上發生著巨變。
重要的是“公共性”的恢復。不是自我負責,而是整個社會一起向好的公共理念如今正日漸衰落。如何處理稅金等社會再分配問題非常重要。現在尤其是讓年輕人了解這種價值觀之重要性的機會少之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