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茶座 | 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中國和俄羅斯的例子足以證明，依賴美國不可持續-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思想者茶座
編者按：特朗普的對華貿易戰進入白熱化階段，中國成為繼俄羅斯之后直面美國經濟脅迫、“掀翻桌子”與之掰手腕的大國。
俄羅斯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學術主任、“普京身邊人”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于4月初來華東師范大學參加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中俄分組會議期間，做客東方軍事《思想者茶座》，就美俄關系在2025年年初出現的“正常化”跡象、俄烏沖突三年得失及中俄、中美關系新動向展開探討。他深入剖析了俄羅斯人從擁抱西方到與西方戰略疏離的思想轉變軌跡，也分享了特朗普執政后美俄關系的新演變及俄羅斯精英的新思考。
他提醒，盡管俄羅斯與特朗普的意識形態更接近，但俄羅斯不能癡迷于特朗普的“浪漫關系”。話音未了，特朗普簽發行政令，將對俄制裁延長一年。
盡管俄美、中美關系差異顯著，但這兩對關系的背后卻呈現出相似的軌跡。以下為對話實錄，供讀者諸君思考。
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做客東方軍事《思想者茶座》 東方軍事
【對話/東方軍事 高艷平】
特朗普的意識形態接近俄羅斯，但不意味著俄美會結成同盟
東方軍事: 您在最近的文章中說，莫斯科發現它在意識形態上更接近特朗普的美國，而不是歐洲的自由主義。這似乎是對美俄關系正常化的一種解釋。您如何發現莫斯科在意識形態上更接近特朗普的美國？
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俄羅斯更接近特朗普，有幾個原因。最主要的一點是，俄羅斯一直反對自由主義的全球主義理念，這種西方自由主義建制派所秉持的普遍主義、全球化視角一直認為，世界上存在普世價值，存在國家運作的全球通用模式，所有國家都應當遵循這一西方模式來治理——這一基本假設構成了其思想根基。
但在此之后，我們多年來目睹了許多負面現象。西方（尤其是美國和歐洲）通過武力強化這一模式，向全球推廣該模式，并強迫其他國家接受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
具體到俄羅斯的案例，這種做法最突出的體現是北約這一歐洲軍事聯盟的擴張：北約自冷戰結束后立即啟動東擴進程，一步步逼近俄羅斯邊境，其本質目的是將俄羅斯擠出傳統勢力范圍。最終，這一系列行動演變成為烏克蘭戰爭的慘烈局面。這場沖突背后的意識形態框架（而非單純軍事因素）是宣揚"俄羅斯周邊國家有權加入西方自由主義聯盟"的價值觀。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唐納德·特朗普上臺之前。
特朗普與眾不同。他并非自由主義全球主義者，其理念也獨樹一幟。他所追求的是美國的全球霸權與主導地位，但形式與過往截然不同。相較于抽象理念，特朗普更聚焦于美國國家利益，堪稱“國家利益至上主義者”。這位總統本質上是利益驅動型人物——既包含商業利益考量，也涉及政治權力博弈。
盡管作為全球最強大國家，美國正以極具侵略性的姿態追逐本國利益，但這種立場至少呈現出某種理性色彩。因為當雙方都基于國家利益行事時，就存在談判空間，可以嘗試尋求共同點，達成互利妥協或交易。而過去與自由主義全球主義者打交道時，這種可能性完全不存在——他們堅信自身意識形態與利益是唯一正確的道路，要求所有國家無條件接受。
從這個角度看，特朗普在思維方式上更接近俄羅斯——我們能夠理解他的偏好與戰略意圖。但這并不意味著俄美會成為親密盟友或組建戰略同盟，完全不是這樣。兩國關系可能呈現更復雜的形態，一種基于現實利益考量的艱難互動模式，這與過去截然不同。這種互動不再以意識形態劃線，而是建立在某種理性權衡的基礎上。
每一次俄羅斯介入西方內部事務，都會招致嚴重后果
東方軍事：這個解釋很有意思。在那篇文章中，您還警告說，與美國合作過于緊密將面臨風險。美國的動蕩與俄羅斯無關，那是美國人自身的身份危機；莫斯科必須謹慎行事，避免成為華盛頓內斗的棋子。沒多久，特朗普就簽發行政令將對俄制裁延長一年。您能解釋一下這種風險嗎？
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我們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一個是實際的，一個是短期的。當特朗普第一次當總統的時候，當時的俄羅斯——我想說是不情愿地、意外地——成了美國國內斗爭中的一個棋子。因此，特朗普的對手民主黨人把“俄羅斯牌”作為對付特朗普的武器。他們試圖打倒他，聲稱特朗普是俄羅斯間諜、他得到了普京的支持、俄羅斯安全部門和黑客幫助特朗普贏得了選舉、他是俄羅斯的一個傀儡，等等。
這些觀點看似荒謬，實則極具破壞性——當特朗普2017年試圖改善美俄關系、重塑兩國互動模式時（正如他現在所做的），立即陷入"眾矢之的"的困境。最終他基本放棄了構建新型美俄關系的構想。俄羅斯由此淪為美國國內政治的議題，這種局面極具破壞性，雖未釀成災難，但影響深遠。
俄羅斯常被當做美國國內斗爭的工具。本文稱特朗普曾以“克拉索夫”為代號被前蘇聯國安部門招募
更深層的解釋無關西方本身，而關乎俄羅斯在國際事務中的定位。數百年來（甚至可追溯至更久遠歷史），俄羅斯作為一個國家、民族，始終處于特殊的歷史軌跡中：它橫跨歐亞大陸，兼具東西方文明特質，其文化構成與身份認同呈現出復雜而獨特的融合。正因如此，俄羅斯始終與歐洲存在本質差異。與此同時，俄羅斯數百年來始終懷揣一個核心訴求：要像當時的歐洲列強（無論是17世紀、18世紀還是19世紀）那樣實現現代化變得強大。
正因如此，那時候俄羅斯歷代政權始終試圖成為歐洲-西方政治集團的一部分。其策略有時表現為聯合西方某一陣營對抗另一陣營——畢竟在20世紀下半葉之前，西方世界內部的分裂與兵戈相見遠多于對外征伐。然而，每一次俄羅斯試圖深度融入西方內部博弈時（這種博弈不僅涉及地緣政治，更包含文化認同與宗教身份界定等深層議題），最終都招致嚴重后果。
即便在影響力鼎盛時期，如拿破侖戰爭后或二戰結束后，歐洲主流社會也從未真正將俄羅斯視為歐洲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吊詭的是，西方國家始終在利用俄羅斯參與其內部權力角逐。
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我們可以講好幾個小時。關于西方的內部矛盾，我們可探討的案例不勝枚舉。當前，西方世界正深陷結構性分裂——一方是自由主義全球主義建制派，另一方則是以唐納德·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本土主義力量，以及法國、德國、羅馬尼亞、荷蘭等幾乎所有歐洲國家的民族主義政治勢力。這種社會分裂源于民眾對現狀的普遍不滿。在此過程中，俄羅斯展現出對民族主義傾向力量的偏好。究其原因（正如特朗普案例所示），這類力量在俄羅斯視角下更具理性特質，且不像全球主義者那樣天然帶有意識形態偏見。
然而需要明確：俄羅斯在此類斗爭中始終處于特定站位或對某一方表達同情，但這并不意味著俄羅斯應深度介入西方內部博弈。回到你提到的那篇文章，我的核心觀點是，如果俄羅斯試圖實質性介入西方內部的爭斗，俄羅斯將得不償失。即便最終西方各方達成妥協或分道揚鑣，俄羅斯也無法從中獲益。
因此我的主張是：我們既要密切關注事態發展，在務實層面支持對俄羅斯友好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切勿卷入西方的內部轉型進程——歷史經驗表明，趟這種渾水永難帶來戰略回報。
東方軍事：您的觀點是，在俄羅斯精英內部是少數派，還是普遍的共識。
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我并不認為這已成為共識——學界對此存在多元觀點。部分學者與思想家主張俄羅斯應深度參與西方社會的轉型進程，但包括我在內的另一些人則堅持俄羅斯必須保持戰略距離。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盡管俄羅斯與歐洲有很密切的歷史淵源與文化紐帶，但這絕不意味著我們應全盤融入西方發展模式。
特別是在烏克蘭危機爆發后的兩年半間，俄羅斯社會已形成基本共識——試圖通過實用主義策略融入西方國際體系已無可能。即便存在局部合作空間，從戰略層面而言，俄羅斯必須保持獨立自主。作為橫跨歐亞的文明大國，俄羅斯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緣政治優勢，如與中國已經建立了緊密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因此，我們不必完全將精力耗費在西方事務上。
1 2 3 4 下一頁 余下全文既不抱幻想，又保持務實合作，這是大國應有的戰略智慧
東方軍事：您說，莫斯科必須走自己的路，抵制與“華盛頓的新戀情”的拉扯。那么，在您看來，什么是俄羅斯自己的路，這肯定不是渴望西方認可的刻板印象，對吧？您認為俄羅斯在全球的角色定位是什么？
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首先，我的核心觀點是：俄羅斯都不應被與特朗普或任何其他西方人物的“浪漫關系”所蠱惑。
俄羅斯政治思維中始終存在一種極端化的心理傾向——要么選擇與西方全面對抗，要么陷入深度擁抱西方的誤區。這兩種極端本質上都是非理性的。
過去35年間，俄羅斯經歷了兩次極端搖擺：第一次始于蘇聯最后一任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繼而在蘇聯解體后由鮑里斯·葉利欽延續。那段時期，俄羅斯曾真誠渴望融入西方——不僅是心理認同和政治立場，甚至謀求在制度層面加入西方體系。我認為這種取向既反常又錯誤，因為俄羅斯從來就不屬于西方文明圈層，未來也永遠無法成為其一部分。
如今我們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徹底否定與西方的一切關聯，將美國和歐洲視為永恒敵人，宣稱"我們不是西方，我們的文化不屬于西方"。這種二元對立思維同樣是非理性的。兩種極端如同鐘擺的兩極，總是相伴而生——向某一方向擺動越極端，反向反彈就越劇烈。
所謂“對特朗普的幻想”，實質是政治幼稚病的體現。事實證明，特朗普不是親俄派，即便美國政策轉向，美國也不是俄羅斯的朋友，其根本國家利益仍與俄羅斯存在結構性矛盾。但這并不意味著兩國必然走向沖突，我們完全可以在現實主義框架下找到一個彼此接受的方式，或合作、或孤立，但沒有沖突——就像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那樣，彼此有著完全不同的價值觀，當時彼此“和平共存”。
特朗普簽發行政令，延長對俄羅斯制裁至2026年。
當前國際秩序已發生根本轉變。過去所謂“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或美國人鼓吹的“基于規則的體系”，本質上是要求對所有國家趨同化改造。這種霸權邏輯既不符合中國立場，也不被俄羅斯等國家接受。真正的和平共處應建立在清醒認知彼此差異的基礎上：既不抱不切實際的幻想，又保持必要的務實合作——當合作機遇出現時積極把握，即便暫時無法達成共識，也應避免直接對抗。這才是大國應有的戰略智慧。
反俄情緒是歐洲維持運轉的工具
東方軍事：在過去的幾周里，我采訪了幾位歐洲專家，了解了他們對特朗普上臺后的歐洲政策改變的看法，以及歐洲如何在戰略自衛和追隨美國之間的糾結。我也注意到，歐洲的自由派全球主義者仍然深陷于恐俄的情緒中，認為俄羅斯想要復興當年的俄羅斯帝國，或者夢想恢復蘇聯時期的國土。歐洲的主流敘事仍然是，援助烏克蘭就像哈利波特對抗伏地魔，或者夏爾對抗魔都。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雖然已經持續了3年，俄羅斯的下一步目標是什么？
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首先聚焦歐洲局勢。歐盟當前深陷多重危機，其困境具有結構性特征。就核心矛盾而言，歐洲面臨經濟衰退、文化認同危機、移民社會撕裂等多重挑戰，這些困境與其他國家并無本質差異。但需要特別關注的是，由特朗普、普京、莫迪、埃爾多安等新興領導人主導的國際格局變遷——這標志著“國家利益時代”的來臨。在這個新世界秩序中，各國（無論大小）均可獨立制定并實施符合本國利益的國家戰略。即便存在政策偏差（例如俄羅斯領導層對未來發展方向的認知局限，或中國、印度等國可能面臨的戰略誤判），但關鍵趨勢已不可逆轉：全球政治正在回歸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戰略博弈模式。
因為歐洲不是一個國家，歐盟作為聯盟也并非一個能夠決定其國家利益并實施這些利益的實體。它由27個差異巨大的成員國組成——以拉脫維亞與葡萄牙、愛爾蘭與其他國家為例，你很難找到多少共同點。
不僅如此，歐盟成立的宗旨在于超越國家利益，以便一勞永逸地消除那些因國家利益沖突而在歐洲反復出現的矛盾。而20世紀上半葉的這些沖突基本上徹底摧毀了歐洲在世界事務中的地位。
這個奇特的政治實體，其歷史可以追溯到二戰后的特殊歷史時期。歐洲一體化本是由偉大人物設計的制度創新，其初衷是在美國庇護下避免歐洲陷入更糟糕的境地，這無疑曾經是一項重大成就。但該理念的核心主張是：國家利益應當消亡，因為它們終將被取代——通過國家間對話形成的共同利益、通過歐洲機構等機制形成的共同利益。
正如我之前所言，歐洲一體化模式在二十世紀堪稱巨大成功。進入二十一世紀后，由于種種原因開始面臨更多挑戰，但它依然能在全球化時代有效運轉，在全球化時代，人們普遍相信世界正朝著消弭民族國家差異、跨越國界、邁向完全共通的空間方向發展。在此認知下，歐盟幾乎成為典范，甚至是理想模板。
但如今時移世易，這套邏輯已難以為繼。我們重新回到了國家利益主導的世界格局，而其他國家（如俄羅斯、中國、美國等）都能適應這種轉變。歐洲卻陷入特殊困境：當全世界都在“回歸本位”時，它該如何自處？這正是核心矛盾所在。我認為厘清這一點至關重要。
針對您提的問題，反俄情緒目前已成為歐洲維持團結的粘合劑。假設烏克蘭戰爭能結束，美國與俄羅斯能找到某種共同立場，烏克蘭得以幸存并開始重建——屆時歐洲將需要新的凝聚力來源。當這一天到來時，各國人民將會質問當局：我們為此付出了多少經濟代價？數百萬社會福利支出如何保障？核能發展等重大議題如何推進？
國家利益主導的世界，歐盟體系面臨挑戰。圖為歐盟布魯塞爾總部，工人正在調整旗子。
正因如此，我認為當前的反俄政策實質上是歐洲維持運轉的工具——為其行動提供合法性依據，譬如持續軍援烏克蘭而非改善國內社會福利。
關于第二個問題，即俄羅斯試圖重建蘇聯或俄羅斯帝國的野心，這是無稽之談。即便存在某些俄羅斯帝國復辟主義者，他們亦清楚蘇聯復辟絕無可能。俄羅斯的軍事實力在烏克蘭暴露了其局限性，三年多的激烈沖突不僅未能實現所有既定目標，遑論進一步擴張。任何理性分析都表明：這種發展既不可能，亦無必要。
當然，我理解鄰國可能存在歷史性焦慮——它們不僅遭受過俄羅斯的帝國主義行為影響，還曾受德國、法國、英國等歐洲列強的壓迫，因此會從這個角度來解讀當前局勢。但理性考量應明確：俄羅斯既無意愿也無能力重蹈覆轍。此類臆測實屬多余。
關于俄羅斯的戰略目標，過去數年間國際社會反復追問的核心問題是：烏克蘭問題的終極目標究竟是什么？我認為所有中國朋友及域外觀察者必須明確一個關鍵細節——對俄羅斯而言，烏克蘭是一個具有絕對獨特性的國家與地緣空間。其不可類比性體現在：既不能簡單套用波蘭、波羅的海國家或羅馬尼亞等國的經驗，也無法在其他國家找到相似案例。
這種獨特性源于多重因素的疊加：歷史軌跡、文化傳統、民族構成、宗教信仰等要素在此交匯。烏克蘭作為主權國家雖誕生于蘇聯解體之后，但其地域內核始終承載著俄羅斯文明的核心記憶——這里不僅是俄羅斯國家形態的發源地，更是俄羅斯民族的洗禮圣地（這一過程構成了俄羅斯歷史上最根本的文化事件）。此后數百年間，圍繞該區域的爭奪本質上是對俄羅斯身份認同的詮釋博弈，既涉及地緣政治考量，也關乎戰略安全布局。從軍事地理維度看，這片土地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價值。
但最關鍵的問題并不在于此。真正重要的是——烏克蘭始終被俄羅斯國內眾多民眾以及烏克蘭境內許多人視為俄羅斯文明空間的組成部分，甚至被視作俄羅斯國家本身的一部分。這種特殊地位在所有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中具有不可復制性：無論是中亞國家、波羅的海國家還是摩爾多瓦，都不曾與俄羅斯的核心存在如此深刻的聯系。
正因如此，歐洲安全格局的演變與俄烏矛盾的爆發具有結構性關聯——這片土地蘊含著極具爆炸性的歷史潛能。需要明確的是，烏克蘭絕非普通案例。若僅以當代國際關系視角觀察（特別是自2022年以來的局勢），人們容易陷入簡單化認知：將俄羅斯視為“侵略大國”，烏克蘭則是“為獨立自由而戰的小國”，仿佛歷史重演的帝國回歸劇本。這種觀點本質上是錯誤的，現實要復雜得多。
回到核心問題：烏克蘭并非俄羅斯后續行動的模板。即便未來通過談判確定邊界與安全保障機制，俄羅斯完全能夠保持戰略穩定。這場戰爭誠然是雙輸悲劇——無論對烏克蘭民眾還是俄羅斯社會都造成深重創傷。但我堅信，當和平最終實現時（我對此抱有希望），它將為人類提供重要教訓：通過承受戰爭代價，我們或可避免更大規模的沖突。為此，最終必須達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穩定和平協議。
首頁 上一頁 1 2 3 4 下一頁 余下全文烏克蘭局勢的危險性已顯著下降
東方軍事：剛剛這個問題您可能已經被問過很多很多次了，盡管很多人聽到過這樣的觀點，但這時真正聽到俄羅斯人自己的回答，還是很受觸動。我們再來討論和平解決方案。在過去的三年里，人們發現以前的歐洲安全架構，包括北約，不僅沒能保證歐洲的安全，還導致了無休止的戰爭。現在，美國認為歐洲應該自己承擔國防責任。但是歐洲人自己覺得俄烏沖突似乎遙遙無期。那么您認為什么樣的歐洲安全架構可以幫助永久解決俄烏問題？
費奧多爾：首先，我不確定這場沖突最終能否為歐洲帶來一個穩定且持久有效的安全架構。或許可以，但也可能不會——至少現階段還看不到。未來可能還會經歷持續的調整過程，這種調整未必是戰爭，而可能是某種政治外交進程。這絕非易事。
總體而言，我們當前所處的國際環境已不再追求長期穩定的解決方案，而是徹底進入了另一個階段。這個階段的核心在于通過臨時安排避免最壞情況，同時為下一步行動創造機會——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軍事層面的。這不僅僅是俄烏之間的問題，而是全球范圍內舊有國際體系正在經歷的劇烈解構，甚至可以說是致命性的崩塌，而新的體系尚未成形。或許新秩序終將到來，但我認為短期內難以實現。
我理解中國人對不確定性的天然排斥，你們更傾向于擁有清晰的框架，能夠明確預判未來走向。但遺憾的是，在接下來的時期，恐怕我們所有人都無法享有這種"奢侈"。對俄羅斯而言，適應這種環境或許稍顯容易——自蘇聯解體以來，我們早已習慣在這種變局中生存。相比其他國家，俄羅斯人在心理層面確實更具韌性。
但無論如何，我必須重申：我懷疑我們能否建立長期穩定的安全架構。我們真正能實現的，是降低威脅等級。回顧去年拜登政府執政末期，那確實是個極其危險的時刻——美國基于（在我看來）完全誤判的自身利益認知，不斷通過向烏克蘭輸送更多軍事能力來加劇緊張局勢。俄羅斯開始以諸如日益依賴核武器等危險言論作為回應，盡管這些僅僅是假設性聲明。從這個角度看，唐納德·特朗普的回歸避免了局勢的災難性升級，如果拜登-哈里斯團隊繼續掌權，后果不堪設想。因此相較半年前或一年前，當前局勢的危險性已顯著降低。
接下來的問題是：什么樣的解決方案能讓俄羅斯即便不感到滿意，至少能夠接受？坦率地說，俄羅斯的理想訴求是烏克蘭已不再是一個完全主權且具備獨立能力的國家，但我知道這既不現實也不可行。更可行的選項，正如普京總統多次聲明的，是國際社會承認俄軍實際控制的領土（約占原烏克蘭領土的20%）正式并入俄羅斯版圖，同時要求烏克蘭接受中立地位、放棄軍事聯盟成員資格，并對其軍事實力發展施加限制。
不過回到根本問題——如何在超越烏克蘭、超越北約東擴的框架下，與歐美建立新型安全機制？我認為這暫時難以實現。要求俄羅斯放棄既有訴求同樣不切實際。莫斯科顯然準備不惜代價達成其戰略目標。唐納德·特朗普將面臨兩難抉擇：他渴望速戰速決解決烏克蘭問題，但這種急切源于他本人不愿在此議題上持續投入；而對俄羅斯而言，烏克蘭作為近鄰戰略要地，注定是必須長期經營的核心利益區。
這種戰略價值認知的錯位可能產生兩種后果：積極層面，若美國對烏克蘭興趣減弱而俄方保持高度關注，雙方或可進行利益置換。據我對談判邏輯的理解，特朗普真正優先關注的是中東事務——以色列安全、伊朗核問題、敘利亞局勢等，特別是考慮到猶太裔在美國內政中的影響力。俄羅斯雖也重視中東，但其戰略權重顯然低于烏克蘭。理論上存在交換空間，但實際操作遠比紙面推演復雜。
消極層面則在于，特朗普可能低估烏克蘭對俄羅斯的戰略意義。若其誤判形勢，試圖在俄方核心利益區強推妥協方案，將導致災難性后果——俄羅斯不可能在涉及國家安全根本的問題上退讓，這種誤判只會加劇混亂。
回到烏克蘭定位問題：作為俄西方之間的緩沖地帶，其存在本身并非貶義詞。這種中立性應體現為國家不選邊站隊的狀態。事實上，俄羅斯自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后的領土主張具有特殊歷史經緯——在俄方認知中，克里米亞回歸是對歷史不公的修正。至于烏東、烏南地區，俄方最初并無領土訴求，局勢演變更多源于烏克蘭當局的作為引發的連鎖反應。當前形成的領土現狀已成為地緣平衡的現實組成部分，但俄羅斯真正追求的是獲得具有法律效力的安全保障，確保烏克蘭永不成為反俄橋頭堡。
俄烏沖突是文明主體的身份革命，宣告與蘇聯遺產的告別
東方軍事：我記得普京曾提到，俄羅斯希望要恢復大國應有的地位。2023年年底，有媒體引用普京總統發言指出，俄羅斯已經重新獲得并鞏固了“作為世界大國的主權”。俄烏戰爭三年之后看，至少在經濟領域，俄羅斯的成功應對制裁讓中國人感到驚訝，或許俄羅斯也對自己的成功覺得驚訝，那么您如何評估這三年的痛苦和收益呢？
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這個問題非常關鍵，但恐怕難以給出確切答案。讓我們先從經濟說起——俄羅斯經濟展現的抗壓能力確實超出預期，甚至讓本國國民都感到驚訝。我們原本并不相信自身經濟體系能承受發達國家聯盟的空前壓力，這確實是個意外之喜。
但軍事層面的初期表現則形成鮮明反差，特別在特別軍事行動第一階段，慘重傷亡與戰術失誤造成了雙重打擊：不僅是生命損失，更是對這支曾引以為傲的世界第二強軍隊的威望進行打擊。
但隨著戰事推進，俄軍開始掌握現代戰爭規律——這其實是軍事沖突中的常態演變過程。要評估這場戰爭是否提升了俄羅斯的國際地位，目前下定論還為時尚早。我們已付出巨大代價，且后續成本仍在持續累積。但若最終能迫使歐美承認既成事實（即便無法實現全部訴求），俄羅斯的國際地位可能不降反升，畢竟這場壓力測試證明了其生存能力和戰斗意志。
這種戰略韌性的展示，對后蘇聯空間國家具有特殊意義。在這個地緣板塊，實力就是最有效的說服工具：當你展現出強大而可信的防御能力，鄰國自然會調整姿態；若顯露出絲毫軟弱，它們就會轉向其他勢力范圍。從這個角度看，俄羅斯或將獲得長期的地緣政治紅利。但代價同樣觸目驚心：年輕一代的巨大犧牲、雖未致命卻持續侵蝕的經濟制裁效應，都在重塑著國家的未來。
總結而言，俄羅斯證明了其“打不死”的生存特質，這在當今動蕩世界本就是重要戰略資產。當然，我們未能實現重建“蘇聯式主導地位”的宏偉目標——至少現在還看不到曙光。但究竟何謂真正的強大？這又是另一個需要展開的哲學命題了。
東方軍事：您在2022年接受格里高利·薩爾基索夫采訪時曾表示，未來十年俄羅斯的發展模式將從嚴重依賴西方的全球化參與者，轉向類似蘇聯時期的獨立自主大國。三年后的今天，您如何評價俄羅斯在經濟、軍事和政治層面去西方方面的轉變成就？俄羅斯是否走在正確軌道上？目前距離目標還有多遠？
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首先需要明確，俄羅斯不是蘇聯，也永遠不會成為蘇聯。這不僅指領土規模，更關乎實力積累與投射能力——蘇聯是超級大國，而俄羅斯不可能重現這種地位。更進一步說，我認為“超級大國”這個概念本身正在消亡，即便是美國，未來15到20年內也將不再具備這種屬性。俄羅斯屬于傳統意義上的大國，它證明了自身有資格位列國際頂級博弈場。
外交部
這種定位并不輕松，因為俄羅斯清醒認知自身的優劣得失。但環顧當今世界，又有哪個國家敢宣稱毫無隱憂？美國深陷內部撕裂，歐洲面臨整合困境，中國經歷轉型陣痛，印度與土耳其同樣各有挑戰。俄羅斯在國際事務中能否找準戰略定位？觀察當下局勢發展，特別是三年前開啟的特別軍事行動，可以說這是后蘇聯時期發展的分水嶺——我們終于徹底告別了蘇聯遺產的陰影。因為在2014年（克里米亞并入），甚至2022年之前，俄羅斯始終活在蘇聯解體的余震中。從心理層面，至少對我們這代在蘇聯出生成長的人而言，潛意識里仍將整個蘇聯版圖視為祖國，認為形式上的主權分割無關宏旨，因為我們本就屬于那個更宏大的文明共同體。
這場戰爭將重塑年輕一代的國家認知，正如歷史進程總會改變代際記憶。對未親歷蘇聯的新生代而言，那個國家僅是教科書中的章節，而非我們這代生長于蘇聯末期之人刻入骨髓的生命體驗——盡管我記憶中的蘇聯并非玫瑰色烏托邦，但那份對統一文明體的歸屬感始終縈繞。如今，俄羅斯的最終邊界將由實際控制線劃定，即俄軍能夠有效駐防的前沿。這種地緣現實意味著：我們通過這場戰爭完成了國家重構的重要步驟，但并不意味著將持續擴張版圖。
這本質上是場關于文明主體的身份革命。俄羅斯究竟是誰？其文明疆域始于何處又終于何方？這些終極命題正通過鐵與血得到解答。當然，這種表述略顯簡化，因為即便戰事此刻終止（雖然我懷疑能否徹底終結），為這種身份重構付出的代價已然過于慘烈。可以預見，俄羅斯國內很難再有持續擴張的政治意愿——盡管其他地緣玩家或許仍懷揣不同盤算。但我希望最終結論是，俄羅斯應通過其他途徑確保其在周邊地區的戰略利益。
首頁 上一頁 1 2 3 4 下一頁 余下全文中俄戰略關系將決定俄羅斯未來幾十年的發展
東方軍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們談談中俄關系。在昨天瓦代爾華師大的論壇上，學者們就中國和俄羅斯關系討論了很久。我注意到俄羅斯的向東轉戰略自從2012年頒布以來，已經執行多年，那么在俄羅斯去西方化和轉向東方的策略上，中國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俄羅斯在2022年前的發展確實存在親西方的特點。所謂“轉向亞洲”的戰略口號，早在2011年前后便已提出，2012至2022年間雖有所行動，卻遠未達到應有力度。如今，西方的集體制裁客觀上迫使俄羅斯加速東轉——正如特朗普評價拜登政府的：通過同時施壓中俄兩大對手，美國親手促成了兩大強權的戰略協作。
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舉行會談后共同會見記者 外交部
對俄羅斯而言，無論美國政局如何變幻，我們都必須清醒認識到：不應因為對美關系修復的幻想而背棄現有伙伴。
當然，總有人懷念舊日時光，幻想烏克蘭戰事結束后能重返2019年的"全球規則"體系。但這已不可能。俄羅斯必須接受舊的以西方為中心的秩序崩塌的現實，盡管新世界的輪廓尚不清晰。過去三年半的劇變已足夠啟示：我們的未來不僅系于中國（這樣說或許過于絕對），但毫無疑問，與包括中國在內的重要鄰國構建新型關系，特別是中俄戰略協作，將決定未來幾十年俄羅斯的國家穩定、安全與發展軌跡。
昨日參加的論壇上，有位中國學者引用了一句諺語令我印象深刻：“遠親不如近鄰”。這正是中俄關系的真實寫照——歐美于我們而言是地理疏遠的“遠親”，而中國則是唇齒相依的“近鄰”。試想誰會因萬里之遙的國家，而損害與最大鄰國的關系？這顯然有悖常理。值得慶幸的是，中俄之間雖偶有摩擦，但整體保持著積極正向的認知互動，這在當今國際關系中實屬難得。
關于美俄關系正常化對中俄合作的影響，我的判斷是：若美俄實現關系緩和，確實會間接影響中俄協作，但這種影響應當是建設性的。當前制約雙方合作深化的主要障礙，恰恰來自美國設置的次級制裁體系——華盛頓通過金融管制、關稅壁壘、支付阻斷等手段，不遺余力地給中俄經濟交往制造障礙。一旦美俄關系改善，這些人為設置的“經濟隔離墻”有望逐步拆除，屆時中俄在能源、科技、基建等領域的合作潛力將得到更充分釋放。
當前中美俄戰略三角的互動邏輯已然清晰：即便美俄關系實現某種“正常化”，美國也不可能全面取消對俄制裁（歷史證明華盛頓從未真正解除過任何制裁體系），但若能放寬次級制裁執行尺度，便足以激活更多合作空間。這種有限解禁對中俄經貿的利好在于——目前制約雙方企業深入合作的主要障礙，正是美國金融霸權制造的合規恐懼。
必須承認，在這組戰略三角中，俄羅斯并非力量最大的一方。但作為具備獨立核威懾能力、橫跨歐亞的地緣支點國家，莫斯科的政治軍事權重使其成為不可或缺的戰略平衡器。從長遠看，塑造國際新秩序的核心博弈場必將圍繞這三大力量展開。印度雖終將崛起，但短期內難以躋身頂級決策圈；其他潛在力量更無法構成實質影響。
因此，構建更具建設性的三角互動模式至關重要：中美關系若能避免自由落體式惡化，俄美緊張如能適度緩和，同時中俄戰略協作持續深化，這種動態平衡反而能增強全球體系的穩定性。畢竟，當三個主要玩家形成既競爭又協作的彈性關系網時，國際秩序的抗風險能力將顯著提升。
東方軍事：您提到了中美關系，特朗普的對華貿易戰正進入白熱化階段。作為局外人，您對此有何觀察和評論？
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俄羅斯與這場爭端關聯不大，這是中美數十年來形成的深度經濟共生關系的產物，這種關系對雙方都曾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當今新戰略競爭格局下，這種模式注定要發生轉變。美國正在高估自身實力，特朗普可能面臨嚴重問題。這場貿易沖突清楚表明：依賴美國不可持續，所有國家都應加強并鞏固合作，以繞開美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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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上一頁 1 2 3 4 余下全文編者按：特朗普的對華貿易戰進入白熱化階段，中國成為繼俄羅斯之后直面美國經濟脅迫、“掀翻桌子”與之掰手腕的大國。
俄羅斯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學術主任、“普京身邊人”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于4月初來華東師范大學參加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中俄分組會議期間，做客東方軍事《思想者茶座》，就美俄關系在2025年年初出現的“正常化”跡象、俄烏沖突三年得失及中俄、中美關系新動向展開探討。他深入剖析了俄羅斯人從擁抱西方到與西方戰略疏離的思想轉變軌跡，也分享了特朗普執政后美俄關系的新演變及俄羅斯精英的新思考。
他提醒，盡管俄羅斯與特朗普的意識形態更接近，但俄羅斯不能癡迷于特朗普的“浪漫關系”。話音未了，特朗普簽發行政令，將對俄制裁延長一年。
盡管俄美、中美關系差異顯著，但這兩對關系的背后卻呈現出相似的軌跡。以下為對話實錄，供讀者諸君思考。
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做客東方軍事《思想者茶座》 東方軍事
【對話/東方軍事 高艷平】
特朗普的意識形態接近俄羅斯，但不意味著俄美會結成同盟
東方軍事: 您在最近的文章中說，莫斯科發現它在意識形態上更接近特朗普的美國，而不是歐洲的自由主義。這似乎是對美俄關系正常化的一種解釋。您如何發現莫斯科在意識形態上更接近特朗普的美國？
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俄羅斯更接近特朗普，有幾個原因。最主要的一點是，俄羅斯一直反對自由主義的全球主義理念，這種西方自由主義建制派所秉持的普遍主義、全球化視角一直認為，世界上存在普世價值，存在國家運作的全球通用模式，所有國家都應當遵循這一西方模式來治理——這一基本假設構成了其思想根基。
但在此之后，我們多年來目睹了許多負面現象。西方（尤其是美國和歐洲）通過武力強化這一模式，向全球推廣該模式，并強迫其他國家接受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
具體到俄羅斯的案例，這種做法最突出的體現是北約這一歐洲軍事聯盟的擴張：北約自冷戰結束后立即啟動東擴進程，一步步逼近俄羅斯邊境，其本質目的是將俄羅斯擠出傳統勢力范圍。最終，這一系列行動演變成為烏克蘭戰爭的慘烈局面。這場沖突背后的意識形態框架（而非單純軍事因素）是宣揚"俄羅斯周邊國家有權加入西方自由主義聯盟"的價值觀。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唐納德·特朗普上臺之前。
特朗普與眾不同。他并非自由主義全球主義者，其理念也獨樹一幟。他所追求的是美國的全球霸權與主導地位，但形式與過往截然不同。相較于抽象理念，特朗普更聚焦于美國國家利益，堪稱“國家利益至上主義者”。這位總統本質上是利益驅動型人物——既包含商業利益考量，也涉及政治權力博弈。
盡管作為全球最強大國家，美國正以極具侵略性的姿態追逐本國利益，但這種立場至少呈現出某種理性色彩。因為當雙方都基于國家利益行事時，就存在談判空間，可以嘗試尋求共同點，達成互利妥協或交易。而過去與自由主義全球主義者打交道時，這種可能性完全不存在——他們堅信自身意識形態與利益是唯一正確的道路，要求所有國家無條件接受。
從這個角度看，特朗普在思維方式上更接近俄羅斯——我們能夠理解他的偏好與戰略意圖。但這并不意味著俄美會成為親密盟友或組建戰略同盟，完全不是這樣。兩國關系可能呈現更復雜的形態，一種基于現實利益考量的艱難互動模式，這與過去截然不同。這種互動不再以意識形態劃線，而是建立在某種理性權衡的基礎上。
每一次俄羅斯介入西方內部事務，都會招致嚴重后果
東方軍事：這個解釋很有意思。在那篇文章中，您還警告說，與美國合作過于緊密將面臨風險。美國的動蕩與俄羅斯無關，那是美國人自身的身份危機；莫斯科必須謹慎行事，避免成為華盛頓內斗的棋子。沒多久，特朗普就簽發行政令將對俄制裁延長一年。您能解釋一下這種風險嗎？
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我們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一個是實際的，一個是短期的。當特朗普第一次當總統的時候，當時的俄羅斯——我想說是不情愿地、意外地——成了美國國內斗爭中的一個棋子。因此，特朗普的對手民主黨人把“俄羅斯牌”作為對付特朗普的武器。他們試圖打倒他，聲稱特朗普是俄羅斯間諜、他得到了普京的支持、俄羅斯安全部門和黑客幫助特朗普贏得了選舉、他是俄羅斯的一個傀儡，等等。
這些觀點看似荒謬，實則極具破壞性——當特朗普2017年試圖改善美俄關系、重塑兩國互動模式時（正如他現在所做的），立即陷入"眾矢之的"的困境。最終他基本放棄了構建新型美俄關系的構想。俄羅斯由此淪為美國國內政治的議題，這種局面極具破壞性，雖未釀成災難，但影響深遠。
俄羅斯常被當做美國國內斗爭的工具。本文稱特朗普曾以“克拉索夫”為代號被前蘇聯國安部門招募
更深層的解釋無關西方本身，而關乎俄羅斯在國際事務中的定位。數百年來（甚至可追溯至更久遠歷史），俄羅斯作為一個國家、民族，始終處于特殊的歷史軌跡中：它橫跨歐亞大陸，兼具東西方文明特質，其文化構成與身份認同呈現出復雜而獨特的融合。正因如此，俄羅斯始終與歐洲存在本質差異。與此同時，俄羅斯數百年來始終懷揣一個核心訴求：要像當時的歐洲列強（無論是17世紀、18世紀還是19世紀）那樣實現現代化變得強大。
正因如此，那時候俄羅斯歷代政權始終試圖成為歐洲-西方政治集團的一部分。其策略有時表現為聯合西方某一陣營對抗另一陣營——畢竟在20世紀下半葉之前，西方世界內部的分裂與兵戈相見遠多于對外征伐。然而，每一次俄羅斯試圖深度融入西方內部博弈時（這種博弈不僅涉及地緣政治，更包含文化認同與宗教身份界定等深層議題），最終都招致嚴重后果。
即便在影響力鼎盛時期，如拿破侖戰爭后或二戰結束后，歐洲主流社會也從未真正將俄羅斯視為歐洲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吊詭的是，西方國家始終在利用俄羅斯參與其內部權力角逐。
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我們可以講好幾個小時。關于西方的內部矛盾，我們可探討的案例不勝枚舉。當前，西方世界正深陷結構性分裂——一方是自由主義全球主義建制派，另一方則是以唐納德·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本土主義力量，以及法國、德國、羅馬尼亞、荷蘭等幾乎所有歐洲國家的民族主義政治勢力。這種社會分裂源于民眾對現狀的普遍不滿。在此過程中，俄羅斯展現出對民族主義傾向力量的偏好。究其原因（正如特朗普案例所示），這類力量在俄羅斯視角下更具理性特質，且不像全球主義者那樣天然帶有意識形態偏見。
然而需要明確：俄羅斯在此類斗爭中始終處于特定站位或對某一方表達同情，但這并不意味著俄羅斯應深度介入西方內部博弈。回到你提到的那篇文章，我的核心觀點是，如果俄羅斯試圖實質性介入西方內部的爭斗，俄羅斯將得不償失。即便最終西方各方達成妥協或分道揚鑣，俄羅斯也無法從中獲益。
因此我的主張是：我們既要密切關注事態發展，在務實層面支持對俄羅斯友好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切勿卷入西方的內部轉型進程——歷史經驗表明，趟這種渾水永難帶來戰略回報。
東方軍事：您的觀點是，在俄羅斯精英內部是少數派，還是普遍的共識。
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我并不認為這已成為共識——學界對此存在多元觀點。部分學者與思想家主張俄羅斯應深度參與西方社會的轉型進程，但包括我在內的另一些人則堅持俄羅斯必須保持戰略距離。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盡管俄羅斯與歐洲有很密切的歷史淵源與文化紐帶，但這絕不意味著我們應全盤融入西方發展模式。
特別是在烏克蘭危機爆發后的兩年半間，俄羅斯社會已形成基本共識——試圖通過實用主義策略融入西方國際體系已無可能。即便存在局部合作空間，從戰略層面而言，俄羅斯必須保持獨立自主。作為橫跨歐亞的文明大國，俄羅斯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緣政治優勢，如與中國已經建立了緊密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因此，我們不必完全將精力耗費在西方事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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