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簽署了一項法案，該法案旨在剝奪烏克蘭兩個關鍵反腐敗機構——國家反腐敗局（NABU）和特別反腐敗檢察官辦公室（SAPO）的獨立性，澤連斯基給出的理由非常具有戰時色彩，即“通俄”。

然而令澤連斯基意想不到的是，此舉迅速引發了烏克蘭國內的強烈抗議，以及來自歐盟和國際伙伴的嚴厲譴責。不但烏克蘭國內民眾開始涌上街頭，歐盟更是威脅要切斷對烏克蘭在經濟領域的援助。

一時之間，澤連斯基似乎有從民主斗士墮入獨裁專制的風險。面對洶涌澎湃的輿論，澤連斯基充分展示了什么叫“從善如流”。在不到72小時內，他便提交了新立法，旨在恢復這些機構的獨立性，并于7月31日迅速獲得議會批準并簽署生效。

可以說，澤連斯基“前倨后恭”的表現不僅直接折射出澤連斯基核心圈子在捍衛民主口號下嚴重的腐敗問題，更折射出外援型戰爭對國家決策的影響力。澤連斯基愈發攻擊性的舉動則暴露出他日益神經質的事實，隨著俄羅斯在戰場上的步步緊逼和歐洲對澤連斯基核心圈子貪腐問題的調查，澤連斯基必然會以更極端的方式試圖抓住自己如流沙般日益喪失的權力和威望。

反腐風暴與通俄門

一切問題要從2014年的那場“革命”說起。在推翻了親俄的亞努科維奇政權后，向西方靠攏成為了烏克蘭政治精英和大城市民眾的普遍選擇。在今日看來，這被稱之為對西方普世制度的迷信。但對當時很多烏克蘭人而言，全面學習“西方先進制度”是解決一切前蘇聯時代烏克蘭問題的答案，這種迷信演變為今日稱之為民主敘事的源動力。

在所有烏克蘭的結構性問題中，腐敗一直居于前列。有罪不罰，特別是對寡頭和高級政客的有罪不罰成為普遍現象。甚至檢察機關本身就受制于權力支配的影響，無法對權貴階層展開調查。

在西方的主導下，國家反腐敗局和專門反腐敗檢察官辦公室分別于2014年和2015年成立，作為專門調查和起訴高層腐敗的獨立機構。NABU和SAPO的負責人均按照西方標準，通過公開競爭獨立選拔，免受政治干預（或者更準確地說，免受烏克蘭國內政治干預）成為其關鍵原則。

這些獨立的反腐敗機構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打擊腐敗的范圍，但烏克蘭的制度性腐敗是一個復雜的問題，絕非獨立的檢察機關所能解決的。甚至檢察機關本身也會逐漸陷入腐敗和政治障礙之中。

筆者以前的文章已指出，澤連斯基正是通過民粹主義的方式響應了民眾對反腐敗的樸素想象，成功以“圈外人”的身份當選總統。澤連斯基同樣無法解決這個問題，這也是為何他在俄烏2022年全面戰爭前夕支持率低迷的原因。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俄烏戰爭可能反而延長了澤連斯基的政治生命。

更為糟糕的是，澤連斯基的核心圈子同樣充斥著嚴重的腐敗問題。2023年NABU就啟動了對總統辦公室副主任舒爾馬的反腐敗調查案。舒爾馬涉嫌伙同其兄弟及其前下屬收受3.2億格里夫納（當時約合870萬美元）的國家資金，這些資金用于俄羅斯占領區與烏克蘭電網斷開連接的太陽能發電廠生產的電力。舒爾馬于2024年辭去職務，并移居德國。

澤連斯基的副總理兼民族團結部長奧列克西·切爾內紹夫是更大的政治炸彈。切爾內紹夫是在疫情封鎖期間唯一受邀參加澤連斯基生日慶祝活動的內閣成員，澤連斯基更是為其單獨創設民族團結部這一職務。

所以當今年年初NABU對其展開反腐敗調查時，這位副總理以公務繁忙為由，直接在國外漂了幾個月。直到今年六月，他才不得已在國內外的壓力下回國接受調查。隨后在七月份的內閣改組中，民族團結部隨著切爾內紹夫一起消失在內閣中。

除了切爾內紹夫外，NABU還在六月初因為哈爾科夫電力配送公司盜竊案逮捕了明迪奇的表弟。明迪奇是Kvartal95工作室娛樂制作公司的共同所有人，也是澤連斯基的密友。盡管他沒有擔任任何正式政府職務，但對政府的政策制定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

2025年7月15日，移居德國的舒爾馬遭到了NABU的調查人員與當地警方聯合搜查。根據《烏克蘭真理報》的深度報道，這無疑成為壓倒澤連斯基的最后一根稻草。班科娃街（烏克蘭總統府所在地）的暴怒轉化為明確的指示，必須“竭盡全力摧毀NABU和SAPO的影響力”。

隨即在7月21日，烏克蘭安全局（SBU）在兩個部門的負責人都在外地出差的情況下，突擊搜查了NABU和SAPO總部。其中兩名員工因為“通俄”嫌疑被捕。三天后，烏克蘭最高拉達就光速通過將NABU和SAPO置于總檢察長控制下的12414號法案，澤連斯基于當晚光速簽字通過成為法律。

澤連斯基這次失算了。當天烏克蘭境內的大城市就爆發出激烈抗議，一貫避免公開批評澤連斯基的歐洲建制派也對澤連斯基發出了嚴重警告。包括歐盟（EU）、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內的主要合作伙伴更是明確表示，政府的冒失行為將引發財政援助的中斷。

隨著事態的不斷發酵，假裝無事發生的澤連斯基不得不180度掉頭，宣布將在7月24日向最高拉達提交新的法案，恢復檢察機關的獨立性。該法案隨后于2025年7月31日通過，有效廢除了先前法律中的大部分有害條款，并在相當程度上恢復了NABU和SAPO的獨立性。

民主與規訓

烏克蘭的國際形象重塑堪稱二十一世紀最成功的政治魔術。不同意識形態會對2014年的“邁丹革命”存在截然不同的解讀，但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這意味烏克蘭中央政權正式放棄在俄羅斯和西方間左右搖擺的政策，轉向與西方全面靠攏。

西方世界自然展現出投桃報李的態度，開始對烏克蘭身份的民主化改造。對烏克蘭國際形象的重塑是輿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雖然烏克蘭依舊是那個烏克蘭，但在西方輿論的包裝下，走上西方道路的烏克蘭不再是絕望的腐敗國家，而是充滿希望的民主國家。

這種敘事策略在2022年俄烏全面開戰后，產生了兩個相互矛盾的結果。一方面，俄烏戰爭成為了民主與專制的正義對決。烏克蘭是為了西方的自由和民主站在了抵抗俄羅斯“獸人”的第一線。對烏克蘭的任何公開批評都會引起削弱烏克蘭抵抗能力的指責。

用今日流行的話來說，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尤其是在2022年澤連斯基政府獲得巨大軍事勝利的情況下，一切對烏克蘭的公開批評都會被視為俄羅斯的同謀。這才是澤連斯基2022-2023年在西方建制派面前叱咤風云指點江山的結構性原因。那兩年“球長”澤連斯基的風頭一時無二。

另一方面，民主價值觀也成為了澤連斯基政府的枷鎖。政府至少需要在公開的場合下承諾符合西方民主價值觀的要求這，不僅包括接受由西方主導的各類標準，也包括在意識形態領域接受全面指導。

問題是，所謂的民主熱情與殘酷的軍事現實之間存在緊張關系。尤其是在2023年全面反攻失敗后，這一矛盾變得愈發突出。從軍事的角度看，烏克蘭必須通過大規模動員才能填補戰線上的空缺；但從民主價值觀的角度看，他們無法解決盧梭碰到的難題，那就是如何在個體意志至高無上的情況下強制個體意志保家衛國。公意或者說民主共識更接近空中樓閣，而不是現實的解決方案。

烏克蘭和歐洲建制派都對烏克蘭的結構性困境心知肚明。澤連斯基政府通過緩慢突破界限的做法，讓歐洲建制派對其“侵犯人權”、“反民主”之類的行為奉行雙重標準視而不見。

澤連斯基甚至可能會覺得自己有些“冤枉”。事實上，就在上個月，澤連斯基政府拒絕任命烏克蘭經濟安全局（BEB）負責人的行為就沒有受到歐盟的任何公開批評。再往前，無論是在烏克蘭天然氣公司安插自己人擔任董事長，還是拒絕任命親歐派的烏克蘭央行行長，也都沒有引起歐洲輿論的指責。這一次廢除獨立反腐敗機構的做法與之前很難說有什么本質不同。

那么為何歐洲建制派在容忍了那么久之后，這次選擇不忍了呢？是歐洲人終于幡然醒悟不能搞雙重標準了么？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歐洲建制派對民主價值觀的使用一直是以敵我關系作為基礎的。被認定為敵人的國家，比如歐爾班治理下的匈牙利，那就是違背民主價值觀的半專制國家。但一旦證券更迭，匈牙利反對派上臺，那么匈牙利將重新回歸民主國家。

這種雙重標準是如此強大，以至于輿論根本不會在意所謂的新民主政府可能會采取更加極端的政策。所以右翼民粹執政的波蘭前政府是歐盟法制的破壞者，而親歐的波蘭新政府即便違背《申根協定》和反對烏克蘭農產品進口，卻依舊是歐盟法制的捍衛者。甚至我們可以更毫不客氣的說，已經成為歐盟國家的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真的比還沒加入歐盟的烏克蘭廉潔很多么？

歐洲建制派之所以對本次事件公開發聲，更多是因為他們擔心澤連斯基脫離民主價值觀的規訓。澤連斯基政府一直是由泛親歐派系和烏克蘭本土強硬民族派組成的古怪混合物。這些烏克蘭本土強硬民族派對所謂的自由民主即便不是充滿敵視，也是興趣寥寥。

在俄烏戰爭日益不利于烏克蘭的情況下，這些擁有高度作戰意志的本土強硬派權力必然會不斷擴張。畢竟沒有外援的支持，烏克蘭可能活不過半年，但失去了這些最精銳戰士的支持，那澤連斯基可能就要考慮自己被軍事政變的可能性了。NABU在五月份對國民警衛隊指揮官皮夫年科準將的調查就已經引發了該派系的不滿。

對歐洲建制派而言，在澤連斯基日益受到強硬本土派影響的情況下，他們被迫以公開批評的方式確認澤連斯基依舊走在（至少在表面上）民主規訓的道路上。澤連斯基的表態顯然也說明，他依舊得罪不起自己兩個基本盤中的任何一個。這也是他為何在7月24日宣布提交新方案的同時，在7月29日宣布將烏克蘭國內安全局（SBU）從27000人擴充到37000人。真就民主的合法性是我所欲也，強力機構的支持亦我所欲也。

權力流沙

從短期看，澤連斯基前后不一的舉動，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損害了他日益衰減的政治威望。無論西方建制派多么沉迷于民主韌性這樣的感人童話，澤連斯基本人都必須考慮到自己的政治命運問題。權力和力量關系的政治哲學難題是千年未解之答案。但霍布斯顯然說過，沒有力量的條約等于一紙空文。在俄烏戰爭的背景下，力量，特別是強力的重要性是無論如何不可忽視的。這意味澤連斯基最終只能日益依靠本土強硬派捍衛自己的權力基礎。

剛才提到的擴軍一萬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嚴格而言，澤連斯基是將SBU的特戰中心擴充一萬人。這一特戰中心包括無人機、無人艇、陸戰、反恐、電子戰和心理戰各方面的部隊。與之相反，同樣屬于特務機構的GUR，其旗下海妖特戰旅則直接被烏克蘭國防軍剛剛收編。這種南轅北轍的做法就不得不值得令人玩味。總不能是因為國內安全局掌握在澤連斯基盟友手中，而GUR的負責人布達諾夫則是烏克蘭總統的潛在競爭者？

澤連斯基恢復反腐敗機構獨立性的13533號法律亦是如此。盡管立法上取得了重大逆轉，但這份法律中保留某些有爭議的條款（例如，強制測謊測試，某些SAPO檢察官缺乏競爭性選拔）表明行政部門持續希望對反腐機構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或加強監督。

這些具體條款的包含也暗示，行政部門最初的理由（例如，確?！肮ぷ骷儩嵭浴?、打擊“俄羅斯干預”）仍在微妙地影響其對待反腐機構的方式。這突出表明，行政部門對控制的感知需求（可能因戰時安全擔憂而合理化），與國內和國際社會對絕對機構獨立性的堅定要求之間存在更深層次的內在張力。

或者說得更直白些，這份法律雖然在名義上恢復了反腐敗機構的獨立性，但澤連斯基政府可以利用各種程序性手段對機構的人員和調查事項施加更多的影響力。

但名義上的逆轉至少為澤連斯基和歐洲建制派提供了繼續進行民主規訓游戲的暫時空間。頗為令人尋味的是，就在議會全票通過恢復反腐機構獨立法案后不久，8月2日，剛剛“重獲自由”的NABU和SAPO就高調宣布，破獲了一起涉及國防采購的巨額腐敗案。

涉案者包括現役議員、地方政府首長以及國民警衛隊成員。他們被控在軍用無人機和信號干擾系統的采購合同中，操縱價格并收取高達合同總額30%的回扣。這種其樂融融的表演，既滿足了澤連斯基尊重NABU和SAPO的獨立性，敢于對澤連斯基任命的官員及其政黨成員開刀的反腐敗敘事；又沒有涉及到澤連斯基的核心圈子。這種雙贏式的反腐敗表演顯然是為了彌合澤連斯基和歐洲建制派之前的分歧。

唯一的問題是，表演并不能解決問題。澤連斯基一邊在西方壓力下“從善如流”地恢復了反腐機構，一邊又緊鑼密鼓地擴編萬人衛隊。這些看似矛盾的舉動，揭示了一個身處絕境的戰時領袖最真實的生存邏輯：

當“外源規范”與“本土權力”形成無法調和的悖論，當西方援助附帶的政治條件與維系國內統治穩定的剛性需求激烈沖突，他只能在這根細如發絲的鋼絲上，進行一場危險的獨舞。并且在可以預見到未來，隨著烏克蘭在戰場上的日益不利，他必然會進一步擁抱本土強硬派作為自己最后的安全保障。

只不過到那時，烏克蘭已經不重要了。被開除的“民主斗士”將重新變成“腐敗獨裁者”。正如一切意識形態所自我標榜的一樣，主義是好的，出錯的只能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