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爾：為什么美國年輕人不再信資本主義？

作者 :中華軍事 2025-11-11 09:10:28 圍觀 : 次評論

（原文發布在美國媒體網站Free Press，原標題為:彼得·蒂爾：資本主義對年輕人不再起作用。譯文有刪節，小標題為譯者所加，僅供讀者參考，不代表東方軍事觀點。）

【采訪者/肖恩·費舍爾，受訪/彼得·蒂爾，翻譯/鯨生】

五年前，美國人常把年輕人對社會主義的興趣歸結為一種被寵壞或無知的表現——他們不知道“社會主義”真正意味著什么。像國會議員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這樣的政治人物崛起，以及千禧一代對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候選人的支持，當時都被美國主流社會輕描淡寫地置之不理。

但彼得·蒂爾沒有這樣想。

這位身價數百億美元的風險投資人，既是貝寶（PayPal）與帕蘭蒂爾（Palantir）公司的聯合創辦人之一，也被貼上了許多標簽：硅谷的“引力中心”、美國左派的“夢魘”、反精英陣營的旗手、以及美國副總統J.D.萬斯（J.D. Vance）的早期支持者。

蒂爾也是那種能提前看見“拐點”的人。2020年，他寫了一封頗具預言性的郵件，寄給那個典型的“千禧一代公司”——臉書（Facebook）。當時他提醒包括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尼克·克萊格（Nick Clegg）等臉書高管：務必要認真對待美國年輕人對社會主義產生的興趣。

這封郵件在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的佐赫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于11月4日贏得紐約市長選舉后，在網上廣為流傳。

蒂爾在郵件中寫道：“當70%的千禧一代人表示自己傾向社會主義時，我們不能僅僅把他們說成是愚蠢的、被寵壞的或被洗腦的一代。我們應該試圖去理解為什么他們會這么想。”

2020年的蒂爾看到了別人看不到的哪些事情？在學貸壓身、買不起房的情況下，美國的千禧一代轉向親近社會主義是否合理？美國真的會走向一場社會主義革命嗎？這是筆者上周四與他對談時想問的幾個問題。

以下是我們經過輕度編輯的對話。

“當年輕人被無產階級化，就別驚訝他們變成共產主義者”

肖恩·費舍爾（Sean Fischer）：你在2020年寫的那封郵件如今因為馬姆達尼贏得紐約市長選舉而瘋傳。當時寫那封信的背景和靈感是什么？

彼得·蒂爾：其實那封郵件的內容我早已講過很多次，不是2020年才突然想到的。早在2010年秋季我創立“蒂爾獎學金”，鼓勵年輕人退學創業時，我就反復強調一個關鍵政策問題：學貸的失控。

1970年代畢業的美國人幾乎沒有背負學生貸款的；對千禧一代人而言，情況卻完全不同——他們花了太多錢讀大學，沒學到什么實用技能，最后背上沉重的債務。這種學生債務，其實正是我一直在說的那種代際沖突的縮影。

資料圖：特朗普與彼得·蒂爾（右）

而美國代際契約的破裂，并不止于學貸問題。我認為你可以把當下80%的“文化戰爭”都歸結為經濟問題——就像自由意志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者那樣——而美國大約80%的經濟問題，又都能歸結為房地產問題。

如今美國年輕人想買房幾乎不可能。如果分區法執行的極為嚴格，禁止新建更多住房，這對嬰兒潮一代人是好事——他們的房產會不斷升值；但對千禧一代人則是災難。當你把美國年輕人無產階級化時，就別驚訝他們會變成共產主義者。

費舍爾：你比許多人都更早地注意到“代際契約”的瓦解，并預測這可能導致美國人對社會主義的興趣復蘇。你能多解釋一下嗎？

蒂爾：年輕人被告知，只要像他們父母那代人一樣努力，一切就會順風順水。但現實是，社會已經徹底變了，許多事情不再像過去那樣奏效。房價比過去高得多，在紐約、硅谷，甚至任何經濟活躍、有著大量體面工作機會的地方，買房都極為困難。人們仍以為一切照舊，但事實上并非如此。

美國的嬰兒潮一代對當今年輕人處境的漠不關心，甚至令人感到費解。我總是很難判斷其中有多少是惡意，或者有些行為是多么惡劣。但奇怪的是，當我2010年就開始抱怨學生債務問題時，竟然被人覺得奇怪——那時美國的學貸規模早已呈指數級增長。2000年全美學生債務總額是3000億美元，現在已超過2萬億美元。總有一天，這種現狀會崩潰。

費舍爾：出口民調顯示，馬姆達尼的支持者主要是受過大學教育的新市民、租戶與30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最關心高房租與學貸問題。這是否驗證了當年你那封郵件中的判斷？

蒂爾：我顯然對社會主義抱有嚴重偏見。我認為社會主義無法解決這些問題，馬姆達尼也不能解決。你不可能把住房“社會化”。如果你強行實施租金限制，結果很可能是住房供應更少、價格最終更昂貴。

我甚至覺得，如果選舉中投票的人更少，社會可能更健康些。紐約這次的投票率相當高，但如果大家沒那么在意誰當市長，不怎么去投票，也許情況反而會更好。

不過，馬姆達尼值得肯定的地方是，至少他愿意談這些問題。我的“權宜”式回答永遠是：第一步就是把問題提出來，哪怕你暫時不知道怎么解決。那些中間偏左、偏右的建制派早就連談都不愿談了。

我不確定美國年輕人真的親社會主義，我更傾向于認為他們沒過去那么親資本主義了。如果資本主義被視為一種不公平的騙局，那人們當然不會擁護它。所以他們在相對意義上變得更“社會主義”，但本質上更多是因為他們在說：資本主義沒有給我帶來好處，或者，這個所謂的“資本主義”不過是別人壓榨我的借口。

馬姆達尼贏得美國紐約市市長選舉。 IC photo

費舍爾：拋開可行性不談，你覺得是什么促使美國人愿意遠離資本主義，以至于感到有必要投票給某個連自身政策的可行性都有問題的人？

蒂爾：我不會輕易概括所有選民的心理，但我至少能理解這種情緒——就算我不認同，但它并非什么古怪神秘的現象。你不能像拜登那樣在學貸問題上試圖小修小補，就以為能解決。那不會起作用。紐約市搞的各種租金限制也是小修小補，根本就沒起作用。

所以，很多人開始在“奧弗頓之窗”外尋找解決方案。這包括那些非常左翼的經濟思路，甚至一些社會主義設想。我認為這些方案最終不會成功，但它們至少比舊體制內提供的選擇更有吸引力。安德魯·科莫（美國前住房與城市發展部部長、紐約州前州長、本次紐約市長競選的參選人之一，譯注。）對住房問題毫無規劃，甚至不認為那是個問題。他都在美國政壇和政府中混了這么多年——所以人們不難發出質疑：如果科莫過去都從未關心過這件事，現在你還能指望他采取什么行動嗎？所以，雖然我對馬姆達尼的政策主張并不樂觀，但相對來說，如果大家都想在現有方案之外尋找答案，那出現這種人選也不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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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和馬姆達尼代表了一種真實性”

費舍爾：很多人正在拿特朗普和馬姆達尼做比較：他們都靠“情緒動員”，都吸引了意想不到的盟友，都訴諸怨氣政治，而且他們都有很強的個人魅力。這種相似之處反映了當今數字時代選民最在意的哪些東西？

蒂爾：我強調的是另一面——他們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其他人太假了。比如，我都不知道該舉哪個例子——像杰布·布什那種典型的政客，他的一切公開形象都排練得極其精確、極度虛偽，完全看不出一絲個人魅力。相比之下，特朗普或馬姆達尼身上確實有某種“真實感”。他們的形象未必完全一致、也都不完全真實，但這也是美國建制派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最討厭特朗普和馬姆達尼的地方，然而他們根本沒有資格形容兩個人“不真實”，因為再不真實也比那些建制派更真實。

如果你像保羅·瑞安（前共和黨籍美國眾議院議長）那樣指責特朗普“虛偽”，那人們只會反問：你自己呢？你自己缺乏魅力、無法打動人——那又說明了什么？

費舍爾：2016年，特朗普利用美國中西部地區民眾的經濟絕望感而上臺。上周，馬姆達尼則借助布魯克林區民眾的經濟絕望感獲勝。未來的美國政治，會不會就是一場階級戰爭？

蒂爾：美國中西部地區確實出了嚴重的問題。全球化的部分影響在那些“鐵銹帶”城市造成了極其嚴重的負面沖擊。其中一個遺留癥狀是從1988年到2016年的28年間——老布什、克林頓、小布什甚至奧巴馬時期——美國政界對這種境況都表現得極其漫不經心或冷漠。

我真的不喜歡馬姆達尼代表的社會主義，但我對此毫不意外。如今紐約的很多人都認為資本主義不再奏效，年輕人尤其如此。我不認為他的政策會成功，但他勝選并不意外。

從某種角度來說，我們正經歷一個橫跨數十年時間的“政治牛市”期——政治變得越來越激烈，人們寄希望于靠政治解決一切問題。政治的激烈程度也無情地升高。而我寧愿這種情況從未發生過。在一個建康的社會，選舉應當沒那么重要、沒什么人投票。紐約的投票率很高，但如果人們不關心誰當市長，或者誰當市長也不重要，人們就不會去投票。

但我們正處在一個“政治牛市”時期——這對媒體從業者是好事，對社會卻未必。

費舍爾：你的意思是，如果大家不投票，社會可能更健康？

蒂爾：我的意思是：這會與成為一個更健康的社會相關聯。在一個健康的社會里，誰當總統其實不重要。因為社會里的一切都運轉得不錯，政治博弈的風險不大，人們不會覺得這是生死攸關的事。

但當增長停滯、分配不公、經濟陷入零和博弈時，政治上的“賭注”就變得極高。于是你會覺得，一旦你的陣營輸掉選舉，一切就完了。

我沒做過系統研究，但我猜在上世紀80、90年代，人們對政治的參與度其實較低。然后，也許2008年金融危機后，情況開始逆轉，從那時起美國人對政治的關注度一路上升。現在這種“政治牛市”時期，其實反映的是一個不幸的現實，與一些不好的事情相關聯。

2011年在美國爆發的占領華爾街運動

就算美國爆發革命，也不會是年輕人的革命

費舍爾：歷史上的許多革命都是由不滿的、失落的精英發動的——羅伯斯庇爾、列寧。他們出身精英，社會地位卻下滑了，他們認為自己的生活會比父母一輩的更糟糕。

蒂爾：這正是美國嬰兒潮一代與千禧一代人關系的真實寫照。嬰兒潮一代人對自己有著夸張的期望，雖然他們在某些方面也沒有成功，但他們卻把這些不切實際的期望投射到孩子身上。而在如今的世界里，根本沒有條件讓這些期望成為現實。

當然，千禧一代人在某些方面比嬰兒潮那代人過得更好，社會也有一些進步。但嬰兒潮一代的父母對孩子的期望與孩子的實際處境之間的落差，實在太大了。歷史上恐怕再沒有哪兩代人之間出現過如此懸殊的落差。

費舍爾：那么，我們真的會面臨革命嗎？

蒂爾：我仍然覺得不太可能。歷史上的革命都是“年輕人的運動”，但人口現實是，如今的年輕人數量遠比過去要少。大家都不再多生孩子，結果美國的政客越來越老齡化。這意味著，就算美國真的變成社會主義，那也更有可能是老年人而不是年輕人主導的社會主義——會更關注推行全民醫保之類的政策。

“革命”這個詞充滿了陽剛、暴烈與青春的氣息。但若美國真的爆發革命，那大概是由七十多歲的祖母們領導的。

我們會關注馬姆達尼市長能在紐約做成多少事。但我認為他的當選本身，就是美國社會極度不健康的征兆。它反映了美國的建制派未能解決一些基本問題，代際契約已經徹底斷裂。我寧愿人們更多地關注如何修復這個代際之間的問題。

如果面對這樣的局面，你只會罵馬姆達尼是個“圣戰分子”“共產主義者”“荒謬的年輕人”，在我看來你仍然不知道該如何解決住房或學貸問題。而如果你能做的最多只是辱罵，那你就注定會一直輸。

費舍爾：如果十年后你愉快且意外地發現美國和世界都變好了，會是因為什么導致的？能否介紹一下，你認為未來十年要怎樣才能順利度過？

蒂爾：這聽起來有點傲慢，但我希望那時我們不再需要討論這些問題。這說明政治建制派、美國的領導人終于實際地解決了一部分的問題，這也會是我們最后一次進行這樣的對話。

但如果你未來十年還要一再來采訪我，那就不是什么好兆頭。因為這意味著社會中的問題仍未被解決。我愿意接受跟你的對話，以及我們之所以今天還在談這個話題，是因為我們都隱約覺得——這恐怕只是未來許多次對話中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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