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2月10日至11日，第二屆“構建印度洋命運共同體”國際會議于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召開。本次會議匯聚了來自十多個國家的五十余位官員、學者與智庫代表，與會者圍繞印度洋地緣格局演變、全球南方國家合作及中國在區域發展中的角色等關鍵議題進行了深入交流。

會上，四川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黃云松教授以“變局下的印度洋態勢展望”為題發表演講，從安全架構、合作赤字等多重維度，展望了未來三十年印度洋戰略態勢的可能走向。東方軍事經黃云松教授授權整理其發言內容，供讀者參考。

【文/ 黃云松】

感謝林院長的邀請，非常高興在這里跟大家探討“變局下的印度洋態勢展望”。在全球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今天，印度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復雜挑戰，同時也蘊含著深化多邊合作的巨大潛力。借此機會，我想重點談一談：印度洋作為全球地緣政治的戰略要地，在安全、合作與治理方面日益凸顯的“赤字”問題，并展望未來10到30年印度洋地區可能的發展態勢。

大國博弈下的安全赤字正在碾壓合作

當前的印度洋局勢，可以用“軍事化升級”和“泛安全化”來概括，對區域合作的壓制越來越明顯，直接導致了日益加劇的安全赤字和合作赤字的出現。

該地區的軍事化呈螺旋上升趨勢，美西方正在把大國博弈和冷戰思維引入印度洋地區，使得該地區地緣政治競爭日益激烈，這也符合進攻性現實主義的霸權邏輯。從軍事設施與戰略投射的角度來看，美國在迪戈加西亞的軍事基地仍然是區域內最重要的戰略支點，其核潛艇、遠程偵察機等部署都保持常態化。

美國近年來多次在印度洋的迭戈加西亞島上部署B-2隱身轟炸機

同時，各大國圍繞獲取新的補給基地、友好港口使用權的競爭也在加劇。印度洋地區多國擁有的軍事基地數量目前已超過20個。印度作為域內大國，也在大幅強化與域外大國的合作。例如，印度正在推進與法國在留尼汪的合作，并積極推進與塞舌爾、馬爾代夫的港口合作，呈現出某種“戰略三角部署”的態勢。

區域內海軍艦艇的活動與演習次數也明顯上升。軍艦穿越印度洋以及部署頻率在過去十年整體呈上升趨勢。以域外國家中的主要海軍強國為例，其常年部署在印度洋地區的各類海軍艦艇數量在30艘以上；而在過去五年內海上軍事演習的次數，無論是雙邊、三邊還是多邊的，整體增長超過120%。演習活動重點集中在幾個區域：馬六甲海峽、霍爾木茲海峽以及亞丁灣。如此高強度的軍事互動，極大增加了誤判的結構性風險。

在經濟領域，安全的沖擊也在強化，且正在出現外溢風險。紅海的動蕩迫使大量航運公司繞行好望角。據相關統計顯示，特定時段亞洲航線的航運成本上漲超過200%—300%，嚴重沖擊全球供應鏈。這種咽喉要道的地緣沖突，又通過航運保險與油價波動，將安全風險外溢到整個印度洋沿岸的發展中國家。

此外，泛安全化正體現出壓制多邊合作的特點，表現比較突出。一方面，泛安全化思維在經濟、發展、環境等非傳統領域被過度安全化、政治化，造成合作赤字。另一方面，基于泛安全化思維產生的排他性集團政治也是造成合作赤字中的重要一環。

美國今年來一直強調建立“共同價值觀”的伙伴網絡，推動“印太經濟框架”等排他性機制，這種集團政治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泛印度洋國家的集體行動。比如美國主導的“繁榮衛士行動”，在戰術層面暫時應對了紅海危機，但排他性地將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貿易攸關方排除在外，本質上仍是用霸權思維而非共同治理維護自身利益。

在關鍵基礎設施的政治化方面，西方國家也做出了不好的表率。部分西方國家對中國在瓜達爾、漢班托塔、吉布提等港口的商業投資說三道四，炮制所謂“債務陷阱”“軍事化”等敘事。這些項目被過度安全化后，不僅阻礙了中國的項目落地，也進一步削弱區域組織效能，使相關設施在災害響應、“藍色經濟”等迫切需要合作的領域難以深化合作。

最后是“友岸外包”式的供應鏈重組同樣存在問題。通過這種方式試圖把關鍵礦產、清潔能源、高科技供應鏈從地緣競爭對手處剝離，造成全球生產網絡的碎片化和高成本化，也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被迫選邊站隊的壓力。

治理赤字及其深層根源

印度洋沿岸，尤其是一些脆弱的島嶼國家，正同時遭遇地區動蕩與治理能力不足的雙重挑戰，深刻暴露出治理赤字問題。從機制和實踐層面來看，首先體現在機制碎片化上。印度洋地區雖然存在 IORA、BIMSTEC 等區域機制，以及SAGAR等倡議，但這些機制之間缺乏有效銜接與協同，權責交叉、資源分散，難以形成合力來應對跨國性挑戰。

再看氣候危機與發展困境。氣候變化已成為印度洋地區最為緊迫的非傳統安全問題。以馬爾代夫等島國為例，預計到2100年，可能有80%的國土將受海平面上升威脅。然而，由于大國在地緣政治上的對立，導致氣候融資、技術援助和技術轉移被政治議程所挾持，《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框架下的相關舉措舉步維艱、推進緩慢。

基礎設施方面同樣存在明顯瓶頸。域內包括印度在內的一些國家在各自的海洋發展戰略中，均計劃大幅提升沿海港口貨物吞吐量。但由于缺乏協同投資和區域整體規劃，港口與內陸交通的連接瓶頸長期存在。一方面對外來投資與合作持排斥態度，另一方面自身又深陷發展困境，這種雙重矛盾長期得不到解決。

而印度洋地區合作赤字產生的深層原因有二：一是信心不足，二是潛力受限。一些國家仍然迷戀海上霸權，對多邊主義存在深刻抵觸。海洋理應是人類共同的財富，但個別大國謀求區域主導地位，以所謂“凈安全提供者”的姿態阻礙包容性框架的建立。這種基于零和思維與維護霸權的做法，正是導致氣候監測、海上安全、互聯互通等領域合作潛力無法真正釋放的深層結構性原因。

展望未來

展望未來10到30年，印度洋將呈現何種圖景？總體而言，這將是競爭與合作兩種力量相互博弈的結果。基于主要大國的戰略愿景以及當前趨勢，可以從安全、穩定和發展三個維度作出初步判斷。

美國海軍“巴丹”號兩棲攻擊艦通過蘇伊士運河

在安全態勢方面，由于短期內印度洋區域競爭將成為常態，地區軍事化趨勢仍將升級。美國及其盟友和伙伴可能繼續通過“印太戰略”和軍事同盟鞏固制海權；中國則將深化海外后勤保障和遠洋護航能力，潛在沖突風險有所上升。從長期看，如果大國博弈未演化為熱戰，安全多極化或集體安全機制的重建將成為必要選項，多極安全框架有可能逐步形成，并將更多側重于非傳統安全合作；否則，印度洋地區將長期籠罩在高度軍備競賽的陰影之下。

在區域穩定方面，短期內印度洋局勢的脆弱性仍在加劇。沿岸國家將面臨被迫選邊站隊的政治壓力，國內政治與經濟穩定性受到地緣政治的影響不斷上升，紅海危機等“灰犀牛”事件也將持續考驗全球供應鏈。從長期看，在氣候變化、海洋資源衰退等共同威脅的驅動下，區域一體化可能緩慢推進，區域性機制有望獲得新的生命力。務實合作或將取得突破，但這種突破往往需要借助域外具備實力的大國參與。

在發展潛力方面，短期內發展赤字仍將持續存在。排他性的安全導向型供應鏈可能導致貿易和投資碎片化，阻礙包容性增長，氣候變化帶來的經濟損失也將顯著上升。從長期看，“藍色經濟”和互聯互通將成為發展重點。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印度的相關發展規劃以及歐盟的“全球門戶”計劃，可能在非競爭領域實現某種形式的競爭性合作，共同推動海上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和清潔能源轉型。

如果任由對抗和集團政治持續膨脹，印度洋很可能重蹈“公地悲劇”的覆轍。印度洋的未來，必須超越狹隘的競爭與對抗，邁向集體安全、包容性框架以及去政治化的合作。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印度洋重大利益攸關方，也是一貫發揮建設性作用的合作方，始終呼吁采取緊急、協調一致的行動，將合作重心重新拉回非政治化領域。

在印度洋地區，可以立即推進例如人道主義護航、環境聯合巡邏等試點項目，重建區域內及域外大國之間的互信；在全球層面，也應堅決拒絕集團政治，擁抱集體安全，培育去政治化的伙伴關系，讓印度洋真正成為一個合作、繁榮、穩定的地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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