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珊娜·諾塞爾:如果沒打贏伊朗,特朗普會如何甩鍋?
【文/蘇珊娜·諾塞爾,翻譯/鯨生】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從來不喜歡失敗。可隨著他宣布贏得伊朗戰爭的希望日益渺茫,全世界或許即將面對這樣一個前景:一位性情反復無常的總統,正遭遇一個完全超出其掌控能力的外交政策困境。
當然,特朗普完全有可能成就一番被地緣政治分析家所稱道的功績,不僅推進了美國利益,也足以證明為這場戰爭所付出的人員、經濟和政治代價是正當的。然而,隨著美國日益陷入騎虎難下的局面,現在是時候預判他面對在伊朗遭遇失敗這一幽靈時可能作出的反應——并為其回應可能進一步升級沖突的危險做好準備。
這場對伊朗戰爭帶來的挑戰似乎正與日俱增。盡管美軍與以色列國防軍協同作戰,在摧毀伊朗的防空系統、海軍力量及彈道導彈能力方面基本上取得了成功,但伊朗的政治體制及其經濟杠桿的源頭卻遠非能被輕易撼動。
此外,伊朗目前保有的裂變材料及核能力問題也不容忽視——更不用說,德黑蘭可能在這場沖突結束后愈發堅信,只有擁有核武器才能真正捍衛自身的安全。美以此前寄望于在伊朗出現類似委內瑞拉那樣的、政權平穩過渡至溫順領導人的局面,或者爆發大規模民眾革命的幻想,如今已然破滅。
特朗普以往面對失敗時的應對方式,或許可為我們洞察中東局勢的走向提供線索。對特朗普而言,失敗并非新鮮事:他在商界、司法界乃至美國政界都曾遭遇過備受矚目的挫折。作為一名徹頭徹尾的“幸存者”,他早已練就一套應對困局的熟稔策略:包括欺凌下屬、推諉責任、掩蓋事實,并在徒勞無益的策略上一意孤行。
特朗普面對慘敗的典型表現,在其2020年大選失利后展現得最為淋漓盡致。那年秋天,他親自指揮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多管齊下的政治運動,企圖阻撓注定到來的選舉結果,同時竭力將失敗的責任轉嫁給他人。
這一策略的首要環節是否認現實:特朗普公然駁斥共和黨選舉官員關于投票公正性的聲明。隨后,他無情地施壓下屬及同僚,包括懇請佐治亞州州務卿布拉德·拉芬斯佩格“設法找出”11780張選票以推翻該州的選舉結果,并敦促時任副總統邁克·彭斯放棄其認證選舉結果的職責。特朗普甚至“乞求”美國司法部高層官員,“只需要宣稱選舉存在舞弊,其余的交給我和共和黨國會議員處理”。當選舉官員克里斯·克雷布斯報告選舉結果安全無誤時,特朗普隨即將其解職。
然而,這些努力并未就此止步。特朗普啟用了一群邊緣化的死忠分子,包括前紐約市長魯迪·朱利安尼和律師西德尼·鮑威爾,任由他們在媒體和法庭上散布虛假主張——這些行為后來導致他們遭到起訴。特朗普還在加碼執行明顯徒勞無益的策略:他和盟友最終提起了62起挑戰選舉結果的訴訟,卻無一勝訴。
在其任期尾聲的“跛腳鴨”階段,特朗普及支持者為了推卸責任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從故障的投票機、腐敗的選舉工作人員、郵寄選票、主流媒體到詭計多端的民主黨人、背信棄義的共和黨人、駁回其主張的法官,甚至外國勢力,都成了他指責的對象。
特朗普還試圖迫使美國媒體為其虛假主張背書。當福克斯新聞和美聯社在選舉當晚宣布喬·拜登贏得亞利桑那州時,特朗普公開要求撤回報道,并嚴厲譴責這兩家媒體拒絕照辦的決定。他還攻擊臉書(Facebook)和推特(Twitter)在壓制其“停止偷竊選舉”運動傳播的虛假信息,并痛斥那些在他發表充滿謊言的演講時切斷直播的美國新聞網絡。
當然,特朗普面對失敗的回應中最危險的要素,莫過于他對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山騷亂的煽動。盡管他否認曾策劃這場暴亂,但他的言行無疑為其賦予了某種合法性。而他日后對暴力騷亂者的赦免更清楚地表明:為了維護一場注定虛妄的事業,他絲毫不會顧忌將美國的根本性制度與民眾的生命置于險境。
盡管這些手段在2020年達到極致,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身為紐約市地產大亨以及在處理個人事務時,特朗普都曾在面對重大挫折時表現出類似的咄咄逼人姿態。在1990年代面臨財務危機與破產時,他曾向自己的律師和公司高管施加重壓,并通過親自打電話(有時甚至是匿名電話)等方式恐嚇記者,強硬地試圖塑造媒體對此事的報道。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第二任期上任首日宣布,全面赦免2021年1月6日國會山騷亂事件中被判罪、等待審判或宣判的近1600人 圖自:視覺中國
當“特朗普大學”被揭露為一場騙局后,特朗普轉而攻擊審理該案的法官,并在支付2500萬美元和解金后仍然繼續否認自身的責任。針對2017年就職典禮觀眾稀少的情況,他逼迫白宮新聞秘書肖恩·斯派塞在新聞間講臺上為其撒謊,聲稱“觀禮人數創下歷史之最”。而在應對E·吉恩·卡羅爾提起的強奸與性侵訴訟時,特朗普不僅反復提起上訴,還發表公開攻擊,其行為被聯邦上訴法院形容為“令人憤慨且史無前例”。
面對伊朗問題上遭遇的種種挫折,如果特朗普依然沿用他在其他領域的老辦法,后果恐怕不堪設想。這當中產生的連鎖反應不僅僅關乎總統個人的面子、名聲或錢袋子,也不僅僅是他那些追隨者的事。美軍的士氣、同盟關系以及華盛頓的全球聲望,都將取決于特朗普如何走出這個困局。隨著開戰初期的樂觀情緒逐漸消散,特朗普及其親信其實已經開始照搬他的那套“舊劇本”了。
有媒體報道稱,在戰爭爆發前,特朗普就無視了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丹·凱恩將軍的警告。凱恩曾指出,由于彈藥不足且缺乏盟友支持,美軍部隊可能面臨危險。而特朗普向來就有把持異議的軍官和文職官員邊緣化甚至直接開除的前科。在這種高風險的軍事沖突中,總統的高壓手段可能會扭曲軍官們的決策判斷,導致嚴重夸大的戰果匯報、對風險評估失準、向國會提交殘缺或失真的報告、屏蔽關于沖突升級風險的預警,甚至誘導做出危及士兵生命或戰略目標的作戰決定。
特朗普這種在高壓危機下魯莽行事的風格,只會讓問題雪上加霜。如果白宮強迫軍官們在缺乏充分法律監管的情況下打擊目標,無視避免平民傷亡的安全措施,或者干脆違反戰爭法,那么沖突只會變得更加血腥,美軍的士氣和戰備狀態也將岌岌可危。雖然特朗普過去發起的一堆重復且徒勞的法律訴訟僅僅浪費了時間和金錢,但這一次,純粹因為總統固執己見就加碼推行失敗的軍事策略,這不僅將直接危及美國軍人的安全,還會嚴重損害華盛頓的軍事聲譽。
1 2 下一頁 余下全文第二屆特朗普政府中已經聽不到那些經驗豐富、受人尊重且冷靜客觀的聲音了,比如曾在其第一任期任職的前白宮幕僚長約翰·凱利和前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如今圍繞在特朗普身邊的人,正忙著為一場可能已經失控的戰爭編造說辭,爭得不可開交。
如果特朗普在壓力之下故態復萌,將內閣中僅存的幾位獨立聲音排擠出局,比如國務卿魯比奧和財政部長貝森特,轉而完全依賴其核心圈子中的親信,那么本屆美國政府的專業素養門檻、判斷力以及內部凝聚力將進一步崩塌。
特朗普那種掩蓋和歪曲事實的癖好,在其政府對伊朗戰爭的處理中已然顯露無遺。開戰第一周,特朗普便指責伊朗要對一起致命的小學襲擊事件負責,但美方調查人員的初步調查結果顯示,這起襲擊卻是美軍發起的。此后,聯邦通信委員會主席布倫丹·卡爾甚至威脅要吊銷部分電視臺的廣播執照,理由是他聲稱這些媒體“歪曲報道”了伊朗襲擊沙特阿拉伯境內美軍加油機的事件。
這些舉動加劇了信息環境的渾濁。一方面,美國國防部近幾個月以來對媒體采訪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限制和懲罰性立場;另一方面,全球范圍內利用人工智能生成關于這場沖突的虛假信息泛濫成災。這讓原本就存在的“戰爭迷霧”變成了一層更加令人窒息的“毒霧”。
在戰時,虛假信息不僅會誤導公眾、給基于事實的報道播下不信任的種子。如果市場不再信任相關信息,風險溢價就會飆升,從而加劇對經濟的沖擊。被污染的信息環境還可能導致美國國會無法判斷軍事行動的成敗,并進一步加深盟友對華盛頓的不信任。
在未來幾周,特朗普那句“絕不承認失敗”的座右銘,可能會促使他邊緣化監察長、報復吹哨人,并將正常的監督工作視為蓄意破壞。五角大樓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內已經開始采取措施打壓批評者,收緊監管機制和投訴系統——批評人士指出,這可能會抑制內部舉報,導致不當行為更難以被察覺。
不難想象特朗普會如何為伊朗行動的失敗推卸責任。此前,當盟友拒絕派出軍艦進入布滿陷阱的霍爾木茲海峽時,特朗普所表現出的敵意反應,或許就是未來將上演一幕的預演。接下來的日子里,他可能會把矛頭指向美軍(責怪其表現不佳)、海灣盟國(不愿進一步升級敵對行動)、中國和俄羅斯(認為他們援助伊朗)、以色列政府(慫恿開戰)或民主黨人(試圖行使監督權),甚至是上述所有的對象。
特朗普當地時間3月16日在白宮表示,自己期待“有幸拿下古巴”,“深信這份榮譽屬于我”,并揚言自己對古巴可以“為所欲為” 視頻截圖
更進一步說,如果特朗普感到走投無路或者絕望,他可能會采取極端措施,比如魯莽地向伊朗部署地面部隊,甚至使用非常規武器,從而導致沖突長期化,乃至引發更大規模的全球戰爭。還有一種可能,面對在伊朗的挫敗,特朗普可能會突然瞄準另一個優先事項——也許是古巴,也許是美國國內事務——并孤注一擲地采取充滿爭議的冒險行動,試圖扭轉乾坤,證明自己依然掌控全局。
不過,理性占上風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特朗普也可以選擇接受一種“非完勝”的結局,在這場戰爭上做點輕度的“表面文章”以改寫敘事,而不是像2020年那樣全盤否認或重塑事實。但如果他把與伊朗神權政權的對峙視為定義其任內政治遺產的終極決戰,那么圍繞在他身邊的軍方和文職領導人可能將面臨至關重要的抉擇:是順從那些罔顧真相、危及美國體制與目標的狂妄指令,還是堅守底線?
與2020年不同,特朗普在白宮還有將近三年的任期,這意味著,任何敢于違抗他命令的人都要面臨立即遭到報復的風險。但反過來說,如果對總統不理智的本能一味地唯命是從,付出的代價將包括鮮活的生命和美國國家安全。特朗普的內閣部長、將軍、親密顧問以及國會支持者們,或許將成為唯一能擋在總統與那些可能加深一場重度危機、讓美國國家安全倒退數十年的決策之間的人。
(原文發布在美國“外交政策”評論網站,原標題:如果特朗普輸掉了伊朗戰爭,他會怎么做。譯文僅供讀者參考,不代表東方軍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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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從來不喜歡失敗。可隨著他宣布贏得伊朗戰爭的希望日益渺茫,全世界或許即將面對這樣一個前景:一位性情反復無常的總統,正遭遇一個完全超出其掌控能力的外交政策困境。
當然,特朗普完全有可能成就一番被地緣政治分析家所稱道的功績,不僅推進了美國利益,也足以證明為這場戰爭所付出的人員、經濟和政治代價是正當的。然而,隨著美國日益陷入騎虎難下的局面,現在是時候預判他面對在伊朗遭遇失敗這一幽靈時可能作出的反應——并為其回應可能進一步升級沖突的危險做好準備。
這場對伊朗戰爭帶來的挑戰似乎正與日俱增。盡管美軍與以色列國防軍協同作戰,在摧毀伊朗的防空系統、海軍力量及彈道導彈能力方面基本上取得了成功,但伊朗的政治體制及其經濟杠桿的源頭卻遠非能被輕易撼動。
此外,伊朗目前保有的裂變材料及核能力問題也不容忽視——更不用說,德黑蘭可能在這場沖突結束后愈發堅信,只有擁有核武器才能真正捍衛自身的安全。美以此前寄望于在伊朗出現類似委內瑞拉那樣的、政權平穩過渡至溫順領導人的局面,或者爆發大規模民眾革命的幻想,如今已然破滅。
特朗普以往面對失敗時的應對方式,或許可為我們洞察中東局勢的走向提供線索。對特朗普而言,失敗并非新鮮事:他在商界、司法界乃至美國政界都曾遭遇過備受矚目的挫折。作為一名徹頭徹尾的“幸存者”,他早已練就一套應對困局的熟稔策略:包括欺凌下屬、推諉責任、掩蓋事實,并在徒勞無益的策略上一意孤行。
特朗普面對慘敗的典型表現,在其2020年大選失利后展現得最為淋漓盡致。那年秋天,他親自指揮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多管齊下的政治運動,企圖阻撓注定到來的選舉結果,同時竭力將失敗的責任轉嫁給他人。
這一策略的首要環節是否認現實:特朗普公然駁斥共和黨選舉官員關于投票公正性的聲明。隨后,他無情地施壓下屬及同僚,包括懇請佐治亞州州務卿布拉德·拉芬斯佩格“設法找出”11780張選票以推翻該州的選舉結果,并敦促時任副總統邁克·彭斯放棄其認證選舉結果的職責。特朗普甚至“乞求”美國司法部高層官員,“只需要宣稱選舉存在舞弊,其余的交給我和共和黨國會議員處理”。當選舉官員克里斯·克雷布斯報告選舉結果安全無誤時,特朗普隨即將其解職。
然而,這些努力并未就此止步。特朗普啟用了一群邊緣化的死忠分子,包括前紐約市長魯迪·朱利安尼和律師西德尼·鮑威爾,任由他們在媒體和法庭上散布虛假主張——這些行為后來導致他們遭到起訴。特朗普還在加碼執行明顯徒勞無益的策略:他和盟友最終提起了62起挑戰選舉結果的訴訟,卻無一勝訴。
在其任期尾聲的“跛腳鴨”階段,特朗普及支持者為了推卸責任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從故障的投票機、腐敗的選舉工作人員、郵寄選票、主流媒體到詭計多端的民主黨人、背信棄義的共和黨人、駁回其主張的法官,甚至外國勢力,都成了他指責的對象。
特朗普還試圖迫使美國媒體為其虛假主張背書。當福克斯新聞和美聯社在選舉當晚宣布喬·拜登贏得亞利桑那州時,特朗普公開要求撤回報道,并嚴厲譴責這兩家媒體拒絕照辦的決定。他還攻擊臉書(Facebook)和推特(Twitter)在壓制其“停止偷竊選舉”運動傳播的虛假信息,并痛斥那些在他發表充滿謊言的演講時切斷直播的美國新聞網絡。
當然,特朗普面對失敗的回應中最危險的要素,莫過于他對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山騷亂的煽動。盡管他否認曾策劃這場暴亂,但他的言行無疑為其賦予了某種合法性。而他日后對暴力騷亂者的赦免更清楚地表明:為了維護一場注定虛妄的事業,他絲毫不會顧忌將美國的根本性制度與民眾的生命置于險境。
盡管這些手段在2020年達到極致,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身為紐約市地產大亨以及在處理個人事務時,特朗普都曾在面對重大挫折時表現出類似的咄咄逼人姿態。在1990年代面臨財務危機與破產時,他曾向自己的律師和公司高管施加重壓,并通過親自打電話(有時甚至是匿名電話)等方式恐嚇記者,強硬地試圖塑造媒體對此事的報道。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第二任期上任首日宣布,全面赦免2021年1月6日國會山騷亂事件中被判罪、等待審判或宣判的近1600人 圖自:視覺中國
當“特朗普大學”被揭露為一場騙局后,特朗普轉而攻擊審理該案的法官,并在支付2500萬美元和解金后仍然繼續否認自身的責任。針對2017年就職典禮觀眾稀少的情況,他逼迫白宮新聞秘書肖恩·斯派塞在新聞間講臺上為其撒謊,聲稱“觀禮人數創下歷史之最”。而在應對E·吉恩·卡羅爾提起的強奸與性侵訴訟時,特朗普不僅反復提起上訴,還發表公開攻擊,其行為被聯邦上訴法院形容為“令人憤慨且史無前例”。
面對伊朗問題上遭遇的種種挫折,如果特朗普依然沿用他在其他領域的老辦法,后果恐怕不堪設想。這當中產生的連鎖反應不僅僅關乎總統個人的面子、名聲或錢袋子,也不僅僅是他那些追隨者的事。美軍的士氣、同盟關系以及華盛頓的全球聲望,都將取決于特朗普如何走出這個困局。隨著開戰初期的樂觀情緒逐漸消散,特朗普及其親信其實已經開始照搬他的那套“舊劇本”了。
有媒體報道稱,在戰爭爆發前,特朗普就無視了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丹·凱恩將軍的警告。凱恩曾指出,由于彈藥不足且缺乏盟友支持,美軍部隊可能面臨危險。而特朗普向來就有把持異議的軍官和文職官員邊緣化甚至直接開除的前科。在這種高風險的軍事沖突中,總統的高壓手段可能會扭曲軍官們的決策判斷,導致嚴重夸大的戰果匯報、對風險評估失準、向國會提交殘缺或失真的報告、屏蔽關于沖突升級風險的預警,甚至誘導做出危及士兵生命或戰略目標的作戰決定。
特朗普這種在高壓危機下魯莽行事的風格,只會讓問題雪上加霜。如果白宮強迫軍官們在缺乏充分法律監管的情況下打擊目標,無視避免平民傷亡的安全措施,或者干脆違反戰爭法,那么沖突只會變得更加血腥,美軍的士氣和戰備狀態也將岌岌可危。雖然特朗普過去發起的一堆重復且徒勞的法律訴訟僅僅浪費了時間和金錢,但這一次,純粹因為總統固執己見就加碼推行失敗的軍事策略,這不僅將直接危及美國軍人的安全,還會嚴重損害華盛頓的軍事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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