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對伊朗的影響大不大?
來源:大白話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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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是一個比較矛盾的國家,外界對伊朗的認知也比較矛盾。
伊朗是一個世俗化程度還比較高的國家,伊朗民眾受教育程度是比較高的,在中東這個地方,伊朗民眾的受教育程度是僅次于以色列,起碼是比其他阿拉伯王爺國家要高多了。
所以,伊朗在長期受制裁的情況下,還能搞出自己的工業體系,有自己的導彈工業。
此外,雖然西方長期抨擊伊朗不民主,但實際上伊朗有自己一套民主選舉制度,雖然不夠透明,但起碼伊朗這套民主選舉制度,在這次美以侵略里,是經受了考驗,順利的在戰火中選出新的最高領袖。
伊朗也有自己的民選政府,雖然實際權力掌握在最高領袖手里。
但伊朗這套制度,起碼是比其他一些阿拉伯國家還停留在封建和部落制度里,相對要更民主一些。
但與此同時,伊朗仍然還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伊朗的權力是掌握在教士集團手中,伊朗的經濟命脈掌握在教士集團組建的革命衛隊手中。
并且伊朗是一個什葉派為主的國家,什葉派的殉難文化對伊朗文化影響也很大。
有人只看到伊朗高度世俗化,就說宗教對伊朗影響不大,這是不對的。
有人只看到伊朗政教合一,以為伊朗是一個落后的宗教國家,這也是不對的。
伊朗的內部矛盾,也來自于這種受教育程度高所帶來的世俗化,跟教士集團的統治之間的矛盾,也就是世俗化和宗教的矛盾。
所以,要準確認知伊朗,需要客觀正視伊朗是一個同時具備高度世俗化,又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這也是伊朗的矛盾所在。
關于宗教對伊朗的影響,已經直觀體現在伊朗教士集團的統治上,伊朗最高領袖首先必須是一個教士,而且是由教士集團選出來的。
這個我以前也分析過。
其次,伊朗的宗教歷史,包括什葉派對伊朗的民俗文化影響也是非常大。
比如,之前我分析過,伊朗新任最高領袖穆杰塔巴在3月20日的新年致辭,就是通過“殉道烈士敘事”來進行全民動員。
這也意味著穆杰塔巴的態度很明確,就是現階段戰爭不會停止。
這種基于“殉道烈士敘事”的全民動員一旦形成,就很難容得下進行妥協的聲音和空間,任何提出與敵人談判的聲音,都會被視為軟弱,在這種為“殉道烈士”復仇的氛圍里,就會顯得格格不入。
這也是為什么,過去一周特朗普屢次造謠說與伊朗進行對話時,伊朗相關的人都要第一時間出來辟謠,因為現階段跟美國對話,就是一個巨大的污水,伊朗現在能說得上話的高官,各個都避之不及。
以至于特朗普在籌款晚宴上,只能說“伊朗迫切希望達成協議,但又不敢明說”。
特朗普這話,給我感覺像是這種被人拒絕后,還在那說“她喜歡我,只是不敢明說”。
但這種“不敢明說”也已經說明,特朗普被拒絕的事實,其他都只是特朗普贏學的找補行為。
現在美國和伊朗只是通過第三方國家在中間遞話,雙方都是在公開提條件,還沒有進入到實質性談判的過程,相當于各自喊話讓對方投降的意思。
所以,要了解伊朗在當前戰爭中的韌性,以及要對這場戰爭的持續性進行預判,那么就不能忽視宗教對伊朗的巨大影響。
這里就需要了解伊朗的“殉道烈士文化”。
(1)
在伊朗波斯文里,是不區分“殉道者/殉教者/烈士”,這三個詞都是用同一個波斯文,也就是“沙希德”,也被音譯為“舍西德”,英文名是“Shahid”。

在信教的伊朗人看來,一說某個人“沙希德”就意味著他回歸真主的懷抱,所以“沙希德”這個詞跟宗教是強關聯,是更接近殉道者的概念,而不是更接近我們理解的“烈士”概念。
沙希德這個詞最早就是來源于《古蘭經》,是指“見證人”,意思是回歸真主懷抱。
伊朗小摩托的名字也是沙希德,也被翻譯為“見證者”。
而且什葉派本身就有很深的“殉難文化”,是一個強調苦難和悲情的教派,這也讓伊朗社會也充滿這種尊崇“殉道”的氛圍,在進入現代社會后,伊朗有意從國家層面將這種什葉派的“殉道文化”進行世俗化,就變成了“烈士文化”。
并且,伊朗是政教合一,所以在伊朗民眾看來,如果不刻意強調的話,“為國捐軀”跟宗教上的“殉道”并沒有什么區別,在戰爭中為國捐軀就可以回歸真主的懷抱。
不少人將這理解為伊朗的烈士跟宗教沒關聯了,但恰恰相反,這是宗教對伊朗影響大的證明,已經到了“潤物細無聲”的狀態了。
伊朗作為一個什葉派為主的國家,什葉派在歷史上深重的“殉難色彩”,對伊朗的民族、文化、社會都有很大的影響,也是伊朗能夠將“殉道”世俗化為烈士文化的重要基礎。
所以,這就得說說什葉派殉道文化的歷史來源。
(2)
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632年去世后應由誰來領導穆斯林,由此就分裂成遜尼派和什葉派。
一派支持穆罕默德的同伴阿布·伯克爾,也就是遜尼派。
另一派支持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也就是什葉派。
最終,阿布·伯克爾成為第一任哈里發。
但阿里也成為第四任哈里發。
不過,公元661年,阿里被穆阿維葉的支持者殺害,成為什葉派的第一位殉道者。
阿里死后,穆阿維葉就成了第五任哈里發。
公元679年穆阿維葉確立哈里發世襲制,指定其子葉齊德為繼承人
公元680年,穆阿維葉去世,他的兒子葉齊德一世繼位。
這時候,阿里其中一個兒子侯賽因,不承認葉齊德為哈里發,他試圖通過軍事手段將哈里發之位恢復到阿里家族。
然而,在伊拉克的卡爾巴拉戰役中,侯賽因與自己支持者被殺光,這也讓侯賽因成為什葉派第二位殉道者,讓侯賽因在什葉派信仰中達到神話般的高度。
從那時起,什葉派一直將遜尼派統治者視為篡位者。
侯賽因的殉難,對什葉派影響非常大。
穆哈蘭姆月是伊斯蘭教歷的第一個月,在這個月的前10天,哀悼者們重現卡爾巴拉的場景,向侯賽因以及他的幾位同伴和殉難的家人致敬。
穆哈蘭姆月的第10天就是阿舒拉節,在這一天,伊朗全國會舉行盛大哀悼與游行,重現侯賽因殉難場景,強化對于“殉難”的集體記憶。
而這樣的活動在伊朗已經持續了數百年。
所以,伊朗的民俗文化就有這種強烈宗教色彩的“殉道”文化。
伊朗還有一個紀念侯賽因的“四十日節”,結束為期40天的正式哀悼周期,數百萬信徒前往伊拉克卡爾巴拉的侯賽因陵墓朝覲,象征對“殉道者”的忠誠與追思?。
所以哈梅內伊死后的40天哀悼,就是把哈梅內伊拔高到跟侯賽因一樣的殉道者。
因此,在伊朗沙希德是有強烈的宗教色彩。
那么伊朗這個“殉道者”概念后面是怎么融合了“烈士概念”?
因為兩伊戰爭中,當時伊朗剛建國,不信任國防軍,靠自己組建的革命衛隊去打兩伊戰爭,犧牲的革命衛隊士兵,都是虔誠信仰的人
此外,兩伊戰爭剛爆發的時候,伊朗陸軍在伊拉克軍隊的奇襲下節節敗退。
為了鼓勵民眾參戰,當時霍梅尼擴大了殉道者的定義,宣布所有戰爭中的死難者都應被視為國家的烈士,因而也是伊斯蘭教的殉道者。
霍梅尼通過這種方式,號召伊朗人民參加革命衛隊,"一時間,上至六旬老翁,下至翩翩少年都加入革命衛隊的行列。"
于是兩伊戰爭里陣亡的士兵,哪怕不是信徒,全都被稱為“沙希德”。
因此,伊朗宗教上的殉道者概念,才融合進“烈士”的概念,就經常被翻譯為“烈士”。
所以,伊朗是先有宗教上的“殉道者”概念,后來才融入“烈士概念”。
但不能因此反過來說,伊朗沒有殉道概念,只有烈士概念。
這是一種刻意弱化宗教對伊朗影響的說法。
伊朗的外宣會刻意弱化宗教對伊朗的影響,但我們去了解伊朗的時候,如果忽略宗教對伊朗的影響,就容易造成誤判。
在伊朗,一個信教的人在革命和戰爭中死亡后,稱其為“沙希德”,是更貼近“殉道者”概念,起碼他們會認為信教的人在革命和戰爭中死亡,就可以回歸真主的懷抱,成為“見證者”。
只不過,伊朗在兩伊戰爭中,將宗教的殉道者,世俗化為烈士后,就將這種什葉派的宗教文化,擴展為國家文化。
伊朗的烈士家屬享有極高社會地位與福利。
兩伊戰爭后,伊朗許多街道和學校的名稱都改為烈士的名字,這些名稱沿用至今。
街道兩旁的壁畫中繪有陣亡士兵的肖像,當地清真寺的墻上也懸掛著烈士的照片。
此外,兒童教科書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涉及殉難的主題,高達10%的課文都描寫了死亡和殉難。
所以,伊朗的這種殉難文化是非常深重的,這是源于什葉派的殉難歷史,并在伊朗伊斯蘭革命后,隨著政教合一,將宗教概念擴展到社會概念,融入到民眾的生活里,潛移默化影響著伊朗人。
這種宗教概念擴展到社會概念后,并不能因此就說沒有宗教影響,反而是宗教影響深入的證明。
關于“宗教對伊朗民眾影響不大”的說法,只適用于伊朗少數大城市里的資產階級民眾,而對于伊朗農村的廣大基層民眾來說,宗教的影響還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們去分析伊朗,是不能忽略宗教這個重要因素。
當然,伊朗在這次戰爭中展現出來的韌性,也不單單只來源于宗教的影響,也跟伊朗過去幾十年推行的“大波斯主義”營造的波斯民族主義有關。
所以,也不能忽略伊朗的波斯民族主義因素。
此外,我們也應當看到,伊朗之前存在的諸多問題,比如革命衛隊、世俗政府、教士集團之間的利益矛盾問題,伊朗宗教和世俗矛盾的問題,這些階級矛盾、宗教矛盾,并沒有消失。
只不過在美國和以色列迫在眉睫的巨大威脅之下,當前伊朗內部這些矛盾,都會讓位于外部矛盾,在巨大外部矛盾壓力下,內部矛盾暫時彌合,出現這種團結。
此外,伊朗的經濟問題仍然嚴重,這也是最考驗穆杰塔巴的一點,而穆杰塔巴也很清楚的意識到這一點。
跟美國和以色列打消耗戰,短期打,民眾還能靠這種為殉道者復仇的宗教和民族情緒來熬一熬,但如果長期打下去,最終還是要拼國力、拼經濟。
所以,如何搞好伊朗的戰時經濟,就是穆杰塔巴最大的考驗,也是對伊朗韌性的最大考驗。
最后說點題外話。
(3)
因為伊朗這種帶有宗教色彩的“殉道者”,被廣泛翻譯為烈士,所以不少人容易以我們對烈士的理解,去套在伊朗身上,這可能是會產生一些問題的。
這里我覺得還是應該理清楚幾個概念。
1、有宗教信仰的人,跟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二者的犧牲精神是本質不同的。
有宗教信仰的人,他的自我犧牲精神,是可能包含利己目的,比如為了殉道后能回到真主懷抱、為了上天堂、為了死后過得更好、為了來世有福報,等等,這類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虛無縹緲的理由。
在有些宗教引導下,表面上看似“利他”行為,但最終目的是利己的。
但一名唯物主義者犧牲自己生命,就是純粹的利他,出發點和目的是很純粹的,才顯得更加偉大。
我們的烈士,大都是基于民族大義、為了國家、為了人民、為了子孫后代才不惜犧牲,這是純粹的利他。
當然,這些伊朗殉道者除了希望死后上天堂之外,有沒有為了民族,為了子孫后代,那我肯定不能說一定沒有,大概率應該也是有的。
比如,拉里賈尼也說過,他們如果死了,就能讓“我們民族”更加覺醒,這是包含民族大義。
但伊朗一名虔誠的宗教人士,他的行為背后的諸多目的里,肯定是包含死后上天堂的目的,因為這本身就是他的信仰,所以是包含利己目的。
人是復雜的,驅動一個人的行為背后的原因也可以是復雜的。
但宗教信仰就必然會包含這種利己目的,就并不單純是只為了民族大義。
而唯物主義革命先烈,不信鬼神,不修來世,那么他的犧牲,就是單純的利他行為,所以才更加偉大。
我個人認為,這就是唯物主義革命先烈跟有宗教信仰的人,犧牲的區別。
那么可能有人會說,論跡不論心,從結果層面,都是“為國捐軀”,何必區分這么清楚。
論跡不論心,這句話本身是沒錯的。
但出發點不同,雖然結果看似相同,但性質也可能不同。
舉個例子,宗教經常以圣戰名號,以死后上天堂,來引誘人們犧牲,這種犧牲是建立在一種欺騙(當然他們不覺得這是欺騙)。
人類歷史上,有大量這種例子,就是利用宗教信仰,去讓人們犧牲。
這里關鍵在于,死后上天堂,包括修來世,都是無法證實和證偽的,信的人,自己非常信,但問題在于,可能有些頂層的人,就只是在利用宗教信仰去讓人們為了他們的利益去犧牲,這就有問題。
我再舉個例子,比如人類歷史就出現過,有宗教國家,利用宗教信仰,讓十五六歲的少年,在狂熱宗教信仰的加持下,變成了少年沖鋒隊,高喊著宗教口號,去悍不畏死沖鋒陷陣,擰著炸藥包,就直接上去人肉炸坦克。
這種犧牲,在伊朗的定義里,也屬于烈士,但這種烈士,更符合跟宗教強關聯的殉道者/殉教者。
這也是為什么,我們黨一定要求不能有宗教信仰。
2、這里還需要厘清,信仰跟宗教信仰也是有區別的。
我們黨是要求黨員不能有宗教信仰,而非說不能有信仰。
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也是一種信仰。
為了人民,也可以是一種信仰。
強烈的民族情懷、家國大義,也可以是一種信仰。
宗教信仰是信仰的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
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建立在唯物主義基礎上,這是區別于宗教信仰的最大不同。
建立在唯物主義基礎上,就不涉及死后如何,不涉及來生如何。
我們當下所作出的所有行為,都是基于這輩子的選擇,而不是說我為了死后上天堂,死后見真主,才去犧牲。
基于唯物主義認知的犧牲,才會更加純粹,才不容易被欺騙,不容易被利用。
有宗教信仰,就要么容易被人利用,要么就成為利用別人,容易讓我們的行為,變得目的不單純,不純粹,出發點不同,行為可能變質,結果可能扭曲。
所以,我們才會要求黨員不能有宗教信仰。
當然,我這樣說,可能會讓一部分有宗教信仰的讀者感到不滿。
不過,我也只是談談我的個人看法,我作為一名唯物主義者,也難免會有自己的認知局限性,不過從人類歷史來看,宗教確實也是存在自身一些問題。
不過,在我看來,起碼佛教在經過我們上千年的本土化后,比如禪宗,相對更強調修己,會更偏哲學,研究人性,包容性會更強一些,問題會少一些。
包括我們自己本土宗教道教,也講究無為,也是強調修煉自身,所以也不怎么管別人。
而中東和西方的宗教,因為是同一個根源,這類一神教,排外性更強,動不動就是什么末日來臨時,不虔誠信仰的人就會下地獄,虔誠信仰的人才會上天堂,的這類教義,則更容易衍生出一些極端思想。
當然,這都只是我作為一個唯物主義者對于宗教的粗淺認知,對于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認為這是我的一種偏見。
我尊重他人的信仰,但也保留我自己的看法。
唯獨有一點,基于研究需要,我對美國新教研究比較多,越研究,我就越感覺,這個美國新教問題太大了,特別是這個人人都能解讀圣經的特性,太容易被人利用,也難怪美國邪教那么多,我認為這個不是我的偏見,這點是我要堅持的。
綜上所述,在我的認知里,我確實就是認為,有宗教信仰的犧牲,跟唯物主義者的犧牲,二者是有本質區別,不能混淆二者的概念,不能等同。
所以,我們在看待伊朗這個國家時,不要過多以對我們自己的認知,去代入到伊朗身上。
這是我們去分析國際局勢是,最容易犯的一個問題。
比如以我們自己的思維邏輯,去看待美國,卻忽略了美國是一個受宗教影響很大的國家。
美國有自己的宗教邏輯、資本邏輯、民俗民風邏輯,跟我們有很大迥異。
伊朗也是如此,如果不能實事求是的去認知,就很可能會對局勢發展,產生誤判。
一個國家受宗教影響很大,我們不能因為對這個國家的喜好傾向,就認為宗教對這個國家影響不大。
堅持實事求是,才是我們正確認知這個世界的最好方式,這樣我們才可以避免像特朗普那樣,活在自己的信息繭房里,整天搞虛空贏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