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印閑生
來源:江寧知府(ID:jiangningzhifu2020)
當地時間4月21日,特朗普再次宣布延長停火,理由是伊朗內部“意見不一”。
“意見不一”雖然不直接構成延長停火的理由,但說的確實也是事實——現階段伊朗內部強硬派有全面掌權的架勢,溫和派日漸式微。
就在特朗普再次延長停火的同時,伊朗明確拒絕4月22日前往伊斯蘭堡談判,并表示已做好開火準備。
伊斯蘭革命衛隊總司令瓦希迪被認為是目前德黑蘭的核心人物。圖為時任國防部長的瓦希迪(左)與總統內賈德在2010年閱兵時合影。
通常來說,老年人承受風險的能力與意愿低于中年人或青年人,一個常見的例子:剛畢業的小青年敢于背負三十年房貸,而老年人哪怕銀行放寬年齡限制,也大都不愿意長期借貸。
同樣的邏輯其實也適用于政治決策,即高齡政客更求穩。以老哈梅內伊為例,他深知伊朗如果激進發展核武器必然會招致美國和以色列的軍事打擊,甚至是全面戰爭,因此更傾向于是用核問題作為杠桿去撬動美伊關系,迫使美國解除制裁。這一策略在奧巴馬時期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只可惜被特朗普給打斷。如果我們仔細梳理一下過去兩年老哈梅內伊應對外部壓力時的決策,其妥協、求穩的姿態十分明顯,畢竟已經86、87歲了,早就過了血氣方剛的年齡。2024年4月以色列襲擊伊朗駐敘利亞大使館后,德黑蘭向以境內發射了無人機和彈道導彈,但幾乎都被攔截了。7月,以色列在德黑蘭成功暗殺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伊朗完全保持沉默。9月,以色列空襲導致真主黨領導人納斯魯拉身亡,伊朗再次向以色列發動了一輪打擊,可力度同樣不大。以至于中東地區的“抵抗組織”成員都開始對德黑蘭喪失信心,嚴重懷疑其是否擁有與敵人作戰的意愿。2025年6月“十二日戰爭”期間,遭受大規模空襲的伊朗終于向以色列發起猛烈報復。然而對于轟炸其核設施的美國,德黑蘭再次認慫,只是象征性報復了一下美軍駐卡塔爾的烏代德基地,且事前通過中間人預報了攻擊。不難體會,老哈梅內伊非常希望用一種克制的回應方式向美國傳遞信號,引導華盛頓恢復奧巴馬時期的美伊關系框架——溫和派總統佩澤希齊揚就是老哈梅內伊推出來跟美國恢復交往的人選。2024年是美國大選年,伊朗知道拜登政府不可能啟動美伊談判,但仍通過釋放“善意”的方式押注哈里斯當選,只不過事與愿違。有朋友要質疑了,特朗普年齡也不小,難道他不愿意求穩嗎?這就不得不說美國和伊朗的風險承受能力——打一場地區戰爭對美國而言風險整體可控,對伊朗則是關乎身家性命。老哈梅內伊在1981年至1989年間擔任總統,1989年6月起擔任宗教領袖長達三十七年,無論他強硬也好、軟弱也罷,伊朗內部的各派力量都只能接受。2月28日老哈梅內伊身亡后,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拉里賈尼成為德黑蘭決策圈里的核心人物。伊朗高級官員、伊斯蘭革命衛隊將領和前外交官均透露,為了應對可能發生的暗殺,哈梅內伊早在2026年1月就已經正式任命拉里賈尼負責中央執政。此后拉里賈尼領導了一系列危機管理工作,包括應對抗議活動,與美國談判,與俄羅斯、卡塔爾和阿曼的關系協調,以及戰爭爆發后的軍事回應等,其意見在德黑蘭體制中極具分量。從政治結構上講,伊朗內部有三股主要力量,分別是宗教集團、軍事集團和文官集團,想要平衡三者絕非易事,而拉里賈尼事實上是僅次于老哈梅內伊的“意見協調者”,其立場強硬但仍在務實主義范疇內。與單純的軍事將領不同,伊朗核心政治人物必須經常亮相來向民眾展現自身影響力,否則會被視為膽小、怯弱——小哈梅內伊目前以受傷為由遲遲不露面,已經影響到其威信。3月13日,拉里賈尼公開參加集會,導致目標暴露,四天后遭以色列空襲暗殺。當時便有分析指出,拉里賈尼的死亡將削弱美國或伊朗透過低成本政治方案結束戰爭的可能性。拉里賈尼公開參加集會,3月13日。某種意義上講,是拉里賈尼帶領伊朗度過了戰爭初期最危險的時刻。在老哈梅內伊和拉里賈尼接連身亡后,伊朗內部已無能夠平衡各方力量的拍板型人物,這種情況下,擁有軍權的伊斯蘭革命衛隊成為最大實力板塊,文官系統則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至于此前被部分西方媒體寄予厚望的伊朗國防軍,其實際表現出來的立場更接近于伊斯蘭革命衛隊,而非文官系統。伊朗國防軍跟伊斯蘭革命衛隊固然存在分歧,但那更多是內部矛盾;另一方面,美國和以色列也從未“只打伊斯蘭革命衛隊,不打伊朗國防軍”,后者遭受的空襲與斬首行動并不比前者少。佐勒加德爾現任伊朗最高安全委員會秘書。所謂的“秘書”是英文“Secretary”的翻譯,也可以被稱為“書記”“大臣”“部長”,比如美國國務卿就叫做“Secretary of State”,即“國務大臣”。我們不妨再從人事細節角度去推斷目前誰在伊朗權力體系中的話語權更強。自老哈梅內伊遇襲身亡以來,包括宗教領袖在內的所有空缺崗位,全部是強硬派人員繼任,新上任的溫和派代表一個都沒有。除小哈梅內伊上位是伊斯蘭革命衛隊力挺外,接替拉里賈尼出任最高安全委員會秘書一職的佐勒加德爾也是標準強硬派。有消息稱總統佩澤希齊揚等人曾反對佐勒加德爾的任命,但最終不敵伊斯蘭革命衛隊司令瓦希迪。最高安全委員會在流程上擁有對美伊談判等重大事項的決定權,在第一次伊斯蘭堡談判期間,正是佐勒加德爾否決了美方“全部高濃縮鈾外運+暫停鈾濃縮20年”的方案。伊斯蘭革命衛隊司令瓦希迪、最高安全委員會秘書佐勒加德爾和哈塔姆安比亞中央總部(相當于戰時總參謀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正隱隱構成德黑蘭的戰時“三駕馬車”——軍方通過最高安全委員會掌控了實際決策權。阿里·阿卜杜拉希(Ali Abdollahi Aliabadi)。伊朗的總參謀部只負責平時訓練,戰時統一協調國防軍和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機構叫“哈塔姆安比亞中央總部”,目前該總部的發言人正充當德黑蘭主要對外發聲管道。任何一個組織內部都有意見分歧,也常常會形成所謂的“強硬派/主戰派”與“溫和派/主和派”。從性質上來說,“強硬派”與“溫和派”都是為了組織好,只不過思路、方法不同,“溫和派”跟“投降派/代理人”是存在根本區別的。具體到伊朗,近些年對“溫和派”打擊最強烈的并不是其內部的“強硬派”,而是特朗普——特朗普本人已經喪失了公信力,不僅在談判桌上反復無常,還屢屢借談判為掩護對伊朗實施斬首行動。美國的這些行為讓伊朗“溫和派”感到無所適從,他們不敢就重大談判成果進行對內保證,自然也無法向“強硬派”索要關鍵讓步。即伊朗現在面臨的問題已經不僅僅是讓步,而是讓步了也未必會有確定、可約束的回報,整體博弈環境大幅壓縮了伊朗“溫和派”的回旋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