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莫然：麥加協議，針對的是伊朗還是以色列？
【文/東方軍事專欄作者安莫然】
今年夏天，對土耳其外交而言是一個異常繁忙的季節。短短數周之內，安卡拉先后在三個看似彼此并不直接相關的方向上取得進展：北約、東盟，以及由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共同參與的新安全合作機制。
它們似乎屬于完全不同的外交議程。但把它們放在一起，我們會發現土耳其正在嘗試適應一個日益區域化、網絡化的國際體系，并通過同時參與不同地區、不同性質的制度安排，擴大自身的戰略回旋空間。
安卡拉似乎正在形成一種新的外交邏輯：它并不準備簡單地在“西方”與“東方”之間進行選擇，而是試圖同時進入多個網絡。這或許可以稱為一種“多向連接性”。
首先進入國際輿論視野的是7月北約峰會。作為北約第二大軍事力量，土耳其通過此次峰會再次確認了自己在跨大西洋安全體系中的位置。然而頗具戲劇性的是，峰會結束之后，國際媒體討論最多的話題之一，并不是會議公報本身，而是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贈送給部分外國領導人的槍支。這個看似屬于外交禮儀的小插曲，反而意外折射出了歐洲安全政治中的某種矛盾：一些歐洲領導人甚至因為本國法律限制而難以將這份禮物直接帶回國內。
當歐洲正在討論重新武裝、增加國防預算以及建立更加自主的防務能力時，不同國家的政治文化、法律制度和威脅認知依然存在巨大差異。雖然北約擁有統一的集體防御條款，卻并不意味著成員國已經形成完全一致的安全觀。
如果說北約代表著土耳其長期以來嵌入西方安全體系的一面，那么7月發生的另一件事，則展示了安卡拉向亞洲延伸的另一面。
2026年7月21日，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舉行的第59屆東盟外長會期間，土耳其正式獲得東盟對話伙伴地位。早在2019年，土耳其便正式提出“新亞洲倡議”（Yeniden Asya），試圖重新整理其與亞洲國家之間長期以來相對分散的政治、經貿和社會聯系。
因此，對話伙伴身份真正值得關注的地方，并不僅僅在于一個外交頭銜，而在于它使土耳其進一步進入亞洲正在形成的區域合作網絡。東盟擁有近7億人口，其周邊又連接中國、日本、韓國、印度以及澳大利亞等主要經濟體。對于長期面向歐洲市場、同時希望擴大在亞洲經濟影響力的土耳其而言，進入這一網絡具有長期戰略意義。
與此同時，在另一條軸線上，土耳其采取了更加引人注目的行動——與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簽署三邊防務協議。
“伊斯蘭北約”？
自2023年10月7日危機爆發以來，中東地區的軍事、地緣和政治格局經歷了深刻震蕩，并由此進入根本性的戰略轉型期。地區安全架構、各方力量關系以及全球大國在該地區的地緣政治布局，都在這一過程中被重新調整。自殺式無人機、代理人力量、非國家行為體以及地區國家不斷更新的安全戰略，這些因素與危機向整個中東擴散的風險相互疊加，使地區安全環境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非對稱特征。
面對快速變化且日趨復雜的安全環境，從東地中海到波斯灣乃至南亞，各方都面臨重新定義地區力量平衡的需要。在這一背景下，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找到了共同的戰略支點。2026年8月7日，三國在麥加舉行會晤，邁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步，正式簽署了《麥加聯合防務協議》。
三國簽署《麥加聯合防務協議》
協議公布之后，很快出現的一種說法是：“伊斯蘭北約”。但這一稱呼多少具有誤導性。三國走到一起，并非僅僅基于所謂的“伊斯蘭團結”，真正推動合作的是共同面對的地緣政治現實與安全需求。與此同時，麥加協議也可能比傳統軍事聯盟具有更強的經濟屬性：未來隨著貿易走廊、國防工業合作和投資項目的推進，這一安全機制很可能逐步獲得更加清晰的經濟與貿易內涵。
如果僅僅觀察三個國家所擁有的資源，它們之間確實存在明顯的互補性。沙特擁有強大的資本和能源實力；巴基斯坦擁有核威懾能力以及長期積累的軍事經驗；土耳其則擁有北約規模第二大的軍隊，同時在無人機、導彈、裝甲車輛、軍艦、彈藥以及電子戰等領域建立起越來越成熟的國防工業體系。這種互補性尤其可能體現在國防工業領域。沙特資本如果與土耳其成熟的軍工體系結合，不僅能夠為一些高投入、長周期的項目提供新的融資和共同投資空間，也可能通過擴大訂單和生產規模，攤薄研發與初始投資成本。
但與其簡單地將其稱為“伊斯蘭北約”，或許更值得關注的是，麥加協議可能正在釋放一個新的信號：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正在嘗試進入一個“集體戰略自主”的新階段，共同參與塑造地區安全秩序。其核心并非擺脫所有外部力量，而是在不把地區秩序完全交由某一個域外大國主導的情況下，保留戰略選擇、分散安全風險，并調動三國之間具有互補性的資源。
從這個意義上說，麥加協議可能成為地區安全架構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協議宣布，對任何一個成員國的武裝攻擊都將被視為對三國的共同攻擊，這使三邊關系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防務合作，并開始具備集體威懾的制度基礎。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機制并不一定停留在三個國家。目前，埃及、敘利亞和卡塔爾等地區國家未來逐步加入這一安全框架的可能性也已被納入討論。如果這一機制繼續擴員，其性質也可能由三邊防務合作逐步向更廣泛的地區安全機制演變。如果這一設想最終成為現實，它的地緣政治分量無疑還將進一步上升。問題也隨之而來：這個聯盟究竟針對誰？伊朗、以色列，還是美國？不同觀察者已經給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一種觀點認為，這一機制的形成將進一步孤立伊朗。特別是在美國、以色列與伊朗發生直接軍事沖突、伊朗又將報復范圍擴大至海灣地區之后，中東國家對地區安全秩序的擔憂明顯上升。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解釋則認為，從中長期來看，這一安全框架真正需要應對的可能并非伊朗，而是以色列不斷擴大的地區軍事行動能力。
最近發生在敘利亞北部的事件似乎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判斷。8月18日，以色列空襲了伊德利卜省阿布祖胡爾空軍基地。與以色列過去主要集中在敘利亞南部的軍事行動不同，此次襲擊直接指向了土耳其影響力不斷擴大的北部地區；以色列方面并明確表示，不能接受土耳其軍隊可能在該基地部署，并將其視為安全威脅。這表明，隨著土耳其在敘利亞以及更廣泛地區的安全角色上升，以色列已經越來越公開地將安卡拉視為需要加以限制的地區競爭者。
這背后既有以色列國內政治因素，也涉及其維持在敘利亞軍事行動自由的戰略考慮。尤其是在土耳其通過升級F-16機隊、推進“可汗”（KAAN）戰斗機項目，并尋求重返F-35計劃來增強空中力量的背景下，以色列可能更希望在地區空中力量平衡進一步變化之前，盡可能維持目前的行動優勢。
還有一種觀點更加宏觀：麥加協議意味著中東國家對美國安全保護傘的信心正在下降。這些解釋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只從“這個聯盟針對誰”的角度來理解麥加協議，可能仍然低估了它的意義。因為比尋找一個具體敵人更加重要的問題是：為什么這三個國家認為現在有必要建立這樣一個機制？
1 2 下一頁 余下全文中等強國正在尋找自己的空間
過去數十年的國際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大國主導的制度框架之上：安全領域依賴美國主導的聯盟體系，經濟領域依賴全球化形成的市場體系，國際規則則主要由二戰后建立的一系列制度和國際機構塑造并維護。但今天，這套體系正在發生變化。中國的崛起無疑是這一變化中最重要的結構性因素之一，其不斷擴大的經濟與外交影響力，也為越來越多國家提供了新的合作空間和相對穩定、可預期的選擇。而當國際體系中的選擇變得更加多元，大國之外的行為體也獲得了更大的戰略空間。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等強國”的作用開始受到越來越多關注。
加拿大總理在那場引發廣泛討論的達沃斯演講中，就曾特別強調中等強國在新國際環境中的重要性。這個概念對于理解當前國際政治越來越重要。在一個大國競爭重新加劇的世界里，中等強國面對的選擇并不一定只有兩個：加入A，或者加入B。第三種可能也正在出現：彼此連接。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恰恰都是具有較強地區影響力、但又不足以單獨塑造全球秩序的國家。它們都與美國保持重要關系，卻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尋求擴大自己的戰略自主空間。從這個角度看，麥加協議最值得關注的地方，或許不是它是否會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伊斯蘭北約”，而是它體現了一種更加普遍的趨勢：中等強國正在嘗試建立屬于自己的制度性網絡。這也是為什么麥加協議與土耳其加入東盟對話網絡值得放在一起觀察。
表面上看，東盟與麥加協議幾乎沒有關系。東盟位于東南亞，核心是經濟合作、外交協調和區域治理；麥加協議則連接中東、南亞和安納托利亞，更加強調安全與防務。但對于土耳其而言，它們實際上代表著同一種外交邏輯的兩個不同方向。東盟代表經濟與外交連接。麥加協議代表安全連接。一個向東延伸至亞太地區，一個向南和向東連接中東與南亞。
實際上，如果借用土耳其學者穆拉特·耶希爾塔什（Murat Ye?ilta?）和費爾哈特·皮林奇（Ferhat Pirin??i）在《土耳其大戰略》一書中提出的“戰略圈層”框架，這兩項外交行動恰好位于不同的戰略層級。兩位學者將土耳其的地緣戰略空間劃分為五個圈層，其中第三戰略圈層涵蓋與土耳其沒有直接陸海邊界、但能夠直接影響其核心利益的地區，包括中東、北非、歐洲、巴爾干和中亞；第四圈層則進一步延伸至非洲之角、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
按照這一框架觀察，麥加防務協議主要發生在土耳其第三戰略圈層，而東盟對話伙伴關系則屬于第四戰略圈層。兩者同時推進說明，安卡拉當前的戰略自主并不是向某一個方向進行單線擴張，而是在不同地緣層級上采取不同工具：在第三圈層更多運用安全、防務和戰略合作，在第四圈層則更多依靠外交、經貿與制度性連接。索馬里則提供了第四戰略圈層的另一個典型案例。
作為非洲之角的重要國家，索馬里近年來已成為土耳其安全與能源合作的重要支點，兩國先后于2024年簽署防務協議、2025年簽署能源合作協議。由此來看，土耳其的第四戰略圈層并不僅僅向亞洲延伸，也正在印度洋另一側的非洲之角形成新的支點。
“區域化的全球化”
過去人們習慣討論“全球化”。但近年來出現的趨勢可能更加準確地被描述為“區域化的全球化”。世界并沒有完全脫鉤，但單一的全球安全與經濟體系正在被越來越多彼此重疊的區域網絡所補充。東盟、海合會、金磚機制、上海合作組織以及不同形式的小多邊安全機制，都體現了這種趨勢。未來的國際秩序可能越來越不像一個金字塔，而更像一張網絡。對于土耳其這樣的中等強國而言，這意味著一種新的機會。關鍵在于盡可能占據更多網絡節點。這就是所謂的“多向連接性”。
當然，如果把麥加協議僅僅理解成軍事聯盟，同樣可能忽略另一個重要維度。安全架構最終可能產生經濟外溢效應。資本不喜歡戰爭，供應鏈不喜歡封鎖，物流也不喜歡不可預測的海峽。近年來，從霍爾木茲海峽、紅海到曼德海峽發生的一系列危機已經反復證明：現代經濟中的“全球供應鏈”，實際上高度依賴少數極其脆弱的地理節點。中國領導人在討論安全與發展關系時經常強調一個觀點：安全是發展的前提。
土耳其阿納多盧號航空母艦
這種安全與經濟相互交織的趨勢已經開始在能源領域顯現。8月1日，土耳其與伊拉克簽署為期一年的原油運輸協議，將伊土原油管道每日75萬桶的運力用于伊拉克原油輸送。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條管道每天擁有約150萬桶的技術輸送能力，安卡拉希望未來不僅運輸伊拉克石油，還將來自科威特及其他海灣國家的原油經土耳其輸送至杰伊漢港，再進入世界市場。這意味著，地區安全合作背后的經濟邏輯并不只是投資和軍工合作，還涉及能源與貿易通道的重新布局。在霍爾木茲等傳統能源通道面臨更高地緣政治風險的背景下，連接海灣、伊拉克、土耳其與地中海的陸上能源走廊，其戰略價值也在上升。
從這個角度看，麥加協議未來真正值得觀察的，也許不僅是聯合軍演、武器合作或者軍事協調，更重要的是它能否逐漸產生更加穩定的區域經濟合作環境。沙特的資本、土耳其的工業基礎和物流位置、巴基斯坦連接南亞與印度洋的地理條件，如果能夠通過安全合作進一步形成經濟聯系，那么麥加協議的意義就可能超出傳統軍事聯盟的范疇。
地緣政治正在重新定義“距離”
安全環境的變化最終都會反映在商業世界中。過去企業計算一筆跨境貿易是否劃算，首先考慮的往往是價格、運輸距離和物流成本；但今天，安全風險、金融結算和供應鏈穩定性正越來越多地進入這套成本公式。
這種變化在實際商業活動中也十分明顯。以我自己的工作經歷為例，沖突發生后，一些原本經迪拜進行的銀行結算受到影響，而土耳其銀行在部分跨境業務中提供了更直接、更靈活的解決方案。類似的變化也出現在供應鏈端。過去，土耳其從中東采購的一些石化產品很少考慮中國供應商，因為從中國運輸距離更遠、物流成本更高。但戰爭帶來的風險上升以及運輸、交易成本變化，改變了原有的成本結構和比較優勢，中國供應商由此開始進入更多土耳其企業的選擇范圍。
這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實：地緣政治不會改變地圖上的距離，卻可以改變商業意義上的距離。當安全、金融和物流風險被計入成本之后，原本遙遠的供應商可能變得更近，而原本具有地理優勢的市場也可能失去部分優勢。
把地圖拉遠一點，一個更加有趣的畫面就出現了。世界貿易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從東亞出發，經南海進入馬六甲海峽，再穿過印度洋，經過阿拉伯海、曼德海峽和紅海，最終抵達地中海與歐洲。而土耳其最近的外交動作，恰好出現在這條巨大海上走廊的不同節點。
麥加協議的意義也就不再局限于三國之間的軍事合作。在全球秩序加速區域化、大國競爭重新塑造貿易與安全網絡的時代，它更像是中等強國尋找新型合作方式的一個縮影。
當大國競爭重新成為國際政治主線時，世界并沒有簡單地回到兩個陣營彼此對抗的時代。相反，越來越多的中等強國開始尋求戰略自主，通過地區合作、小多邊機制和跨區域網絡來分散風險、擴大選擇空間。全球秩序也因此正在從一個由少數大國主導的“金字塔”，逐漸演變為一張由不同地區力量、經濟走廊和安全機制相互交織的“網絡”。如果說過去幾十年全球化的關鍵詞是“相互依賴”，那么未來國際秩序的關鍵詞，或許將越來越多地變成——在相互依賴中保持自主，在多極化中建立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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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對土耳其外交而言是一個異常繁忙的季節。短短數周之內，安卡拉先后在三個看似彼此并不直接相關的方向上取得進展：北約、東盟，以及由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共同參與的新安全合作機制。
它們似乎屬于完全不同的外交議程。但把它們放在一起，我們會發現土耳其正在嘗試適應一個日益區域化、網絡化的國際體系，并通過同時參與不同地區、不同性質的制度安排，擴大自身的戰略回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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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在另一條軸線上，土耳其采取了更加引人注目的行動——與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簽署三邊防務協議。
“伊斯蘭北約”？
自2023年10月7日危機爆發以來，中東地區的軍事、地緣和政治格局經歷了深刻震蕩，并由此進入根本性的戰略轉型期。地區安全架構、各方力量關系以及全球大國在該地區的地緣政治布局，都在這一過程中被重新調整。自殺式無人機、代理人力量、非國家行為體以及地區國家不斷更新的安全戰略，這些因素與危機向整個中東擴散的風險相互疊加，使地區安全環境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非對稱特征。
面對快速變化且日趨復雜的安全環境，從東地中海到波斯灣乃至南亞，各方都面臨重新定義地區力量平衡的需要。在這一背景下，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找到了共同的戰略支點。2026年8月7日，三國在麥加舉行會晤，邁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步，正式簽署了《麥加聯合防務協議》。
三國簽署《麥加聯合防務協議》
協議公布之后，很快出現的一種說法是：“伊斯蘭北約”。但這一稱呼多少具有誤導性。三國走到一起，并非僅僅基于所謂的“伊斯蘭團結”，真正推動合作的是共同面對的地緣政治現實與安全需求。與此同時，麥加協議也可能比傳統軍事聯盟具有更強的經濟屬性：未來隨著貿易走廊、國防工業合作和投資項目的推進，這一安全機制很可能逐步獲得更加清晰的經濟與貿易內涵。
如果僅僅觀察三個國家所擁有的資源，它們之間確實存在明顯的互補性。沙特擁有強大的資本和能源實力；巴基斯坦擁有核威懾能力以及長期積累的軍事經驗；土耳其則擁有北約規模第二大的軍隊，同時在無人機、導彈、裝甲車輛、軍艦、彈藥以及電子戰等領域建立起越來越成熟的國防工業體系。這種互補性尤其可能體現在國防工業領域。沙特資本如果與土耳其成熟的軍工體系結合，不僅能夠為一些高投入、長周期的項目提供新的融資和共同投資空間，也可能通過擴大訂單和生產規模，攤薄研發與初始投資成本。
但與其簡單地將其稱為“伊斯蘭北約”，或許更值得關注的是，麥加協議可能正在釋放一個新的信號：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正在嘗試進入一個“集體戰略自主”的新階段，共同參與塑造地區安全秩序。其核心并非擺脫所有外部力量，而是在不把地區秩序完全交由某一個域外大國主導的情況下，保留戰略選擇、分散安全風險，并調動三國之間具有互補性的資源。
從這個意義上說，麥加協議可能成為地區安全架構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協議宣布，對任何一個成員國的武裝攻擊都將被視為對三國的共同攻擊，這使三邊關系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防務合作，并開始具備集體威懾的制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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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背后既有以色列國內政治因素，也涉及其維持在敘利亞軍事行動自由的戰略考慮。尤其是在土耳其通過升級F-16機隊、推進“可汗”（KAAN）戰斗機項目，并尋求重返F-35計劃來增強空中力量的背景下，以色列可能更希望在地區空中力量平衡進一步變化之前，盡可能維持目前的行動優勢。
還有一種觀點更加宏觀：麥加協議意味著中東國家對美國安全保護傘的信心正在下降。這些解釋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只從“這個聯盟針對誰”的角度來理解麥加協議，可能仍然低估了它的意義。因為比尋找一個具體敵人更加重要的問題是：為什么這三個國家認為現在有必要建立這樣一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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