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那件事發生，對于突尼斯人而言2010年12月17日只是一個平常的日子。警察沒收攤販用來非法擺攤的手推車和水果，也只是純粹的例行公事。不過作為被沒收東西的商販，穆罕默德·布阿齊茲很明顯并不這樣想。在一個失業率超過10%的國家而言，一個血氣方剛的26歲小鎮青年想要找到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投訴無門之后，他絕望亦或是憤怒地在政府大樓面前點燃了自己。

究竟是民眾對于生活狀況的長期不滿和疲倦，還是各路資金背后的資助，亦或者是網絡媒體時代的新型傳播方式，穆罕默德·布阿齊茲的自焚舉動迅速在突尼斯，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掀起了蝴蝶效應。從突尼斯的阿里，到埃及的穆巴拉克，到也門的薩利赫，再到利比亞的卡扎菲，一個又一個長期統治國家的軍事強人走下了舞臺。這場運動一直延伸到敘利亞和巴林。西方世界非常有詩意地將其稱之為阿拉伯之春。激情總是如此短暫。十年過去了，阿拉伯世界現在又怎么樣了呢？

阿拉伯世界的變與不變

究竟應該如何評價阿拉伯之春，不同的人顯然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在不同的意識形態濾鏡之下，現實也會折射出不同的樣態。即便內戰各方都懷揣著拯救國家的良好愿望，但是在強烈的排他性訴求面前，他們缺乏調和分歧的可能性。不過，在一個較為寬泛的意義上，我們依舊可以對今日的中東，特別是阿拉伯現狀，進行一些相對客觀的描述。

第一，中東民眾整體的生活水平非但沒有上升，反而呈現下降趨勢。撇開敘利亞、也門、利比亞這些遭受嚴重內戰的國家不談，以相對政治穩定的突尼斯為例，我們也可以發現民眾生活水平的下降。政府債務水平從2010年41%增加到了71%；同期失業率也從13%上升到18%，再維持在15%。突尼斯的重要產業旅游業，更是在政治不穩定和恐怖襲擊的雙重影響下，大幅下滑。

第二，阿拉伯之春所期待的問題幾乎沒有得到解決，并且產生了更多的新問題。中東的民主抗議者的最大訴求就是要求結束專制，建立所謂的西方民主政體。在冷戰后新自由主義的統治下，他們期待民主可以解決中東國家長期以來的腐敗、利益交換、貧困、經濟停滯等一攬子問題。實際結果卻是進一步的腐敗和貧困。中央權威的瓦解又促使國家退化為部落政治和宗派政治。

第三，整體的民主運動熱情已經大幅度下降。中東民眾對于專制政府的不滿依舊存在，但是比起脆弱的民主，大部分民眾更傾向于穩定的政府。無論是利比亞的哈夫塔爾將軍，還是埃及的塞西，都反映出軍隊對于中東國家穩定的積極作用。埃及更是完成了從穆巴拉克-穆爾西-塞西的再循環。敘利亞的巴沙爾政權也在外國的幫助下，恢復了對于大部分地區的統治。

第四，中東國家對于網絡媒體的控制力度得以加強。阿拉伯之春的重要特點，就是通過廣泛的社交媒體迅速將事件輻射向各個人群。激進主義者充分利用這一武器撼動了統治者的穩定性。在一開始的被動之后，中東國家統治者也迅速調整策略，在做出適當改變的同時，加強了對于網絡的管控，降低了網絡再次成為異議空間的可能性。

第五，阿拉伯之春對中東和歐洲的地緣政治產生了連鎖反應。作為中東地區相對邊緣的板塊，土耳其和伊朗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響相對較小（畢竟是突厥人和波斯人2333）。敘利亞災難性的內戰更為伊朗構建起一條從敘利亞到伊拉克再到伊朗的什葉派之弧。難民危機和巴以問題的邊緣化就是這種新態勢的典型表現。

總體而言，由于過去十年的混亂，大部分民眾的心態趨于保守。對于政治自由的追求已經讓位于對穩定公共秩序的渴望。在要面包還是要自由的問題上，除了少部分激進主義者之外，大部分人采取了更為實用的態度。中東歷史再一次以諷刺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循環。

阿拉伯世界的永恒循環

解釋阿拉伯世界過去十年現狀的方法有很多。受限制于后冷戰價值觀的人往往偏好所謂的民主-專制二元對立解釋。對于這些人而言，阿拉伯之春沒有失敗，充其量只是永恒斗爭中的短暫低潮。只要腐敗低效的專制政權存在，阿拉伯民眾就會一次又一次地起來推翻它們，建立民主政府。不過，理解阿拉伯之春的深層原因則需要從更大的框架著手。

首先，歐洲限制了阿拉伯產業提升的空間。阿拉伯世界一直有一個揮之不去的外部問題，那就是它離歐洲實在太近，而它自身又太弱。雖然在冷戰時期，一些中東國家通過在美蘇中左右逢源獲得了大量支撐，然而在歐洲把持了中高端制造業的情況下，阿拉伯國家缺乏突破自身產業鏈的可能性。對于歐洲而言，阿拉伯世界一方面是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材料輸出地，一方面又是歐洲產品的傾銷地。暫且不論阿拉伯世界內部是否有進行工業化的條件，至少對于歐洲而言一個高度工業化的阿拉伯世界不符合自己的產業利益。

其次，阿拉伯國家缺乏足夠的國家內部認同。與從自身歷史中誕生的歐洲民族國家不同，阿拉伯國家的構成依賴于所謂的去殖民化敘事。換而言之，無論是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大部分阿拉伯國家的邊界不是通過自身歷史逐漸形成的。雖然按照西方制度建立其所謂的近代政府框架，但是民眾缺乏強有力的國家認同。不同部族和教派被強制劃分到同一行政區域。在這種情況下，唯有強人才有可能建立穩定的中央權威。隨著強人的空缺，由于沒有共同認同，阿拉伯國家往往會迅速推回到宗派政治和部落政治中，尋求國家之外的認同。

最后，新自由主義的普世民主幻夢不能解決伊斯蘭現代化問題。阿拉伯之春暗含了一個前提，即認為通過驅趕走專制者，阿拉伯民眾將迎來從政治到經濟的全面自由。這種高度政治理性主義的主張，忽視了事態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嚴肅的政治決斷降格為輕率的實驗。作為空集的抽象化原子個人無法支撐起伊斯蘭現代化的必要條件。與之相反，在民族國家尚未穩固的地方，這只會加速共同體的自我瓦解，出現廣泛的權力真空和碎片化。更為致命的是，在理性狂熱的推動下，激進主義者將呈現出不斷的自我激進化。用鍵政圈流行的話來說，就是魔怔。

在產業結構、殖民秩序和價值觀的三重限制下，阿拉伯國家只能在專制和動蕩之間反復循環。在向往西方世界的高水平生活同時，阿拉伯民眾也憎恨西方對他們的宰制。這最終形成了一對絕妙的諷刺畫面。在畫的一邊，無數的阿拉伯青年試圖逃離自己貧窮落后缺乏機會的國家，費盡千辛萬苦也要偷渡進入西方世界；在畫的另一邊，他們卻發現自己始終無法融入西方，憎恨西方對于中東文明的蹂躪和壓迫。這種悲劇般的命運，至少從短期看，沒有得到真正解決的可能性。

首鼠兩端的歐羅巴

當阿拉伯之春興起時，歐洲普遍是一片歡欣鼓舞之聲。無論是真心認同所謂的民主價值觀，還是東方主義的濾鏡加成，大部分的歐洲主流政治力量對阿拉伯的變動表示歡迎。有時候它們甚至會主動下場，或是向爆發抗議的政府施加更加的外交壓

站在安全的地方看別人房子著火是一回事，看到自家門口著火是另一個回事。歐洲國家一開始還秉持著所謂的民主價值觀接受難民。然而隨著難民數量的指數上升，被壓抑許久的歐洲民粹主義者終于獲得了發聲的機會。Anchal Vohra在描述道，“在歐洲，甚至在被認為是自由派思想中心的城市，例如巴黎和柏林，每天在咖啡桌上進行的日常對話通常都是仇外心理。政體大致上在道德上傾向于幫助難民的人和將他們視為負擔的人之間；努力區分伊斯蘭和伊斯蘭極端主義的人，以及公開伊斯蘭憎惡的人?！边@場危機直接導致歐洲出現了雙重的自我矛盾。

歐洲內部沖突導致首鼠兩端。民主價值觀的支持者以普遍的公民權利作為自己的出發點。因此，無論是支持推翻專制政府還是接收難民賦予公民權都是應有之義。然而對于始終沒有擺脫經濟危機的歐洲而言，自身本來就存在僧多粥少的情況。如果一意孤行支持所謂的價值觀外交，那么將會在內部應發更嚴重的民粹主義反彈。但是放棄民主價值觀，則意味著主流政治重新洗牌。在理想和現實的蹺蹺板中，歐洲主流政客一方面高呼民主價值觀牢不可破，一邊暗搓搓與中東的軍閥和新軍事強人眉來眼去。

第二，進退維谷的歐洲又導致了雙重不滿。西方世界對于阿拉伯年青人的重要號召力就在于其長期推銷的民主價值觀。當阿拉伯青年去追求“民主自由”的時候，歐洲人當然有道義去支持這種舉措。但首鼠兩端的歐洲，既讓曾經的專制盟友心生間隙，又讓堅信西方價值觀的阿拉伯人深感背叛。對于部分激進青年而言，這種見死不救的行為更他們對西方幻滅，轉投ISIS的懷抱。這也是為何近年來歐洲內部恐怖襲擊增多的一個重要原因。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如果有什么是值得中國借鑒的，除了反復強調得警惕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外，我們也應當充分地認識到，中東地區遠遠超出了域外大國的控制能力。即便是冷戰后鼎盛時期的美國，也在中東折戟沉沙。阿拉伯人的命運可能最終只能由阿拉伯人自己來掌握。對于我國而言，做好自己的事，才是當下最重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