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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主要探討三個問題：

• 為何創新要只爭朝夕？

• 中國企業的創新現狀究竟如何？

• 創新中可能存在哪些認識上的誤區？

01

創新往往是被逼出來的

先談第一個問題。

創新的重要性、戰略性不遑多論。但像近年來中國這樣，舉國上下、方方面面、萬眾一心、刻不容緩推動創新，則是罕見的。

如在缺芯之痛下，2014年9月成立了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大基金），第一期總募投1387億元，累計有效投資項目70個左右；2019年10月成立的第二期，注冊資本高達2041.5億元。

再以資本市場為例。2018年11月5日國家領導人宣布將在上交所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9個多月后就開市了，首批25家登陸。截至2020年12月23日，在科創板上市的企業已達208家，累計募資近3000億元。

科創板創下了多個資本市場的新記錄，如未盈利甚至未有收入的生物制藥企業上市，紅籌企業上市，同股不同權企業上市，發行中國存托憑證（CDR）的紅籌企業上市。已在境外上市的紅籌股中芯國際，從受理到上會僅用時18天，創下最快上會紀錄。可見為了給創新開路，相關各方都在超常規、打破常規地工作。

兩期大基金有3400多億，科創板一年零五個月已融資近3000億，而2019年中國所有企業的研發經費不到1.7萬億，可見對科創的重視和投入之巨。

中國強調創新，既有內生的動力，也是受外部環境的倒逼。這一輪自主創新的提速，與特朗普政府的技術打壓、限制高度相關。

如果往前回溯，也能看出，創新往往是被逼出來的。

1986年中國出臺863計劃（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背景就是四位科學家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和陳芳允看到1983年美國出臺了“星球大戰計劃”（戰略防御倡議），1985年歐洲出臺了“尤里卡計劃”（歐洲研究協調機構），1984、1985年日本在醞釀“今后十年科學技術振興政策”，他們因此提出“應該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看后批示，“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

2002年十六大提出“制定科學和技術的長遠發展規劃”，此后經過3年多努力，2006年出臺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提出了“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16字指導方針。其中對自主創新的定義是，“從增強國家創新能力出發，加強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

2001年中國剛剛“入世”，深度融入全球化，為何很快就醞釀自主創新方針？有一個例子頗能解釋。2003年12月，時任總理溫家寶訪美，美國提出平衡貿易逆差，溫家寶說“中國人不能老乘飛機吃大豆”，不是我們不愿意買你們的產品，是許多產品你們不允許賣給中國，我們不能老是買你們的飛機和農產品。

當時中國已經意識到在尖端科技領域，國外不可能把核心技術賣給你。如果始終沒有核心技術，中國將繼續“出口1億雙鞋或8億件襯衫才能進口1架空客380”，只能一直向外企繳納昂貴的專利費。當時手機專利費占售價的20%，計算機專利費占售價的30%，數控機床專利費占售價的20%至40%。

一旦中國企業掌握了核心技術，外企的產品售價就可能幾倍、幾十倍乃至上百倍地下降。典型的例子是程控交換機，中國80年代剛開始引進時每線價格是500美元左右，自研成功后，外企把價格降到了每線幾美元。

2005年，時任科技部副部長劉燕華在“中國科學與人文論壇”演講，他說，“引進技術并不等于引進了技術創新能力”，“讓了市場又缺乏核心技術，有可能成為依附型國家，最后受制于人”。他在幻燈片上引用了美國蘭德公司1980年一份報告中的話——只有技術獨立，才有經濟獨立，最后才有政治獨立。

近年中國創新的強力啟動，既是“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方針的延續，又被美國制裁中興、封堵華為等一系列事件所加強。而且和以前比，這一次被逼，一些企業到了攸關生死的地步，最為緊迫。

不少人應該還能記得2018年4月16日，美國商務部發布公告，在未來7年內禁止中興通訊向美國企業購買敏感產品，5月中興公告稱“受拒絕令影響，本公司主要經營活動已無法進行”。在付出慘痛代價后，美國商務部才“暫時、部分解除對中興通訊公司的出口禁售令”。

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壓制越厲害，中國被逼反彈的力度就越大，而且不再抱幻想。

創新何太急！因為不急不行，沒有更好的出路，除非甘愿成為“依附型國家”。

02

和世界一流水平還差多遠？

接下來談第二個問題，中國企業的創新現狀究竟如何？

先把結論說出來：

1、中國企業在創新之路上已經走了很遠，但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2、盡管還有很遠的路要走，但中國企業正處在創新革命與創新演進的偉大征程之中，未來可期。

我每年實地調研幾十家企業，常規問題包括：我們和世界一流水平還差多遠？差在哪里？能不能趕上？如何趕上？所見所聞讓我知道差距，也知道差距正被壓縮。

從工業和信息化這個角度看，主要差距還是“四基”（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產業技術基礎），以及“新四基”（自動控制和感知硬件、工業核心軟件、工業互聯網、工業云和智能服務平臺）。

眾人皆知的差距是芯片。全世界10臺手機8臺在中國生產，但在華為之前，所有芯片都不能自給。計算機、通用電子系統、通信裝備、存儲設備、顯示及視頻系統的核心芯片也主要靠進口。生產智能手機的貼片機、雙軌印刷機，生產面板的曝光機，生產OLED的真空蒸鍍機，生產芯片的頂級光刻機，生產汽車的多軸機器人，生產風電基材的高性能數控機床，這些關鍵設備基本靠進口。

在核心基礎零部件方面，從重型燃氣輪機的葉片、高端傳感器到機械設備中的高性能軸承，乃至極為便宜、但一顆壞了就會讓電路板報廢的電容，基本都靠進口。中國一年能生產10億噸粗鋼，但高端的軸承鋼、用于飛機起落架的超高強度鋼都要進口。

在材料方面，無論高端化工材料還是高端電子材料，大部分靠進口，如生產芯片用到的光刻膠，生產液晶面板的偏光片以及偏光片上游的TAC膜、PVA膜，生產顯示器用到的大尺寸ITO（氧化銦錫）靶材，生產手機和汽車用到的結構膠，等等。

在操作系統、高端3D CAD軟件、電子設計自動化軟件（EDA）、高端可編程邏輯控制器等方面，中國沒有一家在全球有地位的企業。科學儀器也如此，全球Top20公司沒有中國的，高端光學顯微鏡、透射式電鏡生產國內幾乎是空白。

我在企業經常聽到的是，在很多高精尖、核心、基礎方面對外依賴性很強，高性能的制造設備（如數控機床）還不行，很多東西用國產設備、材料、工藝也能做，但強度不夠，精度不夠，可靠性、穩定性、一致性不夠。

其實都不是新問題。我幾年前提出，中國經濟要從博大走向精深，說的就是這個問題。

為什么有這么多差距呢？

第一，從工業革命開始，西方就一直走在創新前列，我們起步太晚了，他們領先很正常。

第二，精深化的工業能力需要積累，是系統工程，是時間的朋友，需要一個過程。

第三，現代產業發展的很多標準、專利、路徑基本由西方制定，我們也是這個大體系中的成員，要超越或突破，需要付出極大努力。

最后，是創新背后的深層次問題，如基礎科學研究、整個社會的科學精神與科學文化、教育、人才、創新環境和體制機制等等。

03

中國創新已經走了很遠

既然有這么多地方的差距，為什么說中國企業在創新之路上已經走了很遠，前路可期呢？

卡脖子讓我們很痛，但換一個角度看，這恰恰是因為中國企業的創新已經接近了一個臨界點，再不卡，他們就要領跑甚至制定規則了（如華為5G），所以現在的霸主國家采取行動。

我在調研時發現，如果把技術創新高地比作珠峰，中國很多領先企業都越過了五六千米，正朝著七八千米攀登，有些已經接近頂峰。幾乎所有企業所說的追趕對象，都是這個行業的全球佼佼者，個數已經沒幾個了。

“四基”還有差距，但也走過了千山萬水。2012年蘋果公司在“供應商社會責任進展報告”中首次披露全球156家供應商名單時，中國大陸廠商僅有8家，2019年已上升為40家左右（含香港）。由于臺資廠商（46家）和一些外企工廠也建在大陸，我們在電子消費產業整個鏈條上的供給能力已有巨大飛躍。

在大國重器的自主創新方面，這一兩年的北斗系統、5G、超級計算機、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試驗樣車、可重復使用航天器、嫦娥五號軌道器等等，無不顯示出中國創造的力量。

像嫦娥五號軌道器，要經受從攝氏零下200多度到最高時1300多度的考驗，其背后是一體輕量化熱設計理念、錯峰補償控溫策略和二次熱防護復合系統等等的突破。

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等發布的《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涉及131個經濟體），中國排第14位。2019年中國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到2.23%，超過歐盟平均水平。研發人員數量居世界第一。

即使被熱議最多的芯片，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集成電路設計分會理事長魏少軍最近指出，“十三五”期間中國芯片設計業的規模從1325億元增長到3819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23.6%，是同期全球半導體產業年均復合增長率的近6倍。中國往前趕的速度非常快。魏少軍說：“沉下心來再干10年，中國芯片設計業一定能夠取得豐碩的成果。”

我還有一個體會，不少幾年前還被認為是中國空白或短板的地方，不用太長時間就被突破了。

比如有一種說法，中國一年生產380億支圓珠筆，占世界總產量的80%，但造筆芯的筆尖鋼和設備都要進口。我問過晨光文具的創始人，筆尖鋼以前從日本進口，但太鋼集團花了5年時間鉆研，在幾年前就啃下了這塊硬骨頭。

又如最近很多人擔心輝瑞生產的新冠疫苗，必須在攝氏零下70度保存和儲運，所以很難普惠。但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傳出的消息是，當年默克公司的埃博拉疫苗也面臨類似挑戰，必須存儲在攝氏零下80度以下。該疫苗使用了Arktek冷藏箱運輸，這是一種采用高科技的絕緣箱，無需外部電源即可維持超低溫長達一周，所以埃博拉疫苗在非洲武裝沖突期間也能送到農村地區。Arktek冷藏箱是青島澳柯瑪生產的，技術是和蓋茨基金會旗下機構合作研發的。

再如光刻膠，是《科技日報》2018年報道的“亟待攻克的核心技術”之一，最近寧波南大光電材料公司自主研發的ArF光刻膠產品，已成功通過客戶的使用認證，可用于90nm-14nm甚至7nm技術節點。

我前不久到深圳工業富聯參觀，看到一個創新產品——智能化鋼軌銑刀。也是《科技日報》報道的“亟待攻克的核心技術”之一。它用在養護高鐵鋼軌的銑磨車上，是最核心的部件，可以對鋼軌輪廓及時銑削整形、消除各種缺陷。這種養護方法比砂帶打磨要高效的多。

在以前，銑刀只能從奧地利博瑞特公司進口，工業富聯看到《科技日報》的報道后組織進行攻關，突破了材料、結構設計、涂層、高端裝備、精密傳感、智能控制等核心技術，憑借納米級的切削工藝和基于大數據、人工智能的運維控制技術，可以實現切削品質預警、刀具負載預警、過載判斷、切削參數判斷及處理等智能化操作。

最近中國正在針對互聯網巨頭展開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的審查整頓，這是必要的，但不少評論批評這些公司沒有在技術創新方面有所貢獻，則很偏頗。“新興中國”（高盛提出的概念）是最近10年中國創新的亮點，中國互聯網公司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方面有非常多突破，有些地方是國際領先的，讓亞馬遜、臉書都感到壓力。有人覺得電商、外賣、社交、網課、網約車、智能推薦、物流配送都很簡單，但幾億人同時在上面活動，要保證高效實時可信賴，服務個性化精準化，并延伸到整個生態中，其實是極高難度的技術挑戰。千萬不要把創新的英雄當作狗熊。

而且，中國實體經濟和社會服務、政務的數字化轉型中，互聯網公司也是好幫手。現在到處都在講一網通辦、智慧城市，互聯網公司是重要的推手。中國抗疫全球領先，互聯網公司的服務也功不可沒。

在海爾中央空調的智能工廠，我看到從下訂單到成品檢測的19個環節，都開放給用戶，可以實時可視化掌握，不用再到現場驗貨。在海爾舉行的產業互聯網論壇上，有嘉賓介紹了廣西的一家智能化養豬企業揚翔股份。過去母豬配種靠配種能人，資深的查情員年薪要六七十萬元。揚翔耗時三年開發了一套智能設備——查情器，全天24小時在線智能查情，自動采集母豬的行為、聲音、氣味、體溫等等，確定最佳配種時間，提高母豬受孕率，增加產仔數，這樣就用智能硬件重構了養豬價值鏈，企業也向著“科技改變養豬”的服務平臺轉型。

還有朋友介紹了制傘行業的“智造”。以前做外貿訂單，樣品要來來回回快遞很多次才能確認，之后再量產。現在用動圖軟件，工廠設計好圖紙，數字樣品3D預覽，訂貨商通過互聯網在軟件上直接反饋意見，如同在同一張辦公桌上工作。圖紙確認后，服務器端的智能制造系統迅速進入下一個流程。速度快了，成本低了，效率高了。

抬頭看，離最高標準和頂尖高手還有差距，回頭望，已經走了很遠，超越了很多競爭者，還摸索出了不少有自己特色的創新路徑——這就是中國企業的創新現狀。

04

從自主創新到為人類創造價值

最后談一下我們在創新方面的認知可能存在的一些誤區：

1、把自主創新和對外開放合作對立起來。

在堅持自主可控創新的同時，不能忽視開放式創新仍有很大空間，國際分工合作仍然廣泛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知識產權上的競合與交叉授權很普遍。所以不能搞關門主義，不能放棄甚至排斥國際合作，也沒有必要一切都重起爐灶，為自主而自主，誰都不能完全靠自己包打天下，都有對外依存性。

2、政府在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中過深過度介入。

近年不少科創企業在各地投資，都是政府歡迎的香餑餑。某些項目，在資本金方面地方政府已經占到百分之八九十，政府還直接為企業擔保。政府支持創新的積極性應該肯定，但企業畢竟是盈利性組織，不是公共服務機構，政府給企業投資打包票，有違政府定位，且很容易扭曲資源配置，導致不公平競爭。個別地方政府的“風投成功”究竟有多大可復制性，應慎重評估。政府過度介入，也誘導一些科創企業（包括偽科創企業）為了圈資源、拿補貼，撒胡椒面地投資，這在管理上肯定不是最優。一窩蜂上馬的歷史教訓不應繼續重演。

3、把自主創新標簽化、概念化，忽視技術改造、工藝改善、管理進步等價值創造活動的重要性。

現在打著高科技自主創新的項目和投資很多，好像從0到1指日可待，其實正如不少學術研究所指出的，英國當年的工業革命（revolution）本質上更是工業演進（evolution），很多技術早已存在，但這些技術的工廠化、產業化、市場化應用才是關鍵，從1到100，更多靠演進。類似地，大量中國企業正在通過與市場相結合、與用戶相結合、與數字化智能化相結合以及精益化、個性化、柔性化等方式，日拱一卒，日積月累地演進，在演進中實現創新升級。他們應該得到重視。而概念化的創新則需警惕。

4、把創新和高成本、大投入等同。

研發確實需要資金支持，但從邊際增長的角度看，中國的投入已經不少，2019年研發投入強度（研發投入/GDP）已超過歐盟平均水平。大量科技創新成果并不是錢堆出來的，而是和好奇心、對知識創造的興趣、長期專注的研究積累、解決人類問題的持久熱忱聯系在一起的。

我曾經去過東京的旭化成公司參觀，該公司的名譽研究員吉野彰獲得了2019年諾貝爾化學獎，以表彰他在鋰離子電池研發方面的成就。吉野彰在讀小學三四年級時，班級導師建議他讀一本書，里面有蠟燭為何燃燒、蠟燭火焰為何變黃等內容。他從此迷上了化學。1972年畢業后加入旭化成，開始摸索鋰電池開發的門道，但產品出來后最初3年完全賣不出去，精神壓力很大。不少創新是少數人苦心孤詣堅持的結果，并不一定是大兵團、高投入的結果。好奇心和探索欲比錢更重要，或者說，沒有好奇心和探索欲，再多錢也是沒有用的。

5、把自主創新“泛政治化”。

我在各地調研，發現在政府投入、政府采購、金融資源供給等方方面面，有一種“只要是自主創新就該支持，甚至不計成本支持，哪怕失敗了也是正確的”潛意識，有一種“現在被卡脖子，等突破了將來卡你們脖子”的悲情。我們需要看到，中國之所以在短短幾十年間躍居創新的前列，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場化、國際化同時展開，和我們作為后發者，通過開放，迅速把世界先進科技濃縮式地引入是分不開的。

對于近現代以來世界的科學家、發明家、創新技術，我們在內心要深懷感激。我們固然付出了引進技術和知識產權的代價，但獲得的收益比代價要多的多。所以自主創新眼下是為了解決卡脖子問題，但長遠看，還是要激發“創新造福世界”“創新推動人類進步”的更博大追求，有為人類做貢獻的情懷，如此才能讓世界感受到中國創新的價值與意義——不是把競爭對手都打垮，而是造福人類可持續發展。

05

總結

最后總結一下。

由于外部壓力意想不到的突然觸發，導致我們在自主創新問題上，不由自主會被一種追求完全自主、希望快速解決問題、過于焦慮和急躁的情緒所影響。

我寫這篇文章，不是要壓低中國創新的價值，而是希望在客觀評估中國產業創新現狀的基礎上，建立真實的信心，并提醒方方面面，既要以只爭朝夕的狀態推動創新，但在具體行動中，不要太著急，動作不要變形，要走出過度焦慮，堅持長期主義，遵循客觀規律，以企業為創新主體，以市場為主要牽引，以在全社會普及科學文化和追求真理的科學態度為長遠基礎。如此才能更好地推動創新。

欲速則不達。合乎規律才能持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