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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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醫保局公布了2020年國家醫保目錄調整結果,有119種新藥首次納入醫保,創下談判藥品數量之最。據悉,這119種新藥在談判中平均降價幅度高達50.64%,其中14種目錄內的、單藥年銷售額過10億的獨家藥品降價幅度也達到43.46%。在這次降價談判中,醫保局的專家們又一次發動了神級砍價技能。醫藥代表摳摳索索的把價格下降五毛,醫保局專家馬上就“笑里藏刀”的警告他:醫藥代表說,我們給到的價格已經是全球最低價了,醫保局專家輕描淡寫的回應:從去年年底醫保局專家的“我是代表14億中國人這個市場在和你談”,到前段時間把心臟支架價格爆砍90%,再到這次119中新藥大規模批量砍價。強勢的醫保局,大規模的集中砍價,讓喜笑顏開的病患家屬人人說好。而就在短短幾年前,醫改不力、看病難看病貴,這還都是人人經常提起的話題。
“老百姓看病貴、看病難是不是有效的得到解決了....近五年來的醫改沒有明顯突破,有些地方甚至做的更差了。”
2009年啟動的新一輪醫改,外界給予厚望,國家也雄心勃勃的提出了“一個目標、四梁八柱”的構想,而且投入巨大,光2009-2011年三年間,國家就新增投入超過13800億元,成本不可謂不高。國內的醫保體系在建立之初就處于一個高度分割的狀態,人社部管醫保項目的目錄,發改委負責定價,衛計委負責招標采購,醫保部門只負責掏錢埋單。業內人士對此也有微辭:“花錢的制定不了價格、定價的不管使用規范”。如此“九龍治水”的局面,是多年來醫改推進緩慢的最重要原因。而就在鐘南山怒批醫改不力的同一時間,一套行之有效的醫保體制機制改革方案,已經初步成熟了。2011年8月,三明市副市長詹積富出任三明市醫療改革小組組長,這是個苦差事。此時的三明市城鎮職工醫保基金賬戶上,已經有超過2億元的虧損,面臨穿底的風險,而其中支出的大頭,就是藥品和醫療耗材。詹積富大刀闊斧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實行聯合限價采購,壓縮藥品價格中的灰色空間。在詹積富看來,全國300萬醫藥代表就是高藥價的最大推手。“醫生是白衣天使,他們受過那么多年教育,覺悟能比一般人差?要不是那三百萬醫藥代表在旁邊像螞蟻一樣圍著他們,賄賂他們,他們會給老百姓開神藥嗎?”而要對高藥價下手,就必須要把定價、采購、支付三大職責統一到一個獨立機構上,才能進行高效而強勢的砍價。在三明市醫改小組牽頭下,隸屬于不同部門的24個醫保經辦機構被整合為“三明市醫療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直屬于市政府管理。醫保里賬戶里的錢怎么花怎么省,全都由管理中心全權負責。藥品耗材想要進入三明,醫保金管理中心必須得先點頭。2011年,三明的醫保基金尚且“收不抵支”2個多億,到2012年已經做平,其中藥價的下降居功至偉——2011年藥費9個億,2012年降到7.5億,2013年更是只有5.7個億。到2018年,三明市醫保賬戶累計結余22.46億元,人均醫療花費1500元,不到全國的一半。2016年6月,三明的經驗在全省鋪開,福建省成立省級醫療保障管理委員會。2017年年底,中央深改組和相關部門,陸陸續續來到三明,調研這里的醫療保障管理體制改革。18年2月的19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明確提出“堅持一類事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統籌、一件事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負責,避免政出奪門、責任不明、推諉扯皮”,這也為整個國家的醫改工作定了調:必須有一個強勢部門全權負責。一把手胡靜林是原財政部副部長,二把手施子海是原發改委副秘書長。這樣重量級的人事任命,國家對醫保局的重視程度和改革決心不言自明。以往四五個部委分管醫改,職責劃分不明,還存在內耗和掣肘。比如老百姓抱怨醫保不給抗癌藥報銷,但實際上醫保名單里有什么這是人社部的事兒,醫保想幫但有心無力,最后事情得不到解決,老百姓只能埋怨國家。只有把權力全都集中到醫保局手里,讓醫保局真正說了算,醫保局才有能力對醫保賬戶里的錢負責,對整個醫改的成效負責。所以,醫保局的談判專家們能在藥企面前能有如此的底氣,關鍵在于國家放開了權力。每一次振奮人心的醫保談判,本質都是醫保局在以“團長”的身份向藥企拿一個14億市場的團購價。醫保局的霸氣砍價,表面上看是以巨大的市場需求撬動支付端的低價,但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大權在握的醫保局有能力向整個醫療灰色鏈條動手。詹積富早就一針見血的喊出,醫改的第一步是藥改,藥改的本質就是反腐。面向藥企做集中采購,是爭取流程透明,杜絕中間環節的吃扣拿用;把采購價格做公示,是便于患者監督,防止藥企以各種回扣形式抬高實際藥價。2019年,醫保基金總支出19945.73億元,其中藥品采購總金額9913億元,占醫保總支出的49.7%。作為參考,三明市藥品支出占醫保總支出的28%(2013年)。當然,全國市場與人口只有300萬的三明并不能做直接對比,但能確定的是,整個醫改中的藥品價格,還有非常大的下降空間。把醫療腐敗鏈中的既得利益者清除,減輕醫保和老百姓的負擔,不再讓老百姓買不起救命藥,不再讓慢性病買藥拖垮一個家。所以,醫保局專家與醫藥代表在談判桌上的博弈還會繼續,“我是代表整個中國市場和你談”這樣的霸氣砍價瞬間,也一直會有。至于醫生群體對收入下降的擔憂,其實也大可放心,因為國家借鑒三明的經驗,就一定會把其中正確的、有價值的部分都全盤推廣到全國。從2012年到2018年,三明市醫保累計節約55.25億元,醫療機構的醫務性收入累計增加18.35億元。作為高門檻高強度的職業,救死扶傷的醫生理應有一份高收入,藥改就是要把醫生們應得的收入,從灰色收入變成正當收入。從2012年十八大以后,這八年間國家的思路其實非常清晰,先從黨的內部開始“打老虎”,讓老百姓建立起來對黨的信任。然后我們開始從老虎到蒼蠅,保證地方政府的純潔,保證中央的政令在地方可以最大程度的被落實。所以,我們今天才有能力對這個社會中其他的既得利益者下手,比如反壟斷,又比如醫改藥改。這些既得利益者此前吃下的好處,都會一點點讓他們吐出來還給老百姓。最近這些年,在公開場合黨的領導經常說這句話,而這句話從來都不是一句空話。比如說建國前三十年,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建立一個穩定的、由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把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封建殘余、資產階級買辦等勢力都從中國清除。而到了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們的任務變成了發展經濟,變成了效率第一,我們必須要把中國的制度同市場規律結合,所以我們要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們用三十多年的時間走完西方國家幾百年的路,等市場發展的充分了,一些資本力量發揮完自由競爭的活力后,開始露出來一些弊病的時候,國家就要對這些得利者進行修理,保障更多老百姓的利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個階段有一個階段的重要任務。不同任務之間在過渡期交接的時候,就是需要大力改革,破除積弊的時候。改革當然需要緩慢的推進摸索,也需要相當多的人承受陣痛。但無論怎么做,共產黨的初心始終都是為人民服務,為絕大多數的人民利益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