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大疫之年，艱難之年。

新冠疫情給各國經濟數據砸了一個大坑，給很多企業、家庭及個人的收入也砸了一個大坑。新冠疫情及救市行動加劇了世界的分化與撕裂：窮人在通縮，富人在通脹。

2021年，世界進入后疫情時代。各國頭號政治任務是加緊注射新冠疫苗，打破一年來的“與世隔絕”。如此，人們將逐漸回到那熟悉的生活狀態。然而，在回歸熟悉與穩定的路上，大疫之年顯現的沖突依然延續。

本文為年度國運系列，從系統、空間與時間三大沖突，回顧2020，展望2021。

本文邏輯

一、病毒、繁榮與崩潰

二、東食、西宿與失衡

三、過去、未來與分歧

01 病毒、繁榮與崩潰

新冠疫情給我們最大的教訓是，人類應該對微觀世界保持足夠的敬畏。

這個病毒，幾乎一夜之間讓全球人類回到了“原始狀態”。在此之前，幾乎沒有人會相信這事會發生在科技發達、經濟繁榮的全球化時代。

堆積如山的股票資產，披星戴月的印鈔機，技術先進的輝瑞制造，反應迅捷的公共衛生系統，高效輸送的全球化供應鏈，大腹便便的國際治理機構，竟然被一個不知哪兒蹦出來的小病毒暴揍。被暴揍時，各國還忙于國際扔鍋比賽。外星人看到，不知會怎么笑話我們。

如今的我們仿佛身處在一個“薛定諤的貓”的世界，牛頓的世界很完美，但尼爾斯·玻爾的世界早已崩潰。很多時候，我們無法分辨這個世界到底是繁榮還是落后，文明還是罪惡。站在深圳灣，你看到的是買房如買白菜的世界；站在甘孜，你看到的是丁真的世界。這就是宏觀與微觀背離產生的違和感。

現代文明是由一個個小人物、微選擇組成的系統工程。任何一個微觀出問題，都可能導致整個系統扭曲、失衡、停滯，最終崩潰。

例如交通擁堵。交通擁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道路供給不足。道路供給為何不足？跟城市土地產權直接相關。在土地個人產權制度的城市中，道路由市場主導，形成一個個網絡密布的微循環，像紐約的街區。如果是相反的土地制度，容易形成一個個占據超級面積的大社區、大宅門，減少了道路供給，阻斷了車輛通行。像我所在的社區，將東西向車輛趕到深南和北環，導致這兩條主干道堵塞。土地產權影響到了整個城市的交通系統，而堵塞的交通系統降低了城市經濟效率。

病毒，是人類大規模協作的主要風險之一。對抗這種風險的古老辦法是空間隔離，上古與農耕時代，村落之間“老死不相往來”。

進入工業時代，不同國家、種族、膚色的人參與到自由市場的大規模協作中，從而大大增加了病毒傳播的風險。不過，自由市場又是對抗病毒的良藥——醫療技術、商品制造及自由交易。

所以，近代社會以來，人類的醫療技術與死神（病毒），在自由市場上展開一場沒有終點的邊際賽跑。如果醫療技術“打盹”，人類將被病毒征服。

什么情況下醫療技術可能“打盹”？

醫療市場的任何一個微觀被干預都可能導致醫療技術“打盹”。比如，醫療商品進口被限制，醫療企業無法進口有效的技術、藥品及疫苗，降低了技術革新，錯失了防御時機。又如，醫療企業及醫療保險被低效的公共部門把持，技術長期停滯不前。再如，信息無法自由流通，價格機制失靈，無法告知醫療企業增加防疫產品的供應，也無法告知民眾提前防疫。

病毒是一種外部性風險，病毒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外部性風險。光靠自由市場和經濟全球化是遠遠不夠的，對抗外部性還需要公共用品，即公共衛生系統及國際公共衛生機構。如果公共衛生系統遲鈍、公共醫療資源不足、醫療保障不健全以及國際公共衛生機構無能，都會引發災難性后果。

在人類現代文明的宏觀體系中，醫療技術進口限制、醫療企業產權改革、信息阻隔以及公共衛生系統落后是微不足道的“細節”。但是，這些不起眼的“細節”，足

新冠疫情提醒我們，當今的人類正在遭遇各種微觀扭曲的懲罰。

當今人類面臨的另一大威脅是人口危機。2020年中國經濟學家呼吁放開生育政策，以應對低生育及老齡化問題。但多數思維還停留在宏觀上的“上帝視角”和“父愛主義”——人口多則限制生育，人口少則鼓勵生育，極少關注到人口危機背后的微觀本質——個人生育行為的邊際扭曲。

個人生育行為何扭曲？

在避孕套未普及之前，人類無法控制生育行為，個人生育行為難以納入經濟函數中去考察。不可控的生育產生了外部性，如殺嬰、瘟疫、饑荒與戰爭。約翰·穆勒不得不用折中方式處理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技術增長大于人口增長時，不限制生育，技術增長低于人口增長時，限制生育。

避孕套普及之后，生育行為完全演變為個人的經濟行為，直接改變了人類的經濟增長方式。生育幾個小孩，如何養育與教育，取決于個人或家庭的生育邊際效用。通常，生育數量越多，邊際效用越低。隨著經濟的發展及收入的增加，家庭更傾向于少生優育，從教育中獲取更高的效用。這樣經濟增長就從數量型增長向效率型增長轉變、人口紅利向人力資本升級。所謂一國的經濟轉型、技術迭代，落實到微觀上就是個人生育行為的選擇——生育邊際效用的提升。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個人生育行為被限制，或被扭曲了。而個人生育行為的扭曲往往是由其它微觀系統引起的。比如，土地產權。土地產權被壟斷，導致房地產價格持續高漲，削弱了城市家庭的真實收入，增加了生育成本，降低了生育效用。這導致人口數量和質量雙雙下降，造成“未富先老”的老齡化危機。土地產權，這個微觀“細節”，影響到個人生育行為，進而威脅到技術革新、經濟效率、人類繁衍及整個文明系統。

當今世界，貨幣供給是影響文明進程的另一個微觀扭曲。經濟學中的貨幣理論基本上都支持大央行干預主義，但這與經濟學原理是相悖的。貨幣干預是一切金融危機的源頭，是社會矛盾的制造者，已經威脅到人類宏觀生存。

醫療技術、進口政策、信息阻隔、個人生育、土地產權、貨幣發行、數據壟斷……每一個微觀不暢，都會造成整個系統的低效、停滯乃至崩潰。這些梗阻阻礙資源流通，扭曲市場價格，制造了一個個金融資產的“堰塞湖”，一個個技術創新的“減震帶”，形成兩個割裂的“平行世界”：窮人通縮，富人通脹；實體通縮，資產通脹；微觀通縮，宏觀通脹。

2020年大疫之下的刺激政策加劇了世界的分化。美股先暴跌后反彈，漲幅前20%的股票貢獻了納斯達克指數97%的漲幅；深圳樓市逆勢大漲。與資產價格膨脹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不少人失去了工作與收入。前有梗阻，后有刺激，河里的泡沫越來越剛性，岸上卻越來越干涸。

這是一個令薛定諤費解的世界。宏觀世界的繁榮充滿迷惑性，從而忽略了微觀世界的脆弱。“不惜一切代價”的危險是不惜一切代價地摧毀微觀生存的根基。病毒危機、人口危機、資產泡沫危機正在告訴我們，微觀梗阻正在癌變，并向整個系統擴散。

2021年，進入后疫情時代。有效疫苗的出現，意味著人類在跟死神的邊際賽跑上領先了半個身位。需要避免的是，看臺上的啦啦隊將其異化為大央行主義和大政府主義的勝利。它只能說明在微觀癌癥尚未擴散并擊垮文明系統之前，自由市場及經濟全球化還有那么一些效率。

過去，我們將一些領域市場化，一些領域非市場化，使用權可以交易，所有權不能交易。如今，這種張五常式改革的邊際遞減了，各種結構性后遺癥爆發。

所謂“微觀勝宏觀，制度勝緯度”，疏通土地產權、國有非競爭行業、進出口關稅、貨幣發行、銀行信貸、資本流通等微觀梗阻，南北自然流通，宏觀自然暢通。

2021年，下面需要休養生息，上面需要大刀闊斧。

02 東食、西宿與失衡

微觀與宏觀的背離是經濟秩序的失調，國內與國外的背離是政治秩序的失調。

這次疫情重創了經濟全球化，暴露了全球化治理的失敗。為什么當今的全球化秩序導致內外利益背離？

我們先來看一個寓言故事。

東漢學者應邵的《風俗通》記錄：齊國有個年輕貌美的女子，東西兩家的鄰居同時上門求婚，東家公子有錢但相貌丑陋，西家公子相貌英俊但是一個窮書生。姑娘父母很是為難，便詢問女兒的意見。這位姑娘的回答是：“欲東家食，西家宿。”意思是，我兩個都想嫁，白天在有錢的東家吃飯，晚上去西家跟帥哥睡覺。

這就是“東食西宿”的故事。應邵用這個故事嘲諷那些妄想兩邊通吃的貪婪之人。

如今的茍延殘喘的全球化舊秩序，就是一個“東食西宿”的貪婪制度。一群人，如跨國公司、金融資本、科技巨頭、新移民者以及建制派，他們如齊國女子般“年輕貌美”，國內國外兩邊通吃。

拜登的支持者，如巴菲特、索羅斯、比爾·蓋茨、托馬斯·斯泰爾、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巴里·迪勒、杰夫·斯科爾、喬恩·格雷都是跨國公司或金融界的大佬，他們享受了建制派超發美元的紅利，然后利用這些美元在海外市場上擴張。在海外市場中，他們享盡海外市場的人口、資源、法律、環境、信貸及行政壟斷紅利，同時還在全球有效避稅。比如，跨國汽車集團在新興市場投資設廠，受到當地高關稅和行政壟斷的保護，在新興市場攫取行政壟斷利潤。

反過來，齊國那些條件差的女子，如本土企業、工人、中產階級，受到國家制度的約束，沒有能力走出去，被那些走上國際的美貌女子“欺負”。跨國公司在國外享受的特權，打擊了本土的企業及工人，導致工廠破產、工人失業。富豪可以在全球避稅，公共開支最終轉嫁到本土企業及中產階級身上。

全球早已被“東食西宿”的秩序主宰，只是不同國家的“東食”與“西宿”有所差異。

比如泰國。泰王與軍方默契“東食”——國王權威，操縱政治，《褻瀆王室法》護體以及430億美元的王室資產，同時他們又“西宿”——與國際資本合作，享受技術轉移和旅游服務紅利。新泰王哇集拉隆功長居德國，組建20人豪華后宮團，荒淫無度，真正做到了“東食西宿”。

又如沙特。沙特的“東食西宿”更加簡單粗暴。沙特政府從美國標準石油公司手上購買了阿美石油，沙特王室通過控制政府而“東食”石油壟斷租金。在西邊，沙特王室與美國建制派睡到了一張床上。美國給沙特王室提供統治工具，第一次海灣戰爭時期，老布什派了幾十萬美軍進駐沙特。沙特王室以美元結匯支撐美元，并將石油出口積累的巨額外匯購入美債及金融資產。

蘇聯解體后，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第一時間指出“歷史的終結”。在他看來，自由民主成為了國家與全球化的標準模板。但是，此后30年，全球化的演進與福山的預期背道而馳。當恐怖分子襲擊美國時，他的老師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更受認可。

美國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比亨廷頓、福山更加睿智，他用“集體行動的邏輯”解釋這種問題。在一個國家的時間長河里，亦或是全球化的歷史長河中，各種利益團體會逐漸興起，他們以集體行動的方式干預政治，借公權力謀求團體利益，并從中分得一杯羹。如今，他們成功了，在“東食西宿”的獵食者中，有國王、建制派、華爾街、跨國公司、科技巨頭，還有福利主義者。

其實，這三十年既不是歷史的終結，也不是文明的沖突，而是文明的終結——全球化既得勢力與失意者之間的沖突。冷戰結束后，國家之間的對峙與沖突大幅緩解。當“齊國”的敵人消失了，“丑陋的女人”淪為新的“敵人”。全球建制派開始構建一個“東食西宿”的全球化秩序。

過去30年的全球化是令人失望的世界。除了韓國，沒有一個新興國家現實了“歷史性跨越”，沒有一個國家迎來了千年大變局。韓國的“格林威治”在1988年。那一年，蘇聯還沒倒臺，美國順勢而為，韓國軍政府倒臺了。

九十年代興起的互聯網曾經給了無限期待。這位屠龍少年，不可一世，敢于斬殺一切權力的惡龍。然而，今天我們才發現，屠龍少年已經變成那條惡龍。微軟、谷歌、Facebook、Twitter等創始人及背后的金融財團是建制派的擁躉，他們是“東食西宿”的頂級獵食者。

九十年代，還有很多西方學者和官員相信福山的“歷史的終極”。新興國家的既得勢力也頗為擔憂，或亦步亦趨，或膽戰心驚地參與全球化。如今，已經很少西方學者和官員關心這個問題了，試圖掩蓋這個問題。為了避免吃相太難看，建制派之間會展現一副苦大仇深、怒目相視的政治姿態。

結合上一部分的系統理論，如果把全球化看成是一個大系統，那么系統內部被既得勢力設置了無數微觀梗阻。一方面，過去三十年，幾乎所有國家都更加開放，經濟更加繁榮，新興國家成為了制造中心。但是，這部分被夸大了，因為全球化帶來的財富與自由只被一部分人占有。另一方面，一個個微觀梗阻扼住了一些國家走向文明的咽喉。

“東食西宿”的背后是一個個微觀梗阻制造的全球特權聯合體。這個聯合體將很多新興國家演變為半全球化國家，甚至是半封建國家。建制派的政治勢力、華爾街的金融資本的介入，更加強化了新興國家的這種畸形的穩定性。

2008年，這個梗阻癌變，這個失衡的秩序崩潰了。2015年，特朗普上臺后粗暴地扯下了奧巴馬竭力掩飾的政治面紗。2021年，美國拜登的主要任務是繼承奧巴馬的政治遺產，即維護這個“東食西宿”的全球化舊秩序。

接下來如果繼續維持這種秩序，新興國家很難晉升到發達國家層面。在《國運2020》中，我指出中國正在臨近“歷史性的跨越”。但是，2021年拜登上臺，繼續維持舊秩序，當然會阻礙中國的這一歷史進程。新興國家，包括中國，需要對這一舊秩序發起挑戰。

2021年，中美關系大概率是“政冷經暖”。

拜登明年的工作重心在國內的抗疫、經濟刺激和司法改革。他在政治、外交上，會主動與中國保持一定的距離，以減少不必要的麻煩。

這個麻煩是什么？主要是決戰國會山。雖然民主黨贏得了白宮，但是國會的爭奪依然非常激烈。2020年民主黨在眾議院換選中丟了幾個名額，接下來爭奪的焦點是參議院。共和黨暫時控制了50個名額，民主黨控制了48個，剩下兩個來自佐治亞的名額非常關鍵。

特朗普跑到前線給兩位共和黨議員拉票。特朗普為什么還在戰斗，主要是為自己和共和黨留下更多政治遺產。他丟了白宮，共和黨就不能再丟了參議院。對民主黨來說也是如此，如果共和黨繼續控制參議院，拜登相當于被捆住了一只手。如此，他的“復辟”大業可能變成“夾生飯”。

在國際上，拜登會重新“入群”，美國與歐洲、日本的關系會逐漸恢復到奧巴馬時代。這是維持舊秩序的關鍵。拜登會選擇在全球氣候等國際政治邊緣領域與中國展開更多的對話與合作。這是民主黨的政治遺產。

在經濟上，中美會重啟貿易談判，談判可能回歸到世貿組織的框架下進行，中美貿易大概率回暖。這是民主黨克林頓的政治資產，拜登必須繼承。但是，世貿組織已是一個落后的全球化經貿秩序。過去20年，雖然中美貿易額持續擴大，但兩國的經常項目失衡也持續擴大。兩國貿易平衡是最優狀態，持續巨額貿易赤字或盈余都會出現效率損失。

這是一個“東食西宿”的失衡秩序。它對兩國發展極為不利：一是容易引發內部經濟失衡，具體體現在輸入型通脹、房地產泡沫及金融泡沫上；二是破壞競爭公平，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增加社會矛盾；三是阻礙中美兩國往更深層次、更多元化的領域合作，包括技術、金融、信息及情感生活。四是引發貿易沖突，破壞兩國關系。

世界貿易組織的改革也是勢在必行，如今日本、歐盟都已經提交了改革方案。中國及新興國家如果要實現“歷史性跨越”，就必須參與這場改革，努力打破這個“東食西宿”的貿易秩序。

03過去、未來與分歧

除了以上系統、空間的背離外，時間上的背離，是當今世界的第三大失調。

最近，美國波士頓藝術委員會決定移除一座位于市中心公園的林肯雕塑。這個雕塑上有兩位人物，一位是廢除奴隸制度的林肯，為站立姿勢，另一位是跪在他身側的手上鐐銬被打斷的非裔男子。雕塑的寓意是解放黑奴，林肯打斷了黑奴身上的鐐銬。

不過，請愿者認為，這個雕塑代表著屈辱和種族主義。這事是“黑命貴”的延續。弗吉尼亞州政府不得不收回100年前捐贈給國會大廈的一座雕像。這座雕像是當年南方聯邦的一位將軍叫羅伯特·李。取代這座雕像的是一位黑人維權人士，叫芭芭拉·羅斯·約翰斯。

這是不是說明如今的美國人對歷史的否定？

其實這種事情，在美國歷史上并不罕見。美國是一個多種族、多民族的移民國家。隨著人口構成的變化，話語權越來越強的少數裔、新移民會重新審視這個國家的歷史。歷史上，他們經歷過西進運動、南北戰爭、廢奴運動、種族隔離、平權運動等等，這個國家為什么沒有分裂？

其實，很重要一個原因是，美國一開始就有一個共同的歷史敘事。

一說到美國的歷史開端，人們就會想到五月花號。但其實，北美第一個據點是弗吉尼亞東南部的詹姆斯敦。它建立的時間要比五月花號早13年。詹姆斯敦和弗吉尼亞，還是北美文明的發祥地。美國開國元勛，如華盛頓、麥迪遜、杰斐遜，以及第五任總統門羅都是弗吉尼亞人。

但是，美國人在情感上更傾向于五月花號作為美國的開端。為什么？因為五月花號的故事，包括基督教思想、契約精神、民主與自由，與美國后來的歷史敘事是一致的。

從五月花號，到《獨立宣言》，再到美國憲法，美國在立國后的1789年確定了好的歷史開端。一個國家的頭開好了，后生以及新移民者都會共同地加入到這個敘事中來。

托克維爾羨慕地說：“17世紀在美洲定居下來的移民，從他們在歐洲舊世界所反對的一切原則中析出民主原則，獨自把它移植到新大陸的海岸上。在這里，民主原則得到自由成長，并在同民情一并前進中和平地發展成為法律……美國人所占的最大便宜，在于他們是沒有經歷民主革命而建立民主制度的，以及他們是生下來就平等而不是后來才變成平等的。”

所以，想要建立百年基業，確保一個國家在歷史長河中保持共同的歷史敘事，就必須建立一套憲法。憲法遵循的原則不是強人的意志，也不是多數人的意志，甚至不是人的意志，而是“抽象邏輯”。簡單來說是，憲法確立的是自然規律、人的行為規律之上的法則。比如，國民掌控國家主權，公平正義的競爭規則，人對生命權、自由權的掌控。這些法則不能被少數人破壞，甚至不能被多數人（除集體一致同意外）改變。

捍衛這些原則，是一個國家源遠流長的前提。反過來，破壞一個國家的前途只需要顛覆這些原則。美國也會面臨這個問題。南北戰爭時，南方種植園主便挑戰了憲法。如今，民主黨試圖利用多數人票來改變這些原則。民主黨通過增加州和吸納1000萬非法移民的方式獲得更多的國會選票，進而通過全國普選州際協議廢除選舉人團制度。選舉人團制度被廢除，相當于動搖了美國憲政民主及聯邦制的根基。

一個國家，需要從自己的歷史中抽離出不可動搖的“抽象邏輯”，以避免時間上的背離，避免新人與老人之間的思想沖突。

2020年《大秦賦》的播出，引發了激勵的爭論。這是一場關于歷史觀的爭論。如何評價歷史？如今的時代，蓋棺定論顯然是罩不住了，新一代的人試圖打開棺材板重新審視歷史，重新評價秦王和秦統一六國。

歷史觀的問題，會一直爭論下去，但共識是什么？一個國家的民眾，一代一代繁衍，新的移民者加入，他們對國家的歷史共識是什么？那就是這個國家在歷史長河中抽離出來的“抽象邏輯”。

比如，秦王統一六國。你可以問：這是誰的國家？秦王與民眾什么關系？秦王統一的國家與今天的你什么關系？我們需要通過抽象邏輯，即是否符合自然規律和人的行為規律，來審視一切歷史，評價王侯將相的一切行為。這就是歷史觀。

如今中文互聯網上幾乎每一個話題都爭論不休，除了瑜伽版塊。為什么瑜伽版塊很和諧？因為符合抽象邏輯——荷爾蒙的分泌規律是一致的。

文藝復興開啟了人類的思想市場。復興什么？古羅馬的人文精神，就是將人從宗教控制中解放出來。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作品，如雕塑、繪畫、音樂、文學，很多都是歌頌身體美、性解放和愛情自由。為什么？這符合生理規律和心理規律，容易引發共鳴，自我覺醒。

如今，中國改革開放走過了40多年，未來怎么走？怎么看待過去，就是怎么看點未來。那么，過去我們做對了什么——做了哪些符合規律、符合抽象邏輯的事情？

跳出計劃，發展自由市場。亞當·斯密的市場學說論證了這一抽象邏輯。這事我們做對了。但是，如今有人提出可以讓私人經濟退出。接下來，我們需要更大力度地支持自由市場，創造交易費用更低的、政策更加穩定的營商環境，鼓勵企業家創新。

對外開放，融入國際市場。李嘉圖、俄林的國際貿易學說論證了這一抽象邏輯。這事我們做對了。但是，如今全球化秩序淪為“東食西宿”，經常項目嚴重失衡。這時我們怎么辦？我們需要繼續擴大開放，反對這種失衡秩序，開展更加公平的更加深入的惠及大多數人的國際貿易。

產權改革，激活土地市場。穆勒、科斯、阿爾欽的產權理論論證了這一抽象邏輯。這事我們做對了。但是，只做了一半。張五常式改革只將土地使用權拿出來交易，在當時它是有卡爾多-希克斯效率的。如今，效率下降，風險大增。土地改革到中途，產權無法交易，制約了土地供給，扭曲了土地價格，城市房地產泡沫膨脹，市民負債率攀升，農村土地資產“沉睡”，農民增收遇瓶頸。正如第一部分所說，土地產權這個微觀梗阻已經影響到整個系統的效率。所以，土地還需沿著抽象邏輯的方向繼續改革。卡爾多-希克斯效率只是過程，改革的目標是帕累托最優。這才能根本上解決房地產的問題。

貨幣改革，發展資本市場。在貨幣理論領域，經濟學家還沒給出一個可靠的抽象邏輯。凱恩斯的貨幣理論存在邏輯錯誤，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遵循的也是大央行主義，奧地利學派的貨幣理論，邏輯上是對的，但不完整。如今，全球主要央行都在奉行錯誤的貨幣理論，導致了一系列經濟問題。有一點很清楚的是，必須堅持貨幣自由支配的市場化邏輯。

2021年按照民主黨的寬松慣例，拜登會想辦法推遲緊縮閘門開啟的時間。每當美聯儲進入緊縮周期，都會引發國際匯率動蕩。明年下半年，這個預期會逐步增加。大疫之年的刺激強化了債務的脆弱性，中國及新興市場必須提前去杠桿。中國的貨幣制度改革比貨幣政策調整更加迫切，必須加快利率、匯率及資本的市場化改革。在這點上，公共選擇學派的布坎南建立了抽象邏輯。

打破壟斷，鼓勵自由競爭。斯密的自由市場學說論證了這一抽象邏輯。過去，中國打破了諸多行業及領域的行政壟斷，降低了準入壁壘，經濟持續增長。接下來，國企及非競爭領域怎么改革？這是方向，也是可靠的邏輯，還是打破全球化舊秩序的方式。

如今還有一個新問題，那就是私人企業的壟斷，尤其是互聯網企業的壟斷。新古典主義的完全市場理論和哈佛學派的結構主義是錯誤的邏輯，誤導了美國的反壟斷工作。反壟斷變成了反競爭，反創新，反自由市場，反企業家，淪為“斗地主”的政治工具。后來，美國法官波斯納及法與經濟學家建立了相對可靠的理論。反壟斷真正要反的是不正當競爭，比如侵占私人數據，享受資本特權，行政保護主義等等。所以，要用可靠的邏輯去反壟斷，切勿誤傷好不容易成長起來的自由市場和企業家才能。

財政改革，擴大稅收基礎。維克塞爾的財政理論和諾斯的新經濟史論證了這一抽象邏輯。這事我們做對了。但是，也只做了一半。80年代的包干制激活了官僚系統，各地通過擴大招商引資來增加稅收。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的作用更多在公共用品上，主要是中央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1998年房改后，地方稅源逐漸轉向土地財政。如今，土地財政成為地方收入的主體，同時也是地方債的信用錨。如此，地方債建立在土地財政上，土地財政建立在房地產上。這就與之前的財政邏輯不相符：債券的信用錨是稅收，稅收的信用錨是經濟增長，而不是房地產、貨幣及金融資產。

過去幾年，中國地方債規模迅速增加，地方債務余額在2017年超過了國債余額。最近三年，地方債中的一般債券發行規模持續下降，而專項債規模快速增加。2020年地方一般債券限額只有9800億元，專項債限額達到37500億元。前財長樓繼偉說，目前地方政府一般債券（額度）給的太少，而專項債券額度給的太多。

這有什么問題？一般債券是由地方政府稅收來償還，專項債是由地方政府基金收入來償還，主要是賣地收入。這就是說，最近幾年發行了這么多專項債，地方政府需要賣地來償還。專項債的平均周期目前是五年，未來幾年，地方政府還得依賴賣地來還專項債。那么，房地產怎么辦？

所以，還是得將更多的地方債劃撥給一般債務券，用稅收來償還。但是，除了深圳，其它36個地方發債主體都不具備這個能力。深圳稅收收入高，2020年前11月公共預算收入還有3500多億，負債率只有6.63%，而全國平均數是82.9%。目前，政府債券基本由銀行及金融機構持有，四大行持有規模接近50%。國有銀行購買政府債券，傾向于土地錨，而不是稅收錨。這就是債務貨幣化，貨幣土地化，結果房地產出現泡沫風險。如果債務回歸到稅收的信用錨，風險又可能外溢到銀行系統。

這就陷入了兩難。2020年一些信用債暴雷，地方政府不兜底。2021年，信用債可能還會暴雷，地方政府收入壓力增大，但財政系統必須回歸到抽象邏輯上來：一是債由稅償，二是靠實體經濟增長擴大稅源，三是減少發債。

讓更多的人理解經濟學的“抽象邏輯”，抑制蒙昧主義泛濫，避免烏托邦主義借尸還魂。這樣才能打破“東食西宿”的全球化舊秩序，才能洞察宏觀偉業潰于微觀梗阻的邏輯，才能創建這個國家共同的歷史敘事。

這算是我對2021年的期許吧！

2021，告別外部性，迎來帕累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