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形便與犬牙相入!
原創: 顧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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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古以來,在行政區域的劃分上,有兩條主線,一條名為“山川形便”,一條名為“犬牙相入”。
山川形便很好理解,那就是以山川大河等顯著的地標,劃分行政區域。

同一個區域內,由于氣候和地質的相似,使得文化風俗也較為相近,反之,由于降水和溫度的不同,山川江河兩側的生態往往有著顯著的差異。
因此,一般王朝新立之初,都會遵循“不折騰”的原則,順著山川形便進行區域劃分,這樣便于管理還能降低成本,有利于休養生息。
這一政策也使得很多古城市取名時根據“山南水北”常出現“陰陽”二字,而大區級的命名也基本離不開“東西南北左右內外”八個字。
唐興,高祖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權置州郡頗多。太宗元年,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 十曰嶺南。 新唐書·地理志·卷二十七
山川形便這種“股份化”的發展模式在初期有著巨大的優勢,各地往往可以利用自身的優勢統籌資源,發揮主觀能動性以實現高速的發展。
但時間一久,中央政府的監管便將遭遇了巨大的挑戰,由于大山大河往往都是天然的屏障,山川形便時間一長就會引發割據的傾向,對此,也有了流傳已久的“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平蜀難平”。
所以自古以來,我們都會對地域進行強行的“犬牙相入”,譬如會把黃河北岸的渡口劃給河南,把長江南岸的渡口劃給了湖北,把入蜀門戶的漢中劃給了陜西,又把入藏門戶的西康劃給了四川。
目的,就是為了防止一家獨大,通過相互之間的摻沙子,避免了地方政權的尾大不掉。
甚至當年我們炮擊金門的時候,堅決把“反攻大陸的前哨站”留給了老蔣,也是借此維持臺灣大陸之間“犬牙相入”的態勢,防止割據。
而對于那些已經尾大不掉的,我們往往都進行分割,就像把重慶從四川剝離出來,把南海從廣東剝離出來,把天津從河北剝離出來。
對于不方便分割的就插入了一個兵團。
甚至改革開放之初,除了“散裝江蘇”之外,對遼寧、山東、浙江、福建、廣東這沿海五小強,也分別在省會之外,設立了大連、青島、寧波、廈門、深圳五個權限高于省會的計劃單列市。
用古話說,這叫反割據,用現代話說,這叫反壟斷。
畢竟,讓各省之間形成激烈的競爭,促使守舊的官員們轉換思想,才能將改革開放推動起來。
當然,就像中國自古都是兼取儒法,雜用王霸,山川形便與犬牙相入,壟斷與反壟斷,從來就沒有絕對的。
譬如西漢建國之初是按照山川形便分封諸王,過了幾十年之后就搞起了推恩令,把大區級的諸侯王細數分拆。而等到東漢末期,為了對抗黃巾起義,漢朝又恢復了大區級的制度,在郡守上面重新設置了權力極大的州牧。
幽州牧劉虞,益州牧劉焉,荊州牧劉表,揚州牧劉繇,兗州刺史劉岱,五大國軍主力成為了拱衛漢室的依仗。
同樣,我們建國之初實施的大區級編制有利于高效調集東北與華東的資源跟入侵的美軍在朝鮮半島進行較量,為共和國立下了汗馬功勞,可是隨著抗美援朝和各地剿匪的結束,大區級這種編制也就沒有了繼續存在的價值。
其中最有趣的應該是
元朝,在照本宣科的執行“犬牙相入”上堪稱典范,可等到元末起義的時候,被拆得稀巴爛的各省缺乏天然的險阻,導致各地方政府被反元的農民軍打成了篩子。可以說,政策的背后并非孤立,而是受著時局變化的深遠影響,而我們的重點,就是要根據局勢對政策不斷進行微調,有張有弛。
譬如唐朝為了應對北方契丹的威脅,授予安祿山三鎮節度使搞混業經營,契丹是沒威脅了,但安史之亂爆發了;
明朝為了對抗蒙古的巨大威脅,默許占據全國一半稅負的南直隸(安徽江蘇)做大,蒙古是沒威脅了,但東林黨迅速崛起了;
清朝為了對抗太平天國,默許總督能夠節制署地巡撫,太平天國是沒威脅了,但是東南互保之下的地主武裝卻崛起了。
安祿山史思明也曾提著腦袋為大唐出生入死,顧憲成曾國藩更是對朝廷赤膽忠心,但面對威脅時搞出的“混業經營”權宜之計若不能及時妥當調整,屆時不僅會釋放出更大的危機,還會把朋友變成自己的敵人。
回顧歷史,山川形便與犬牙相入,股份制與市場制,平臺經濟與反壟斷,沒有任何的政策可以永遠不變的,也沒有什么不可調和的內部矛盾,針對局勢的變化,不斷的團結和不斷的調整,也許才是永恒不變的。
就像武侯祠內的那個千古絕對:“能攻心則反側自消,不審勢即寬嚴皆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