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老而不死，不知不覺，戈爾巴喬夫也九十歲了，活得比蘇聯長壽得多，來得及再看一個時代的開啟和落幕。在戈爾巴喬夫九十歲生日的時候，普京和拜登都發了賀電，兩份電文都耐人尋味。

普京恭維戈氏乃是“卓越、非凡的一代風云人物”，“杰出的當代政治家，對國家和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這段評價充滿了當代俄羅斯政治生活的扭曲味道，作為腐爛母體的霉變產兒，一天不能真正清算戈爾巴喬夫的遺產，那么俄羅斯就一天無法真正從蘇聯解體的爛泥塘里走出來。

而拜登的電文“對自由的忠誠”，“艱難但必要決定的勇氣”，這句話恐怕特朗普不會這么說，而在大勢不妙的今天，這句話也不僅僅是說給戈爾巴喬夫聽的。至于是不是如拜登所說，“世界已經變得更安全”，縱觀當代風云，這可真就不好說了。

中國人對蘇聯和戈爾巴喬夫應該同樣抱著復雜的情感，有幾個問題總會縈繞心頭，尤其在今年這樣特殊的年份。

為什么戈爾巴喬夫這樣的掘墓人能成為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大國的領袖？這是我們的第一個問題。

戈爾巴喬夫的上位是有一定偶然性的。所謂偶然是指安德羅波夫與契爾年科連續兩任蘇共總書記短時間內連續病死，使得當時年紀最輕的戈爾巴喬夫得以上位。但這也談不上偶然，自勃列日涅夫以后，蘇聯領導人就是典型的病夫治國，大量高級干部盤踞在崗位上，貪戀權位和待遇，要干到至死方休。一群老人長期把持最高權力，終于拖死了其中一個，接班人出現連續暴斃是正常的。

這種情形的出現，和蘇聯沒有完善的領導人退休制度是有關的。按照蘇聯早期的規定，待遇和職務掛鉤，這很社會主義。相應的，高級干部退休后，很難享受原有的待遇，導致普遍性的尸居祿位。但更深處說，還是因為自斯大林暴斃后，蘇聯連續幾任領導人都是通過黨內政變的手段上臺，根本沒有正常權力交接。而到了勃列日涅夫時代，干脆就進行廣泛收買，其樂融融，自己帶頭搞終身制和老人政治，上行下效，也就怪不得其他人效法了。

而我們回到戈爾巴喬夫的問題上，為什么上臺的是一個掘墓人？這就和蘇共上層，因為得位不正導致的政治混亂有關。一方面，連續的政變和長期的老人政治，導致黨內暮氣沉沉，任何理想主義的色彩都被政治現實所磨滅。居于下位者能上位，就不得不同流合污，根本不能提供合格的新血。另一面，慘烈的政治斗爭后，上層大搞一團和氣，無論任何錯誤都得不到有效糾正。典型就像戈爾巴喬夫的親信走狗，宣傳部長雅科夫列。此公七十年代就在留學期間被西方思想滲透，公然和西方唱和，結果也不過是外放到加拿大當大使，最后還拿著西方的政治資源抱上戈爾巴喬夫的大腿順利回歸權力中心。

可以這樣說，蘇共由于長期扭曲的政治生活與和稀泥的體制，已經完全褪去了革命的理想色彩，淪為一具嚴重的官僚僵尸。這種情形，是頭腦上的壞死，而相比當時的西方國家，這具統治機器既不自信，又不高效，長期不能解決斯大林體系遺留的過渡性問題。

典型像中國熟悉的筒子樓，也就是赫魯曉夫樓，本來作為戰后的過渡性建筑，卻一口氣蓋了幾十年。所有人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保持自己的權勢地位，謀求個人的富貴上，對改善人民的福利卻不聞不問。即使像安德羅波夫或者契爾年科這樣有能力的領袖也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群老朽，只能不斷打補丁，根本無法系統性的解決問題。

所以，蘇聯統治末期，統治階級的主流老朽無力，國家看上去還能正常運轉，但又面臨迫切的改革壓力。在老人政治難以為繼的情況下，迫不得已進行權力的世代交替和大規模改革。雙重壓力，本身就讓國家走到了一個非常脆弱的時刻。就給戈爾巴喬夫這樣的人提供了歷史性舞臺，也為蘇聯的滅亡敲響了喪鐘。

這里實際上涉及了第二個問題，為什么戈爾巴喬夫會成為掘墓人？他當然不會一開始就想著結束蘇聯，更不會想到自己會替他人做嫁衣，除了滾滾罵名，徹底失去全部權力。

戈爾巴喬夫的優點是什么？不僅僅是相對年輕，還在于他善于進行內部權力斗爭，是一個出色的政客。他長期在中央工作，能巧妙的在老同志彼此平衡中維持自己的位置，長期維持不倒翁的位置，堪稱一個官僚體制下的嫻熟政客。比如戈爾巴喬夫的親西方不完全是意識形態上的問題，是很大程度上借此來鞏固自己的黨內權威，乃至不惜犧牲國家利益。不僅僅是戈爾巴喬夫，這種挾洋自重的做法，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內部都出現過。

但這種人長于政治而短于真正的治國理政。他缺少真正的基層鍛煉和地方工作經驗，對國家面臨的問題有一定的了解和看法，但主要精力放在鞏固權位上，對真正的改革方向缺少系統性的思考和認知，反而是為了鞏固權力被一群各懷心機的小團體包圍。而作為領袖，戈爾巴喬夫沒有真正處理復雜國家治理的豐富經驗，更沒有滄海橫流，力挽狂瀾的勇氣和政治定力，這在蘇聯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刻表現的非常明顯。

當時的蘇聯需要改革，而且需要深度的改革，但戈爾巴喬夫沒有這個能力，他是蘇聯政治機器的依附者而非真正的駕馭者。而更糟糕的是，改革是他上臺的政治基礎，這種情況下，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一旦面臨阻力，就必然從積極走向激進，最后走向崩盤，這在歷史上并不罕見。

戈爾巴喬夫最大的錯誤在哪里？在于長期的黨內斗爭經歷使他和真正的現實嚴重脫節，他從來不明白，權力到底來自哪里？在年輕士兵的槍桿子，在人民群眾的菜籃子，而不是屁股下面那把椅子。當最后，戈爾巴喬夫推動蘇聯解體的時候，是基于一個完全錯誤的判斷，那就是他能從蘇共體制的束縛解放出來，在西方和自己小團體的協助下，實現從總書記搖身一變為大總統，獲得更大權力，真正主宰國家，甚至能通過甩掉包袱，實現他的改革意圖。

在體制內呆久了，總有一些人產生一種自己無所不能，下級服從命令理所當然的錯覺。蘇聯末期的戈爾巴喬夫就是這類的病入膏肓者。很難想象，戈爾巴喬夫在做出駐德蘇軍撤離回國決策后，能放任幾十萬蘇聯最精銳的軍隊和他們的家屬在莫斯科饑寒交迫，連一處可以過冬的駐地都沒有，還需要葉利欽站出來為他們安置。

作為蘇聯的另一個掘墓人，葉利欽內斗是不如戈爾巴喬夫，被趕出了蘇共中央，而當拼刺刀的最后關頭，葉利欽完全不遵守內斗那套規則的時候，就輪到戈爾巴喬夫之流傻眼了。當兩年后，葉利欽改革失敗，哀鴻遍野，面臨彈劾時，葉利欽做了什么？解散杜馬，炮打白宮！應該給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立一座大大的雕像，戈爾巴喬夫面無表情地宣布蘇聯完蛋，葉利欽惡狠狠地站在背后，底座上只需要刻一句話，照著念，別廢

當戈爾巴喬夫之流的溫室花朵，天真的以為松開鏈條，所有人還會圍繞著自己轉的時候。原本在蘇聯體制內掌握了各種實權的軍人，地方領袖，國有資產持有者，紛紛享受享受了這一頓盛宴，就是魔鬼出籠的時刻。當他們紛紛意識到，國家的滅亡是一出悲劇，但他們能從中分一杯羹，并且已經把國家的財產藏進自家腰包的時候，今天俄羅斯的悲慘命運也就決定了。這種碎了一地的中央權威和大一統，不經過至極慘烈的斗爭，不用無量的財富和無數的鮮血，是戈爾巴喬夫之輩死一千次，死一萬次都不能重新粘合回來的。

正因為蘇聯的教訓是如此深刻，我們才應該深入吸取和警惕。列寧和斯大林所締造的蘇共擁有強大的執行力，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卻沒有戰勝內部官僚主義的腐朽。蘇聯的滅亡不僅僅是因為戈爾巴喬夫之流，也是蘇共長期內部政治腐化，嚴重脫離人民群眾的惡果。

在蘇聯滅亡的時候，仍然可以支配大量的資源，但當紅軍戰士在流落街頭，當莫斯科的市民排隊買不到面包的時候，蘇聯的命運就岌岌可危了。像戈爾巴喬夫式的干部上位，本身就是蘇共內部理想主義喪失，大搞形式主義，干部脫離一線實際，務虛勝于務實的直接表現，而面臨紛繁復雜的局面，這樣典型的三門干部，長于內斗，拙于治國，是一定會到來災難的。

拜登說，戈爾巴喬夫之流讓世界變得更安全了。像蘇聯這樣一個超級大國，滅亡的不如放一個屁，當然讓西方世界更安全了。但就像孟子說的，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為了應對蘇聯的挑戰，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對各種國內問題進行了妥協，提高了人民的福利，克制了對內的剝削。

但在蘇聯解體后，全球資本主義進入了倒計時般的瘋狂。其肆無忌憚的結果是金融腐蝕了實體經濟，人民的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未來被不斷透支，洪水般的美元收刮全世界的財富為美國日益嚴重的金融危機埋單，而始作俑者的華爾街精英卻夜夜笙歌，安然無恙。今天的主要西方大國比起當年是大大不如了，無論是統治階級還是人民，都是如此。

所以，世界并非變得更加安全了。至少在打破已經成為人類發展進步的阻礙，讓后發國家長期陷入動蕩不安，用武力來維持的單極霸權前，世界并沒有變得更加安全。而比起蘇聯，我們更應該吸取的是西方這些勝利者，在短短幾十年間就落得如此下場的教訓。

可以說，蘇聯的滅亡，和美國的墮落，兩個前所未有的強大霸權，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為我們上演了人類歷史上最震撼人心的一幕悲喜劇。也許像戈爾巴喬夫這樣的人，應該再多活幾年，看到他親手開啟那個時代的終結。而中國人所要擔負的則是沉重的多的使命，在蘇聯和西方都失敗的實踐上，為人類探索出一條更加合理的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