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的華人教父！
作者 :正文注明 2021-03-12 08:08:52 圍觀 : 次 評論
作者：周哲浩/陳暢
編輯：李墨天
出品：遠川研究所泛財經組
判斷一位商業大亨的名望，既要看他的財富規模，也要看他的社會地位，更要看他的葬禮規格。澳門賭王何鴻燊的葬禮，云集了半個香港的娛樂圈和商界人士；祖籍福建的印尼富商黃奕聰去世時，印尼總統佐科威帶著一眾商業巨賈前來悼念；泰國的華人首富陳弼臣于1988年病故，泰國國王專門為陳弼臣舉辦了泰國傳統的火葬，并親自點燃了柴堆。在美國媒體人喬·史塔威爾(Joe Studwell)的書里，這些大佬被統稱為“教父”。史塔威爾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亞洲從事新聞工作，替《經濟學人》的商務情報部門寫了大約十本與中國有關的小冊子，2007年，他撰寫了一本聚焦東南亞大亨的書，名叫《亞洲教父》。史塔威爾后來專門澄清，用“教父”這個概念，并不是要說大亨們有多么冷酷毒辣，書里也沒有類似麥克·柯里昂槍殺毒梟索拉索這種好萊塢式的情節，但教父們的傳奇往事，依舊足夠令人瞠目。比如教父家長式的作風——“糖王”郭鶴年在開《南華早報》董事會議時，怒斥48歲的兒子讓他滾蛋，讓一旁的董事尷尬得不知道該往哪兒看。又比如教父開枝散葉的家族血脈——陳弼臣的長子陳有慶活躍在香港金融界，兒媳婦是泰國科技部長；黃奕聰情定印尼，據稱有7位妻子和40多個兒女；菲律賓的鄭周敏在2002年去世時，留下了14個子女，由女兒鄭綿綿接替他管理著龐大的亞洲世界集團。抑或是教父錯綜復雜的朋友圈——印尼的華人首富林紹良和執政長達32年的蘇哈托是生死之交；生于福建晉江的陳永裁是菲律賓前總統埃斯特拉達的大金主；陳弼臣掌管盤古銀行時，馬來西亞的郭鶴年、印尼的林紹良、泰國的謝國民都是他的客戶。亞洲教父們的人生經歷往往大同小異：他們不是出生在中國，就是出生在當地的華僑家庭；他們大多涉足煙草、金融、地產等“政策密集型”行業；他們在青年披荊斬棘，在壯年翻云覆雨，在晚年閑云野鶴。他們既是實業大亨，也是資本大鱷，還是慷慨的慈善家。從華人下南洋與殖民時代，到戰后轟轟烈烈的民族獨立運動，軍隊和大獨裁者與東南亞的經濟的復蘇和崩潰交相輝映，教父們閃轉其間，成為了這片土地的底色。
林紹良的財富一度超過李嘉誠；謝國民在泰國把正大集團發展成了國內規模最大的農業貿易公司；陳永栽在費迪南德·馬科斯的庇護下主宰了煙草行業，掌握了主要銀行；在馬來西亞，郭鶴年的“糖王”往事自不必多提，郭家最新的IP，是營收達到兩個茅臺的金龍魚。
而史塔威爾在書中提出的問題是：教父到底是東南亞經濟增長的推動者，還是受益者？東南亞的繁榮奇跡是拜教父的努力，還是說教父只是這種繁榮的產物？1938年，林紹良為了不被抓壯丁，從福建乘船來到印尼爪哇投奔叔父，行李不過只有幾件隨身衣物。他和回村探親的一位印尼華僑結伴上路，兩人以父子相稱，不僅掩人耳目，還省了一半路費[1]。出國前勞工成群地被關在一起，能活著到達目的地的人不到一半。在下南洋的流民浪潮中，福建和廣東占據了大多數。大量的華人勞工南下塑造了二戰前東南亞諸國獨特的社會格局：殖民者-華人-當地人。
菲律賓和泰國有蔗糖，馬來西亞和印尼有錫礦。二戰前，印尼的錫產量占到了世界總產量的20%。東南亞的殖民者一方面忌憚當地人的反抗，又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華人成了不二之選。久而久之，殖民政府找到了一個維系社會治安與穩定的方法：以華治夷。
在荷蘭治下的印尼，殖民政府提拔了少數華人擔任社區領導，還授予他們“上尉”這樣的軍事頭銜。馬來西亞報紙《海峽觀察》一語道破了東南亞階層的玄機：殖民政府并不直接與底層華人打交道，這是幫會做的事情。這句話的真實含義是：只要能幫殖民者管理好勞工，就能獲得殖民政府的賞識。
林紹良的老鄉陳建仙，移民馬尼拉后改信天主教，給自己取了一個和西班牙總督一樣的英文名；印尼的黃仲涵憑借華人區“瑪腰”（Major的音譯）的官位，住上了宮殿，每次回家一下馬車，就有仆人遞上灑了香水的毛巾擦臉洗手。第一代教父中的集大成者，是出生在廣東江門的陸佑。如今馬來西亞吉隆坡最熱鬧的大街便以他的名字命名，陸佑路南段的高架有八條大道，北段從房屋到商場再到學校和墓園，包羅萬象。1858年，只有13歲的陸佑來到尚屬馬來西亞的新加坡，在廣東商人的煙莊里打雜。19世紀中期，隨著馬來西亞錫礦被發現，陸佑離開新加坡前往錫礦所在的達拉律，加入了當地最大的兩個華人幫派之一的義興三合會。陸佑懂點英文，頭腦靈活，很快成為幫派頭目。
而他更厲害的地方在于獲得了英國殖民者的信任。通過和殖民政府的關系，陸佑拿到了政府頒布的收稅許可證，意味著他可以合法的向手下上萬名挖礦的勞工提供鴉片、烈性酒和賭博場所。隨后，在英國鎮壓當地土著的過程中，陸佑又拿下了殖民政府的糧食訂單。
憑借這些資本，陸佑接連涉足了賭場、煙酒等行業，甚至發行了自己的銀票。有一段時間，在馬來西亞很多地方，陸佑的銀票比政府的鈔票還要受歡迎。據說在他的鼎盛年代，馬來西亞的華人分三種：幫陸佑干活的人、等著幫陸佑干活的人，和陸佑。英國人與陸佑的關系成為了東南亞殖民政府治理國家的范本：得益于東南亞豐富的自然資源，殖民者向華人頒發特許經營證書，由華人進行管理和經營。商人們在政治的庇護下獲利，掌權者從商人手中獲得資金支持。即便經歷了二戰后殖民地民族獨立的浪潮，這種分享權力的模式也沒有消失。比如泰國華人首富陳弼臣的政治庇護人是泰國警察總監炮·是耶暖（沒看錯，就是這么個名字），而這位炮同志又是泰國王家陸軍總司令的女婿；而生于福建泉州的馬來西亞賭王林梧桐，在馬來獨立后獲得了全國唯一一張賭場牌照，據說很多政界要人都匿名持有股份。
這種現象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各國都有類似的詞匯來描述：印尼有“主人公企業家”，菲律賓有“裙帶資本家”，而在陸佑發跡的馬來西亞，把由馬來人擔任領導，但實際上由華人管理的企業叫作“阿里巴巴”企業（阿里指馬來人，巴巴指華人）[2]。教父們相互幫襯是一種常態。1969年，聽聞印尼要放開面粉生意的郭鶴年找到林紹良，希望能分一杯羹。林紹良面露難色，因為印尼的工業部部長已經把生意許諾給了另外一個華商。不過，林紹良答應郭鶴年自己會爭取一下，他需要飛到雅加達去見了一個人。
不到72小時，郭鶴年接到了林紹良的電話：“我辦妥了[3]！”林紹良去見的那個人，是時任印尼總統蘇哈托。牌照的背后是政治，所以伏筆可能會埋很多很多年。印尼獨立革命期間，林紹良所在的華人商會
給了他一個任務：保護一位遭到荷蘭情報人員追捕的革命軍將領。深受儒家影響，對義士形象崇拜有加的林紹良不辱使命，將領在林紹良家里一藏就是一年多。將領名叫哈山·丁，是后來印尼共和國第一任總統的蘇加諾的岳父。作為一個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印尼華人在蘇加諾執政期間被大規模遣返。光是1960年一年，就有13萬華僑回到了中國，費用全部由中國承擔。林紹良能夠幸免，革命年代的“友誼”或許起了重要作用。林紹良和蘇哈托的“友誼”同樣源于戰爭，印尼獨立革命期間，蘇哈托一度擔任軍需主任，天天與華商打交道。林紹良一邊走私丁香，一邊把槍支彈藥藏在走私船底，每次運抵前線，印尼官兵都向他歡呼致意，因為林紹良從不收印尼軍隊的運費。作為回報，軍隊給林紹良的灰色生意大開綠燈。掌舵印尼32年的蘇哈托是個天生的保守派。掌權后，他向那些聽話、執行力強，又不會構成政治威脅的商人發放了特許經營證書。這項政策的本意是杜絕投機買賣，穩定日用品價格。但熟悉歷史的人都清楚，如果只有牌照沒有監管，早晚都會“走了一些彎路”。1968年，林紹良得到了印尼一半的丁香進口特許經營權，一年后，這項特許經營權就變成了對面粉進口、加工和銷售的完全壟斷。而這家面粉廠當時能賺的錢，相當于20世紀90年代美國面粉廠利潤的六倍[2]。
為了經營面粉，林紹良專門成立了波戈沙里公司。有趣的是，公司的資本金只有10萬美元，而印尼國家銀行卻慷慨的給了它280萬美元的貸款——也許是因為總統蘇哈托親自主持了公司第一座面粉加工廠的落成典禮。
仔細觀察教父們“白手起家”的經歷，就會發現“資源貿易+特許經營權”才是他們發家的秘密。他們的人生關鍵詞出奇的相似——從“大米、橡膠、面粉”，到“輪胎、煙草、紡織”，再到“銀行、證券、房地產”。
馬來西亞的張明添依靠走私橡膠賺來的錢，建立起了銀行和金融公司；華人望族出身的黃惠忠，控制著印尼三大煙草公司之一的達吉姆公司；林德祥在印尼的產業從輪胎橫跨到銀行；新加坡的李光前同樣靠橡膠起家，繼而成為了華僑銀行的大股東，史塔威爾在書中說：
掌權者為大亨提供便利，大亨自然也要投桃報李。蘇哈托的兩個女兒持有林紹良創立的中亞銀行的股份，至于他的妻子婷夫人，商圈內對她有個恰如其分的稱呼——“提成夫人”。同樣是第一夫人，菲律賓總統馬科斯的妻子出手更加闊綽，光是鞋子就有3000多雙，甚至從非洲進口野生動物。馬科斯用一通電話和一袋錢搞定了肯尼亞野生動物出口的法規一時傳為佳話。為了讓長頸鹿、斑馬、水羚有適宜生長的環境，馬科斯在菲律賓騰出了一個小島，驅逐了島上的居民[5]。20世紀70年代，馬科斯通過戒嚴令掌握了權力，徹底清除了地方軍閥，并“選擇性地”向寡頭和舊的經商模式宣戰。所謂“選擇性”，可以理解為打壓異己的優雅表達。代表作是在馬科斯的授意下，他的小舅子以50萬比索收購了一個價值5000萬比索的新聞集團。
馬哈蒂爾在2003年下臺，三年后，他和自己口中的“金融危機罪魁禍首”索羅斯握手言和。馬哈蒂爾表示，索羅斯“從未涉足馬幣林吉特的貶值”。在兩人的會面中，痛罵布什成了新共識。2005年9月，泰國軍方趁著他信在紐約的時候發動政變，軍隊任命素拉育·朱拉暖擔任總理。2008年1月27日，蘇哈托在雅加達死去，他的晚年并不如意，國內對于他的指責層出不窮。讓他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彌留之際李光耀與馬哈蒂爾都先后看望過他。蘇哈托下臺時，他一生的戰友林紹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下，交出了最賺錢的幾個壟斷產業，但仍然掌控著約400家公司。
如果仔細觀察菲律賓的商界，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在菲律賓的頂級富豪中，除了華人，大部分都有西班牙血統。比如靠大麻貿易發家的阿沃伊蒂斯家族，從事糖業的西班牙貴族后裔洛佩茲家族，從種植園轉型金融業的德·阿亞拉家族。
在整個20世紀的東南亞，教父、殖民者后裔、軍隊與政權的更迭如影隨形，一起分享財富與權力，組成了牢固的金字塔尖。在二戰結束后，亞洲國家轟轟烈烈的工業化追趕期，東南亞與東亞最終走向了兩條迥異的發展道路。
世界銀行總結過東亞國家增長的共性——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戰略；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強勢政府主導下的產業政策。在東亞三國，舊貴族伴隨土改銷聲匿跡，工業化有了土地的支撐。在技術轉移的浪潮中，強勢政府能夠游刃有余的鋪就產業升級的路徑：日本的通產省官僚，韓國的樸正熙模式，和中國的五年計劃。
樸正熙治下的韓國，銀行被命令向財閥發放低息甚至負利率貸款，拿了貸款的財閥則必須擴大生產，完成政府規定的出口任務，稀缺的資金在強勢政府的主導下，流向了技術優勢更強，更加富有競爭力的玩家。
在東南亞，即便誕生過類似蘇哈托與馬哈蒂爾這樣的政治強人，但他們獲得權力的過程往往伴隨著教父、貴族與軍隊的蒙蔭。除了新加坡，東南亞諸國的產業結構往往大同小異：自然資源，低端加工與制造業，金融與地產。馬哈蒂爾可以率領馬來西亞在建筑高度上沖擊世界第一，但經濟增長卻沒有持續的支撐動力。教父與獨裁者的恩怨情仇也許可以隨著時間消逝，但他們留給東南亞的注腳卻難以褪色——無論多么賺錢的生意，都比不上一種制度性的掠奪。金融危機期間，印尼大亨林德祥把自己的河蝦養殖廠以18億美元賣給了政府，但審計員當時的估價只有1億美元。2003年，林德祥家族抵押的印尼大象輪胎廠被印尼銀行重組局轉賣，最后股權層層穿透后發現，交易皆在林家的操縱下進行，政府不過是其中的“合伙人”之一。里昂證券亞太區市場辦公室負責人邁克爾，常年和教父們在資本市場交道。他有一次惟妙惟肖地模仿教父們是怎么和他說話的：“聽著邁克爾，不要告訴任何人，我只花了5美分就把它買回來了[2]。”
[8] 東南亞國家的就業形勢、對策與前景，吳崇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