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 申鵬
來源公眾號：平原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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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晚，《覺醒年代》播出了最精彩的一集。

巴黎和會中國被列強集體出賣，五四運動爆發(fā)，全國的罷工罷課、愛國抗議風潮正進行得風起云涌，北大成為了浪潮的中心，胡適卻在此刻要釜底抽薪，把北大南遷上海，遠離“政治漩渦”，搞“學術(shù)獨立”。

陳獨秀怒斥胡適：“中國之所以這么糟糕，就是因為郭心剛太少，胡適之太多！”

胡適這種人，就是讓子彈飛里的湯師爺。

“不能拼命啊，拼命怎么賺錢？”

表面上溫良謙恭讓，表面上是“為了你好”，是“peace and love”，實際上是要弱者放下武器，讓弱者乖乖做奴才，乖乖引頸待戮，他們滿口“調(diào)和”、“不爭”，實際上就是要讓中國人放下武器，讓無產(chǎn)階級不要掙扎，放在古代，就是明朝楊嗣昌指責農(nóng)民起義說的：“不作安安餓殍，效尤奮臂螳螂。”

《新青年》時代，魯迅、胡適、陳獨秀都是同事，魯迅對這兩位都有評價：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nèi)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里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nèi)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cè)著頭想一想。（——《憶劉半農(nóng)》）

意思是陳獨秀做事，明刀明槍，坦誠直率，敞開門做事情，說要革命，就是要革命，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而胡適之則關起門來，自詡“無攻擊性”，但他到底想什么，他不說，別人也不知道。

當然，魯迅先生后來在《出賣靈魂的秘訣》一文中罵得更狠：

幾年前，胡適博士曾經(jīng)玩過一套“五鬼鬧中華”的把戲，那是說：這世界上并無所謂帝國主義之類在侵略中國，倒是中國自己該著“貧窮”，“愚昧”……等五個鬼，鬧得大家不安寧。現(xiàn)在，胡適博士又發(fā)見了第六個鬼，叫做仇恨。這個鬼不但鬧中華，而且禍延友邦，鬧到東京去了。因此，胡適博士對癥發(fā)藥，預備向“日本朋友”上條陳.......“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覺悟不覺悟之關系頭上，”——“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這據(jù)說是“征服中國的唯一方法”。不錯，古代的儒教軍師，總說“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誠服也”。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面說來，這卻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秘訣。中國小百姓實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們一向會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發(fā)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條陳，那么，所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中國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復：——因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軟功的王道，中國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為沒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國的肉體固然買到了，中國的靈魂也被征服了。

大學確實應該搞學術(shù)、做學問，學生確實應該讀書，但當時是個什么時代？列強侵略、軍閥割據(jù)、買辦橫行、國土淪喪.......窮人流離失所、賣兒賣女，民不聊生，天下之大，容得下一張安安靜靜的書桌嗎？那時候但凡有點良知、有點能力的人，心里想的只有四個字“救亡圖存”。

然而胡適之在這個時候，卻要中國人不要激動、不要斗爭、不要革命，安安心心躲在書齋中坐而論道？卻希望中國的年輕人不要關心政治，躲在象牙塔、故紙堆里自娛自樂？都學他胡適之先生打牌、吹牛、和女學生談笑、做些半拉子的“學術(shù)”、歲月靜好？

他口口聲聲“不參與政治”，偏偏關鍵時刻總和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穿一條褲子，甚至在抗戰(zhàn)初期搞出“低調(diào)俱樂部”，和汪精衛(wèi)穿一條褲子，他做的哪樣事情和政治無關？他口口聲聲“少談些主義，多解決一點問題”，但舊中國問題遍地都是，軍閥割據(jù)，政客貪腐，買辦賣國，帝國主義蠶食鯨吞，民族工業(yè)凋敝，人民被剝削、壓榨、屠殺，他愿意解決哪個問題？

就談學術(shù)，胡適之又做出了什么了不起的學術(shù)？無非是開個幾個坑，寫了幾篇半吊子論文，做了史上第一個“坑王”、“太監(jiān)”，以至于國內(nèi)外學者，無論立場如何都瞧不起他的學術(shù)水平。章太炎評價道：“哲學，胡適之也配談嗎？康梁多少有點根兒，胡適連根都沒有”！

胡適這種人，只是個有錢有知識的富家公子哥兒，命生得好，機緣巧合成了那個時代文化屆的名流和領軍人物之一，他這一生，嘴里喊著獨立、自由，可是他從未真正“獨立”過，他習慣于依附于強者，美國人、日本人、蔣介石，都可以是他的“主子”。他這一生過得容易，只要依附于當權(quán)者，一生富貴平安，沒有為國家出一份力，沒有為人民流一滴汗，說著些冠冕堂皇、瀟灑漂亮的屁話，到了后世，就能贏得一大波的粉絲和擁躉，吹噓他的“自由”和“獨立”。

可嘆那些真的猛士，一生面對無窮的黑暗、淋漓的鮮血，坦然相對，努力抗爭，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生命，更不在乎自己的身后名。就因為他們不和胡適這樣的人一樣，不和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公子小姐們混在一起，不會紅袖添香四手聯(lián)彈袖手談風月。所以，他們的事跡被扭曲，他們的名聲被抹黑，他們被“打得粉碎”，即便他們打碎了舊世界，創(chuàng)建了新世界，讓億萬人站了起來.....

人們忘記了他們的功績，反而把胡適捧得高高得的。

《覺醒年代》劇中陳獨秀憤怒地說：“中國之所以這么窩囊，就因為郭心剛太少，胡適之太多”。

說得太好了，一點都沒錯，舊中國之所以那么窩囊，就是因為真的猛士太少，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太多。

搞學術(shù)，還是搞革命，都沒有錯，錯就錯在大爭之世，國之將亡，胡適博士身為社會精英、統(tǒng)治階級，不關心國家的前途，不關心民族的存亡，不關心四萬萬勞工大眾的死活，只顧自己的風雅有趣......別人要去抗爭，要去奮斗，要去革命，要去拋頭顱灑熱血，他還要拖后腿、吹陰風、潑冷水、搞釜底抽薪......他到底是站哪邊的啊？

國家危難之際，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不應當只考慮一個人、一群人、一個小團體、一個小階層的利益，而應當考慮整個中國，四萬萬人民的利益，就像劇中陳獨秀嘶吼的那一句：“我要的不是北大的生機盎然，我要的是全中國的生機盎然”。

電視劇中得知青島丟了一夜白頭的郭心剛是有原型的，他叫郭欽光，是五四運動期間犧牲的“烈士”。

郭欽光少時家貧，無錢上學，6歲才開蒙，12歲從羅峰高等小學畢業(yè)即回家務農(nóng)，幾年后北上廣州，考入廣東初級師范學校。在穗期間，郭欽光苦志力學，砥節(jié)礪行，對時局尤為關注，“每與人談國事，則奮眥欲裂”。1915年5月7日，為了取得日本政府對其復辟帝制的支持，袁世凱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草案。消息傳來，舉國駭然，義憤填膺的郭欽光不顧當局壓制，以學界的名義與各校學生一起在廣州東園召開“國恥大會”，并登壇演說，情緒激動至于當場嘔血，在場的人無不動容。袁世凱的倒行逆施使得人心漸灰，但郭欽光宣傳救國的志行卻愈發(fā)堅篤，他經(jīng)常對同學說：“國危而俗偷，不如早死，勝于撐兩目以俟外人之侮我國！”熱血沸騰，豪情壯志，溢于言表。1917年，郭欽光從廣東初級師范學校畢業(yè)，在兄長和鄉(xiāng)親的資助下，再度離鄉(xiāng)渡海，遠赴京城求學，入讀北京大學文科預科。

1919年4月底，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回國內(nèi)，立即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激起強烈的憤慨。5月3日晚，北京大學1000多名學生和北京十幾所學校代表在北大三院法科禮堂召開臨時會議，決議第二天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5月4日下午一時許，北京大學等13所大中專學校學生3000余人，高呼“外爭主權(quán)、內(nèi)除國賊”等口號，到天安門前集會，五四愛國運動爆發(fā)。此時郭欽光已身患嚴重的肺病，但仍抱著“以死作氣、以命醒民”的決心，奮袂先行，積極奔走，同愛國學生一起上街游行示威，在沖向趙家樓搜尋賣國賊時，遭到曹汝霖衛(wèi)兵的鎮(zhèn)壓，“見當局下逮捕學生之令，憤然大痛，嘔血盈斗。至法國醫(yī)院，已有不起之勢。”悲憤交加又疲勞過度，郭欽光的病情愈發(fā)加重，彌留之際長嘆道：“國家瀕危，政府尤以獅子搏兔之力，以壓一線垂盡之民氣。”延至7日溘然遽逝，年僅24歲，此時距離其兄卒世僅兩年。郭欽光“早年失怙，中復喪兄，英年早逝，老母在堂，遺嫠在室，孩稚在抱，傷心慘目，尤非生人所忍聞也。”

郭欽光是五四愛國運動中犧牲的第一位學生，消息傳出后，全國各地紛紛舉行追悼大會。5月18日，北京各校5000多人在北大三院法科禮堂召開郭欽光追悼大會。會場上懸掛著各界送來的3000多副挽聯(lián)，郭的遺像兩旁書有“力爭青島，死重泰山”八字。北大學生代表許德珩首先發(fā)表演說：“今日追悼郭君，實無異追悼我們自己。因郭君未了之事業(yè)，全憑我們繼行其志，做到他現(xiàn)在的地位，方肯罷休。”北京女子師范、匯文、協(xié)和等女校均有代表參會。一位婦女代表在演說之際，放聲大哭，“叩其姓名，不答。”一名叫孟成憲的學生將自己所戴的東洋草帽當眾撕碎，眾多與會者紛紛效仿，頃刻間有數(shù)百頂東洋草帽被扯碎擲于臺前，以示抵制日貨和反對日本侵略的決心。此次追悼會事實上成了5月19日舉行總罷課的誓師大會。5月31日，上海學生及工商各界，匯集于西門公共體育場，追悼為國捐軀的北大學生郭欽光。會上有挽詩一首：“號血千秋壯國光，幾同馬革裹沙場。從今纔識書生價，勝卻峨冠坐廟堂。”

巴黎和會中國失敗，青島丟了舉國憤怒，中國愛國學生憂憤而死，他胡博士居然還有閑心去伺候他的便宜美國導師。

胡適是真的關心陳獨秀、李大釗、北大學生的安危嗎？北大學生被軍警毆打、逮捕，沒有見他胡博士出面救人，陳獨秀后來多次被捕，遭受牢獄之災，那時候胡博士是國民黨蔣介石的寵臣，也沒見他發(fā)一言相救，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被捕，汪孟鄒求他救人，他轉(zhuǎn)頭告訴了吳稚暉，吳稚暉落井下石，直接舉報害死了陳延年。這就是“溫和”、“無害”、“不談政治”的胡博士。

胡適所謂的“自由”，其實就是“騎墻”。

“誰知道人世上并沒有這樣一道矮墻，騎著而又兩腳踏地，左右穩(wěn)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還是將自己的魂靈梟首通衢，掛出了原想竭力隱瞞的丑態(tài)。丑態(tài)，我倒說還沒有什么丟人，丑態(tài)還蒙著公正的皮，那才叫人作嘔”。（魯迅《答KS君》）

“嘴里吃得著肉，心里還保持著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義道德的名目。不但騙人，還騙了自己，真所謂心安理得，實惠無窮”。（魯迅《偽自由書》）

陳獨秀胡適當作同志、好友，哪怕后來在獄中，還念叨胡適當年搞新文化運動的好，但胡適對陳獨秀幾乎沒有任何感情.......把胡適當朋友的，沒有幾個有好下場。

楊杏佛是胡適至交好友，當時北平有一群學者學生，因為支持抗日，被蔣介石政府收押，受遍酷刑，當時胡適和楊杏佛去看望這些愛國人士，這些人中間，還有胡適的學生，寫著血書請恩師胡適救人。

結(jié)果胡適離開之后，對公眾賭咒發(fā)誓說：政府沒有虐待愛國人士，沒有酷刑，沒有打罵，生活條件很好，除了地方窄了一點，大家“賓至如歸”。楊杏佛與他不同，楊杏佛眼睛不瞎，嘴巴不歪，說了人話，結(jié)果蔣介石派人暗殺了楊杏佛，楊杏佛走在大街上，抱著兒子，被特務活活打死。

楊杏佛的追悼會上，社會名流都來了，宋慶齡、孔祥熙、魯迅、葉企孫，共產(chǎn)黨、國民黨、左中右都來了，魯迅先生出門的時候被軍統(tǒng)威脅，說你要是參加楊的葬禮，就不要回來了，結(jié)果魯迅把鑰匙丟在家里就出門了。但是，他的“至交好友”胡適沒有來，人影子都看不見，最無恥的是——他還造謠說楊杏佛脾氣不好，沒有人緣，所以才會死，和蔣委員長沒有關系。

1935年，“華北事變”，日本侵略軍蠶食華北；在這個時候，胡適主張放棄東北三省，致信蔣介石，建議“承認”偽滿洲國。胡適給出的理由是：以東三省數(shù)千萬人民被日本蹂躪50年為代價，資源被日本掠奪50年為戰(zhàn)略，可“繼續(xù)剿共50年”。胡適還大加稱贊汪精衛(wèi)的所謂“日華和平”政策，并且和汪精衛(wèi)合伙開辦了“低調(diào)俱樂部”，籌劃妥協(xié)投降。連國民黨內(nèi)部都痛罵胡適是“漢奸”。胡適是逆向民族主義者的祖宗，他有句著名的名言，叫做“中國百事不如人”，還有句名言，叫做“中國不亡，世無天理”，這也是他對民族全無希望，對國家全無信心，一心想著早日投降的思想根源所在，今天那些滿嘴“中國應當被殖民三百年”的帶路公知，都是他的徒子徒孫。

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這時候蔣介石都發(fā)表“廬山談話”，宣布全民族抗戰(zhàn)了，胡適還在拖老蔣的后腿，在廬山談話上，胡適還在替日本人做說客，勸蔣介石“再做一次和平的努力”，來“徹底調(diào)整中日關系，謀50年和平”。這個時候，七七事變都發(fā)生了，日本人都打到頭上來了，明擺著要滅亡中國了，胡適還在“謀求和平”？這不是勸老蔣“和談”，而是在勸老蔣“投降”。

幸虧老蔣沒有聽他的，胡適被蔣介石派到美國去爭取美國援助，結(jié)果胡博士正經(jīng)事情不干，跑到美國游手好閑，天天去大學里刷名譽博士，刷了20多個博士。當時舉國抗戰(zhàn)，無數(shù)仁人志士趕赴抗日戰(zhàn)場，而胡適卻千方百計賴在美國享清福，還大言不慚說：“做學問不光是為了救國，學問是要給我們一生一點無上的愉快享受”。

連蔣介石都對他的行為看不下去，罵道：“胡適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結(jié)果，不惜借外國之勢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損害國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胡適非常推崇美國文化，一口一個獨立、民主、自由，然而此人對權(quán)力、地位偏偏又無比迷戀，蔣介石請他當官，他來者不拒，蔣介石給他送錢，他也來者不拒，嘴里喊著自由，卻為獨裁者張目，對蔣介石父子百般頌揚，在美國期間，他拿著蔣介石的錢，肉麻吹捧，令人作嘔，可見其表里不一，虛偽至極。

今天我們可以從臺灣解密的檔案中，看到蔣介石和俞國華的密電，可以查實的有給胡適的9次，每次是5000美金，共有4.5萬美金。當時因為《自由中國》社抨擊蔣介石臺灣政府的恐怖統(tǒng)治，遭到特務警察沖擊，很多人被捕，結(jié)果胡適發(fā)表聲明，退出《自由中國》社，置同仁于不顧。胡適給蔣介石父子做吹鼓手，寫《臺灣是多么的自由》，可是蔣介石卻不領情，私下里寫日記吐槽道：

“對于政客以學者身份向政府投機要脅，而以官位與錢財為其目的。伍憲子等于騙錢，左舜生要求錢唱中立，不送錢就反腔，而胡適今日之所為，亦幾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總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討錢，而特別要以‘獨立學者’身份標榜其清廉不茍之態(tài)度。甚嘆士風墮落，人心卑污，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

蔣介石一生文章寫得又臭又長，唯有這一段諷刺胡適的話，極為精彩，說：“（胡適）既要做官，又要討錢，還要裝什么‘獨立學者’”，人品簡直卑劣至極。”

到了60年代，老蔣想起胡適，還得罵兩句：“此人實為一個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無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為害國家，為害民族文化之蟊賊。”

試想一下，一個人，混到連蔣介石都要罵他是“買辦”了，他得買辦到什么程度啊？

說實話，今天，依然是“郭心剛太少，胡適之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