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和朋友聊到了三國，其中一個歷史人物很有趣，譙周。在三國里，譙周是以勸人投降著名的，人稱世修降表譙家。而這就難免要提到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一類人，投降派。他們千年不絕，一如既往的禍國殃民，而他們也是有自己的理論實踐的，今天不妨來聊聊他們的那套東西。

要說中國歷史上第一批類似投降派式的人物，商周文獻太少，大概要從六國算起。被秦國腐蝕收買的六國高層很多，比如斷送了趙國的郭開，和張儀一個鼻孔出氣的楚國令尹子蘭，帶頭投降的齊相后勝。面對強勢的秦國，六國分則弱，和則強，無論是三晉能團結，還是齊楚能協調，都有希望戰勝秦國，結果在戰和間搖擺，最后會失敗，是少不了內部投降派的功勞的。后人評價這段歷史是頗為沉痛的，以地事秦，如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

不過六國的投降派們沒留下什么皇皇巨著，這個時期最有代表的一套投降派理論，其實來自張儀。張儀是秦國的說客，當然談不上投降派，不過《戰國策》保留了他說服六國事秦的一些言論（未必真是他本人說的），大體反應當時戰國辯士的套路。

張儀說服六國事秦大致是這么一個套路：

第一，強調秦國的強大，是不可戰勝的。秦之強，六國當然深有體會，但六國也多次戰勝過秦國，聯軍甚至打進過函谷關，秦遠非是不可戰勝的。而力戰而敗和不戰而降，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堅決抵抗的話，即使是獨強的秦國也是吃不消的。但六國是一個彼此提防競爭的關系，誰也不愿意犧牲自己，給對手創造機會，而歷代投降派都善于在這點上做文章。

著名如北宋末年的“六如給事”李鄴鼓吹金兵““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入水如獺，其勢如泰山，中國如累卵””和“四盡中書”王孝迪宣稱如果不能滿足金兵的條件，汴京城就會生靈涂炭，屆時“男子殺盡，婦女擄盡，宮室焚盡，金銀取盡”，大清的“寧與友邦，不予家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抗戰前最擔心的不就是抗日影響剿共嗎？

第二，強調其他國家已經準備投秦，再不投降就晚了，就要被人賣了，這是在分化六國的團結。緊接著強調事秦的好處，雖然要割地賠款，但可以給秦國當狗腿子，從其他國家身上得到補償，這是為了加劇六國間的互相消耗。

這種分而治之，使受害者還要爭先恐后的手段，小到今天的資本家靠這個分化員工，大如抗戰時的各路漢奸政權，彼此爭寵，可謂長盛不衰。直到當代的國際上，后發國家面對西方強國時還很常見，甚至不乏爭做走狗不得，倒貼求心安的情形。典型就如東南某島與烏克蘭之輩，真自帶干糧加自掘墳墓，比主子都積極。

最后，在重大戰略利益面前，不惜做出完全虛假的許諾來引誘，事后依靠秦國強大的武力和六國內部的投降派蒙混過關。言而無信和蠻橫無理是暴秦的一貫作風，六國卻一再上當，典型的受害者就是楚懷王。甚至張儀騙到懷王輸干凈賭本，還能大搖大擺的到楚國再收割一回，說到底是六國本身已經被滲透的嚴重，六國領袖本身也沒有堅定抗戰到底的決心，始終心存幻想。

說起來，這種嘴臉，當年的暴秦是這樣，美帝何嘗不是這樣。比如美國的親密表兄英國，在拉著法國一起發動蘇伊士戰爭前何嘗不是以為得到了美國人的許可，結果居然是一個美蘇聯合給兩大殖民帝國送終的大陷阱。

張儀的套路，基本上為后世的說客所繼承，各路投降派在國內興風作浪所用的話術，始終不離張儀發明的這一套。而在張儀之后五百年，到了三國時期，隨著一篇雄文的誕生，投降派可以說有了自己的理論指南。這就是著名的譙周《仇國論》。

仇國論文字不長，不過幾百字，甚至單從內容來說，也稱得上言之有理，但結合時代背景，深入分析，這篇文字就大有問題了。蜀漢末年，內政衰敗，屢次北伐失敗，益州本土士人和隨劉備而來的外來集團的斗爭也越來越激烈。這種背景下，益州士人的代表譙周寫了《仇國論》，以問答的形式指出，蜀國弱小，魏國強大，三國鼎立的格局已經形成，應該放棄北伐的主張，不能像劉邦與項羽一樣，屢敗屢戰苦苦支撐，而要像周文王一樣蟄伏認慫，等待時機再圖進取。

應該說，譙周的話乍看是有幾分道理的。不過，諷刺的是，當年劉備進入益州，帶頭勸劉璋投降的就是譙周，日后蜀漢政權滅亡，帶頭勸劉嬋投降的也是譙周。所以，結合后來發生的事情，《仇國論》實際上是要求放棄諸葛亮所堅持的“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主張，徹底把蜀漢轉型為以益州本土士人為主體的割據政權。

蜀漢集團作為一個外來政權，是由荊襄士族、劉備元從、姜維為代表的流亡者與益州本地集團共同構成的，長期充滿了外來與本地的矛盾，光復漢室一直是外來者能壓制坐地戶的關鍵性旗幟，而《仇國論》則是蜀漢內部分裂的宣言書。從歷史上看，益州集團最后拋棄了蜀漢政權，也是蜀漢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更重要的是，譙周這套理論，之后每每各路投降派所利用，以一種看似穩重老成的姿態來推行具體的投降妥協路線，而結果卻從沒有起到譙周預期的效果。歷史的吊詭之處就在于只要接受了譙周這一套看似合理的理論，那么無論是前朝遺留的流亡政權，還是亂世崛起的割據政權，從沒有誰翻盤的，而是失敗的開始，這又是為什么呢？

首先，是統治集團架構和定位上的問題，和蜀漢一樣，外來戶與本地的問題。比如前朝遺留的流亡政權，像東晉，南宋，南明，都繼承了前朝所遺留的歷史包袱，大量一同流亡的外來權貴與有實力無名位的本土豪強的矛盾。這些流亡政權都繼承了統治全國的政治架構，龐大的官僚，軍事體系，卻只有半壁江山，財政上往往是捉襟見肘的。

比如南宋老百姓的稅負就超過了北宋，而大量的田地又陸續被勛貴所圈占，經濟上一直很緊張。這種情況下，要么利用遺留的這套軍政體系短時間內打出去，要么就要把自身縮減到一個地方政權應有的規模。而一旦進入后者，就必然要面臨一系列的問題。

一旦成為地方政權，外來戶的合理性就變得難以維持了，本地集團就必然要站出來奪權。歷史上的東吳就長期解決不了張顧陸雍等江東大族，只能做守門之犬。東晉南逃后，需要江南士族的支持，甚至都到了名臣周處的兒子周玘，孫子周勰父子兩代連續謀反試圖殺盡北人，也只能置之不理的程度。當代，國民政府逃臺后搞反攻大陸和戡亂戒嚴本質上也是一種續命，最終也壓服不了臺獨意識。

同時，組織的內部就要面臨嚴重分裂。如果打著恢復的旗號或者向外打的旗號，統治集團雖然困難還能維持團結，一旦泄了這口氣，內部是難免要四分五裂了。一部分是流亡者失去了希望難免要另做打算，一部分是外來集團就必須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和本地集團爭奪有限資源上，內部矛盾加劇，最后是外來的統治者自己都放棄旗幟，就要面臨大義上的丟失，合法性大打折扣，從此不免要靠妥協與陰謀維持。

其次，從中國歷史上看，一個政權，一旦放棄了爭奪天下的主張，必然要迅速墮落的。就像蜀漢，長期弱勢的蜀漢身上有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而一旦放棄這種理想主義色彩，面對困難的局面，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很快要走向解體。

典型如南宋，南宋放棄北伐的過程不僅僅是單純意識形態上的轉變，是伴隨著對岳飛，趙鼎、韓世忠等忠臣良將的血腥清洗。這個過程是統治集團內部不換思想就換人的過程。而統治集團在這個轉型中，必然要把能戰，主戰的一派消滅，換成順從的一派，而這不僅僅是投降派上位的過程，也是整個統治集團墮落的開始。好的像韓世忠放下兵權后選擇縱情山水，糟糕如張俊，徹底掉進錢眼子里。南宋一代，武將大量占田圈地，形成一個個地方集團，和南宋朝廷的消極抵抗是有很大關系的。

這種過程是毀滅性的，尤其是古代，國家興亡之際的名臣良將，是千萬人的血淚和犧牲造就的，人心散了就起不來了，人才殺了就沒有了，再想彌補是萬萬不能。由于時代所形成的戰略環境一旦改變，就難以再回到原來的有利態勢了。就像南宋殺了岳飛罷了李綱，二十年后，孝宗朝再想北伐，不僅內部已經無人，北方也沒有響應的力量了。

實際上，歷代的投降派還有一層遮羞布，就是保境安民。投降被當做一種權宜之計，但這種是自欺欺人與一廂情愿的。現在網絡上也有一種觀點，機械的認為中國歷史上所有朝代更替都是封建地主互相攻伐，百姓受苦，沒有意義，所以投降有理，可以減輕戰亂。更有甚者，甚至用這種理論消解近現代全世界的反殖民反侵略的斗爭的正義性。

這是一種機械的史觀。從中國歷史上看，割據政權的完結雖然很多時候帶來了國家的統一，客觀上起到了好的作用，但以此認為投降有理就是在混淆事實，仍然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且不說歷史上就出現了宋軍進入巴蜀，軍紀敗壞直接導致李順王小波起義的情形。類似譙周這樣的地方實力派推動的投降，往往使原有的社會矛盾被保留下來，出現皇帝換了一茬又一茬，控制地方的豪強卻絲毫不變的情形，這對人民的好處又有多大呢？

而更嚴重的是，把這種內戰的經驗放在決定面對異族入侵，決定國家民族興亡的外戰上，這是亡天下的斗爭。投降清軍的吳三桂到南明各路士紳，難道不是打著保境安民的主張嗎？堅決抵抗的閻應元，李定國是不是帶來了慘烈的犧牲呢？但我們都清楚誰是英雄，誰是叛徒。

歷史上的英雄有成功有失敗的，但中國人的這種抵抗精神恰恰是文明凝聚力的核心組成，是中國能一而再，再而三復興的根源，而非像羅馬或歷史上的其他文明古國一樣，曇花一現。

如果說古代政權更迭的投降有些客觀促進了歷史進程的話，那么近現代以來反殖民，反侵略，反法西斯，反帝國主義潮流中的投降論調就貽害無窮，完全沒有為之辯白的余地。比如二戰的維希法國，試圖靠投降來換妥協，結果面臨的是1944年德國的全面占領。

尤其是在近代，中國不再是傳統東亞世界的中心，面對文明上迥異的列強有著亡國滅種，四分五裂的危機。試想一下，如果沒有抵抗的意志，一個在二十世紀被列強鯨吞或蠶食，四分五裂的中國，縱然能夠茍活，還有可能還保留包括遼闊的藏、疆，甚至東北在內的廣闊邊疆地區嗎？

最后，這也是最重要的，戰略上相對弱勢的一方應該怎么戰勝這種弱勢，像譙周說的，通過靜觀其變來等待時機嗎？歷史上看，至少在中國，沒有這樣的例子，戰略上的斗爭是一個不進則退的過程。我們之前已經談了，一個統治集團進入割據茍安的過程 ，就是一個自我閹割的過程，是做不到像譙周等人所吹噓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周文王，只能是日暮途窮。

夫戰者，勇氣也。在戰略上有守勢，有攻勢都很正常，但失去了進取的勇氣，是注定要失敗的。也許會有人舉日本德川家康的例子，但德川家康也是在小牧長久手會戰里能打得贏豐臣軍才有資格談條件。幕末的四強藩也被認為是臥薪嘗膽的例子，但江戶三百年，恰恰是外藩與江戶幕府形成動態平衡，明爭暗斗的三百年。

何況中國不是歷史上長期諸侯割據的日本，是有著大一統傳統的。一個戰略上弱勢的團體，如果放棄了戰略上的主動進攻，是必然要進入死守，最后守死的態勢的，歷代進入蜀中的割據政權都是這樣結束的。在中國，任何割據的形成，就是掉隊的開始，最后必然要被率先完成了內部整合的強敵用優勢的力量所壓服。

譙周和他的后世徒子徒孫，始終模糊的是暫時的后退以獲得有利的態勢和根本性的自我閹割來乞憐的區別。他們慣于用一時的挫折需要的政策調整來推動無法挽回的妥協讓步，就好像為了減肥鋸掉雙腿一樣。

我們從根子上說，譙周和他的后世徒子徒孫，始終模糊的是暫時的后退以獲得有利的態勢和根本性的自我閹割來乞憐的區別。就像姜維的北伐，在蜀漢國力衰退的時候是應該調整，但調整到內政紊亂，戰守不定，忠良紛紛噤聲避禍，這就是另一回事了。

投降派的目的不一定是跳船分家分行李，更多是像秦檜一樣挾洋自重，大搞內殘外忍。而投降派這套理論，也不僅僅只是單純的歷史教訓。就像我們在新中國開國之初，面對以美國為首的強大的“聯合國軍”，老一輩人通過艱難的戰斗來贏得敵人的忌憚與內外的團結呢，給出了自己的答卷。

而站在后輩，站在歷史巨人的肩頭來看，無論一個組織，一個國家，挫折是難免的，暫時的隱忍退卻是允許的，但大義的旗幟，長期斗爭的勇氣與信念，是不能不堅持的。在我們的時代，典型如蘇聯就是一個退一步，步步退，最后收不住腳，一路退到崩潰的例子。

說到底，任何斗爭都是一個致人而不致于人的過程，絕不能把存續的希望寄托于敵人。唯物主義者應該始終把握住斗爭的主動性，只有這樣事業才能長久的存在下去。

而作為后輩，站在歷史巨人的肩頭來看，一個國家，或者組織，始終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投降派哲學的核心與最能蒙蔽的地方就在茍安上，而茍安也未必就一定會表現為投降派，也完全可以表現為不惜故步自封，乃至反動倒退來維持統治集團的既得利益。從這個角度說，無論強弱，始終進取，在面臨有外患時，敢于戰斗，在面臨內憂時，敢于不斷的自我革命，這才是組織或國家存續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