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戎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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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又“撒幣”了...

繼1.9萬億美元的疫情紓困法案之后，4月1日拜登再度出手，宣布推出一項總耗資高達2萬億美元的基建計劃，旨在重振美國的交通基建和制造業，改善美國芯片、能源等領域的地位并保持競爭力。

在位于匹茲堡木匠協會培訓中心的政策演講中，拜登強調：這是美國戰后以來最偉大的就業機會計劃，它可以幫助美國“在全球競爭中擊敗中國”。

誠然，類似于蘇聯那種工業基本靠財政豢養，無法產出足夠的經濟效益，的確是美國對華競爭中的短板，而完善且先進的基礎設施又是發展有國際競爭力工業體系的前提條件。

但問題是，美國的工業和基建困境是“撒幣”能解決的事兒嗎？

只能說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何為理想？

根據拜登的政策演講，兩萬億基建計劃將分攤到以下層面：

6120億美元：用于修繕橋梁、公路和高速公路，并對其進行現代化改造；擴大公共交通系統并對其進行現代化改造；改進鐵路系統；投資電動汽車；改善港口、水運和機場。其中，投資規模高達1740億美元的電動汽車是該計劃中單項開支最大的項目。

5800億美元：用于振興制造業、研發和就業培訓等。包括美國史上最大的1800億非國防科研項目，以及500億的國內半導體制造投資。

3000億美元：用于改善飲用水設施、擴大寬帶接入和升級電網。

3000億美元：用以建設和改造200萬套可負擔住房，以及建設和改善學校，主要針對薪資較低和價值被低估的工人。

4000億美元：用于家庭護理人員和老年人、殘疾護理。

除了最后一項4000億護理計劃，其他投資都是圍繞重振美國工業，恢復美國制造國際競爭力展開的。比如對交通的現代化升級能提升物流效率，對電力系統和網絡系統的升級能確保美國可以趕上工業自動化生產的浪潮，對教育的投資集中于實用技能廣泛的工人。

而從投資的側重范圍來看，也能分析出美國在未來兩國制造業競爭中的發力點，即ICT產業。

根據《2021年國防授權法案》（NDAA）中“為美國生產半導體創造有利激勵”（CHIPS for America）的條款，政府將為企業提供高達30億美元的資金在美國建造一座晶圓廠。

6120億投資計劃的側重點在電動汽車：這是目前ICT產業中經濟效益最大，對本土供應鏈整合能力和技術提升能力最大的終端成品。

有必要指出，由于全球汽車產業由燃油車賽道轉向以電力驅動和智能化操控的新能源賽道，整個汽車產業供應鏈正在經歷百年來最大的洗牌，各種電子控制元件在車身的大范圍應用，使得汽車逐漸成為ICT產業最重要的下游產業。

不論是華為輪值CEO胡厚崑笑稱“似乎現在做ICT的公司不談車就落伍了”，以及小米宣布進軍造車行業，都是汽車產業ICT化的有力證明。

加之新能源汽車又是民主黨全球氣候戰略的重要一環，所以必然它必然成為中美制造業終端成品交鋒最激烈的戰場。

當下，美國有品牌優勢，而中國則掌握著新能源汽車的整條供應鏈，從原材料級產品的鋰礦資源到材料級產品的鋼鐵，從專用級產品的電池、電機、電控到終端成品的汽車，以及下游配套的道路設施、充電設施以及維修服務，中國都擁有獨一無二的優勢。

5800億投資計劃的側重點在半導體制造：這是ICT產業中承接上下游供應鏈最重要的一環，具有典型的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人才密集型三密效應。與新能源汽車相反，擁有控制供應鏈的優勢，但制造能力匱乏。

就現階段而言，全球半導體產業鏈基本上以美國為核心，一方面是因為作為技術策源地的美國掌握著諸多產業專利，另一方面則是其在上游控制著諸多重要的材料級產品的供應。比如用于7nm制程以下的EUV光刻機，核心的光蝕刻微影技術所需的深紫外光源非美國Cymer的光源設備不可。

不過，由于制造能力的匱乏，使得美國無法在ICT產業鏈中實現良性的閉合循環，抗風險能力較弱，這為美國在中美未來以ICT技術為落腳點的制造業競爭力上，埋下了不少隱患。

而造成美國半導體生產能力匱乏的主要原因，則是基礎設施的陳舊。

半導體生產是資源消耗大戶，以TSMC為例，一條3nm生產線的耗電量，相當于整個臺東地區的總和；此外，其對水資源的供應也非常嚴苛，根據TSMC2019年度報告，僅竹科廠區單日用水量便達到5.7萬噸，占該地區總用水量的三分之一。

前段時間德州暴風雪災害的對美國基礎設施的影響大家也看見了，供水和供電系統大面積癱瘓。

抗壓能力如此差的基礎設施，又如何能支撐起大規模的工業發展？尤其是半導體這種精密器械的生產，一遇到斷水斷電，整條生產線就會半報廢，之前三星的生產線就因為供電中斷損失超過百億韓元。因此，解決基礎設施配套是美國重振半導體生產能力最關鍵的一環。

綜合以上信息，我們不難看出拜登的2萬億基建計劃的直接用心，就是要通過確保對華ICT產業競爭的優勢贏得兩國科技和經濟的博弈，進而取得總勝利！

除此之外還有兩層目的：

1、解決失業問題，未即將到來的全球性危機做沖撞準備；

2、為所謂的民主國家全球基建援助計劃做鋪墊，阻止以中國為首的多梯度全球新產業分工體系的形成。

但還是那句話，理想是豐滿的，現實是骨感的。

美國各方面基礎設施由于二戰前就已完善，到現在已經非常落后于時代的發展

何為骨感的現實？

以當前美國的現狀要完全落實這項計劃的代價過于高昂！

第一，高達兩萬多億美元的投資，資金從哪里來？

美國的財政支出來源主要有兩個渠道：一個是建立在美元霸權基礎上的債務，一個是稅收。

又舉債？

不完全現實！

中國知名經濟學者，重慶市前市長黃奇帆在去年的專題演講中指出：美國的政府債務不能超過美國GDP的150%，極限是200%。

如果超過150%美國國家信譽將破產，美元的霸權地位會直接崩潰，超過200%的極值則必然該國系統性的經濟危機。截止3月底，美國總債務為28萬億美元，距離150%的限值只差2萬億。屆時，美國每年需要償還的本金加債務接近4萬億的高位。

可問題是美國2020年由稅收構成的實打實的財政收入，也才不過4萬億美元，公共開支同樣為4萬億美元，哪來的余糧還錢？

美國還不起錢，各國政府、企業、銀行、金融機構就不會再信任美債，美國政府的國債一旦賣不出去，美元也就沒法發行了，如此惡劣循環下去，結果必定是崩盤。

據統計，整個2020年全球央行拋售美債規模接近萬億，包括日本、德國在內的29個持有國不同程度持減，其中第二大買家中國的拋售規模高達520億。

既然不能完全靠借錢解決問題，那就只剩下一條路，即加稅！

根據計劃內容：

美國本土的公司稅從現在的21%提高到28%；對跨國企業海外收入征收最低21%的稅率，以防止跨國公司將利潤轉移到低稅國家；嚴格管理公司通過與外國公司合并的方式避稅；對將資產轉移到海外的公司取消稅收優惠，對將工作外包到其他國家的公司取消稅收減免；對公司給股東的分紅收入征收最低15%的稅；取消對石油行業的稅收優惠；要求美國稅局（IRS）加緊對大公司的審計，拜登還表示，在加稅計劃中他們不對年收入低于40萬美元的人增稅。

對此，我只想表示，說的永遠比做的好聽！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力的強力機構，IRS的傳說在中文互聯網上滿屏瘋傳，什么黑社會老大、毒梟都不敢逃稅的帖子更是不勝枚舉。

可打臉的是，彭博社3月23日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最富有的人（占美國人1%）五分之一的收入沒有繳納所得稅，逃稅現象非常嚴重！

豪紳有錢不能加稅，窮人沒錢也不能加稅，那最后的大頭只有落在中產階級頭上（美國現在的問題很類似于中國古代王朝末期遇到的問題）。

好家伙，可不可以換一只羊薅毛？

08年后金融危機時代，美國內部矛盾升級的主要導火索，便是作為美國社會主體結構的中產階級收入持續下滑引起的各種問題。截止2018年底，收入占美國前10%的家庭平均擁有450萬美元，中產階級家庭平均財富為34萬美元。前者是后者的13倍，但在1989年時，這個差距只有7倍！

所以，民主黨這次通過加稅為基建計劃補充燃料的結果只有一個：使美國本就不可調和的內部矛盾進一步升級，民粹勢力、極端右翼力量、白人保守主義將發展到新的高度，美國社會更加撕裂，全面內亂的風險急劇上升。

第二、產能哪里來？

這么大規模的基建必然涉及到驚人的產能和勞工隊伍，全世界能同時兼具兩者的只有中國。

但拜登已經把態度闡明了，搞基建計劃就是和中國展開全球競爭，你覺得美國會讓我們來做這個包工頭嗎？排除中國，越南、印度的基建先不說技術上能否過關，產能能不能滿足還得打個問號，最多解決水泥供應。

美國自己上場呢？

勞動力好辦，邊境大門一打開，成百上千萬移民敞開了用，大部分基礎設施修建只要識字培訓幾天就能上崗。可還是那個問題：產能從哪里來？

基礎設施所涉及到的專用級產品，如水泥、鋼筋混凝土、陶瓷、玻璃、工程塑料、木材等東西，都需要一個規模不小的重化工業體系生產，美國想要一勞永逸解決基礎設施供應鏈去中國化的問題，就必須要在己方勢力范圍內重建早在七十年代就被轉移出去的重化工業體系。

在本國重建？

先不說追加的錢能不能到位，最關鍵的是重化工業會產生大量的CO2，屆時巴黎協定必定作廢，這又與民主黨美國推行的環保戰略背道而馳。

搬到墨西哥倒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人口多（1.3億），廉價勞動力豐富，各種資源也還尚可，并且地緣位置就在美國邊上，不僅利于控制，且配套建成后物流成本低，生產環節上銜接方便，CSG（美國智庫，中國戰略組）也多次向白宮建議將墨西哥視為美國供應鏈去中國化的重要一環。

不過，想要把它打造成替代中國的中低端零部件和重化工業產品供應商，就必須確保該國處于長時間的和平穩定狀態。

眾所周知，墨西哥毒販勢力相當猖獗，政府禁毒多年越禁越大，歸根結底是因為販毒集團與CIA的利益糾葛盤根錯節，販毒集團的分成是CIA獨立于政府財政之外最主要的經費來源渠道之一。

拜登想解決墨西哥販毒問題，推動工業化發展，意味著必須動CIA相關利益集團的蛋糕。

這...不又回到肯尼迪的老路上來了嗎？

第三、缺乏將政策貫徹落實的長期性強勢政府

全國性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個漫長的周期過程，大領土面積的國家更是如此，所以很是依賴一個強勢政府堅定、長期地投入。

第二次工業革命后，美國首次全國性基礎設施建設從羅斯福時代開始到二戰爆發，歷經二十多年五屆政府貫徹落實；即使是在現代技術加持，有著龐大勞工隊伍的中國，源自于2008年的大基建計劃也歷時近十年才完成。

現在美國還能具備這么堅定且能完全貫徹落實既定方針的政府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從里根新自由主義開始，美國商業活動去監管化愈演愈烈，政府從管理者淪為利益包庇者，只看得見短期收益，而不愿為長期利益努力。再加上內部矛盾的撕裂，下一屆政府出現特朗普這種極端總統概率很高，很難有人愿意為民主黨這份得罪大多數人選票的政策進行持續性的穩定投入。

綜上所述，盡管拜登和民主黨能準確抓住核心矛盾點，也愿意為之做出努力，但能不能奏效還得另當別論。即便能，以付出進一步撕裂美國的代價去與中國競爭結果必然是重蹈蘇聯的覆轍，敗局已定。

簡言之，以問題的本質講，美國在對華競爭中敗局已定的大勢，從來不是中國有多強大造成的，而是由美國深入骨髓的、不可逆轉的、腐朽到極致的內部問題所演化的。

須知，自古以來一個強大帝國的完全崩潰都是源于蕭墻之亂！

1927年，當時只有十歲的世界級建筑大師貝聿銘，在從蘇州前往上海的途中看見了一座龐然大物，由彼時國際頂級建筑設計師拉斯洛·鄔達克設計的遠東第一高樓——上海國際飯店。

該飯店共有24層、高近百米。在那個只為圖存的二三十年代，一座24層高的飯店，足以震撼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