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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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國內媒體報道，日本東京電視臺前幾天去浙江刺探了一番美國大選的選情。

不過，他們這次沒去義烏，而是直接去了浙江永康給美國大選做應援物品的工廠。

廠家表示，疫情之下美國人的訂單不減反增，而且來自川普方面的訂單要遠超拜登。

根據以往的經驗，特朗普這算是連任穩了？

其實不能太迷信，畢竟“義烏指數”多少沾點兒玄學。

而且，也許拜登方面跑到珠三角下了大單。

反正不管誰干總統，帽子旗子都得從中國訂。

生產蘋果手機離不開中國，大選用的帽子旗子也離不開中國嗎？

01.

2016年美國大選，大洋彼岸的“義烏小商品市場”一戰封神。

那年美國主流輿論和民調都覺得川普是個陪跑，但是義烏這邊的小老板們接到的川普應援品訂單，卻遠遠高于希拉里。

大選之后一位在義烏生產旗幟的老板表示，他在五個月前就知道特朗普很有可能當選，因為手里的訂單量說明了一切。

其實這有點兒事后諸葛亮了，而且川普當時的得票比希婆少了280萬張、最后是靠著“贏者通吃”才險勝突圍。

但不管怎么說，應援品訂單量的遙遙領先也側面反映了川普支持者的熱情。

自此之后，網上關于“義烏指數”的討論不絕于耳，義烏小商品市場及其背后依托的中國制造業成了網友口中的“國際形勢預測基地”。

義烏小商品市場創建于1982年，現在擁有7萬個商位，21萬從業人員，日客流量達到21萬余次，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場”。

這里經營的商品種類齊全，囊括16個大類、4202個種類、33217個細類、170萬個單品。

義烏小商品市場只是一個交易市場，而冰山之下是中國無數的生產企業、制造工廠。

吃瓜群眾對于這些企業、工廠的認識基本都是管中窺豹、一知半解。

這些企業、工廠原先很多都是一個個的家庭小作坊，然后通過整合發展成為現代化的制造工廠，進而形成一個龐大的產業集群。

中國有許多“超級制造小鎮”，最初就是通過一個個的小作坊整合起來的。

這些經過產業整合的小鎮、小城生產的商品可以攻占日韓、遠銷歐美，甚至壟斷全世界的市場份額。

比如：

山東濰坊的鄌郚鎮，生產了全世界30%的吉他；

江蘇泰興的黃橋鎮，生產了全國70%、全世界30%的小提琴；

河南商丘的稍崗鎮，生產了全國85%、全世界50%以上的鋼卷尺；

遼寧葫蘆島的興城市，生產了全國50%、全世界30%的泳衣；

江蘇丹陽市，生產了全國75%以上、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眼鏡；

湖南邵東市生產了全世界70%的打火機；

江蘇揚州的杭集鎮，生產了全世界70%的酒店用品；

這些小鎮、小城從一個個的手工作坊不斷成長為壟斷全球市場的現代化企業，為“中國工廠”的崛起添磚加瓦。

今天，我們就扒一扒這些小鎮背后的傳奇。

02.

先從煙民的最愛——打火機開始說起。

如今全世界70%的一次性打火機，都是由湖南省邵東市生產的。

邵東，一個不到一百萬常住人口的縣級市，卻有將近20萬人投身于打火機產業。

這個小縣城憑借打火機這樣一個不起眼的小玩意，做到了世界第一。

這個保留著當年星星之火的革命老區，用一個個小小的打火機，穿越時空點亮了全世界。

邵東人做打火機，要從一次爆炸開始說起。

2000年6月30日上午8時，廣東江門市一個與香港合資的煙花廠發生了特大爆炸事故。占地23公頃的廠房內32座建筑物被瞬間夷為平地，160多人受傷、34人死亡、3人失蹤。

事故之后，廣東的煙花爆竹和打火機企業全部停業整頓，一些人口密集區的工廠被紛紛關閉。

就這樣，廣東地區的打火機企業迅速向內地轉移。

敏銳的邵東人民很快捕捉到了這個商機，大約有200家生產打火機的小作坊如雨后春筍般地在邵東大地浮現開來。

一棟小二樓，二樓住人、一樓就可以當作坊。裝配、充氣、試火，一個70歲的老漢在那兒坐一天，就能賺幾十塊錢。

其實，我國很多地方的制造業最初都是這種家庭式的小作坊，然后慢慢發展壯大。

這種小作坊雖然充滿了生機，但是安全隱患非常大。

尤其是做打火機生產，非常危險，那時候小作坊的工人都是徒手拿著充氣罐子給一次性塑料打火機充氣，一不小心就炸了。

所以當時邵東的警方，無奈之下只能重拳出擊，盡可能去搗毀那些存在安全隱患的作坊。

但是這些作坊畢竟牽扯到很多人的生計，堵不如疏。

2005年，當地開始把這些家庭作坊整合成為現代化的工廠。

兩年后，邵東13家具備出口資質的打火機企業聯合組建了行業監管委員會，開啟統一定價、統一配額、統一運輸的良性競爭局面。

自此之后，邵東的打火機產業越來越規范化，到今天發展成了全球最大的打火機生產基地，設計研發、組裝制造、銷售展示一條龍。

2009年，6家打火機企業和5家配套企業合并成為湖南東億電氣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這家企業每天可生產350萬只打火機，遠銷全球86個國家和地區。他們的負責人自豪地說：“全球在售的打火機中，每5只就有1只是我們的產品”。

很多人可能會說，一個打火機有什么牛逼的？把零件拿過來，自己在家里就能組裝。

但問題在于，你是能自己組裝出來，可你能盈利嗎？

有沒有發現，今天的打火機價格跟二十年前相比差不了多少，你可以去搜下批發價，也就兩三毛錢一只。

正因如此，只有產量足夠大，才能有的賺。

打火機的出口單位是按集裝箱算的，一個集裝箱能裝一百萬個打火機，如果一個月做不了十個集裝箱的貨，就賺不了錢。

所以，低價的背后是巨量的產能、是強大的成本控制能力。

而要保證產能、保證成本，靠的就是先進的技術。

就拿上面提到的東億電氣來說，這家企業已經在2018年實現了全自動化生產，人工相較之前已經減少80%減到了1000人，而產量卻提升了40%。

所以打火機并不low，要沒有先進的技術和管理，這些企業怎么可能做到世界第一？

03.

第二個說說小提琴。

小提琴這種西洋貨，很多竟然都是中國產的。

江蘇泰興縣的黃橋鎮，被譽為中國的“提琴之都”。

黃橋鎮現在擁有200多家生產樂器的企業，各類提琴的年產量達到70萬把、占到全國70%、全世界30%的市場份額。

黃橋這樣一個20萬人口的小鎮，為何會去生產小提琴呢？

1968年，上海提琴廠的幾位工人來到黃橋，幫助廠里加工一些琴頭、弓桿之類的配件。

1970年，上海民族樂團團長何彬被下放到黃橋。

正是這幾個人，讓這個靠著燒餅聞名的鄉下小鎮，與西洋樂器結下了不解之緣。

何彬來到黃橋鎮的第二年，當地的溪橋公社就成立了溪橋樂器廠，何彬做負責人，給上海樂器廠生產零配件。

1973年4月22日，溪橋樂器廠生產出當地的第一把“向陽牌”小提琴。

產業的發展需要各種適宜條件甚至是機緣巧合，但歸根結底最重要的還是人。有時候，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可以拯救一家工廠、挽救一個產業。

也正是1973年，黃橋提琴產業發展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李書進入溪橋樂器廠做起了學徒工。

李書從學徒工干起，后來又做會計、供銷科長、生產科長，后來一路干到廠長。

1980年，他接手溪橋樂器廠，當時的廠子已經是風雨飄搖，廠里的總資產不到18萬元，工人已經8個月沒有領到工資，外債更是達到將近80萬元。

李書接手樂器廠當天就開始整頓風紀，不能打架罵人、不能偷廠里東西，否則就開除。

此后的10天里，就有13名工人因不服從管理被開除。

李書的鐵腕管理，再加上科學的生產布局，溪橋樂器廠迅速回到發展正軌。

1984年，溪橋樂器廠和上海提琴廠簽訂了10年的聯營協議，兩家四六分賬。

俗話說背靠大樹好乘涼，李書的廠子借著上海大廠的勢能，在十年里發展迅猛并且彎道超車。

1995年1月，溪橋樂器廠從上海提琴廠獨立出來單干。就在獨立當年，溪橋樂器廠一躍成為中國第一大提琴生產商。

一年后，廠子更名為風靈樂器有限公司。

但這時，國內市場已經飽和，想要進軍國外，產品質量又不過關。

提琴生產是個精細活，整個制作流程需要近200道工序，每道工序都需要熟練的工匠精心打磨。任何一點疏忽，都會對提琴的音質產生影響。

那個年代想要進軍國外，就必須向國外學習，一點點鉆研別人的產品和技術，同時花大力氣培養高水準的技術工人。

為此，李書遠赴意大利、韓國、日本等地考察，把國外的小提琴買回來，讓工人們細細鉆研學習。

同時，李書也在小提琴的材料上下功夫，探索出一種新的木料處理工藝，極大地提升了提琴的音質。

此后，風靈樂器在國際市場上一路攻城拔寨、走向巔峰。

如今，黃橋已經成了名副其實的“提琴之都”，這個20萬人口的小鎮，竟然盤踞著119家樂器企業，有多達3.5萬人都在提琴行業里摸爬滾打。

其中在3.4萬人的溪橋社區里，從事提琴生產的就多達2萬人。

現在外國人買的每三把小提琴中，就有一把產自黃橋鎮。

你以為這就完了嗎？

不，黃橋不只是在生產提琴。

當地人除了會造琴，還會拉琴、會賞樂。

那些投身于提琴產業的黃橋人，他們長期沉浸在音樂和琴香的氛圍中，很多都會讓自己的孩子從小開始學琴、練琴。

“如果女兒將來能成為提琴老師，她就可以從更專業的角度，來提升我的制琴技藝”，一位自己擁有工廠的制琴師說到。

▲黃橋的小學生在演奏小提琴

爸爸做琴、女兒拉琴，耳濡目染、師徒傳承，隨著時間的沉淀，原本的制造基地就慢慢變成了藝術基地，原本的提琴之都就慢慢變成了音樂之都。

最近十年，黃橋已經累計培訓了各類音樂藝術人士1萬多人次。黃橋人是要把自己的家園打造成樂器產業和音樂產業共同驅動的“愛樂之城”。

黃橋已經圍繞原有的樂器文化產業園打造了一個非常牛逼的主題小鎮——“琴韻小鎮”，集樂器文化、創新、教培、生活體驗于一體。

2018年，它被評為江蘇省首批特色小鎮、全國特色小鎮。

▲ 形似小提琴的主題公園

黃橋這樣一個普通的小鎮，不僅靠一個西洋樂器大舉攻占全球市場，還打造出了全國首個以提琴文化為主體的文化體驗旅游風景區、全國最大的樂器博物館。

這還是我們想象中的制造業嗎？

如果能像黃橋這么發展，那制造業就可以給更多的領域去賦能，把人們工作掙錢的生產基地打造成賴以生存的生態家園。

04.

“超級制造小鎮”崛起的傳奇，在中國還有好多好多。

比如遼寧葫蘆島的興城市，現在壟斷著全國50%、全球30%的泳裝市場。

這個被授予“中國泳裝名稱”殊榮的東北小城，也是從80年代的手工作坊干起來的。

一個家庭小作坊干的不錯，馬上就會把街坊鄰居帶起來一塊兒干。有人做印染、有人做內襯、有人做商標、有人做包裝，一個個的小作坊，組合起來就是一個龐大的產業集群。

如今的興城，不僅僅是單純的泳裝生產基地，更是全球最大的泳裝產業集散地、時尚設計的發布中心，從而直接帶動了當地的旅游產業。

還有深圳龍崗區的大芬油畫村。

油畫，這又是西洋玩意兒。

大芬原本就是一個300人的小村子，核心區域也就梵蒂岡那么大。1980年代末，一位香港畫商來到這里，靠著當時廉價的房租和人工成本進行油畫的臨摹生產。

自此，來自西洋的油畫文化徹底改變了這個村子。

如今，大芬村內聚集了60多家知名企業、1200余家大小畫廊和門店，從業人員達到8000多人，再加上周邊社區的從業者更是達到20000人。

大芬村已經成為全球最重要的油畫交易集散地，現在每年全國70%、全球約一半的裝飾用油畫，都是大芬村生產的。

還有河南商丘的稍崗鎮。

這里聚集了4800多家工量具企業，生產出全國85%、全球超過一半的鋼卷尺。

1978年，當時的6戶農民為了謀生，靠在國營廠撿報廢的殘尺條組裝變賣。據說這些人后來都成了萬元戶，同時也帶著當地的農民發家致富。

與其他地方差不多，稍崗鎮的鋼卷尺產業一開始也是小作坊，然后又經歷了產業整合和技術升級。現在已經做到了年產鋼卷尺15億只、工量具1.5億只。

江蘇省丹陽市生產的眼鏡，早在80年代就已經聲名遠揚。

而丹陽市之所以能與眼鏡結緣，也是與當初一批被下放的技術工人有關。

上世紀60年代，一批從上海、蘇州眼鏡廠被下放的技術工人來到丹陽，并在當地社隊的組織下進行眼鏡制造。

后來，丹陽的很多社隊也都紛紛開始復制“窩棚眼鏡廠”的經驗，一下子搞出十幾個眼鏡廠。

如今丹陽生產的眼鏡，把持著全國75%以上、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場份額。

……

類似的傳奇故事還有太多太多。

寫在最后：

打火機、眼鏡、小提琴、鋼卷尺……這些在我們生活中很不起眼、或者我們很少接觸的東西，卻被那些小鎮、小城做到了極致、做到了第一。

使用這些產品的人可能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些小鎮的名字，但這些小鎮的居民卻默默無聞地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通過這種不可思議的方式統治著屬于他們的世界。

正是因為有那么多盤踞在大江南北的超級小鎮，才有了義烏的奇跡、才有了“世界工廠”的奇跡、才有了“made in China”統治全球的奇跡。

當我們走進“世界工廠”，看到的不再是我們想象中零星散落的小作坊，而是諸如“超級制造小鎮”這樣一個又一個的現代化產業集群。

當人類文明向前邁進的同時，社會分工也高度細化，以至于我們喪失了對社會運轉的完整認知。

我們不知道一把小小的鋼卷尺是如何丈量天地的、我們不知道手中的打火機是如何點亮世界的……

中國人不知道、美國人不知道、生活在21世紀現代化社會中的人類，恐怕沒幾個人知道。

這一切都不是上帝賜予的，這是當代中國人用智慧和汗水鑄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