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潮沉思錄（ID：xinchaochensi）

作者：貓騎士

近期，“脫鉤”這個詞成為中美對抗的關鍵詞匯，無論人們承認不承認，隨著特朗普政府在關閉休斯頓大使館以及對中國互聯網公司完全超越了基本政府規則的打壓，使中美看起來確實向著完全獨立的兩個世界的未來一路狂奔。

考慮到特朗普在大選選情方面極度不利的現狀，他進一步將這種對抗升級，從而激化中美矛盾的動機是充分而又迫切的。因此，國內輿論也對“中美脫鉤”問題展開了廣泛的討論，這種討論既是出于對現實的擔憂，也是出于對未來的關切，畢竟，在享受了冷戰結束后30年全球化紅利的中美雙方，在面對這個由于不可捉摸的關鍵人物導致的不可預知的未來時，恐懼總是大于希望的。在這種大背景下，深入探究“中美脫鉤”這個議題背后所包含的信息，也就是應有之義了。

首先必須明確一個簡單的事實：在貿易戰開打以來，除了有些不理性或者別有用心的人，中國，無論是官方，還是輿論，還是民間，從來沒有統一的聲音鼓噪主動和美國脫鉤。貿易戰是也一直是中國政府在被動應對，所有對中國的沖突都是美國主動挑起。而雙方的貿易順差反而進一步拉大，這說明無論從官方還是民間，都不愿主動脫鉤，我們所討論的“脫鉤”，實際上是對一個有可能到來的，無法選擇的結果做出應對的行為。

其實如果關注近幾年中美雙邊關系的變化過程，就會明確的知道，所謂的“脫鉤”，無論是作為一個概念，還是作為一種國際關系的行為，都是由美方主動提出或實踐的。而這種行為的理論基礎，則是川普政府的重要幕僚，現任美國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總統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的一個觀點：中國需要美國，遠大于美國需要中國。對于“貿易戰”這種手段本身,納瓦羅更是露骨地說：“由于美國擁有遠遠大于其他國家的實力,其他國家不敢采取報復性措施”。

在這里，我們且不去討論一個連競選用的帽子都要依靠中國的國家有沒有資格說這句話，但毫無疑問的，特朗普政府確實認為，美國與其他國家力量的不對等本身，是美國制裁打壓其他國家的依據，雖然聽起來有些本末倒置，但倒是符合特朗普政府顛倒的行事邏輯。

簡單介紹一下納瓦羅，一位出身貧寒的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主張貿易保護主義和重商主義。是的，他還主張重商主義，在2020年主張一種信用貨幣時代之前的經濟理論，看起來確實有些可笑，但種種跡象表明，納瓦羅確實不太清楚全球化的時代的美國到底依賴什么樣的經濟模式，而就是這么一個人在操弄特朗普政府的對外經濟戰略，我無意懷疑納瓦羅先生的專業性，但我覺得他確實更像塔羅牌上那個光鮮亮麗的愚者。

而就是這位愚者，無論是有心還是無意，揭示了美國“脫鉤”戰略的底氣，即認為其他國家更需要美國，其潛臺詞是—基于全球化體系，美國為世界提供了更多的公共服務。無論這種觀點是否符合目前的現實，但毫無疑問特朗普政府認同并實踐著這種觀點。考慮過去三十年已經發生的一切，也不得不承認，在相當程度上這種觀點是站得住腳的，所謂愚者千慮亦有一得，大概就是如此了。

然而從貿易戰開戰以來的種種現實來看，這種“脫鉤”戰略，不但遭到中國社會的反對，同樣也遭到美國社會的反對，無論是急切的渴望出口大豆的美國農民，還是在與中國手機產業的合作中賺取大量利潤的高通，或是依賴中國用戶的蘋果，都在不同程度以不同的方式或積極或消極的反抗著特朗普政府缺乏邏輯的打壓策略。

這是為什么呢？原因也很簡單，無論怎么分析，無論站在什么立場，都不得不承認，中美之間的交流，包括而不限于貿易、服務、人才、科技，對雙方來說都是帕累托改進，會促進雙方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美國的糧食和高端科技產品，中國的中高端工業產品和廉價日用品，都是雙方喜聞樂見不可或缺的需求。

在貿易交流對雙方都有好處的情況下，雙方卻都在提脫鉤，那一定有地方出了問題。那么問題在哪呢？

讓我們把時鐘撥回25年前。隨著蘇聯解體美國獨大，單一的全球化經濟體系形成的條件已經成熟，1995年，以美國為首的主要發達國家牽頭成立了WTO，時至今日，隨著加盟團體越來越多，已經成為一個經濟意義上的“聯合國”。從WTO提出的基本原則我們不難看出，這是一個致力于公平、協商，消除壁壘促進商業要素自由流動的聯盟，目的在于促進經濟的全球化發展，消除區域不平衡，盡可能降低國力的強弱對商業行為的影響。

從更中立的角度講，WTO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國家的主權，為資本的自由流動提供了法理支撐。從WTO長達25年的運行情況來看，確實起到了應有的作用，也改變了過去企業爭端缺乏途徑結果由國家介入引發成“炮艦外交”的混亂，大家變成了體面人，坐下來談代替了舞槍弄棍。經濟實體的理性爭端代替了政治實體的無序對抗，也意味著在國際商業交流中，國家主權力量的介入失去了正當性——這里并不是說國家主權力量不再介入經濟體的爭端，而是說不再以支持企業正常經濟行為的名義直接介入爭端，“Business is business”。

但就像《動物莊園》里的名言一樣：在農場里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但一部分動物比另一部分更平等。WTO隱藏著一個至關重要的細節，一個運轉良好的貿易聯盟，除了文本、成員國的認可以及公正的執行，還必須給予最具體的物理層面的保障，例如全球海運的安全保障—美國的大艦隊、單一的國際貨幣體系—美元體系，統一的貨幣結算系統—SWIFT等等，這就是全球化的物理實體，而這些東西屬于誰呢？不言自明，所以美國自然就成為了那個“更加平等”的動物。有賴于此，美國實際上通過全球化獲得了一種超越國家主權和資本力量的排他性權力。

這種權力在捍衛全球化體系時，表現為國際公共服務，但當有國家漸漸有了能挑戰美國的能力時，這種權力就成為了打壓的手段。自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爭端至今，雙方斗爭的方式已經逐漸由單純的貿易戰、轉向技術封鎖，再向冷戰轉化，從最早雙邊的貿易談判，到后來對華為的技術清單封鎖，到現在揚言要將中國驅逐出SWIFT系統，以及從來沒有停止過的基于海權的軍事威脅，美國在越來越深入的使用這種超主權賦予的力量。如果說美蘇冷戰是兩個君王的戰爭不得不你死我活，那么中國則是現有美國主導世界體系的一部分，這種行為，更像是帝王迫使一位諸侯臣服的行為。

這就是中國在全球化體系中面臨的悖論：在美國主導的這個全球化體系里，一方面享受著對非美國家貿易超脫主權影響的好處，另一方，又不得不忍受美國超主權力量的壓迫。同樣，這也是美國挑起貿易戰的動因，沒有什么比超越主權的力量對一個世界帝國更加有吸引力，但問題又接踵而來，這種超主權的力量，是不是真的對美國帶來了不用付出代價的無窮好處？

現實告訴我們，美國依賴這種力量，獲得了無盡的好處，包括并不限于——全世界的廉價商品，全世界最聰明的腦袋，山巔之城的意識形態吸引力等等等等，但令人困惑的是，這些好處隨著時間的推移并沒有讓美國變得越來越強大，而隨著貿易戰和新冠疫情的肆虐，反而削弱了美國的國家力量，暴露了美國外強中干的本來面目。這是為什么呢？

答案的關鍵就隱藏在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則——資本的逐利性這里。根據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里詳實的資料佐證，17世紀以后，資本整體進入了一個正向的增長的階段，這也就是資本主義的發端。資本增長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擴大再生產，也就是說其增長的方式是指數增長，這也就意味著，資本總是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填補現有市場的利潤空間，從現實的歷史進程看，無論是技術進步，還是早期全球化的發展，在利潤空間的拓展速度上，總是落后于資本的增長速度的。這就導致了一個現實，大多數時候，資本并不總是有利可圖的，避免因為折舊而被消滅，才是最重要的任務。因此，那些流動性最強，折舊率最低的載體，就成為了資本不斷追逐的目標—流動性最強，意味著總是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到達利潤洼地，折舊率最低，意味著耗散的速度最慢，可以以最大的可能性等來新的增長周期。我們在現實中所見的“脫實向虛”“去工業化”，其實就是這種特性的體現。

這種追逐不是沒有極限的，最終的極限，就是一種可以盡可能無障礙的流動的，折舊率為零的，可以容納足夠多的資本的載體，而這種載體，在冷戰結束之后，隨著以wto為標志的全球化體系的建立終于產生了，它就是美元。

讓我們細數美元所具備的幾種主要特點，首先，受益于美國的排他性主權，美元成為了絕對強勢的唯一世界貨幣；其次，受益于WTO、SWIFT等貿易金融工具，美元的流動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除了極少數具有資本管制能力的國家，美元橫行無忌；最后，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美元發行的準備保證由實物變成了美國國家的力量，近乎無限，更重要的是，發行美元的權力是美國獨有的。

對于美國來說，既然已經掌握了這樣的一種可以盡可能無障礙的流動的，折舊率為零的，可以容納足夠多的資本的載體，作為完全遵循資本主義邏輯的經濟模式，與其繼續出口實物，為什么不直接出口美元呢？所以，美元作為商品出口，就成為了美國經濟有別于他國經濟最深刻也是最本質的特征。

但這并不是免費的午餐，而是有代價的，這種代價，就是導致美國陷入了結構性的逆差困境。隨著全球經濟規模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美元出口使得這種逆差困境越來越嚴重，不得不通過周期性的美元通脹-收縮來解決這個逆差困境。而美元作為商品的通脹-收縮，和實物資產的價格周期相同。當美元進入通脹周期時，資產價格上升，商品利潤下降，在美國進入收縮周期時， 資產價格下降，融資成本上升，經濟崩盤債務危機發生，美元再次通脹，以低廉價格收割資產，這就是美元通過通脹-收縮來解決逆差困境的簡單模型。

這種循環，本質上就是對他國經濟發展收割的過程。但每一次的波動，都會導致美元資本的存量越來越大，利潤越來越小，資本增值的邊際效應越來越嚴重，不得不通過擴張債務上限，從未來借錢來彌補目前的資本利潤需求，這就導致了當前的資本成本受到現實通脹與債務付息雙重成本的擠壓，進一步借更多的錢，就意味著更深重的債務危機。而在這個過程中，凡是缺乏貨幣主權，任由美元資本出入的地方，都陷入了普遍的債務危機，更致命的是，這個過程也在嚴重傷害著能夠支撐美元商品交易的潛在對象的產業能力，導致普遍的去工業化的現象發生。

現實中我們會發現，美國的債務越來越高，而且政府借新債的力度越來越大，從08年開始的漫長的QE，到特朗普上臺之后美聯儲罕見的逆周期貨幣政策推行，一直到今年三月份美股暴跌美聯儲直接下場注水，手段越來越粗暴，債務上限擴展頻率越來越高。而美元資本存量的增加，又會進一步擠壓美國本國實體資本的收益率，導致不可逆的去工業化，進一步削弱了美國維系對全球化體系的掌控能力。這就形成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悖論：美國依靠全球化的超主權力量來攫取利潤，但它越是使用這種力量，它就越是虛弱，而它越是虛弱，就越是要使用這種力量。這，就是美國面臨的最根本的結構性矛盾，顯而易見的，這個結構性矛盾在不放棄全球化的超主權體系的情況下是無解的。

由于泛濫的美元擴展-收縮周期幾乎摧毀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產業發展能力，美國根本找不到在中國之外能夠滿足美國社會實際運行需要的物質生產能力，導致她根本承受不起與中國脫鉤的代價。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停的讓美元資本膨脹膨脹再膨脹，讓像洪水一樣淹沒所有的資本洼地，而這就要求，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體系下，所有的主權，都得臣服于美國的超主權，這就是為什么美國要打壓中國的根本原因。在現實中我們會發現，美國對中國的打壓，無論什么手段，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削弱政府的主權，使得美元資本能夠順利流動。都是按照美國資本自由流動的要求進行改造的行為。

所以對中國來說，我們渴望盡力融入正常的世界貿易，但又要拒絕美國超主權力量的壓迫。也就是說，中國既想脫鉤，也不想脫鉤，想脫的鉤，是那個美國主導的超主權體系，不想脫的鉤，是正常的商品經濟貿易往來。而美國則完全沒有脫鉤的底氣，他既想繼續維持在超主權體系下與中國不平等的關系，也想繼續享受中國發達的生產力帶來的高性價比商品經濟。可以這么說，目前美國所有打著脫鉤的旗號做的事，目的都是為了不脫鉤。美國以分手為要挾尋求更大的掌控，而中國則想要平等互相尊重的關系，而非一方對另一方的支配。

在現實中我們會看到，中國繼續積極地維持與美國的正常貿易往來，但對美國通過國家權力發起的挑戰卻會堅決回擊，包括并不限于對等關閉大使館，通過演習來回應軍事挑釁。而美國挑起的爭斗則一切為了壓制和威脅這個目的服務，從而呈現出一種非理性的、無視規則、甚至透支國家威望的現象。

◆美國蠻橫關閉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

事實上，對美國的這種矛盾態度，不僅僅是中國的態度，想脫鉤，又不想脫鉤，是所有非美主權國家面臨的共同問題，其背后就是主權國家與超主權的結構性矛盾。這個問題之所以看起來只針對我們，僅僅只是因為其他國家已經失去了反抗這種超主權的能力。從這個角度講，“天下苦美久已”不是一句開玩笑的話。一個平等的、多邊的、互相尊重主權的國際體系，是所有非美國家共同的愿景。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與美國的全方位斗爭并不會導致全球化的倒退，而是舊的，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向新的，多邊關系的全球化轉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美國要么鋌而走險發起戰爭，要么接受現實，作為一個正常的主權國家與他國建立平等的國際關系。對美國來說，脫鉤是不可能脫鉤的，這輩子也不可能脫鉤的。

對于中國來說，看透了這樣的雙邊關系，也就知道了我們需要保衛的核心利益在哪里，那就是抵御美國資本自由流動的三種方式的載體：其一，強行通過軍事行動實現政府更替，這需要保衛國家安全力量；其二，放棄對資本的監管，這需要貨幣金融主權；其三，以意識形態滲透的方式使我們順從其價值觀，這需要抵御其意識形態滲透的主權，包括并不限于，對媒體平臺的管制，以及自身的理論發展和宣傳等等。

慶幸的是，中國確實在遵循著建立平等、互相尊重的新全球化世界的理念去構建自身的戰略，而且隨著特朗普的倒行逆施，“獨立自主”的正確共識也被進一步加強。對中國來說，脫鉤也是不可能脫鉤的，不但不會脫鉤，還要高舉全球化的大旗，把其他國家鉤的緊緊的，直到美國失去維系超主權的能力，進入一個新的全球化時代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