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整個互聯網界翹首以盼的靴子終于落了地。

市場監管總局依法對阿里在中國境內網絡零售平臺服務市場實施“二選一”壟斷行為，開出了182.28億元的史上最大罰單。

而阿里的回復也很及時，語氣充滿謙卑：

“坦然面對，誠懇接受，積極整改，一定化處罰為新的發展動力……”

這則罰單，應終是讓吃盡壟斷紅利的阿里感到真正的肉痛了。而它翹首以盼的上市，再被蒙上一層深重的陰影。

這近半年來，從怒懟監管，到聯合約談，到反壟斷調查，到如今的重罰落地，可謂風云流轉。

可已然被觸碰到更大利益的它，卻沒有像6年前那樣展開激烈反擊，而是選擇了服軟和“柔順”。是什么，讓6年后更加如日中天的阿里選擇了退讓？

熱點過去，反而更適合我們咂巴那些襜帷后的曾經。

2015年1月23日至30日，短短一周時間，阿里和工商總局進行了九輪交手。

最終，以國家工商總局局長張茅會見馬云，國家工商總局發言人正式表態網監司公布的《關于對阿里巴巴集團進行行政指導工作情況的白皮書》不具有法律效力告終。

那時的阿里，成了中國迄今為止唯一一家曾經和工商總局“叫板”，并且最終贏了的民企。

這在講究“民不與官斗”的中國，簡直是破天荒的事，這件事，無論對阿里還是工商總局，亦或是背后的資本與官方都是歷史性的。

簡單回顧下這件影響深遠的往事，其中的波瀾與攻防值得細細品讀：

第一輪：2015年1月23日，國家工商總局公布了2014年下半年網絡交易商品定向監測結果報告，點名淘寶網正品率最低，僅為37.25%。

第二輪：1月27日14時，淘寶通過官方微博轉發“一個80后淘寶網運營小二心聲”的公開信，公開對工商總局網絡監管司劉紅亮司長喊話，指出監測報告存在抽樣、程序等問題，要求“別吹黑哨！”

當年的公開信原文開頭

第三輪：1月27日22時，工商總局回應淘寶質疑，表示監測報告標準統一，定向監測是正常工作方式，是依法行政。

第四輪：1月28日上午，工商總局在官網掛出《關于對阿里巴巴集團進行行政指導工作情況的白皮書》，表示阿里系平臺存在5大問題，要求阿里高管克服傲慢守住底線，更非常嚴厲的使用了“養癰遺患”這一成語。

（需要注意的是，這份白皮書實際是2014年7月網絡監管司在浙江召開的一份座談會議記錄，當時考慮到阿里正值上市關鍵時期，沒有公布）

第五輪：1月28日14時50分，對于工商總局的嚴厲態度，淘寶強烈回應，表示要向國家工商總局正式投訴劉紅亮司長在監管中程序失當、情緒執法，如此撕破臉皮，劍指一個具體官員，極不尋常。

第六輪：1月28日17時，淘寶宣布即時成立由300人組成的“打假特戰營”，馬云公開表示：假貨不是淘寶造成的，淘寶愿意承擔責任，但需要社會共同治理，而不是各自為政，互相指責，留下了轉寰的余地。

1月28日18時，工商總局官網刪除該《白皮書》。

第七輪：1月29日中午，有2014年7月座談會參會人員透露劉紅亮司長在會上稱“每天罰阿里交易額百分之一”“一年要處罰阿里千八百次甚至幾千次”“31個省區市、40萬工商人對阿里系平臺企業、商家開出罰單，這是一種常態”等。

同天，商務部召開發布會，回應淘寶工商總局之爭，表示要對電商加大整治力度。

新華社也下場，細數中國電商九大痛點，矛頭直指淘寶。

淘寶商家則發出聯合公開信，信中稱：“死，也請讓我們死個明白！”

第八輪：1月29日晚，阿里蔡崇信首度回應，認為工商總局官網上的“白皮書”立論方式錯漏百出，并有意針對阿里巴巴，整個手法非常不公平，表示有必要并正準備向工商總局正式作出投訴。

與此同時，阿里市值兩天蒸發超過300億美元，美國多所律所啟動阿里上市涉嫌欺詐調查。

第九輪：1月30日，工商總局局長張茅會見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云，雙方達成共識，表示雙方將加強溝通，共同探索網絡市場監管模式，構建社會共治新格局。

當晚，工商總局發言人正式表態《白皮書》不具有法律效力。

這場博弈，爆發如此迅猛，結果又如此急轉直下，和解處處透著詭異、不同尋常。

阿里如此強硬、卻能全身而退，不尋常；

工商總局白皮書都能變成會議記錄，不尋常；

處于旋渦中心的劉紅亮司長事后仍然繼續從事原來的工作，沒有任何處理或者調崗，在2018年機構改革后任法規司司長，不尋常；

一切就像完全沒發生過一樣。

4個月后，2015年5月14日，工商總局與阿里巴巴集團聯合召開“共同營造安全放心的網絡消費環境”座談會，表示工商總局將與阿里巴巴在內的電商建立在線投訴及售后維權機制，同時定期向全社會發布消費維權指數。

天大的事輕易翻篇，也在于當時的工商系統實在是力不從心。

2015年，阿里正如日中天，手握天時地利人和。

不斷激增的移動互聯網用戶和互聯網市場、成功上市美國是天時；監管體系不完善、各部門間互相掣肘是地利；“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的贊譽、關鍵人士的支持提供了人和。

彼時的工商系統卻正是艱難之時。各地機構改革質檢、食藥占據主動。同時，多位地方工商局長落馬。

坊間盛傳18年機構大改，工商總局將被“吞并”，整個工商系統忙于在機構改革中守住根基。

又恰逢中央強調從行政審批職能轉為監管服務職能，工商干部新老斷檔，疏于業務。

僅從對陣核心的抽樣檢測報告和《白皮書》上就能看出，國家級的抽樣檢測報告有失嚴謹，給了淘寶反擊的把柄；劉紅亮大談處罰的言論更是暴露了工商老人以罰代管的陳舊思想，違背改革大勢，喪失主動。

劉紅亮，2012年3月起任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市場規范管理司司長

工商是一個歷史悠久的部門，最早可以追溯到1954年的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

有上年紀的朋友可能還記得，2000年前后的工商是如何吃香，當時的工商負責創辦市場，有很多地方工商局長后來辭去公職成為富商；

在管理上，一直是粗放的收費、處罰管理方式，一個工商干部帶上幾個協管員挨家挨戶收費是基層工商最普遍工作之一。

到了2008年停止征收“兩費”（既個體工商戶管理費和集貿市場管理費），工商面臨轉型的巨大壓力。不算協管員，40多萬工商干部，年輕人極為匱乏，在很多地方甚至40歲就算是年輕人了，很多老人已經學不動、改不了了。

轉型，成了那個時候工商總局必須全力解決的事情，各地問題頻發更讓工商系統雪上加霜，比如與工商總局淵源甚深的湖南省。

工商總局與湖南淵源甚深，1978年，工商總局重建，由已被下派10年、當時75歲的魏今非擔任首任局長，5年后，魏今非逝世，由來自湖北的任仲林接任。

魏今非(1903～1983)，江蘇南京人，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原黨組書記、局長

任仲林卸任后，工商系統執掌者全部來自湖南：劉敏學（長沙人，1989-1994任職）、王眾孚（益陽人，1994-2006任職）、周伯華（湘潭人，2006-2013任職）。

與此同時，湖南省工商系統卻也同時問題頻發：

2000年，湖南省工商局局長歐陽松和常務副局長廖子中因受賄罪，同判死緩；

2008年，湖南省審計局對湖南省工商局局長張漢良任期經濟責任進行審計，發現“長沙市工商局新辦公樓8200萬建成2700萬賣出”以及其他工商局財務收支問題。

2009年，新任局長劉國湘獲選湖南省十大杰出經濟人物特別貢獻獎，隨后被指發紅頭文件要求全省2萬多名工商干部及家人投票。

2019年1月，接任劉國湘的李金冬因嚴重違紀被撤銷黨內職務，降為二級巡視員。

2018年10月，湖南省市場監管局成立，由省政府原副秘書長向曙光擔任局長，原食藥監局局長劉湘凌擔任書記。當前現任18位局級領導，包括李金冬在內，人數占了一半的工商系統僅余4人。

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大樓

湖南僅僅是一個縮影。在工商系統受困于歷史和轉型之時，質檢和食藥監系統則順應國家監管轉型大勢，不斷擴權。

2001年，質檢系統升格為總局，2013年，食藥監升格為總局，兩大機構與工商總局實現平級。

張茅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從衛生部黨組書記、副部長轉崗工商總局，也成為了1989年以后24年來，首位有多部委領導經歷，也是首位非湖南籍的工商系統一把手。

張茅，山東巨野人，曾于2013.03-2019.05年執掌工商（市場）系統

而張茅最重要的任務，一是激活工商系統，推動工商系統監管轉型；二是保證2018年機構合并順利，不讓工商系統老的作風影響到新時代。畢竟，工商是除了公安以外，公務員數量最龐大的部門。

持同樣目標的還有長期在發改系統工作、從國務院副秘書長任上來到食藥監總局的畢井泉。

畢井泉，黑龍江慶安人，曾于2015.01-2018.03擔任國家食藥品總局局長，2018.03-2018.08擔任市場總局黨組書記、副局長

而三總局中，唯有質檢總局局長支樹平始終在任。

支樹平，山西懷仁人，曾于2010-2018年執掌國家質檢總局

最終機構改革后，經過一番博弈，市場監管總局領導中，除了局長張茅，人數最龐大工商系統僅和成為正部級剛剛5年的食藥監總局打平，質檢系統占據近一半席位。

回過頭來，2015年淘寶炮轟工商總局主管司長，反而助推了工商系統改革、加快了工商系統監管機制的完善，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抗拒機構合并的聲音。

2015年，羽翼已豐的阿里勝了措手不及的老工商，但也警醒了整個監管部門，隨后幾年，在看似一片平靜下，整個監管體系加速完成了底層革新。

步步為營，力量蓄積。

一是電子商務法5年4審終于在2018年8月審議通過。

按照常規，一部法律最多經過三審，而電子商務法卻是少有的4審，并且一審、二審稿的差異堪稱重寫了半部法律。

電子商務法制定如此之難，不僅僅因為電子商務是一件新事物，同樣等級的《網絡安全法》也不過1年半時間三審通過。

其關鍵在于《電子商務法》牽扯到的部門實在太多，利益實在太大，更是資本扎堆的地方。僅2018年，中國電商交易額達31.63萬億，網絡零售規模猛增至9萬億，當年的GDP也不過91.9萬億。

因此，僅僅網絡商品交易監管體系，在中央就有12個主要部門，多頭監管極為突出，監管就是權力，誰都不愿意輕易放手。

沒辦法，最終電子商務法起草組直接由全國人大財經委牽頭成立，由國務院十二個部門參加，具體哪些部門就不多展開了。

其中有一些微妙的變化，比如，成文第二十三條“電子商務經營者收集、使用其用戶的個人信息，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有關個人信息保護的規定。”中，一審稿是有“部門規章”四個字的，二審稿就沒了。

這導致了什么？導致加重了經營者尤其是第三方平臺的

2015年一審，2017年二審，中途發生了啥？

二是監管融合，多頭統一，反壟斷職權實現了單一部門統管。

在我之前關于立法的一篇文章里拿反壟斷舉例過，后來被404了，在此不展開了。

簡單地說就是工商總局、商務部、發改委3家各自通過制定規則搶占反壟斷職權，紛紛成立自己的反壟斷司局，這也是《反壟斷法》早在1994年就列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結果直到2006年才提交首次審議的關鍵原因。

而2018年機構改革，終于實現了把所有反壟斷職權統歸市場監管總局一家，進行反壟斷執法就不需要跨部門溝通了。

三是打造監管基礎，擺脫地方和部門限制。

在2015年以前，關于電子商務，尤其是關于淘寶怎么管，也是一個難題，最根本的就是管轄權問題。

按照舊有的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很長一段時間，杭州工商系統承接了所有關于淘寶的監管。

至于淘寶和杭州乃至浙江的關系，就不再贅述了。

這種監管模式，使得2015年阿里與工商總局之爭時，工商總局網監司只能采取抽樣的方式，因為其無法獲得足夠的電子證據。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也是在2015年，痛定思痛的工商總局授權北京市工商局開發全國電子商務第三方平臺網絡交易平臺監管系統，實現電商跨區域和跨部門監管。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6月，360公司成為該系統共建企業。

四是限制人才流失。

2018年8月，中央巡視組公布了在商務部的巡視情況，其中點名批評了商務部干部流失問題突出，還有的反壟斷局處長“流”到壟斷企業。

具體流向哪里就不多說了，商務部是少數有離職公示制度的部委之一，可以自行查詢。

如2016年，商務部就有23人辭職，其中3人來自反壟斷局

客觀的講，商務部是極為特殊的一個部門，源自對外貿易部，是中央部委最貼近市場經濟、最了解西方資本運作的部委，出來的干部非常受企業歡迎。

不單單商務部，其他如發改委、外交部、交通部、證監會等等各部門在2010-2015年前后干部流失極為嚴重，也對原來的監管體系產生了沖擊，無他，這些人都是骨干，太了解政策制定、監管了。

2018年后，中央部委干部離職受到了更為嚴格的控制。

五是市場環境變化。

監管方變得越來越團結的同時，資本方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激烈，各路資方人馬開始自相殘殺起來——增量到頂、存量博弈的時代到來了。

比如2017年京東狀告阿里壟斷，2018年阿里稱“假貨在向拼多多轉移”，接著阿里和京東一起針對拼多多等等，之后阿里系和企鵝系電商又相互給對方負面新聞添磚加瓦，斗得一塌糊涂。

與此同時，互聯網行業向各個領域的擴張后，大數據殺熟、培養習慣再收割等等玩法經過網約車、外賣后被民眾熟知，互聯網行業社會風評相比2015年有了巨大滑落。

上述五點相累積，到了2020年，監管和資方的攻守之勢，變了。

天時地利人和，從互聯網資本轉到了監管部門。

一切，只等那個關鍵的信號——2020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發令槍已響。

中國的監管從來不會刻意針對誰，就像《電子商務法》強調的，線上線下交易行為一視同仁，希望實現的是更健康有序的市場秩序，更好的為人民謀利。

比如打假，在加強打假的同時，市場監管總局也在禁止職業打假。2019年11月，專門出臺了《市場監督管理投訴舉報處理暫行辦法》。

反壟斷也是一樣。

相比互聯網企業，國資和傳統行業反而是最先受到反壟斷調查的，只是少有傳播罷了。

比如被稱為中國反壟斷第一案的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涉嫌壟斷中國寬帶入網市場一案，2011年國家發改委就進行了調查，迫使兩家承諾整改，放棄價格歧視，推動中國寬帶網速更快、價格更便宜。

自此，中國互聯網業才迎來了真正的騰飛。

而就在1月30日，市場監管總局剛剛開出2021年的第一個反壟斷大罰單，對先聲藥業集團有限公司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案作出行政處罰決定，重罰1.007億元。相比阿里三筆罰單才150萬，堪稱寬容。

正因為過去批判國企壟斷、批判傳統行業壟斷，才有了今天可以向互聯網等新興壟斷揮劍的基礎。

壟斷本無錯，錯在于是否利用壟斷地位謀求壟斷超額收益，限制和破壞競爭，而這正是我國反壟斷法的兩個要件。

可以壟斷，但是要有利于市場、有利于人民，反壟斷不是要反對企業做大做強，而是要反對為富不仁、大而作惡。

比如互聯網領域，之前迅速擴張時國家一直提供各種便利，也希望中國產生世界級的互聯網企業；但是互聯網企業做大以后利用大數據、用戶優勢傾軋對手、強迫收購，兩頭殺，那就不對了。

就像滴滴，打著更方便人民出行的旗號，前期補貼攬客，獲得超過九成的市場壟斷地位后，惡意調價，兩頭壓榨司機和消費者，這樣的不反對怎么對得起人民？

做飯需要買把刀沒錯，拿著刀去傷人，就必須執法了。

這次阿里反壟斷之所以輿論這么大，也與公眾情緒有關。很多企業為惡，大家雖然會罵，但心里覺得也正常。而阿里在大家印象中，一直是有底線的，對阿里的期待也是正向的，突然阿里一下子與民爭利，才有了“屠龍少年變惡龍”的說法。

當然，也有可能是自媒體時代到來，使得阿里的傳媒公關布局不再穩固，以至于負面消息越來越難壓下。

阿里的傳媒公關投資版圖 摘自勢場

正所謂“愛之愈深恨之愈切”，也希望阿里經此波折，能夠撿回那個屠龍少年的夢想，畢竟很多人都還記得“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的豪言壯志。

國家也不想一錘子打死，正如對阿里巴巴展開調查時所說的，“加強反壟斷監管，恰恰是為了更好規范和發展平臺經歷，引導、促進其健康發展，以期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也是為什么，調查當天即結束。這是罰酒之前的敬酒。

我們是為了國家整體寬松的營商環境，暫且給一次自查的機會。如若敬酒不吃，那就得吃鐵拳了。

今年3月15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發布了《網絡交易監督管理辦法》，即將在5月1日實施。而阿里今天的重罰，正是實施前的一記響亮的先聲。

下一個，又會是誰？

時間撥回2021年1月20日。

怒懟監管風波時隔三個月，馬云終于再次現身，線上出席了“馬云鄉村教師獎頒獎典禮”，馬云提到：“這段時間，我和同事一直在學習和思考，我們更加堅定了全身心投入教育公益的想法。”

對于1964年教師節出生的馬云，這似乎是一個象征，回歸當一名老師的初心。

阿里的初心在何方？諸多互聯網大佬的初心又在何方？

正如人民網發聲強調的“從來沒有什么馬云的時代，只有時代中的馬云。”

希望諸多資本們，能夠好好體悟，身處的這個國家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這個國家的夢想又是什么？

中國有最廣闊的市場、最寬松的發展環境，但也有最嚴苛的底線，那就是：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