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airman Rabbit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前些天我接連寫了三篇文，關于美國過去三十年急劇放大的經濟不平等問題，其中歸結了若干最主要的背景原因，包括資本的全球化、自動化、金融化、移民等。這幾個問題都是經濟層面的問題，涉及經濟政策。其中移民雖然有巨大的經濟影響，但在美國的話語體系里更多的屬于社會政策/社會價值問題。從中國人的角度看，比較容易經濟決定論，把美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理解為經濟問題。從美國人的角度看，文化/社會價值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持有槍械權利問題；同性戀婚姻問題；墮胎問題；種族矛盾問題；氣候變化問題；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美國的核心價值觀問題：到底是多元的、國際化的、包容的、多種族多文化（以及世俗與都市的）現代文化，還是更加狹義的、傳統的美國白人文化及基督教傳統價值觀。民主黨與共和黨所爭奪的遠遠不止是經濟問題，而是關乎誰能定義及主導美國文化價值觀的問題。而回顧過去幾十年歷史看，我們很容易發現，文化價值觀才是主導美國政治的主要問題，“主要矛盾”，并且由于人們對文化價值觀的執著，影響到了經濟問題的解決。所以，過去幾十年，中低層白人往往會根據文化及價值取態投票，而不是根據自己的經濟利益投票，甚至其政治選擇與自己的經濟利益完全相悖（譬如藍領投票支持里根及Trump）。傳統 vs 現代，白人主導vs多種族，單一主導文化vs多元文化，宗教vs世俗……這些關于美國文化價值及“靈魂”的問題才是真正主導美國政治的議題。作為一個多族裔、崇尚個人自由與權利的國家，美國的民族和社群構成極度復雜，人們因為族裔、文化、傳統、身份認同的不同，被分隔到不同的“政治部落”（political tribes）里。族裔政治、部落政治、文化政治、身份政治才是美國的主導政治。左翼政治旨在推動階級的利益，需要階級意識的喚醒，組織政治組織，發動階級政治（class politics）。在美國，這是非常困難的，因為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彼此并不將自己視為一個階級，而分屬不同的“部落”。在黑人看來，黑人精英與黑人藍領的相似性和血脈情更深。馬克思會說，在這個族群分裂的社會里，資本家成功利用族群間的不團結，消滅了階級政治。但馬克思也可能是錯的：階級意識不是人們最根本的認同（identity），是次要的認同。宗族、血緣、種族、宗教，這些認同比階級更重要。所以，只有在一個民族構成及文化相對同質化的國家里，才有可能出現大規模的階級政治。所以，左翼政治可以在歐洲的民族國家里出現，但很難在美國出現。一個民族國家內的工人可以聯合起來，但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很難彼此信任、聯系，更談不上有政治團結。一個沙特的穆斯林工人和一個美國威斯康辛州的白人工人如何用階級情誼聯系起來？我一直提到的一個觀點：西方的代議制民主比較適合同質化的單一民族（或高度同質化）國家，是有邊界的，但脫離了這個范疇，多了多種族多宗族多社群國家（譬如伊拉克、緬甸）就不一定適合了。西方文明在設計代議制民主時，所能看到的世界還非常之小，遠遠低估了人類與人類社會的復雜性。馬克思也一樣，他的辯證唯物主義實際上假設的是單一民族（或高度同質化）國家。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只是一種理想或天真，大大低估了人類與人類社會的復雜性。所以，左翼政治是有條件的。美國可能就沒有左翼政治的土壤。在一個有左翼政治土壤和傳統的國家看來（包括西歐/中歐的各種“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美國缺乏左翼政治很難理解。那是因為他們各自處在比較簡單的社會里，不了解美國社會的復雜性。——當社會里只有白人兄弟們的時候，主要矛盾就是白人窮人和白人富人之間的矛盾。——當社會里出現了大量少數族裔，而且可能是非法移民、文化不同，經濟更貧困，甚至有犯罪問題時，主要矛盾就成了白人與少數族裔的矛盾。尤其對于那些經常需要與少數族裔發生接觸、競爭的中低層白人而言。1930年代，希特勒利用德國中低層白人對經濟社會現狀的不滿，將矛盾轉嫁到猶太人身上。左翼政治/共產主義一度在德國還很有市場，是重要的政治力量，網羅中低層支持者，但在族群/種族/右翼政治出現時，立即靠邊站。2016年，Trump利用美國中低層白人對經濟社會現狀及華盛頓精英的不滿，把矛盾轉移到了外族/外國（墨西哥、中國），利用右翼政治上臺。2010~20年代，中國香港也出現同樣的問題。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將對經濟前景的絕望及對精英建制政府的反感轉化為針對中國內地的族群政治/右翼政治，同時真正能夠解決人們面臨現實矛盾的左翼政治卻系統性缺失。在上述案例中，誰是最大的受益者呢？自然是資本家、大企業、富裕階層。他們樂得見到中低層/窮苦大眾將憤怒轉移到少數民族、外族身上。如果歷史一再如此重演，那么說明，這才是人類社會的真實。只要人們還沒有到飯都吃不飽，衣服都沒有得穿，房子都沒有得住的境地，那么身份和文化才是主要矛盾。
我現在回過來分析美國的問題。資本的全球化、自動化、金融化、移民這些個偏經濟類的問題短期內都難以從“根兒”上遏止，那怎么辦呢？只能從結果上去應對了，就是政府干預，制造更多的平等。我概括一下，無非有兩大類“疏解”方案。這兩大類方案在老一代美國人看來都屬于“社會主義”：第一類是構建機會平等（equalities of opportunities)：為社會群體賦能，讓人們盡可能站在公平的起跑線上。非常典型的就是教育，國家資助早教(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加強公立教育的建設；大學對弱勢群體給予名額支持（提供額外錄取名額、降低標準或者“加分”）都屬于這一類。還有就是消除對少數族裔的歧視。這種手段可以幫助增加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使得弱勢群體/中低層家庭有更多的上升機會。在當代美國左翼政治里，這類政策往往又和前述的族群/文化/社會價值問題扯在一起，譬如左翼政客除了關注扶持弱勢群體外，還特別關注扶持少數族裔（這就使得這種扶持具有了族裔色彩）。除了扶持少數族裔外，還關心性別公平（gender equality），除了關心性別公平外，還關心特定的社群，譬如LGBTQ（同性戀/雙性戀）者。范圍一拓展，專注點一擴大，就讓很多中低層白人不爽了。他們認為這種機會平等就是針對少數民族和這些大都市自由派關心的特殊部落來的，和廣大白屌絲沒有關系。第二類是構建結果平等（equalities of outcome），讓人們盡可能獲得相對接近的經濟結果。構建結果平等的手段又可以具體分為兩類：分配前/稅前（pre-distribution）：代表政策就是直接加薪，譬如提高社會的最低薪酬。如前所述，這類政策也會拓展，譬如性別類的（產假、男女同酬等），同時也會拓展到族群政治：假設一個中低層白人的薪酬為15美元/小時。然后美國將全社會最低薪酬提到了13.5美元/小時。這時，這個中低層白人可能認為，許多平時好吃懶做的黑人拉丁裔人居然也拿到了13.5美元/小時。我辛辛苦苦干還是15美元/小時。憑什么？為什么要保護和獎勵懶人呢？這和我們這種兢兢業業幾代建設美國的“美國人”有什么關系？這些書呆子左翼政府是吃多了撐的么？——大家可以看到，這里面是有種族/族裔矛盾在里面的，且有種族主義。這是美國這種多種族且存在嚴重歷史種族問題的國家所特有的問題。再分配/稅后（redistribution），本質就是財富轉移，通俗地說就是對富人征稅，然后對窮人派錢，包括間接的（免稅），也包括直接的（分發福利）。這種本來非常合理和簡單的政策在美國也能和族裔扯上關系：即自認為辛辛苦苦兢兢業業工作的中低層白人（“中產”）認為這種政策和自己關系不大，自己不是受益者，而主要是養懶人的，且主要就是養少數族裔，而且，這是敗壞美國“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奮斗文化，是劣幣驅逐良幣，將最終毀滅美國（我在后面會再介紹美國人的這種奮斗文化）。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的區分只是概念上的，兩者是有很多交集的。譬如政府提供免費的公立教育、醫療保險，為大學生提供低息貸款，既屬于創造機會平等，也是創造結果平等（只不過是將發錢轉化為提供醫療和教育開支），總之都是。
小結一下。如果不能從源頭上遏止自動化、全球資本主義等問題，那么政府只能出手干預，對資源進行再分配，以此幫助中低層人口渡過難關。美國情況的特殊之處在于，上述政策都是資源再分配，本質是解決經濟帶來的社會問題，都屬于左翼政治的范疇，但在美國的語境下，往往都會牽扯到社會文化價值觀和族群問題，結果為右翼政治（即族群政治/文化政治）提供了巨大的發揮空間。左翼政治在推進時就遇到重重困難。白人中低層人口本來也是受益者，但卻成為其堅定的反對者。下一節，我們會看看美國主要政客對上述問題的立場——包括他們對“源頭”以及疏解/方案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