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明叔
來源公眾號：明叔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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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特朗普和拜登接連將中國定義為美國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之后，中美博弈已經成為中國崛起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中美博弈的本質是，以科技和經濟實力為基礎的綜合國力的較量；——中美博弈的勝負手在于，兩國內部治理體系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以及相應的治理效果；——中美博弈的具體表現是，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輿論戰、外交戰等；——中美博弈在國際上的勝負手是，誰可以為世界各國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包括和平、安全、穩定、發展、繁榮等；
——中美博弈的結果，最終將決定世界各國現代化的道路和模式，以及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國際體系的本質特征。在中美博弈的過程中，還有一個核心的競爭，就是“敘事之爭”。
從中美博弈的角度來看，所謂敘事之爭，爭的就是“定義自我、論述自我的權利”、“定義他人、論述他人的權利”。對于中國來說，就是要突破美國等西方國家制造的話語陷阱、思維陷阱、邏輯陷阱，對內、對外講清楚：——中國是什么，中國不是什么，中國為什么是對的，中國為什么是好的；——美國是什么，美國不是什么，美國為什么是不對的，美國為什么是不好的。舉例來說，在疫情之下，美國從維護自身狹隘的利益出發，搞“疫苗民族主義”，大量囤積疫苗，卻對其他國家的疫苗需求置若罔聞，這種自私自利的做法，本應該受到全世界的唾棄。
與之相反的是，中國在控制住國內疫情的同時，積極與世界各國分享疫苗，幫助各個國家抗疫，這本應該受到國際社會的贊賞和認同，但美國卻將中國這一具有國際主義精神的做法定義為所謂的“疫苗外交”，指責中國用疫苗謀取私利。
換句話說，疫情之下，不幫人的反而有理，幫人的反而成了“壞人”。但從這個例子，我們也可以發現，“敘事之爭”到底有多么關鍵。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其國際形象和影響力，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不取決于中國實際上做了什么，而在于世界接受了關于中國的何種敘事。美國的敘事能力是如此之強，現在甚至我們自己都覺得搞“疫苗外交”不是一件好事情，從而要反反復復去論證中國不是在搞“疫苗外交”。
我此前曾經寫過，我們就是要理直氣壯地跟美國人說，我們就是在搞“疫苗外交”，又怎么了？中國拿出最寶貴的疫苗，幫助各國抗擊疫情、拯救生命，跟各國攜手抗擊疫情，這充分體現了我們的大國責任和大國擔當，我們非常歡迎美國也來搞“疫苗外交”啊，我們一起比賽，看誰能給其他國家提供更多的疫苗，誰能更好地幫助其他國家抗疫。其實，這種美國給我們制造的話語陷阱、思維陷阱、邏輯陷阱，可謂比比皆是：
——中國當年跟非洲搞合作，美國和西方一些人說，這是“新殖民主義”；——中國搞“一帶一路”，美國和西方一些人說，中國在制造“債務陷阱”；
——中國發展高科技，美國人說中國威脅了美國的國家安全；
——中國在貿易、投資領域具有無比的競爭力，美國人說這是不公平競爭；——中國在香港恢復憲政秩序，為香港長期的穩定與繁榮打下基礎，美國人說這是在壓制民主。以上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其實伴隨著新中國每一步發展，美國及其盟友都在試圖用他們的那一套話語體系和思維方式“定義中國、論述中國”，而從我們中國人自己的角度來看，就是美國和西方人不斷地在“污蔑中國、抹黑中國”。
接下來，中美博弈將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過程，中美之間的“敘事之爭”，將會越來越突出，中國亟需打破美國和西方制造的話語陷阱、思維陷阱、邏輯陷阱，構建有力、有效、有說服力的“中國敘事”。
中國人自古都講，“師出有名”，其實就是構建一個對自己有利、能壓制對手、能爭取更多支持的“敘事”。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關鍵也在于構建一個能說服最多數人的“敘事”。對于中美博弈中的“敘事之爭”，中國應時刻保持警惕，避免陷入美國和西方制造的各種陷阱，要真正講好“中國故事”。在這里，我特別想說的是，“中國故事”，并不是一般意義上、淺層次的“中國好人好事”，其本質上就是構建一套關于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的“敘事體系”，講清楚“中國是什么，中國不是什么，中國做了什么，中國為什么這樣做，中國為什么這樣做了效果很好”。
構建“中國敘事”，是一項宏大的任務，需要中國政府、媒體、專家、學者等一起努力，我先簡單講述10個方面，就當是“拋磚引玉”：
第一，我們要認識到，中美博弈的本質，從來不是什么“自由民主與專制”的斗爭，而是美國作為全球唯一的霸權國家，在自身衰落之時，不敢正面與中國競爭，企圖用各種抹黑、造謠、封殺、圍堵、遏制等方式，扼殺14億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正當權利而產生的矛盾和斗爭。簡單來說，中美之間的大國競爭，就是霸權與反霸權之爭，就是扼殺與反扼殺之爭，就是打壓與追求獨立發展之爭。第二，美國從來不是全世界自由、民主的“燈塔”，更不是所謂的“山巔之國”，美國是一個自私自利、虛偽、雙標的帝國主義國家。當今世界，美國窮兵黷武，是全世界和平與安全面臨的最大的不穩定因素；美國金融業無序擴張，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周期性爆發，是全世界經濟穩定與繁榮面臨的最大的不穩定因素。第三，今天的美國，早已經背離其國父建國時的初衷，從一個所謂的自由、民主國家，異化為一個“寡頭當道”的國家。在政治上，由于民主原教旨主義盛行，最終導致利益集團橫行，綁架了美國的政治決策和政治進程，美國政治制度的道德感和優越性正在不斷喪失；在經濟上，由于市場原教旨主義盛行，導致贏者通吃，美國階級矛盾、種族矛盾不斷激化，美國經濟的公平性、普惠性不斷喪失。第四，從全世界范圍看，美國是一個邪惡的帝國。從建國之初，美國屠殺印第安人和奴役黑人，再到歷史上各種排華、排外運動，再到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發動無數的戰爭、挑起無數的沖突、發動政變、搞和平演變、搞顏色革命，是全世界的動亂之源。僅在中東地區，美國長期偏袒以色列，打壓阿拉伯國家，并在部分阿拉伯國家扶植反動勢力壓迫阿拉伯國家的人民，給中東國家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幾十年來，由于美國的戰爭、侵略和國家恐怖行為，導致數十萬阿拉伯民眾喪生，上千萬阿拉伯民眾流離失所，美國對中東阿拉伯國家、對穆斯林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第五，中國是一個擁有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近代中國遭受了西方列強的瘋狂掠奪和殘忍迫害，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正走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今天的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正無比接近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偉大目標。
第六，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的核心，本質上與意識形態無關，而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古國，如何從近現代落后挨打的局面中再次實現崛起和騰飛的過程，也是堅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不斷追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不斷實現現代化的過程。第七，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打破了美國和西方國家對于現代化道路和模式的壟斷，提供了一個更適合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選擇。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在經濟理論和實踐上，打破了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迷思，證明市場和計劃都只是一種資源配置手段和方式，關鍵是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與此同時，中國在政治理論和實踐上，打破了民主原教主義的迷思，證明西方式自由民主和中國的治理體系，都只是一種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關鍵是要讓發展的過程和結果體現公平、包容、普惠，也就是要實現全民族、全社會的共同富裕。第八，美國和西方國家是當今世界的“少數派”。中國與美國和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并非中國與全世界的矛盾，美國和西方國家無論是從國家數量和人口規模上來說，都是這個世界的少數派，未來它們甚至還會在經濟規模上成為少數派。美國和西方國家代表不了國際社會，更代表不了全世界。中國與美國和西方這些國際社會“少數派”的矛盾，是中國維護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不得不與美國和西方進行的長期斗爭。第九，中國和美國在國際上的較量，不是意識形態的較量，也不是傳統上大國之間勢力范圍的較量，而是現代化模式和道路有效性、科學性的較量。長期以來，美國不斷輸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違背了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權利。更重要的是，從全世界范圍看，美國強推的民主原教旨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效果很不好，大量發展中國家盲目西化、盲目美國化，最終導致國家內耗不止，貪污腐敗盛行，國家現代化過程舉步維艱，長期成為美國軍事霸權和金融霸權體系下的附庸物。第十，中國和美國在全世界范圍內的競爭，最終不僅將決定全世界現代化的道路和模式選擇，也將決定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國際體系的本質特征。從現代化模式之爭看，美國要的就是全世界其他國家不管、不顧本國的國情，盲目照抄照搬美國式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絲毫不顧及“美國模式”給其他國家帶來的災難性后果；而中國并不謀求輸出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中國強調的是一套發展哲學和發展理念，其核心就是每個國家都有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權利，任何一種政治和經濟制度，都需要堅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每個國家的人民對于本國的制度和模式到底好不好，最有發言權。
從國際體系來看，中國強調各國一律平等，共同發展，本質就是在國內構建“本國、本民族命運共同體”的基礎上，在全世界范圍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美國要的則是繼續維護其自身的霸權，對其他國家進行操縱、控制、奴役和剝削。中美之間的“敘事之爭”，涉及到方方面面，既有道路與模式的宏大爭論，也有在一時一地、具體問題上的爭論，這也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過程。由于美國和西方至今仍掌控著國際話語權，中國要突破美國和西方制造的各種話語陷阱、思維陷阱和邏輯陷阱，是非常不容易的，但至少我們要從此時此刻開始，擁有一個宏觀、系統的思維，要真正做到“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能夠時刻對美國和西方的“敘事”保持警惕，進行批判性思考，而不是被他們帶了節奏。當然，我們在看清美國作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本質的同時，也不能陷入到逢美必反、逢西方必反的陷阱中去。我們要實事求是地看待美國和西方在世界進入現代社會的過程中，積累的有益理論、思想、經驗和實踐，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們一方面要強調自主探索，為中國、為世界找到一條科學的現代化道路，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堅持“摸著美國過河”、“摸著西方過河”，繼續從美國和西方的成敗得失中汲取中國發展的靈感。
改革開放42年，我們有意淡化了意識形態之爭，有意淡化了有關階級斗爭和階級矛盾的表述，這對于國內不爭論、一心一意謀發展，非常重要。但隨著中國崛起與美國和西方形成對撞和沖突，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創建和積累的一些經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有必要再認識、再思考。這對于我們打破美國的話語陷阱、思維陷阱、邏輯陷阱，對我們謀求構建“中國敘事”，都很有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