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溫伯陵
來源：溫伯陵的煙火人間（ID: wenboling2020）

五四運動，要從鴉片戰爭說起，一直到新中國成立才結束。

當然，我不會長篇大論的說歷史，畢竟那段歷史已經世人皆知，而是捋清楚歷史脈絡走向，用大歷史視角來看五四運動的意義。

1840年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那年英國以林則徐虎門銷煙為借口，派出遠征軍隊侵華，準備教訓一下中國，順便打開中國龐大的市場。

戰爭進行了2年，英國的總兵力不足兩萬，卻讓四萬萬人口的中國吃了大虧，朝廷怎么都想不到，雄踞天下的中國，怎么就被英國蠻夷打敗了。

不過有些人已經發現問題了，英國人的厲害之處在于船堅炮利，而中國軍隊基本是大刀長矛，即便有些熱兵器，也是鳥銃、紅衣大炮之類的落后裝備，遠遠不如英國的武器歷害。

于是魏源等知識分子覺悟了，要想以后不挨打，就得學習外國的厲害之處，等中國都學到手，再反過來洗刷恥辱。

他在《海國圖志》里說的很明白：

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

師夷長技以制夷，就是那代知識分子的追求，他們覺得只要有了外國的船堅炮利，那就一切OK。

這種思潮經過多年醞釀，影響了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和張之洞等時代精英，等他們走上朝廷高位的時候，便開啟了洋務運動。

簡單來說就是派人到外國買機器、聘工程師，然后讓他們在中國安家落戶，讓中國也有了一些兵工廠、造船廠、機器局等工業設備。

后來，飽讀詩書的探花郎張之洞，還給洋務運動提出一套理論思想，就是我們熟悉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中學是三綱五常、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依然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東西，高舉“儒家孔夫子”的大旗，堅持“皇帝與士大夫治天下”不動搖。

西學就簡單了，軍工、鐵路、開礦、發電等等，凡是外國的技術項目，都屬于西學的范圍。

中國第一代追求進步的精英，能想到的救國方法只有學技術，他們發自內心的認為，中西藥結合療效好。

同治、光緒年間的朝廷，也覺得自己走在一條星光大道上，充滿了自信。

但是洋務運動30年的成果，被1895年的“甲午戰爭”摧毀，掌權多年的李鴻章走下歷史舞臺，他們這些老派人物怎么都想不明白，堂堂天朝上國，為什么敗給隔壁的日本小兄弟？

老派人物不明白，更年輕的精英想清楚了：

日本能打贏中國，是因為日本除了辦工廠造武器以外，還用了西方國家的君主立憲制度。甭管君憲到底是什么東西，反正日本和歐洲國家都在用，效果非常明顯。

于是，中國準備抄作業，讓中國成為君主立憲國家。

從戊戌變法到清末維新，中國一直在做這件事，比如設立內閣總理大臣、改組六部、各省成立民意機構咨議局，代表們可以舉手表決國家大事了。

支持君憲的中國精英，可以稱為改良派，他們不贊成推翻現有制度，也不想損害自己的利益，只希望在舊秩序里修修補補，逐漸改變中國的命運。

但是孫中山等革命派不同意。

孫中山覺得，中國最大的制度問題是皇權，必須推翻皇權，才能徹底改變中國的制度，如果皇帝繼續坐在紫禁城，依然是權力最大的人，內閣和咨議局根本沒什么用。

中國第二代追求進步的精英，最大的追求是改變中國制度。

從康有為、梁啟超到楊度、孫中山，都是走的這條路。

到了1911年，朝廷廢除軍機處，實行責任內閣制度，大家以為改革運動要出成果了，都在翹首以盼，誰知道內閣總理+大臣共12人，皇族宗室就有7人，再加2個八旗子弟，在內閣里占了9個大臣席位。

這屆內閣里漢人只有3個：外務部大臣梁敦彥、學部大臣唐景崇、郵傳大臣盛宣懷。

“皇族內閣”剛出來，結果可想而知，朝野之間大失所望。

各省改良派才想起來，孫中山的暴力革命是對的。

原本朝廷是中國的最右翼，主張革命的孫中山是最左翼，改良派則是中間力量，現在朝廷不能滿足天下人心，把改良派組成的中間力量，徹底推向主張革命的左翼。

力量對比就這樣失衡，同年便爆發辛亥革命，各省紛紛獨立，對朝廷再也沒有半點留戀。

孫中山以前做過無數次武裝起義，沒有掀起半點水花，武昌城頭一聲槍響，中國就改朝換代，孫中山回國成為臨時大總統，原因就在于，革命派得到中間力量的合作。

那些中間力量就是地主、商人、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文化人物等等，他們才是數量最龐大的人群。

1912年以后，中國進入新時代。

延續幾千年的朝廷國號，改成中華民國，皇帝成了大總統，六部尚書成了內閣總長，而且皇帝一聲令下全國奉行的行政方式，也變成議會協商。

仿佛在一夜之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所有中國人都知道，中國變成共和國了，和世界上其他發達國家沒什么區別，應該能堂堂正正做個人了吧？

自從鴉片戰爭開始追求的現代化、工業化，也可以慢慢的搞起來了，畢竟所有攔路虎已經搬走了嘛。

但是此后幾年發生的兩件事，再次打破中國人的自信。

第一件是復辟帝制。

1916年袁世凱做了一次，1917年張勛和溥儀又做了一次，短短6年時間，共和國里兩次復辟帝制，讓那代精英人物感覺非常魔幻，總有人想當皇帝，說明三權分立沒什么用，效仿美國的共和制度也靠不住啊。

于是，追求多年的共和制度，很快就面臨道路危機。

第二件就是巴黎和會了。

中國人以為剪了辮子，把帝制國家改造成共和國，便和世界發達國家一樣了，他們一定會尊重中國人，并且幫助中國走向繁榮富強。

而且中國做為“一戰”的戰勝國，理所應當和發達國家并肩站在一起，收回過去幾十年丟失的尊嚴和國土。

誰知道“巴黎和會”的大耳刮子扇過來，明明白白告訴中國人：

雖然你們改變了制度，但奴隸就是奴隸，奴隸的命運應該由主人說了算。

是的，歐美列強并不尊重走向共和的中國，甚至不把中國當作正常國家，而是要把德國在山東的利益，轉手送給日本。

這兩件事接連爆發，和甲午戰爭毀掉洋務運動一樣，基本澆滅中國人改變國家制度的熱情。

第三代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突然明白了，除了技術和制度以外，中國要換腦袋，也就是改變腦袋里的思想。

如果舊時代的三綱五常、封建禮教繼續存在，中國便只能在帝王、忠君和綱常禮教的圈子里轉悠，走到窮途末路，就是北洋政府那種半死不活的樣子。

所以借助巴黎和會的時機，五四運動從學生的愛國游行，迅速轉變成全國性的政治運動。

02

為什么“五四運動”是青年學生發起的，而不是更有資源的官僚、資本家或者軍

可能有人說，學生精力旺盛啊、愣頭青不知道輕重、五四運動本來是小事，無非是幾十年后賦予深刻意義等等。

其實不是這樣的，這個問題有深刻的歷史原因。

還記得中國第一代追求進步的是誰嗎？

魏源、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他們都是晚清的科舉知識分子，屬于中國最高級的讀書人。

相比掌權的八旗貴族，這批知識分子是進步的，他們的眼界也比較長遠，知道從什么地方開始做起，并且引導了一個時代的走向。

第二代追求進步的是康有為、梁啟超、楊度、孫中山和宋教仁，這批人受傳統經典的熏陶很深，人到中年才轉向西方學問，屬于中西合璧型。

相比老派的科舉進士，他們又是進步的，主導了清末民初的時代走向。

到了民國初年，中國需要徹底換腦袋，他們已經更不上時代了，畢竟從本質上來說，他們是舊知識分子。

真正受科舉經典影響較小、讀新式學堂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就是參加五四運動的學生們。

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那年只有40歲，已經是年紀最大的人了，屬于領導人物。然后是20歲出頭的鄧中夏、偉大領袖和周恩來等中層人物，最年輕的就是17、8歲的大學生和中學生。

這代知識分子的年紀相當小，沒有舊時代的包袱，所以才能橫下一條心來，徹底砸爛舊中國，然后用新思想再造新中國。

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和魯迅等人領導的新文化運動，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目的就是普及新文化開啟民智。而那些青年學生們，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最深，偉大領袖和周恩來都讀過《新青年》。

可能是冥冥之中的天意，讓讀新式學堂的青年知識分子，和新文化運動結合起來，重新塑造了整整一代知識分子。

從這個層面來講，五四運動的起點是1915年創辦《新青年》，1919年的五四運動，其實是新文化運動的巔峰高潮。

所以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那批青年學生是五四運動的主力，此后幾十年活躍在中國舞臺上的，也是這批青年學生。

現在是不是明白“五四運動”多么重要了。

他們打倒孔家店之后，各種思潮在中國激蕩，比如無政府主義、杜威的實驗主義、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倒不是說這些思想是突然涌進來的，而是之前已經在中國了，只是除了個別知識分子以外，其他人都不怎么重視，更偏向于建設美好的北洋民國政府。

等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之后，中國的知識分子已經決定換腦袋了，這些思想理論才被重視起來，有的信這個，有的信那個，中國各地都在思考爭論，琢磨用哪種思想來改造中國。

尤其是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的時間非常早。

1899年，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大同學》里，就介紹過馬克思和恩格斯，說他們倆是百工著名領袖，主要學術成就是聊資本。

辛亥革命爆發前十年，留學生們也翻譯了20多種社會主義著作，稱社會主義是光明奇偉的新主義，盡善盡美萬世不易之道。

之所以沒有太大的影響力，和其他的思想理論一樣，都是停留在紙面上的推理論述，到底能不能用于國家和社會，誰都不知道。

你要是說可以，那么請問，證據呢？有人用這套理論建立起國家，并且讓國家繁榮富強嗎？

既然沒有，你還堅持個毛？

但是1917年以后，一切都不一樣了。

大家都知道，那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建立起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蘇維埃政權，導致世界上的氣氛突然蘇維埃起來。

簡稱，氣突蘇。

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知識分子們，感覺很驚喜，既然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已經成功了，那么在中國也能成功。

如此完美的理論，再加上俄國的成功經驗，簡直就是夢想照進現實。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開始超越其他思想理論，成為最有可行性的一種救國方案。

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中國知識分子要換腦袋，馬克思主義也是第一選項。

陳獨秀和李大釗等高級知識分子，開始仔細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到處搜刮馬恩著作來閱讀，蔡和森也表示，現在要猛看猛譯。

從五四運動到1923年底，國內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有300多篇，遠遠超過之前幾十年的數量，其中40多篇翻譯自俄文。

青年學生們不太懂理論，更看重十月革命的成功經驗。

鄧穎超在1957年回憶過：

“我們受十月革命的影響，當時只聽說蘇聯是沒有階級、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我們很向往這種光明的社會，同情廣大勞苦群眾，厭惡中國社會的黑暗。”

理論結合實際，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顯學。

在這種時代大背景下，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武器的我黨，順理成章的成立了，所以說五四運動催生了我黨，一點問題都沒有。

而其他思想學說，始終是紙上的理論，除了資本主義以外，沒有任何理論在任何國家成功過，更不用說讓落后國家繁榮富強了。

當然，那些思潮并沒有消失，只是徹底小眾化，永遠失去成為主流的機會。

于是經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浪潮，中國出現兩種主流的思想理論，都想給中國人換腦袋，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國。

這兩種理論大家都知道：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以及他們背后的果黨和我黨。

03

自從鴉片戰爭起，中國歷代精英購買機器、改變制度、更換思想，唯一目的是救中國。

而救中國的根本途徑是現代化，也就是技術、機器、制度、思想結合在一起，讓中國成為和歐美國家并列的發達國家。

再向下推，現代化又分為兩種——資本主義現代化，社會主義現代化。

五四運動以后，兩條路都很明朗了，一般來說，大家選擇一條順著走就是了，只要努力奮斗，總能完成目標的，對吧。

那百年前的中國人怎么選呢？

雖然馬克思主義是顯學，但大部分人的身體很誠實，用自己的屁股選擇了資本主義。

我們在文章第一段里說，清末有一個改良派組成的中間力量，他們普遍有自己的產業，不太喜歡暴力革命，因為暴力會產生動蕩，而不穩定的社會環境，往往會影響賺錢的速度，嚴重的可能會家破人亡。

所以改良派組成的中間力量，一直和朝廷合作，準備把中國弄成君主立憲國家，這樣可以安穩過度，慢慢進步。

直到發現朝廷吃獨食，不給中間力量分配利益，這才一怒之下支持革命黨，推翻皇權和朝廷，兩派力量組成中華民國。

其實這個中間力量一直存在，從來沒有消失過。

五四運動之后，中國的道路已經選定，他們必須選擇一個站隊。于是中國的政治傾向有點類似于1912年：

主張暴力革命、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我黨，成為中國的最左翼，新文化運動里的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偉大領袖和周恩來，站在這一邊。

主張用現有條件走資本主義道路、并且進行一定程度國家改造的果黨，站在中國的最右翼。

而延續下來的中間力量，更傾向于資本主義道路，畢竟誰會和自己過不去呢，新文化運動里的胡適和蔡元培，站在這一邊。

這樣的政治力量分布，在兩黨合作的時候威力非常大，因為兩黨走在一起，地主、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組成的中間派，也必然和兩黨站在一起。

1920年代的北洋政府，由于連年打仗失去政治信用，已經沒人再相信一幫軍閥了，而且沒錢沒道路的北洋政府，也不能帶著大家發財致富啊，誰吃飽了撐的站北洋政府？

接受蘇聯援助的北伐，基本上勢如破竹。

不管打到哪里，都有地主和商人組成的中間力量歡迎，頗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意思。

北洋政府迅速垮臺，走上清廷的老路。

但是北伐成功之后，怎么辦？所有人都面臨“二選一”的抉擇。

毫無疑問，以蔣介石為首的果黨一派，選擇了資本，于是1927年4月12日舉起屠刀清黨，給歐美和江浙財團送上投名狀。

胡適、蔡元培、商人地主等中間力量，選擇站在蔣介石一邊，他們對蔣介石充滿希望，覺得蔣介石能帶他們走通資本主義道路。

我黨變成孤零零的一極，犧牲非常慘烈。

而1：2的政治力量分布，進一步導致紅軍在此后10年的慘淡經營，因為那時候的紅軍和我黨，在中國政治上屬于被拋棄的一方。

但是中間力量很快就失望了。

不管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想現代化就要完成兩個歷史任務：驅逐列強擺脫殖民、土地改革釋放勞動力。

這兩個任務是改造中國的前提，否則就談不上現代化和工業化。

歐美列強不會允許落后國家發展，他們想要的中國，是有一點工業基礎，維持最基本的消費水平，能夠消化他們過剩的工業產品。

換句話說，做個發達國家的工業品傾銷市場，一切OK，再想往上走，他們就要用卡脖子或者戰爭的手段，來打斷落后國家的發展進程。

土地改革釋放勞動力，就不用多說了，如果不改變土地關系，農民永遠被困在一畝三分地上，即便辦起工廠，也沒有足夠的工人，更不會有消化工業品的國內市場。

不管哪條道路，都要完成這兩項歷史任務。

蔣介石成立南京政府以后，根本沒有完成資本主義的要求，不是圍剿紅軍，就是在和其他軍閥打仗，導致中國沒有一天安穩日子。

土地改革釋放勞動力，以及驅逐列強擺脫殖民，更是沒影的事。

這樣的民國，資本家極其不滿意。

而且蔣介石在1943年寫了《中國之命運》的書，公開反對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表示中國的兩條路都不走，也就是說，他不準備用這兩種理論來換腦袋。

那他走什么路呢？

只能是開歷史倒車，回到已經被打倒的三綱五常、封建倫理的舊世界去。

他經常用曾國藩語錄教育部下，其實就是在不自覺的回到晚清，自己做一個果黨的慈禧太后，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換取外國支持自己的地位，挺好。

歷史給了蔣介石20年時間，他都沒有完成五四運動之后，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歷史任務。

04

既然果黨掉鏈子，那我黨就要辛苦一下，先給果黨擦屁股，再來干自己的活。

正如列寧說的，俄國工人不是苦于資本主義，而是苦于資本主義不夠發達。

百年前的中國也是這樣，在國家大事面前，革命主體的農民和工人，更喜歡吃飽肚子、有穩定的收入。

即便想給我換腦袋，也得等我吃飽飯再說。

而且土地改革釋放勞動力，是為工業化服務的，中國都沒經過資本主義現代化，你釋放勞動力有什么用？那不是閑得慌么。

蘇聯派到廣州的鮑羅廷曾說：

共產黨要給國民黨做苦力，通過大革命讓資產階級掌權，等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起來了，你們再來革命奪權。

也就是說，先發展資本主義工業化，培養起數量龐大的產業工人，再動員起工人階級，完成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

1927年蔣介石不是清黨了嘛，不和我黨玩了，偉大領袖和同志們沒地方去，便轉入農村進行土地革命，并且在可能的時候，逐漸完成驅逐列強的任務。

相比掌握政權的中間力量和果黨，他們換了一種玩法，就是先釋放勞動力和驅逐列強，等完成兩項歷史任務之后，再來完成現代化和工業化。

就像前文說的，在果黨和中間力量的擠壓下，10年紅軍時期是慘淡經營，而且王明和博古的領導能力很幼稚，完全沒有爭取中間力量的想法，就知道猛打猛沖。

直到長征之后，偉大領袖經歷了脫胎換骨的變化，明白團結大多數，到底意味著什么。

于是他在黨內團結了多數同志，到陜北以后，制定了合理的統戰政策。

從那以后，基本上沒有太激烈的土改行為，逐漸團結了一批開明紳士、民族資本家等中間力量。

抗日戰爭爆發，真正讓我黨迎來浴火重生。

面對亡國滅種的危險，抗日已經成為全民共識，誰舉起抗日大旗就占到道德制高點，誰不抗日就是民族敗類。

于是積極抗日的八路軍和我黨，很自然的積累了聲望，并且在抗日的大旗下，和中國政治的中間力量，展開一系列親密合作。比如在輿論上互相聲援、民族資本家給八路軍捐贈物資、開明紳士給地方政府建言獻策、青年學生到延安參加革命等等。

經過八年抗戰的親密合作，再加上對蔣介石的失望，到抗日戰爭結束的時候，我黨已經爭取到相當大的中間力量，能和果黨大決戰了。

重慶談判，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進行的。

如果和10年前一樣孤零零的，蔣介石會請偉大領袖去重慶談判？恐怕是直接調兵“圍剿”了，根本沒有商量的余地。

當然了，蔣介石不久后還是主動開戰了，但至少在1945年重慶談判前，共產黨已經有了相當的聲望和實力。

這些聲望和實力的背后，便是在抗戰期間積累的，以及中間力量的合作支持。

中間力量傾向于我黨，根本原因就是，放眼中國，只有我黨能完成驅逐列強、釋放勞動力的任務，而完成這兩項任務，對他們是有利的。

有利的地方在于兩點。

第一是可以保證安全的國內環境，讓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手工業者，能夠安穩生產，努力賺錢養家。

我們也可以說，我黨要在一定的時間內，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力。

第二是我黨的開明政策，可以吸收他們進入政府里，參政議政，發表自己對國家大事的意見。

其實不論是驅逐列強、釋放勞動力、適度發展資本主義現代化、吸收中間力量，都是必須要走的，想直接跨過去，基本沒可能。

1940年1月，偉大領袖在延安做《新民主主義論》的演講，便說明了這個問題：

“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

“在中國從事革命的一切黨派、一切人們，誰不懂得這個歷史特點，誰就不能指導這個革命，和進行這個革命到勝利，誰就會被人民拋棄，變為向隅而泣得可憐蟲。”

9年后的山河大變，就證明了他的論斷。

到了1945年，偉大領袖的思想更加成熟，在《論聯合政府》里再次說明：

“在中國人民的任務還是反對民族壓迫、封建壓迫，在中國社會經濟的必要條件還不具備時，中國人民也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

“我們主張在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

而且偉大領袖也不反對資本主義經濟，但是他有自己的條件：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任務，正是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能夠自由發展那些不是操縱國計民生，而是有益于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保證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

偉大領袖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起自1919年的五四運動，結束于1949年的新中國成立。

其實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五四運動的延續。

到了1949年，解放軍在“三大戰役”后推翻國府，廢除一切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再加上全國各地正在進行的土地改革，我黨基本完成兩大歷史任務。

同年和民盟、民革等民主黨派開了政協會議，舉辦了開國大典，真正實現了左翼和中間力量的大聯合。

新民主主義革命，此時就算成功了。

再過幾年，走完革命進程第一步的新中國，開始對國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從此以后，中國有了社會主義制度，有了社會主義經濟，有了蘇聯援助的工業技術，中國人民也有了社會主義的腦袋。

那些青年知識分子發起的五四運動，此時才算落下帷幕，中國開啟新的征程。

05

我們現在回顧五四運動，最直觀的記憶就是，青年知識分子熱血沸騰，愿意為了國家犧牲自己的生命。

承上啟下救中國，是歷史賦予他們的使命，那代青年知識分子也很牛逼，用幾十年時間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

這種歷史機遇，不是每一代人都能遇到。

但他們在百年前的愛國熱血，給后代青年留下一份最大的精神遺產：

位卑未敢忘憂國。

全文完。

參考資料：

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 彭明

陳獨秀與五四運動 唐寶林

論五四時期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 張靜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