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慶市涪陵區叢山深處的76塊墓碑出現在我們的視野里。

墓碑主人的平均年齡只有21歲，他們是在當年國家最高機密地下核工程“816”工程建設過程中犧牲的戰士。

解密后的重慶涪陵區“816”地下核工程。圖|新華社

曾經不能說的最高機密，現在不能忘卻！過去60余年間，中國核工業從一窮二白到做大做強，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奉獻與堅守。

今天，我就帶大家走進核工業人的故事。

文丨丁貴梓瞭望智庫觀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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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剛成立不久，美國早已是擁核大國，對核技術絕對保密，動輒以原子彈威脅中國：朝鮮戰爭期間，美國總統杜魯門就曾在記者招待會上揚言，要在北京投放原子彈；1954年，美國同臺灣當局簽署共同防御條約，若臺海發生戰爭，美國將考慮使用小型原子彈……

面對西方大國的核威脅與核壟斷，中國研制擁有核武器、捍衛國防迫在眉睫。1950年5月，以原子核物理研究所為中心的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然而，一無模型、二無圖紙、三無資料，甚至連制造原子彈的原料——鈾都還沒找到，全要從頭摸起。

基建工程兵某部戰士在祖國各地執行地質普查和鉆探任務，為國家尋找鈾礦。圖|新華社

1954年2月，時任地質部部長李四光和副部長劉杰成立三支勘探隊，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尋找鈾礦。當時技術落后、物資匱乏，勘探隊走到哪住到哪，靠拔草摘野果充饑，8個月后才終于在廣西杉木沖發現了一片鈾礦富集地。

“開業之石”叩響了中國核工業的大門。1955年1月15日，偉大領袖在中南海主持召開秘密會議，李四光和劉杰帶著采集的鈾礦標本“M0277”參會，現場用蓋革計數器測量放射性。會后，中央做出建立和發展我國核工業的戰略決策。

核工業建設能否成功，關鍵在于有沒有一支在政治上、技術上過硬的專業隊伍。但當時，全國只有10余名核科研人員。為了盡快吸納人才，我方同美國政府多次談判，使其取消不準中國留學生離開的禁令；同時抽調一批專業相近、水平較高的科技人員，改行參加核工業建設。

就這樣，從四面八方趕來的優秀科學技術人員、技術工人組成了一支專業隊伍——其中既有王淦昌、彭桓武等蜚聲國內外的老科學家，也有鄧稼先、于敏這些受過嚴格科學訓練的中年科技人員，還有一大批經驗豐富的技師、工人。

1958年5月，在青海金銀灘，中國最早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成立。同年，以研制核武器為主要任務的二機部九局（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成立。

【注：二機部即“第二機械工業部”，為我國統管原子能事業的政府機構，1982年后改名為核工業部。】

有了專門機構管理和專業人才加持，我國核工業建設和核武器硏制的偉大歷程由此開始。

在起步階段，我國核工業離不開蘇聯的支持，但蘇援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早在1954年，偉大領袖就向赫魯曉夫表示，希望蘇聯在原子能、核武器研制上給予中國幫助，卻被婉拒。

直到次年1月，在美國喊出“和平利用原子能”口號的壓力下，蘇聯發表關于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給予其他國家以科學技術和工業援助的生命。加之發展核工業需要更多的鈾資源儲備，蘇聯這才答應幫助我們進行鈾礦勘測和核物理科學研究。

開采鈾礦的基建工程兵某部戰士，奮戰在礦場上。圖|新華社

1955年，新疆519和中南309兩支地質大隊成立，聯合找礦。根據協定，蘇聯應幫助我們設計礦山和水冶廠，可蘇方卻稱，援助的前提是我們必須有500噸鈾金屬儲量。為爭取蘇聯幫助，我們選定以勘探程度較高的湖南郴州金銀寨為突破口，經過3個月的日夜苦戰，順利提交金屬儲量。

1958年，2500人來到湖南許家洞，悄悄開始金銀寨礦區郴州鈾礦的建設工作。當地素有“船到郴州止，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擺子”的說法，工作環境十分艱苦。為了盡快把第一批鈾礦山建起來，工人們邊勘探、邊設計邊施工，“早上班晚下班、不完成任務不下火線”。

一次，1號井掘進中出現涌水，水量達300多立方米/小時，水溫40多攝氏度。蘇聯專家建議在吊盤上安裝臥泵，強行排水繼續下掘。但我國工程師姚君哲、張桂芝等人經反復硏究，決定用注漿法掘進，又從河南焦作借來技術工人和注漿設備，對工作面進行超前預注漿，這才順利通過富水區。

1960年9月1日，電機車牽引一列裝滿礦石的小車駛出坑道，郴州鈾礦（即“711礦”）一期工程建成投產。

與此同時，鈾濃縮廠建設工作也在秘密進行中。1956年4月，劉杰率隊赴蘇聯參觀學習、秘密談判，并提出建鈾濃縮廠的要求。蘇聯方面夸張地說：“這個項目需要很大的投資，需要很大的電力，甚至把你們中國全部的電力用上都不夠。”在我方的堅持下，過了兩天蘇聯才改了口氣，同意援助蘭州鈾濃縮廠的建設。

【注：原子彈的威力源于核裂變反應，鈾、钚（鈾-235、钚-239）是核裂變反應的材料，由天然鈾濃縮提取產生。】

然而，因當年我國基礎建設規模盲目擴大，財政赤字加大，財力、物力緊張；對此中央認為，中國核工業“要有完整的一套，能夠形成獨立的核力量，主要解決有無問題，規模不宜過大。”為了保持體系完整，二機部只得把鈾濃縮廠的建設規模壓了又壓，減少60%投資，這才保住了鈾濃縮廠項目。

就在一切向好之際，1959年6月，蘇聯突然以其正在同西方國家談判禁止核試驗為由，拒絕按原定時間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二機部意識到，這可能是毀約信號。“我們要有思想準備，完全、徹底自己干。”同年12月，二機部制定八年規劃綱要，提出“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適當儲備”的目標，逐步把建設工作轉移到自力更生的軌道上。

2016年9月25日，解密后開放參觀的重慶涪陵區“816”地下核工程。圖|新華社

果不其然，次年7月，蘇聯照會中國政府，決定在7月23日至9月1日撤走全部在華專家，停止一切設備和技術供應，給正在建設中的我國核工業帶來巨大困難。

危機當前，二機部決定將在建的工業項目分為一、二兩線，先把一線工程即鈾生產線搶建出來。

一方面，要盡快確定原子彈的理論設計。原子彈爆炸有“槍法”和“內爆法”兩種途徑，“槍法”技術較容易但耗費核材料多，“內爆法”消耗的核材料少但技術要求精度高、難度大。我國選定“內爆法”為主攻方向，當時國內沒有高速計算機，研究人員靠著手搖計算機和電動臺式計算機，日夜三班倒地計算、分析和驗證，摸清“內爆法”核材料壓緊過程的規律，為理論設計提供可靠依據。

另一方面，要盡快生產出合格的濃縮鈾。蘭州鈾濃縮廠迅速組建建筑、安裝、設計、生產幾方面力量，在蘇聯撤走專家的當天下午召開干部會議，動員全廠自力更生，“攻克技術難關，粉

當時，連年自然災害導致國民經濟嚴重困難、糧食供應緊張，全廠職工營養不良，很多人患上浮腫病。當時有人提出把隊伍撤出去避一避，可鈾濃縮廠籌備處主任王介福堅持“保人保機器，隊伍不能撤，建設不能停，事業不能垮，再難也要把濃縮廠建設好。”中央也十分關心職工們的生活，糧食部、商業部和軍隊撥黃豆、魚肉和其他副食品支援。

蘇聯毀約并沒有讓我們陷入混亂和停頓，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核工業加快了自力更生的步伐。

1964年1月14日中午，蘭州鈾濃縮廠生產出第一瓶合格的高濃鈾-235，豐度達90%以上，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提供了核裝料；同年5月1日，甘肅酒泉原子能聯合企業加工出合格的原子彈部件；6月6日，青海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順利進行1:1模型爆轟試驗……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新疆羅布泊爆炸成功。

終于，10月16日15時，在新疆羅布泊荒漠，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我們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攻破了原子彈的秘密。

首次核試驗圓滿成功，中國核工業實現零的突破。中央在研究了國外對我國首次核試驗的觀察和評論后，向二機部提出：“我們的氫彈研制能否加快一些？”加快研制氫彈，成為中國核工業的下一個任務。

實際上，早在1960年12月，二機部便開始了熱核材料性能和熱核反應機制的基礎研究。原子彈爆炸成功后，我國已系統掌握有關基本理論和關鍵技術，國產每秒5萬次的電子管計算機已開機，氫彈必需的熱核材料氘化鋰的生產線也將建成。

原子彈和氫彈的爆炸原理不同，前者是核裂變反應，后者是核聚變反應。因此，研制氫彈的關鍵也在于理論突破。然而，有核國家對氫彈技術的保密更加嚴格，我國廣大科研人員集思廣益、幾易方案，終于找到了實現熱核材料點燃和自持燃燒的理想途徑，確定了利用原子彈來引爆氫彈的方案。

隨后，理論、實驗、設計、試制等四個方面的科技人員密切協作，解決了熱核材料部件制造、爆轟試驗、數據測量、裝置結構設計、機械加工等技術問題。據我國第一顆氫彈總設計師于敏回憶，當時的工作條件極其簡陋，每周只有10小時（基本是夜間）能使用電子管計算機。工作人員們就拖著水腫和營養不良的身子，拿著算盤和計算尺純手工測算。

1966年12月，青海原子城（即“221廠”）成功進行氫彈原理裝置試驗；次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在羅布泊爆炸成功。

原子彈到氫彈的飛躍，美國用了7年3個月，蘇聯用了6年3個月，而我們只用了2年8個月時間。中國再次創造了世界核武器發展史上的奇跡，極大改善自身國際安全環境，改變世界戰略平衡格局，為世界和平提供新的保障。

擁有了原子彈和氫彈，采用什么運載工具、如何使用它們，成為新的難題。1966年10月27日，我國進行了核彈頭與導彈結合（即核導彈）的試驗。此外，核彈頭還可以與核潛艇結合，續航能力大、航速高、機動性和隱蔽性更好。

早在1958年,我國就決定要研制核潛艇并向蘇聯提出技術援助，卻被蘇聯以“中國不具備條件”為由斷然拒絕。聞后，偉大領袖憤然表示：“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核潛艇工程領導小組迅速組織海軍、船舶制造與核工業部門，研究、確定核動力裝置反應堆的主方案和主參數，并于1960年6月正式上報《核潛艇動力方案設計（草案）》。

可惜的是，三年自然災害給國民經濟帶來嚴重困難，1961年國家提出國民經濟調整八字方針“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二機部隨之對核工業建設進行調整，核潛艇研制工作退居“二線”，為原子彈、氫彈讓路。直到1964年，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基本完成，核潛艇研制工作重新上馬。實際上，退居“二線”的三年間，核潛艇研制工作并未完全停止，各項關鍵科研項目核設備材料試制都在繼續秘密進行、蓄勢待發。

但是，要在哪里建核反應堆呢？時任核潛艇總設計師彭士祿主張陸上模式堆與艇上堆同時并進，以節約大量時間。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應直接將反應堆裝在核潛艇上，一步到位。

一時間，兩種觀點爭論激烈，針鋒相對。是多快好省，還是安全為重？彭士祿認為：“中國亙古至今沒建過核潛艇，核潛艇是何物？只有在國外發表的照片和公開出售的玩具上見到。如果沒有一個模式堆做實驗摸索，進行科學論證，心里沒底，那是紙上談兵。陸上模式堆不是仿真機，不是計算機模擬，而是真槍實彈，是完完全全的原子反應堆！”

當時，世界上只有美國和蘇聯有核潛艇，且對制造技術都嚴格保密。為保證核動力潛艇一次建造試驗成功，中央最終決定：必須建陸上模式堆！

1965年，在祖國西南的一處山坳，我們按照1:1的比例設計建造了中國第一座核潛艇陸上模式堆。此后，憑借刻苦鉆研、大膽設想和反復試驗，中國逐步解決了反應堆物理計算問題，確立反應堆設計的各種參數，選定核燃料組件的材料和形狀。

1970年7月30日18點30分，我國核潛艇陸上模式堆達到滿功率；1971年9月，中國第一艘核潛艇下水；1974年8月1日，第一艘核潛艇被命名為“長征一號”，正式編入海軍戰斗序列，保衛祖國海疆。

自1882 年7 月第一座發電廠在上海建立以來，我國發電廠始終使用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發電。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十分重視核能、核技術的和平利用。實際上，若能利用核能發電，不僅清潔環保還更加高效。

【注：1 千克鈾-235 所產生的能量就相當于2700 噸標準煤。】

20世紀70年代，歐美核能先進國家已進入核電開發高潮，我國華東地區卻陷入“用電荒”，大片工廠被迫停業。當時，我國潛艇核動力陸上模式堆也即將建成投入運行，使在核動力堆基礎上建設核電成為可能。

設備全面安裝階段時期的秦山核電站。圖|新華社

1970年2月8日，上海市傳達周恩來總理指示：“從長遠來看，華東地區缺煤少油，要解決華東地區用電問題，要依靠核電。”中國核電由此啟程，并被命名為“七二八工程”。

1974年3月，“七二八工程”總設計師歐陽予、技術顧問彭士祿等人提交了反應堆設計方案，中央專委會批準并劃撥6.3億專用資金用于核電站設計、建造工作。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核工業建設重大調整，從主要為軍服務轉向為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服務。然而，中國核電的建設之路并未就此一帆風順，而是在爭論中艱難進行。

1991年12月15日，中國建造的第一座核電站——秦山核電站并網發電。圖|新華社

*爭論一：堆型之爭

爭議的首要問題就是：核電站反應堆堆型的選擇。在傳統鈾基熱核反應堆中，超過95%的燃料將變成核廢料，且處理難度系數高，核擴散風險大。與之相比，壓水堆以鈾-235為核燃料，燃耗極低。當時世界上主流堆型是壓水堆，占比達61%。

當時，我們首先把目光投向了核燃料轉化效率更高、產生的核廢料更少的熔鹽堆上。其核燃料是釷，相較鈾的儲量更豐富。但當時還沒有國家將其實際用于核電建設，經過兩年研究，熔鹽堆方案囿于技術條件有限被迫停止。最后，在彭士祿的支持下，壓水堆被最終確認為“七二八工程”反應堆堆型。

*爭論二：大小之爭

在我國首個核電站建設方案中，計劃的功率大小為30萬千瓦，但在前期研制熔鹽堆時實際確定的功率為2.5萬千瓦。此外，核電站建成后需要大量的鈾，功率定得太大也會給原料供應帶來壓力。因此有人認為，改建的壓水堆也應以2.5千瓦為標準。

核電站建設再次陷入僵局。彭士祿和二機部積極溝通，在確保核燃料能夠供應的情況下，最終決定采用30萬千瓦的方案。

*爭論三：自力更生與國外引進之爭

中國核電站起步于西方國家的核封鎖下，缺錢、缺技術。1978年8月，國家計委甚至收到了關于停建“七二八工程”項目的報告。當時，有人認為“七二八工程”設計圖紙不全，設備加工有困難，經濟指標落后。相對的，國外核電技術成熟，因此建議停建30萬千瓦核電站，與國外合作建90萬千瓦壓水堆核電站。

1979年1月13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主持召開會議，投出關鍵一票保住了“七二八工程”。他說：“七二八工程是個原型堆核電站，搞這個工程主要是為了掌握核電站設計和制造技術，不是為了搞系列化電站。現在已經鋪開了攤子，有了初步成績，在國外技術專利沒有拿到之前，這項試驗研究工作不宜草率下馬。”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9年3月，美國三里高核電站發生泄漏事故，導致全球恐核情緒蔓延，國內認為“自行建站有極大風險”的言論再起。

面對再生變故，二機部、國防科委、國家建委、國家機械委和多名核科技專家上書中央，陳述建設原型堆核電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實，如果依賴國外引進，不僅不能掌握核電站建設的核心技術，對國家財政也是不小的壓力。

對此，中央領導批示道：“不管怎么樣，一定要上自己的核電站，再也不能三心二意了。”

項目工程雖保住了，如何建設核電站成為擺在中國面前的下一個難題。當時，國內并沒有核電相關的管理機構，也沒有一套選址、建廠的規則標準，第一代核電人們只得一邊摸索一邊制定規則，先后五易廠址。

秦山核電站二期主體工程于1996年6月6日在華東浙江省海鹽縣開工，圖為正在澆筑混凝土的1號機組核島地基。圖|新華社

一天，參與選址的陳曝之在浙江省海鹽縣秦山鎮發現了一片海灘。這里地處低烈度弱震區，地質構造相對穩定；基巖穩定性好、承載力強，山體巖石堅硬；地形有利于大氣流通擴散……一切都符合建設核電站的條件。

1982年8月，“七二八工程”正式落地秦山。這里雜草密布、群山交錯，人們形象地稱之為“汽車跳，海鹽到。” 秦山核電廠第一任廠長于洪福帶領第一批建設者進駐現場，迅速組織四通（通水、通電、通氣、通訊）一平 （平整場地）。

1983年6月，秦山核電站前期建設正式開始。縣城到核電廠址沒有道路，大家就用開山炸出來的石頭修了幾公里的簡易車行道；為溝通內外聯絡，架設從海鹽到秦山的通訊線路，開通可撥打至全國的長途電話，安裝傳真機的電力載波設備；廠區還修建了高位水池，架設由海鹽至秦山的專用輸電線。

1985年3月20日，反應堆主廠房地板澆灌第一罐混凝土，中國大陸第一座核電站正式開工。

克服了環境難題，還有技術難關。作為核電站的“心臟”，當時幾乎很難從國外找到核反應堆的相關資料，核電人們都是邊干邊學，自編運算程序、研制新型材料。

*難關一：控制棒驅動機構的落棒試驗

人們發現，當水溫較低時落棒非常順利，當水溫上升到300攝氏度時落棒卻很慢，有時還會卡住。要知道，如果不能在2秒內落棒成功，核反應堆就有失控的風險。

核反應堆主要設計領導杜圣華決定，將控制棒驅動機構全部拆卸，一處處排查，才終于找出了問題的原因。原來，是設計的結構間隙留得太少，高溫高壓下各部位材料的膨脹系數不一樣，導致間隙變小進而影響落棒。

*難關二：安全殼

為防止發生核泄漏時放射性物質向外擴散，秦山核電站設置了四道安全屏障，其中，安全殼是最后一道屏障。然而，我們連安全殼應該是什么形狀都不清楚。

參與核電站土建設計工作的夏祖諷回憶道，當時國內沒有任何先例可循，只能從上海科技情報所的微縮膠片中了解有限的技術資料。他用兩年時間翻閱了一百多座核電站的資料，才摸索出安全殼的設計原理。

*難關三：質量保障

1986年11月，中國政府邀請南斯拉夫核電專家杜拉訪問秦山。杜拉稱秦山核電站為“一場核電站建設的災難”，引發“杜拉旋風”。

原來，秦山核電站建設初期為趕工期，往往一邊設計一邊施工，且施工條件簡陋。但按照國外的標準，建設核電站需要幾千人統一培訓、持證上崗，按照規范施工。秦山核電站的施工和現場管理顯然不符合國外標準。

1987年1月，核工業部副部長趙宏兼任秦山核電公司總經理，重點抓秦山核電工程建設，加強管理和培訓，及時處理暴露的問題。在國家核安全局的主導下，核工業部著手制定了中國第一套核電站建設的質量保證體系。

1991 年12 月15 日，我國自主研究設計、自主建造運營的第一座原型堆核電站秦山核電廠并網發電，結束了中國大陸無核電的歷史，被譽為“國之光榮”。

上世紀末以來，中國核電迅速發展。

1994年，我國引進國外技術和資金建造的2 臺98 萬千瓦機組的廣東大亞灣核電站投入商業運營。

建設時期的廣東大亞灣核電站。圖|新華社

90年代下半期，我國啟動小批量核電建設共8臺機組，包括秦山二期、三期工程各2臺機組、連云港田灣核電廠和廣東嶺澳核電廠各2臺機組，裝機容量共670萬千瓦，于21世紀初陸續建成發電。其安全運行業績主要指標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放射性廢物排放總量及工作人員所受輻射劑量也都低于國家規定的限值。

2005年后，我國開始成規模地發展核電。截至2012年底，在建核電機組共30臺，占世界45.5%；總裝機容量3267萬千瓦，占世界49.9%。

2011年3月日本福島核事故后，我國立即對在運、在建核電廠全部核設施開展綜合安全檢查，出臺《核安全與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及2020年遠景目標》和《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11—2020年）》（調整），堅持安全高效發展核電。

實際上，核電運行一直保持良好的安全業績，迄今未發生過國際核事件分級2 級及其以上的運行事件，具有完備的應對設計基準事故的能力和一定的嚴重事故預防和緩解能力。

2011年7月21日，我國第一個由快中子引起核裂變反應的中國實驗快堆成功并網發電。2012年12月，中核集團鈾濃縮離心技術投入生產。2014年8月，由國家能源局和國家核安全局牽頭組織專家組，對由中核集團和中國廣核集團聯合推出的“華龍一號”總體技術方案進行評審。

除了核電技術，我國在輕核工業領域也取得長足進展，助力食品加工、安全檢查、癌癥治療等行業進步。截至2018年，我國共有300多家從事同位素輻射技術研發與生產的單位、10萬余名從業人員，預計年產值可達1000億元人民幣。

過去一年來，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切實防止病毒通過冷鏈物流渠道傳播成為重中之重。抗疫中，中國核工業的“隱藏技能”被充分發揮。

疫情發生后，因環氧乙烷消毒滅菌需7-14天，耗時較長，醫用防護服需求緊張。國家原子能機構、中核集團積極推動輻照滅菌技術，參與起草《醫用一次性防護服輻照滅菌應急規范（臨時）》，大幅縮短了醫用防護服的生產周期。

2020年12月，在國家原子能機構的支持下，中核集團旗下中國輻射防護研究院、中國同輻股份有限公司、同方威視3家單位聯合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等科研單位開展了“進口冷鏈食品新冠病毒防控的輻照消毒研究”核能專項研發。近日，中國同輻與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確定了利用小型輻照儀開展新冠病毒滅活的實驗方案，未來將建立新冠病毒輻照消殺工藝。

隨著輻射加工技術的成熟，同位素與輻射技術產業化、工業化的規模越來越大，影響的范圍也越來越廣，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生活質量改善和科學技術進步做出重要貢獻。

參考資料：

1.李鷹翔：《“兩彈一艇”那些事》，中國原子能出版社，2013年7月；

2.李鷹翔：《中國核技術的和平發展之路》，縱橫2015年第2期；

3.《核技術有望用于冷鏈新冠病毒消殺：中核集團開展輻照滅活實驗》，澎湃新聞，2021年3月13日；

4.紀錄片《國家記憶：揭秘新中國首座核電站》，央視網，202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