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譚主
來源公眾號：玉淵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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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票贊成，11票反對，歷經一年，美國政府心心念念的《無盡前沿法案》，終于在參議院投票通過，進入到下一階段討論。

如果法案最終獲得通過，美國會拿出約1000億美元，投入到人工智能、量子計算以及半導體等關鍵科技研究領域。

雖然法案距離最終通過還遙遙無期，但一些美國政要卻如獲至寶。拜登稱，這是個良好的開始，法案會確保美國在競爭中處于領先優勢。而競爭的對象是誰？我翻了翻法案正文，中國，是被提及次數最多的國家。

投票第二天，拜登在談到同中國的競爭時，就直接撂下狠話，聲稱“中國贏不了”。

只是，這個法案，真的有這么大的作用嗎？花費千億，又真的能解決美國的“科技焦慮”嗎？

“販賣焦慮”的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和共和黨參議員托德·楊。去年5月，兩人以“美國的領導地位正受到外國競爭對手的挑戰”為由，首次提出了《無盡前沿法案》。

我發現，在法案提出前，美國國防部剛剛通過了一份報告。報告對新能源汽車、量子通信、5G等多個技術領域進行了評估，結論是在這些領域，美國都已經落后。

同這些具體行業情況相比，更讓美國焦慮的是另一組數據：60年代至今，美國公共研發投資占GDP的比例已經從2%跌至不足0.6%，公共研發投入明顯不足。

政府對創新投入疲軟，作為補充的私營部門，投資科技創新的意愿也不樂觀。2017年從清華大學畢業到普林斯頓從事高性能計算機網絡研究的陳曉奇與我分享的直觀感受是：

蘋果、谷歌、亞馬遜這些公司，近年來在基礎科學的創新其實不夠多。

創新動力不足的直接結果是，在專利申請數量上，美國已經失去領先地位。這就有了查克·舒默在《無盡前沿法案》中的那句話，“美國的全球競爭對手在技術領先地位方面趕超過美國，只是時間問題。”

美國政客營造了一種緊迫的競爭氛圍，似乎再不行動美國就不能領先了，但實際上，他們考慮的并非只是純粹的科技進步。這一點，可以先從法案的難產說起。

法案先是因參議院商業科學與運輸委員會提案積壓而被擱置，今年4月21日，查克·舒默和托德·楊提交最新版本后，又引發了巨大爭議。

參議員們吵得最兇的，是資金如何分配。

華盛頓州參議員瑪麗亞·坎特威爾要求法案里加入幫助波音公司的條款，而波音公司的生產基地，正是在華盛頓州；密歇根州民主黨參議員加里·彼得斯要求拿出20億，緩解汽車廠關閉的問題，“汽車城”底特律，正是密歇根州最大的城市。

這份大蛋糕，誰都想分一杯羹。

這個時候問題就來了，法案要想實施，首先要通過參眾議院的批準，然而每個人都想在法案里填上一筆，確保自己能分到一杯羹，在這個過程中，但凡出現修改，就必須再次重復流程。

《無盡前沿法案》原定商議討論的時間是4月28日，但參議員們提出了多達230項修正案，隨后，針對法案的討論就被延遲到5月10日之后進行。

拜登提及的“86 VS 11”的結果，只是終止了圍繞法案的冗長辯論程序。就在第二天，眾議院對撥款的不同意見，再度開啟了為期一至兩個星期的辯論。

政治訴求的企圖，在爭吵與辯論的過程中，被不斷拉扯，甚至有喧賓奪主的趨勢。為了解決這一難題，兩黨的手段，就是不斷放大一個“靶子”的威脅，那就是中國。

新版法案的篇幅由最初的160頁擴增到了現在的340頁。新版本中納入了一百多項修正案，這里面夾帶了議員的各種私貨。德克薩斯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克魯茲就污蔑稱，中國媒體正在控制美國人的所見所聞，因此要防止中國媒體在美國進行報道。多項條款的目的，竟然是試圖防堵所謂中國在信息戰方面對美國社會的“滲透”和“影響”。

沒看出這些增加的修正案跟美國想要的科技進步有什么關系，但這正好凸顯出了美國這次立法的套路，放大威脅，販賣情緒。

保持科技領先的意圖最終沒能逃過被政治綁架的圈套。遏制中國，真的就能緩解美國的焦慮嗎？

無論是5G還是新能源，任何一個高科技行業，追根溯源，都需要基礎研究支撐。

實際上，這也正是“無盡前沿”這個詞的內核所在：《無盡前沿法案》的緣起，是1945年的一份名為《科學：無盡的前沿》的報告，這份報告廣受關注，被稱為“美國科學政策的開山之作”。

這份報告之后，美國進一步增加了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同時，也促成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成立和美國科技水平的提升。

曾就職于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現任清華大學蘇世民學院院長的薛瀾告訴我：

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關鍵因素——開放性，它是科學研究保持高水平的一個基本必要條件。而現在，為了遏制中國，美國卻開始選擇封閉。

《無盡前沿法案》的第303條，格外引人注目——禁止聯邦科學機構的所有成員加入外國政府人才招聘項目。

要知道，美國的613名科學院院士中，有141名是國外引進人才，美國大學培養的科學與工程博士，有約三分之一，都是外國人。

切斷這種聯系，對于美國而言，無疑是“自斷臂膀”。但實際上，相關行動早在2018年就已經開展。當年，美國司法部發起“中國行動計劃”，對華人科學家群體進行大規模清查。

去年10月，我見了浙江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吳息鳳，她就是這一行動的受害者。

吳息鳳曾就職于美國MD安德森癌癥中心，這是美國最大、排名最為靠前的癌癥中心，同中國也有多年的合作歷史。但在2018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對吳息鳳提出了兩項指控：沒有披露所有外國合作者的姓名以及機構、沒有完全披露在外國的有償工作。

盡管最終的調查結果表明，吳息鳳沒有任何問題。但她還是被停薪留職?！犊茖W》雜志的報道顯示，從2018年8月到2020年，有多達54名學者因調查而遭開除或主動提出辭職，其中絕大多數為外籍學者。

這樣“莫須有”的案例，在過去兩年多時間里，不斷增多。而《無盡前沿法案》，又在立法層面，將這種阻斷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法案規定，只要涉及中國資助項目的研究人員，就將被禁止擔任聯邦新研究項目的主要研究員，也不能從其隸屬機構的任何聯邦資助項目中受益。

研究人員，被迫進行“二選一”的抉擇。但美國政客的做法，有利于美國嗎？

上周末，我參加了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2021中美公共外交論壇”。會上，耶魯大學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濮德培分享了自己的觀點：現在美國對于中國的排斥是最不明智的決定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是“南轅北轍”，偏離了預期的目標。

薛瀾院長也參加了這場會，會上，他主動提到了美國最近出臺的一系列法案。他告訴我：

《無盡前沿法案》最大的問題就在于預設了一個錯誤的前提假設——中國的發展，對美國社會不利。

這一點，美國科學界也有共識。美國科學促進會就曾表態，美國的國際伙伴和合作關系是美國長期以來領先世界的一個寶貴資源。

在基礎科學領域，美國科學界與中國科學界合作密切。近年來，美國國際合作論文比例從25%左右上升到近40%，而最大的合作方，正是中國。

可以說，以一種開放的心態，把全世界最頂尖的人才納入到美國的科研體系中來，是美國最近幾十年保持全球科技競爭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當下的美國，想盡一切辦法圍堵中國和其他國家，但最終的結果，可能是扼殺了美國自己的創新力。

一方面遏制他人，另一方面則是不斷“強化”自身。

法案明確提出要投資約1000億——這是美國歷史上對科技領域的最大一筆投資。

這個數，乍看起來不小。相比于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每年約85億美元的預算而言，確實是巨幅提升。但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劉英告訴我：

研發投入的比較不應該只看規模，更應該看投入與當年GDP的比例。

此前，美國最大的科研項目是“阿波羅計劃”。它的總投資金額約占到計劃啟動當年美國GDP的5%。而1000億，約占美國2020年的GDP總量的0.5%。

10倍的差距。

再仔細算算，這筆錢還要在5年內被分攤到10個前沿科技領域，每個領域實際拿到的數額，可能很小。

“雷聲大雨點小”也就罷了，如果是及時雨倒也還好，但5G和新能源汽車等高科技行業的發展癥結真的只是基礎研究的投入不夠么？

在普林斯頓大學從事計算機研究的陳曉奇博士以親身感受向我形容道：

目前這個法案只是給科研鋪了一層泡沫，用粗糙的計劃包裝了一個不具體的方案。

陳曉奇博士說的“粗糙的計劃”是指在此次立法中，只是在白宮額外增設了一個副主任的職位處理資金分配的問題，至于資金分配投入到基礎研究領域后，是否能提高相關行業的競爭力，這個問題依然存疑。

正如美國參議院商務、科學和交通委員會主席瑪麗亞·坎特威爾在四月首場針對該法案的評估聽證會上說的那樣，最基本的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即委員會可以采取什么措施來保障投資的有效進行。

坎特威爾的這句話怎么理解？“芯荒”也許就是很好的例證。

2019年，全球研發支出排名前十的半導體公司當中，美國占了一半，研發投入最多的三家公司，都來自美國。美國芯片，不缺錢，但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的全球芯荒潮，美國車企卻首當其沖。

直到現在，芯片短缺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福特汽車警告稱，芯片短缺可能會使其第二季度的產量減少一半，并在2021年損失約25億美元和約110萬輛的產量，而通用汽車也延長了幾家北美工廠的停產時間。

曾在中芯國際、意法半導體等芯片巨頭任職10多年的曹韻告訴我：

美國當下科技產業的危機感，并非是實驗室中前沿研發的落后，而是在于制造業的競爭力大幅下降。

美國制造業競爭力下降帶來的，是制造業外流和產業鏈聚集度的下降，這使得基建、物流的成本上升，兩個問題疊加，造成制造業成本進一步高企，削弱其競爭力，繼而引發制造業產業鏈的持續外流。這個道理，在三篇有關芯片的文章中，我已經解釋過多次。

這兩天讀《金融時報》，我也看到一篇報道，《美國就業人數為何不及預期？》。其中提到，4月美國新增就業僅26.6萬，遠低于3月的91.6萬和預期中的100萬。這一數據反映的，正是美國制造業競爭力低下的另一個關鍵問題，制造業的勞動力不足。

美國勞工部公布的4月就業報告顯示，4月新增就業數量為26.6萬，失業率上升至6.1%，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18000，平均時薪同比增長0.3%

所以，在這次預想的投資計劃中，也拿出100億美元，專門授權美國商務部用于確保美國供應鏈安全，剩下的24億美元，專門用于投資美國制造業，以加強其創新性和競爭力，并增強和擴展美國制造業網絡。

只不過，美國的制造業外流導致的惡性閉環已經持續了整整40年，靠24億美元就想解決頑疾，有點不切實際。

一個行業的競爭力并不是靠前端基礎科研或是末端生產制造某個單一要素決定的，而是需要整個鏈條的每個環節能環環相扣，有效傳導。

作為鏈條末端的制造業如果持續走弱，對于“前沿”的投入再多，最后得到的也不過是一個頭重腳輕的“畸形兒”，美國想要在高科技行業壟斷技術和制造以便取得絕對優勢的零和思維想必是很難實現。

更何況，從出發點來看，就是南轅北轍：

20世紀的美國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遜·特恩曾經專門對《無盡前沿法案》中的前沿（Frontier）一詞做過考據。在他看來，“Frontier”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邊界、邊疆，還代表著文化空間的交界和消融，換句話說，就是包容和開放。

也正是這樣的心態，讓美國在諸多領域，取得過諸多輝煌的成就。但當下，“無盡的前沿”的意味，卻變成了對抗和封鎖。

解決科技焦慮，美國政客要做的，是多讀讀自己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