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刀劍笑

美中“被廣泛稱為接觸的時代已經結束。”

26日，白宮“亞太政策最高官員”庫爾特·坎貝爾的一句對華政策表態，引爆國際輿論。這被解讀為拜登政府對華政策“歷史性轉變”的一個官方定性，蘊含“重磅信息”。

同一天，拜登要求美國情報部門展開新冠病毒溯源調查，美歐舉行首次高層中國對話......同步曝出來的這些信息，“印證”著一些媒體對美國對華政策官宣的負面解讀：

美方這次不只嘴上說說，也在付諸實施。

但就在這三則消息引起猜測的同時，26日中美負責貿易談判的官員通話，雙方對外公告的調子也表現出“難得的一致”。

這又讓今天有關中美關系前景的分析復雜化了。

那么，過去24小時內圍繞中美關系的這些重大新聞，到底釋放了什么信息？尤其坎貝爾的官宣，對中國意味著什么？

坎貝爾為美國持續近50年的對華接觸政策畫上句號。

這話是在26日斯坦福大學舒思深亞太研究中心一場視頻研討會上說的。一場智庫會議，不是發布美國如此重大外交政策定性的嚴肅場合。但話一出來，還是被眾多國際媒體迅速放上頭條。

因為說這話的人是坎貝爾，“亞洲沙皇”。

坎貝爾現年64歲，克林頓和奧巴馬時期，他都是亞太事務核心幕僚，并被認為是奧巴馬政府“亞洲再平衡”戰略的總設計師。進入拜登政府后，坎貝爾獲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政策協調員。彭博社說，他是目前“白宮亞洲政策最高官員”。

除了“終結”接觸時代，坎貝爾26日還點明美國對華政策的未來走向：“主要模式將是競爭。”

毫不意外，他將原因歸咎于“中國的政策”。

坎貝爾一一列舉中印邊境沖突、對澳“經濟行動”以及所謂“戰狼外交”，以此證明中國正朝著“強權或硬實力”轉變，稱這“預示著中國決心扮演更強硬的角色”。

如何對華競爭？關鍵是盟友，尤其亞洲盟友。

坎貝爾說，盟友將在美國抗衡中國的過程中扮演核心角色。美國已試圖建立美日澳印“四方機制”合作的重要性，并正尋求今秋舉辦四方領導人面對面峰會，聚焦“在基建領域應對中國挑戰”。

抹黑污蔑中國，煽動盟友抗中,這些方面，坎貝爾的話沒有任何新意。但它的重大“亮點”在于：

這是美方首次官宣對華接觸政策“已死”。

1972年尼克松訪華至今近半個世紀，美國國內要求結束對華接觸的聲音從未斷過，但一直沒上升到重大決策層面。

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助理國務卿謝淑麗回憶說，1990年代，美國“對華接觸”確實險些走到盡頭。

當時，美中因為“銀河號”和炸館等事件劍拔弩張。美國國會和國防部一些對華鷹派，趁機炒作對抗中國。美國政府對華主要政策考量，也開始轉向如何應對與中國可能的軍事沖突。

但緊接著就發生了2001年“9·11”事件。出于反恐國際合作等需要，美方對華“大國競爭”計劃暫緩，對華接觸政策延續下來。

而在其他時刻，“結束對華接觸”一直處于邊緣位置。

最近幾年，美國國內關于對華政策失敗的爭論愈發激烈。媒體、學界甚至一些政客不斷發表言論，核心都指向“對華接觸政策該結束了”。

但美國官方呢，對此一直沒有明確表態。

這就是坎貝爾這次“重磅定性”引發關注的背景：

接觸政策結束，相當于美國官方承認了“對華接觸失敗”。

一位美國問題學者說，建交40多年，從尼克松訪華算起更是恢復“接觸”快50年了，這本應是一個慶祝和汲取有益經驗的時刻。但美國政策精英們卻選擇“重置”，再次走上對華錯誤路線。

不僅釋放對華政策轉變“重大信號”，美方也在采取實際行動。

同在26日，總統拜登發表聲明，要求美國情報機構“加倍努力”，收集和分析有關新冠病毒起源的信息，并在90天后向他報告，新冠病毒來自動物源還是實驗室事故。

聲明一開頭就點名中國，聲稱美方檢查人員“在最初幾個月里沒能前往中國實地”，說這妨礙了溯源調查。

彭博社等不少媒體都將拜登這個指令，與坎貝爾的“直率表態”聯系起來：這些都是中美關系更加趨緊的“最新跡象”。

一家法媒表示“意外”，說拜登政府上臺以來諸多對華政策措施中，在新冠溯源問題上被認為“相對低調”。

現在他為什么突然拾起這個話題？

一種分析認為，拜登想學特朗普政府，把病毒溯源問題作為轉移國內矛盾的政策工具。

基建投資方案遇阻，經濟復蘇不確定性增加，在巴以等外交問題上遭受批評......拜登政府雖然民調數據尚可，但近段時間也面臨諸多內外難題。

指定情報部門去做，也被認為必然導致政治化操作。

這是科學研究，情報部門能干什么？而且現在美國情報部門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政治化，很多時候調查問題不是根據是非曲直，而是考慮政黨氛圍做結論，為此“啥都敢干”。

一位美國問題學者說，官方承認“對華接觸失敗”和再炒病毒溯源問題，背后邏輯基本相同：

美國激進政治精英對與中國開展“激烈競爭”的狂熱仍在加劇。在對華強硬的基礎上，結束“對華接觸”也成了兩黨共識。

除了發起病毒溯源調查，26日，美歐首次高層中國對話也在“驗證”坎貝爾拉盟友與中國競爭的對華政策定性。

歐盟對外行動署秘書長薩尼諾和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當天在布魯塞爾會談。會后聯合聲明中說，美歐與中國的關系是多方面的，包括合作、競爭和制度性對手等要素。

但從兩人對話內容看，處處都在鼓噪與中國“對抗”。

除了所謂對外經濟脅迫，對涉疆、涉藏、涉港、涉臺以及南海等問題，他們都表達了“共同關切”。

雙方承諾，要在對華問題上“進一步密切合作”。

有關坎貝爾表態的報道，大都提到“接觸時代結束”和“依靠盟友對華競爭”兩大要點。

另有一句更值得玩味的話，被忽略了。

在強調美中關系主導格局將是競爭時，坎貝爾還說：

“冷戰中的一些元素曾促使我們加速創新以更好地完成任務。而現在，我們同樣希望這么做。”

這句“冷戰暗示”，意味著中美要回到1972年接觸前的狀態？

美國極端反華派一定有這樣的期待。但大的時代背景，決定了他們這種盤算必然受挫。

1972年時，美蘇爭霸主導國際格局。而現在呢？世界不再兩分為被意識形態主導的對抗集團。相反，各國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相互競爭，同時又越來越被共同利益綁定。

正因如此，一位美國問題學者提出：

坎貝爾有關美國對華接觸政策告終的宣示，更多是一種噱頭，根本沒有執行下去的條件。

一個原因，是當前不太可能出現如當年美蘇冷戰“鐵幕演說”那樣的東西。

美方現在挑起的對華戰線拉得太長，這將是一場長期博弈。這種態勢，不會因為某個人的某個講話突然改變。關鍵要看，美國政府能做什么？

而恰恰，美國政府現在缺乏對華清晰戰術。

在本月上旬參加華爾街日報的一場活動時，正是坎貝爾本人“自曝”：拜登政府對華路線是奧巴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雜拼，“類似于東拼西湊。”

而拜登政府的訴求，跟冷戰和特朗普時期又都不一樣。

冷戰時期，美國為了追求戰略和安全目標，可以一定程度上犧牲經濟利益。特朗普時期，美國為了經濟利益，可以犧牲同盟體系以及一些所謂的“戰略目標”。

拜登政府呢？既要經濟利益又要安全利益。

問題是，如果美國想跟中國像冷戰時一樣博弈，就需在拉攏盟友方面下更大力氣，那意味著要給盟友更多好處。但同時拜登政府又把經濟利益看得很重，在利益出讓方面會比較有限，跟冷戰時根本無法相比。那盟友就不可能真正死心塌地跟著它走。

或許正是出于對拜登政府對華政策“雜亂”的擔憂，坎貝爾希望搞出一個系統性的對華政策。但現實決定這位“亞洲沙皇”及其背后的中國政策團隊，未必能弄出來。

26日，與坎貝爾表態和拜登聲明同樣引人關注的一件大事，是中美貿易談判代表通話。

雙方對外公告中，都出現了“坦誠”“繼續保持溝通”的相關表述。

一位美國問題學者說，雖然美方圍繞經貿問題對華挑釁和施壓短時間內不會降格，但跟特朗普政府相比，雙方對外公開表態的調子幾乎一致，表明雙方都有談的意愿。

已經98歲高齡的基辛格，上周又就中美關系發聲了。

在接受瑞士一家媒體采訪時，他警告不要挑起與中國的對抗，“這將是一場兩敗俱傷的沖突”。他還認為，現任總統拜登及其政府明白，這場對抗不符合美中兩國乃至整個世界的利益。

1970年代初，正是這位老人施展戰略智慧，幫助美國開啟對華接觸政策。半個世紀后，當坎貝爾宣布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終結，不知他和背后的白宮中國政策團隊是否真的理解這份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