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溫伯陵
來源：溫伯陵的煙火人間（ID: wenboling2020）

聊一個老掉牙的話題，偉大領袖畢業后為什么沒有出國留學。

相信大家看過很多這方面的解讀，包括費用不夠、放不下生病的母親、立志留在中國做些事情等等，但是我覺得，這些解讀都太表面化了，遠遠不足以解釋偉大領袖的人生重大決斷。

這篇文章，我就用偉大領袖的求學方法和時代變化，來解讀一下沒有出國留學的問題。

馬上就到高考和畢業季了，希望偉大領袖的故事，能給有需要的朋友一點參考。

1914年3月，湖南四師和湖南一師合并，已在四師讀了一年預科的偉大領袖，也隨大流成為一師的學生，同年秋天被分配到本科第8班。

湖南一師開設20多門學科，非常雜亂，習慣在圖書館自學的偉大領袖很不喜歡，認為學這些亂七八糟的課程沒什么用，與其在沒用的課程上浪費時間，不如專心攻讀一門課程，把時間用在刀刃上。

于是他制定了自學計劃，把學習重點放在文史哲等社科學問上，包括諸子百家、詩詞歌賦、學者文集等等，凡是社科類的，偉大領袖幾乎無書不讀。

在自學讀書的時候，偉大領袖發現有一些不懂的問題。然后他會找來有關某個問題的所有參考書目，一本一本的讀過去，并且把相關知識點寫在筆記本上。

據同學們回憶，偉大領袖每個筆記本上都寫的滿滿當當，把這些筆記本放在一起，能裝滿一個提籃。

至于其他學科，偉大領袖基本放棄了。

有次上靜物寫生課，他直接畫了一條橫線，橫線上面畫半個圓圈，告訴老師說這是“半壁見海日”，老師都無語了 。

就這樣自學一年，雖然偉大領袖的學問長進非常大，但他發現，還是有些不對勁。

自學能解決不懂的專題，但是不夠博學，極大限制了偉大領袖的知識范圍，以及對世界的認知，很容易陷在小圈子里自嗨。

發現了問題，偉大領袖決定改變自己。

1915年6月25日，他在寫給同學的信里說：

“學校試驗今日完，吾于課程甚荒。從前拿錯主意，為學無頭緒，而于學堂科學，尤厭其繁碎。今聞于師友，且齒已長，而識稍進。”

“于是決定為學之道，先博而后約，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專門。前者已矣，今日為始。昔吾好獨立蹊徑，今乃知其非。”

“學校分數獎勵之虛榮，尤所鄙視，今乃知其不是。”

他放棄了完全自學的方法，準備在自學的同時，按照學校的課程安排一步步來，甚至覺得考試分數也蠻有意義。

大家注意“先中后西”四個字，這是偉大領袖最重要的人生立場。

他首先是一個中國人，然后才是讀書求學改造中國的青年。做學問要先學會中國學問，再去參考外國學問。分析國內外的政經問題，一定以“對中國的利弊”為核心原則。

總之一句話，一切以中國為中心。

那年偉大領袖23歲，此后幾十年，這種立場將決定他的選擇判斷。

改變學習方法之后，偉大領袖開始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不再是和老師作對的刺頭學生，成績直線上升。

而在正式學業之外，偉大領袖特別關心政經時事。

湖南一師有個閱報室，湖南、上海和北京的知名報紙，每天都會按時放在報架上，給學生們閱讀增長見識。

來來往往讀報紙的人不少，但每天都來蹲點兩小時的只有偉大領袖。他把報紙上的人名和地名都用小紙條記下來，隨后在地圖上仔細找，直到把新聞的來龍去脈弄明白為止。

這么幾年下來，偉大領袖對時政的分析能力大漲。

同學們都叫“時事通”，有什么不懂的問題都來請教。而偉大領袖給同學們分析問題的時候，往往會在講完之后，再聯系到中國的歷史和時事，達到貫通古今中外的效果。

舉個例子。

如果你向他請教“拜登新政”的話題，他會給你詳細分析拜登為什么能上臺、施行半年的新政到底要干什么、拜登和普京撕逼有什么訴求。這么一套分析完之后，你對拜登新政就基本明白了。

但是遠遠不夠，偉大領袖會繼續告訴你，中國古代王朝也有類似的局面，并且捋出一條詳細的時間線。

打通古今中外，偉大領袖要回到現代中國，明明白白告訴你，中國怎么做才能贏。

這事在《如何成為偉大領袖一樣的奇男子？》里詳細說過。

不管你服不服，反正偉大領袖的同學都佩服他。

所以蕭三說：

“偉大領袖的話不多，但每一句都很中肯，都能啟發人向前進，再往遠大處著想。你有什么疑問，只要和他一談，便一切迎刃而解，一切都明朗化，都有辦法了。”

可想而知，這是一個很有自己想法的人。

慢慢的，偉大領袖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學，他們就是新民學會的原始人馬，偉大領袖就是小團隊的靈魂人物。

02

1918年的春夏之交，偉大領袖即將從湖南一師畢業，和現代學生一樣，必須思考繼續求學還是參加工作的問題。

偉大領袖和新民學會的同學商量之后，總體意見是湖南比較閉塞，各種學問也很落后，想完成“改造中國和世界”的夢想，必須出國留學，看看外面的大世界。

既然決定出國求學，那么去哪里呢？

他們有兩個選擇，一是去華僑遍地的南洋，二是日本，因為留學日本是清末潮流，很多辛亥革命元老都有留日經歷，而且到目前為止，中國留日學生還有近萬人。

大家考慮很久，覺得日本比南洋發達，又是變法成功的榜樣，出國留學應該去日本。

新民學會的同學都是優秀青年，每個人都有資格出國留學，但是經費不足，不可能每個人都去，于是新民學會干事會決定派羅章龍、周曉三、傅昌鈺去日本留學。

羅章龍的家里窮，覺得出國留學有壓力，便私下找偉大領袖談話，說能不能換個人，我就不去了吧？

結果偉大領袖批評羅章龍，這是新民學會決定的事，不是你個人的事，有什么困難大家來想辦法，你要出國完成求學的任務。

何叔衡也在旁邊說，你有困難是實情，我們一定想辦法送你出去。

大家發現沒有，偉大領袖是支持出國留學的，但不是非自己出國不可，只要新民學會的其他同學能出去，把國外的知識學回來就行。

也就是說，偉大領袖眼里的出國留學只是手段，最終要借外國的知識，解決中國的問題。

在留日這件事上，偉大領袖類似于組織者的角色，而不是親自參與者。

這兩個角色的區別太大了。

組織者是帥，動員人力物力出國學習，回來把知識貢獻出來為我所用。參與者是將，親自出國學習回來用外國知識干活。

很明顯，站位和格局就不同。

羅章龍聽了偉大領袖和何叔衡的話，決定去日本，自己出了一半費用，新民學會的同學支援了一半，然后起身東行。

新民學會在長沙北門的平浪宮聚餐，給羅章龍送行，偉大領袖遞給羅章龍一個信封，他打開一看，發現是偉大領袖用“二十八畫生”為筆名，寫的一首《送縱宇一郎東行》。

云開衡岳積陰止，天馬鳳凰春樹里。

年少崢嶸屈賈才，山川奇氣曾鐘此。

君行吾為發浩歌，鯤鵬擊浪自茲始。

洞庭湘水漲連天，艨艟巨艦直東指。

......

平浪宮前友誼多，崇明對馬衣帶水。

東瀛濯劍有書還，我返自崖君去矣。

不過羅章龍去了上海以后，聽說日本警察毆打愛國留學生，甚至出了人命，知道日本的環境變了，不再是留學的好地方，就沒去日本。

也就是在此時，赴法勤工儉學的消息傳回湖南。

赴法勤工儉學是同盟會元老李石曾牽線的。

那時候“一戰”結束，中國通過派遣30萬華工去歐洲，莫名其妙混成戰勝國之一，國際地位稍微提高一丟丟，于是各國就準備退還一部分庚子賠款。

李石曾在法國工作學習多年，又安排過幾次留學法國的事，便找到北洋政府，建議把法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做為教育基金，單獨設立一個委員會管理，并且在法國成立一個大學。

中國可以宣傳赴法勤工儉學，選拔有基礎的優秀青年，用教育基金的錢，幫助他們去法國的大學讀書學習。

于是，赴法勤工儉學就這樣啟動了。

不管怎么說，去法國留學是好事，前期去北京打前站的蔡和森，不斷給偉大領袖寫信，讓他和其他會員趕緊來北京，商量赴法留學的事，恩師楊昌濟也希望你來，不要再猶豫了。

蔡和森在信里還說，三年之內，必使我輩團體，成為中國之重心點。

壯大團隊、發揮大家的才智，這才是他們赴法留學的潛在目的，而不是簡單的出國讀幾本書、混一張文憑。

只要完成這個目標，其他的事都可以商量。

1918年8月，偉大領袖、蕭子升、李維漢、李富春等20多名同學啟程北上，籌備赴法留學的事。

到北京以后，偉大領袖在楊昌濟家里住了一段時間，估計不太方便，就搬到三眼井與蔡和森等人租房住。

由于房子小，他們只能擠在炕上睡覺，每個人只有一塊磚頭的空間，半夜起來上廁所要和旁邊的人打招呼：“哎，我要起來了啊。”

第二天早上，所有人都累的骨頭發酸。

楊昌濟介紹偉大領袖去北大圖書館，一邊工作一邊籌備赴法留學，其他人則去留法預備班學習。

法語是必備課程，除此之外，每個人要學一門手藝，鉗工、木工、制圖、機械都可以，保證去了法國能做到“勤工。”

從這個安排就能看出來，偉大領袖依然是組織者、推進者的角色，自始至終，他都不是親自學習的角色。

就像劉邦和朱元璋一樣，他們組織起兵力、錢糧、武器裝備，然后分配給韓信和徐達、常遇春等將軍。等各路將軍得勝回朝的時候，軍功和鮮花都集中在將軍的身上，但你能說，勝利和劉邦朱元璋沒關系嗎？

在留日和留法的過程中，偉大領袖就是干這個活的。

即便沒有學習一門手藝，偉大領袖還是取得公費留學資格。

這個機會是很難得的，那時候去法國的旅費就得幾百塊，而偉大領袖家族的產業就3000塊，如果全部自己來出，肯定不可能去法國。現在有了公費留學資格，偉大領袖想去是可以去的。

但是偉大領袖放棄了，并且鼓動羅章龍也放棄公費。

他覺得留學法國么，有人去就好了，新民學會不用所有人都去，最好留兩個人在北京，要不然新民學會在北京沒有駐點，以后想發展起來就難了。

于是偉大領袖建議，自己以圖書管理員的身份，在教員和學者之間活動，走上層路線。羅章龍以北大學生的身份，在學生中擴大影響力，走下層路線。

兩條線同時進行，以湖南為根基、北京為跳板、外國為羽翼，逐步擴大新民學會這個團體的影響力。

后來他和陶斯詠也說過類似的話：

“我們的同志，應該到世界各地考察，不應該堆積在一起。最好是一個人開辟一個方面，這樣的話，各方面都容易打開局面。”

全世界一盤棋，才是他們的眼界。

現在很多人吐槽偉大領袖沒有出國留學，腦子里沒有洋墨水，典型的格局小了。

03

為了團隊的整體利益放棄赴法留學，偉大領袖有沒有后悔過呢？或者說他自己想不想去法國？

他不想。

偉大領袖在陜北接受斯諾采訪，說了自己當時的想法：

“雖然我協助組織了這個運動，而且新民學會也支持這個運動，但是我并不想去歐洲。我覺得我對自己的國家還了解得不夠，我把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

這是在團隊利益之外，關于學問的思考。

這個思考不是突然冒出來，而是在1915年改變學習方法的時候，定下的“先中后西”原則。

到底什么是“先中后西”呢？

偉大領袖也有自己的理解，我摘錄一段偉大領袖寫給周世釗的信，大家就明白了。

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過洋的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涂，仍舊是莫名其妙。

因此我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我覺得暫時在國內研究，有下列幾種好處：

1、看譯本比原本快，可在短時間內學到較多的知識。

2、世界文明分為東西兩種流派，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占個半壁的地位。而且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

3、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微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地盤內的情形，不能不實地調查和研究。這層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再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系，恐怕有些困難。

不如現在做了，一來無方才所說之困難，二來可攜帶些經驗到西洋去，考察時可以借鑒比較。

這才是“先中后西”的意思啊。

很多人盲目迷信歐洲的文化和制度，認為外國的月亮就是圓，只要出國留學工作，就是鍍了一層金，回國能身價百倍。

可問題是，那些迷信歐洲文化制度的人，往往不明白歐洲的文化制度好在哪里，不足的地方又是什么。

于是在盲目迷信的心理暗示下，把歐洲的精華和糟粕都學回來，言必稱民主自由，行必求人權律師，成為黃皮白心的香蕉人。

這些香蕉人什么都懂，但什么都不精。

他們不知道歐洲的精華是什么，也不知道中國的糟粕是什么，更不知道外國的文化制度和中國如何對接，最終只能在那里高談闊論，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

要是身居高位掌握社會資源，還要把國家搞得烏煙瘴氣。

北洋政府的部長總理們、國民黨的高知官員、王明和博古為首的留蘇派、現在臭大街的公知，本質是都是這種不中不西的香蕉人。

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統稱為人的三觀。

如果一個人沒有成熟的價值觀，即便見過全世界，也不可能對世界做出正確的判斷，又能有什么世界觀呢？

而價值觀的來源，便是本國的文化、知識和制度。

你必須對本國有深刻的了解，才能有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建立起一套判斷世界的價值體系，然后才能磨礪出完整的世界觀。

這樣看問題就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所以偉大領袖在深思熟慮以后，決定放棄出國的機會，留在國內扎扎實實地學習中國的文化制度。

等多年以后徹底把中國研究明白了，再去出國留學，就能知道應該學習什么、放棄什么、中國的優點是什么、外國的缺點是什么。

這樣才能活得通透，做出來的事才漂亮。

于是幾十年后做了領袖的偉大領袖，就知道蘇聯的工業化可以學習，但蘇聯的修正主義必須批判。美國的民主自由可以學習，但美國的資本主義必須打擊。

那些掀起時代風云的國策，起點就是偉大領袖1919年做出的決斷。

04

偉大領袖不愿意出國留學，其實還有一個原因，這個點之前沒人說過，那就是他意識到歷史走到十字路口，中國極有可能發生巨大的變化。

他接受斯諾采訪的時候，談起赴法留學的問題，另外加了一句：我有別的打算。

而且偉大領袖和蕭三說過：“中國處于偉大的變動中，我不能離開這個戰斗的環境。”

看到了吧，他對歷史進程有清晰的感知。

我們常說，決定人生命運的最大問題，不是努力或者躺平，而是根本不知道自己處于什么樣的歷史進程，也就不知道努力奮斗的方向。

比如40年前，大部分人都在追求鐵飯碗的時候，你能感知到時代變了，放棄一切去沿海城市做生意嗎？

比如30年前，大城市的房價逐漸上漲，你能感知到房地產的時代到來，用全部積蓄買兩套房子上車嗎？

比如20年前，全世界都處于互聯網爆發的前夜，你是進廠上班繼續追求鐵飯碗，還是在互聯網大廠起步的時候，加入進去博一個未來？

比如10年前，移動互聯網起步，碼農的時代到了。那個時候加入某app的碼農，只要熬到現在，期權和年薪加起來不得了。你當時能意識到碼農的前景？

現在是2021年，中國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必然有一些可能爆發的行業或者工作，只要現在找到這些行業，并且全力以赴的拼一把，你就足以改變命運。

你知道是哪些？

時代對先知先覺者的獎勵，往往是最豐厚的，只要付出努力，就能收獲十倍甚至百倍的收益。

但是很可惜，大部分人都是隨波逐流，能感受到歷史進程的人鳳毛麟角。

而偉大領袖就是鳳毛麟角中的一個。

我們前文說過，他在湖南讀書的時候，主要做兩件事情：

博覽群書，解決學問上的專門問題。

勤讀報紙，關注國內外的時事變化。

他做這兩件事的時候，并不是孤立進行的，而是互為表里齊頭并進的。

博覽群書求學問，是為了解釋國內外的政經時事，勤讀報紙，反過來又驗證了書本上的知識，兩條線交織在一起，塑造了博古通今的青年偉大領袖。

所以他給同學們分析時事的時候，才能把知識、時事、歷史經驗融合在一起，說清楚時事新聞的來龍去脈，并且給出解決的方案。

這樣一個胸懷天下事的人，必然是特別通透的，怎么可能感知不到所處的歷史進程。

那1919年發生了什么，偉大領袖憑什么斷定中國處于偉大的變動？

我們來回顧一下。

首先是“一戰”結束了，俄國、德意志、奧匈帝國的王冠掉落在地，英國和法國被戰爭極大削弱，有強大制造業的美國異軍突起，出現不同以往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其次是積貧積弱的中國，竟然成了戰勝國，中國人以為有了國際地位，一掃鴉片戰爭以來的積郁之氣。

再次是日本對中國虎視眈眈，要求取代德國在中國的特權，絲毫不顧及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

最后是北洋政府的軟弱和無底線。

不僅在國際上爭取不到話語權，就連國內也是混戰不斷，包括直系和皖系爭奪最高政權、湖南軍閥張敬堯殘害人民、各種思潮在戰后傳入中國。

極度驕傲和極度自卑、大國夢想和小國現實、國際壓力和國內黑暗，幾種矛盾的現狀混在一起，很難說是正常的國家狀態。

而且在籌備赴法留學的時候，中國在巴黎和會失敗的消息鋪天蓋地，各地學生開始發出“還我青島”的訴求。

于是偉大領袖斷定，要出大事了。

他送完赴法留學的同學，便回到湖南做高小的歷史教員，每周教6小時的課程，其余時間和何叔衡等新民學會成員聊天開會，決定不站在歷史潮流旁邊看熱鬧，組織青年響應收回青島的愛國運動，并且和湖南軍閥張敬堯斗爭。

5月中旬，鄧中夏到長沙和偉大領袖、何叔衡商議，北京和湖南聯合行動。偉大領袖還寫了傳單，開頭第一句就是：

同胞們，起來。

這是他革命事業的起點。

此后偉大領袖創辦《湘江評論》、驅逐張敬堯、信仰馬克思主義、參加建黨、領導農民運動，在革命道路上越走越遠。

金一南教授在《苦難輝煌》里說，偉人之所以偉大，就在于能判斷時局，有歷史的自覺性。（大意是這樣，原話我忘記了）

偉大領袖有歷史自覺性，絕不是誤打誤撞的幸存者偏差，而是多年苦讀思考磨礪出來的。

這份苦工夫，其實每個人都能學習。

05

人生要做無數次決定，但能改變人生大方向的決定，往往就是一兩次。

可能當時覺得平平無奇，幾十年后回想起來才發現，原來人生的轉折點，就是那個平淡的夏日。

再過幾天就要高考了，馬上又是大學畢業季，希望今天的文章對大家有用。

如果能從偉大領袖的故事里，提煉出對自己有用的內容，那才是“我走之后，你們就是我”，也是這個號“歷史照進現實”的初衷。

《無問西東》結尾處有段旁白，很暖。

愿你在被打擊時記起你的珍貴，抵抗惡意。

愿你在迷茫時堅信你的珍貴，愛你所愛，行你所行，聽從你心，無問西東。

青年偉大領袖無問西東，希望剛剛開始人生路的青年學子們，也能是這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