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盧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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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

回頭看看這一百年走過的路，我們該如何總結這一百年？

幾乎不用看，我都能預測外媒將用一種陰陽怪氣的腔調說什么內容，他們能將中國人追求和平幸福生活的過程說成對國際秩序的威脅，也能將中國民眾與政府治理疫情的配合說成是專制的壓迫，甚至能將人工治理沙漠說成“不自然的綠化過程”，各種超出人類理解能力范圍內的血噴，我每天都要大量閱讀各種信息，幾乎很少在歐美媒體上找到一篇正常評價中國的文章，半褒半貶的都看不到，都在千方百計給中國扣上邪惡國家的帽子，處處暗示自己是人類文明的希望，不噴不舒服斯基。

而讓近億人脫貧這樣抵得五十個諾貝爾和平獎的偉大工程，他們則假裝視而不見，只字不提。

說實話我也不太喜歡國內部分媒體的宣傳方式，我自己從小接觸到的宣傳方式常常進入“只喊口號、不講故事”的模式，《覺醒年代》、《山海情》這樣講中國故事的電視劇是極其稀缺的，最近才開始陸續冒了出來，我們小時候幾乎見不到這樣的好片。

西方媒體總是通過細節故事來鋪墊情緒，等到讀者情緒到位了，再趁機拋出自己的理論，讓人不知不覺受到感染，從而信服他們所說的內容，這種宣傳方式在全世界無往不利，掀起過一場場顏色革命，能輕易挑動年輕人的心智，曾一度對我們這代人造成過極大的心理沖擊，雖然他們的目的不純，但他們的手段還是值得學習的。

對中國共產黨這一百年的歷史，我們當然不能看西方的臉色，我們要綜合各種元素一起看，要站在全人類更高的角度來看待，中國共產黨這一百年取得了驚人的偉大成就，但我不贊成將這段歷程描繪得近乎完美，我個人認為，應該用“成長論”來看待。

為什么要用“成長論”來看呢？是因為這世上人無完人、事無完事，一個人的成長是磕磕絆絆的，要學會走路總會摔幾跤，但他只要稟性在、智慧在，出發點是好的，犯過錯后進行總結、反思，再大踏步往前走，并最終實現了理想，這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的成長經歷，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黨的成長經歷。

中國共產黨剛剛建立的時候，是他的初生階段，這時候是由陳獨秀、李大釗等一批先輩主導，這時候的中國，1921年的中國，內部有軍閥割據、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張作霖、閻錫山、段祺瑞、吳佩孚、陳炯明等將中國各據一塊，外有帝國主義虎視，培植代理人在國內奪取經濟利益，比如將上海切成各個租界，催生了各種買辦、黑幫，而全國城市居民平均壽命是40歲，比清朝早期的55歲平均壽命都不如，1932年時，全國234796所小學一共只有422247名教職工，每所小學只有1.8個教職工，按教育家舒新城的統計，民國時每864人只有一個人能讀完中學，讀完初中就是知識分子，1933年全國大專以上畢業生也僅有15216人。

民國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言情劇里的民國，電視和小說里的民國都是有錢人家的故事，普通人沒有機會讀書，吃飽飯都異常艱難，最富裕的上海每天也要凍餓死上百人，黃浦江里每天都有浮尸，上海閘北區普善山莊曾專門建立一支收尸隊，每天在大街小巷收殮兒童的遺體。

許多無知的人幻想穿越到民國去做大小姐，其實到了民國，你能有口飯吃，能活下來就不錯了，能念完高中，能活過四十五歲，就是天大的造化了，800多人里才有一個讀完中學，差不多相當于一個村才出一個高中生。

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是壓在民國每一個平民身上的大山，與它們勾結的買辦們，則過著逍遙自在的人上人生活。

在這樣的環境下，初生的中國共產黨求的是一條救國之路，求的是團結民眾、為大多數農民與工人階級服務的路線，最初的一批創始人，一般家里經濟條件都還不錯，明知道搞革命有殺頭的危險，放著平靜的日子不過，還毅然抱著救中華的理想而來，而同時期看起來眉清目秀的胡適，最后卻只管自己過安生日子，只想多騙幾個博士學位，擁有極好的社會資源，卻逃避為國家利益去戰斗，根本不顧民族大利。

在最初創業時期，大家充滿熱血，但也會因為現實生活中的挫折與疑惑，對中國共產黨的前途充滿未知，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陳獨秀也會對敵人抱有幻想，掉以輕心導致黨組織遭到蔣介石的屠殺，那時的共產黨，既需要國際共產的資助與指揮，自己也同時犯下剛烈與幼稚同存的毛病，那時的黨理想主義色彩濃厚，但質樸的根基在、偉大的理想在，陳獨秀的摯友李大釗被張作霖絞死、長子陳延年被劊子手亂刀砍死、次子陳喬年被捕后遭槍殺，陳獨秀也沒有退縮，寧肯守著貧苦，也拒絕應已經叛黨的學生張國燾出山。

李大釗臨死前照片

1938年周恩來去重慶探訪他，讓他寫個檢查回延安，陳獨秀說：“守常死了，延年死了......除恩來、潤之，中央沒有我認識的人了......”為了革命，陳獨秀一路相伴的人都死在敵人手里，話語中滿是酸楚。

他兒子陳喬年就繼承了這種骨氣，臨死前，陳喬年還對獄友說：

讓我們的子孫后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換來的幸福吧！

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初生階段，既有不成熟的一面，也有不屈的一面。

中國共產黨意識到要“槍桿子里頭出政權”時，就開始擺脫了過去的幼稚期，開始學習武裝斗爭。

但這時也面臨著兩大問題，一是軍事水平還不夠，二是當時還要被共產國際控制大局。

第一個問題其實很快就解決了，中共領導人的學習速度快得不可思議，1927年建立井岡山根據地，1930年開始反圍剿，第一次就以誘敵深入的戰術打出龍崗伏擊戰，殲敵1.2萬，活捉敵師長，之后幾次都是誘敵深入、聲東擊西，開始搞穿插和大兵團伏擊，連續四次反圍剿成功。

而且這四次由偉大領袖、朱德領導的戰役都是以少勝多，第一次是4萬對10萬，第二次是4萬對20萬，第三次是3萬對30萬，第四次是7萬對40萬，鍛煉出了一大批優秀的軍事人才，彭德懷、林彪、葉劍英、陳毅、聶榮臻等就是在這里刷到大量經驗值完成升級，為后期解放戰爭奠定了軍事人才基礎。

從1921年建黨，到1930年就開始反圍剿，1933年第四次反圍剿結束，不過短短12年時間，已經從陳獨秀時期的對斗爭抱有幻想，變成以弱擊強，最高時力扛十倍敵軍的軍事勝利，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成長問題，得到了解決。

但到了第五次反圍剿，蔣介石聘請了一戰時德國總參謀長做軍事顧問，調集100萬大軍，采取層層修筑碉堡的方式向中央蘇區腹部推進，而中央蘇區的指揮權落在了博古手里，這時候的博古才僅僅二十多歲，不懂軍事，也受王明的激進思想影響，任自己的熟人德國人李德做紅軍軍事顧問，李德采取“短促突擊”法跟蔣介石的軍隊硬扛，放棄原先優秀的游擊作戰經驗，致紅軍承受了巨大損失，被迫開啟了長征，長征剛開始的湘江戰役，紅軍再次慘敗，從八萬多人銳減到三萬人。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在軍事上，中國的領導層更了解中國，打仗就是要因地制宜，不能生搬硬套共產國際的那一套理論，同樣，社會主義放在中國，也應該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是死的，事情是活的，理想要有，方法要隨機應變。

共產國際對早期的中國共產黨既有幫助，也造成了極大的牽制，長征路上，偉大領袖也完成了個人的蛻變，更懂得如何說服人、團結人，找張聞天、王稼祥不斷探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原因，分析博古、李德的指揮錯誤，1935年遵義會議，軍事上改由偉大領袖、周恩來、王稼祥指揮，紅軍立時恢復了前四次反圍剿時的作戰能力，于10月到達陜北，開辟新的根據地。

當紅軍完成了兩萬五千里長征，歷經了無數磨難站穩腳跟后，1937年王明再次從天而降，他在蘇聯學習多年，有機會親近斯大林，因此在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上，由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指定為政治局委員，掌握了中央領導權，1931年革命進入危難時期，王明10月份調頭就去蘇聯避難，留下博古遙控指揮，造成了紅軍的大災難，1937年紅軍局勢已穩，他又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回延安來搶頭把交椅，但此時中國的革命團隊已經經歷了血與火的考驗，知道什么才是適合中國的路線，王明奪權失敗。

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二個成長階段，清楚地意識到了什么才是適合中國的理論，中國人的革命事業，必須要用中國的方法，由中國人親自來完成。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舉行時，陳獨秀就曾經憤怒地對友人說：中國的問題是中國人了解還是外國人了解？是我懂中國革命還是斯大林懂中國革命？中國革命還是要中國人來領導。

事實證明，陳獨秀的判斷是正確的，從蘇聯回來的王明救不了中國，只有經歷過基層，一步步從人民中成長起來的偉大領袖等人才懂得領導中國革命。

在隨后到來的抗日戰爭中，暫時還不夠強大的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了敵后斗爭，將丟失的農村地區從日本侵略者手里奪了回來，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軍發展到了15.6萬人，新四軍發展到了2.5萬人，敵后抗日根據地總人口達5000萬以上，根據地范圍，從陜甘寧的一小塊，迅速擴展到華北、華中、華南廣大地區，由于日軍深入中國后軍隊數量越分越散，此后抗日戰爭形成以國民黨為正面戰場，日軍龜縮在交通線沿線，共產黨拿下農村地區與日軍相持的格局。

中國共產黨全面深入農村，也為后面在解放戰爭中的勝利打下了基礎，當時全國絕大部分人口還是農民，了解農民就是了解普通中國百姓。

在解放戰爭時，蔣介石依賴的是江浙財閥，當他派蔣經國去上海打虎時，蔣經國提出的口號是“投機家不打倒，冒險家不趕走，暴發戶不消滅，上海人民是永遠不得安寧的。”還喊出“不惜以人頭來平物價、打倒豪門資本”的豪言壯語。

蔣經國到上海先把米商萬墨林、紙商詹沛霖、申新紗廠榮鴻元抓進牢里，平緩了上海物價，又把投機倒把的杜月笙兒子杜維屏給抓起來判刑6個月，杜月笙說抓我兒子可以，那你也不能放任你表弟孔令侃（孔祥熙長子、宋美齡外甥）的揚子公司囤積物貨啊，蔣經國只能帶頭查封了孔令侃的貨物，孔令侃跑去跟宋美齡撒嬌哭訴，宋美齡最疼這個外甥，發電報給還在東北前線的蔣介石，蔣介石只好飛回上海，痛罵蔣經國下手沒輕沒重，叫他趕緊息事寧人。

結果蔣經國打虎一無所獲，上海物價報復性上漲，蔣經國在日記里寫道：

一般中產階級，因為買不到東西怨恨，工人因小菜漲價而不滿，現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時候。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蔣介石歸根結底還是依賴江浙財閥，他代表的終歸是財閥的利益，財閥為了賺錢可以操縱物價、為所欲為，再依賴蔣介石的權力得到保護，這就是官僚壟斷資本主義。

在蔣介石維護財閥利益時，中國共產黨則在蘇區“打土豪、分土地。”，將生產資料分配到農民手里，讓農民們免于受到地主重復了上千年的剝削。

為什么在解放戰爭中，人民群眾是站在中國共產黨這一邊的？為什么淮海戰役叫“百萬群眾用獨輪車推出來的勝利”？是因為從陳獨秀、李大釗一代人建黨開始，就是為了基層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為了財閥的利益，你要人民做選擇，人民會支持誰？

從1921年建黨，到1949年建國，僅僅用了28年時間，中國共產黨就完成了這一宏偉的歷史功績，政治、軍事、組織能力，都得到了飛速發展，并因地制宜開始搞自己的社會主義革命，其學習吸收、靈活應變能力之強，才是共產黨能生存發展起來的根本原因，要知道偉大領袖等人剛上井崗山時，這支隊伍國民黨是不怎么看得上眼的，結果連續反圍剿過程中，誕生出了林彪、陳毅、羅榮桓、粟裕、譚政、黃克誠、黃公略、伍中豪等一大批優秀軍事人才，練就了一身穿插戰術宗師級水平，從反圍剿、解放戰爭到朝鮮戰爭，將穿插戰術玩到了極致，把敵人一個個的都插壞了。

如果把共產黨看成是一家公司，這家公司人才梯隊建設、企業內部培訓就是超一流的。

建國后，共產黨面臨一個比打贏戰爭更艱難的問題，就是怎么領導一個貧窮到極點的國家，在保證獨立主權的情況下走向富裕。

建國后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保衛現有政權、保護國家主權的階段。

這中間包括朝鮮戰爭、承接蘇聯重工業、西南剿匪、興修水利、全國衛生運動、九年義務教育普及、對越自衛反擊等，共約29年。

當中最難的是抗美援朝立國之戰，以一個剛獨立的農業國在朝鮮迎戰全球16個國家，跟他們打了個五五開，打得美國從此留下了嚴重的心理陰影，打越戰時，堅決不敢越過北緯17度，以免激怒了中國，要同中國陸軍交手。

但這中間也發生了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兩大錯誤。

第二個階段是改革開放到2012年。

這時候最早一批老一輩革命家陸續離世，像我這種80后出生的，其實成長過程中并沒有機會接觸那一代人，根本沒有見過祖國鐵與血的風骨，這個階段大約34年時間，中國的生產力得到了極大地提升，但是國家失去了建國時的凝聚力，民心失去了精神支柱，一大波知識分子開始向民眾宣傳各種踐踏中華民族的思想，欺負當時中國人出國少，宣揚一個從來不存在的美好歐美世界，這時共產黨在抓經濟建設時，放松了對黨內的自我管控，官僚壟斷資本主義開始抬頭，使共產黨在民間的威信下降，出現了嚴重的信任危機。

第三個階段是從2012年到現在，我們當前正處在這個階段當中。

這個階段是整個國家、整個民族撥亂反正的時期，是共產黨回歸初心的時期，在第二階段時，曾經出現受西方意識形態影響，對偉大領袖同志一邊倒的攻擊，也出現過劇烈的官民矛盾，第三階段通過反腐、扶貧、強軍、調動社會財富分配的方式使國家重回正軌，這時中國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國內的矛盾，而是國際上被美國打壓的矛盾。

建國后這一段歷史，依然是不斷學習、不斷成長的過程，中間好幾次修正方向和錯誤，及時自我糾錯，才使共產黨在一百年之際重新煥發出生機。

由于社會主義只是由馬克思提出了構想，具體怎么操作從來沒有人實踐過，理論是理論，實操是實操，在實操過程中，也一定會遇到各種想象不到的困難和打擊，社會主義是由人類不斷摸索前進的，前蘇聯就在摸索過程中走火入魔，自己把自己干掉了，我們在摸索過程中遇到偏差是正常的，如果我們一帆風順就到達共產主義，反而是不正常的。

打天下是一次共產黨的成長，治天下是另一次共產黨的成長，而且這次成長的過程更痛苦、更漫長。

我們在第一個階段遇到過文革這樣的錯誤，甚至提出“三年趕英、五年超美”這樣的口號，是因為黨在這個階段處于治天下的少年時期，跟陳獨秀建黨時的狀態有點像，過于理想主義，在第二個階段所犯的信任危機錯誤，是因為黨在這個階段處于不成熟的青年時期，發展經濟不惜代價、激烈兇猛，但沒有面面俱到，現在第三個階段通過精心治理，國內除了房地產泡沫，沒有極其強烈的社會矛盾了，因為這時候的黨進入了中年，思慮成熟、行事穩重，也回歸了先烈們的初心。

在蘇聯倒下后，東歐劇變，中國人民的意識形態曾經發生過劇烈的斗爭，就是大家覺得社會主義沒辦法搞下去了，那么強大的蘇聯都倒了，中國怎么搞得下去？就好像一家公司失去了企業文化，整個中國在思想上也是焦慮的、痛苦的，大家感覺除了學習美國，好像找不到新的出路了，中間幾十年的社會思想激蕩，主要還是來源于此。

但幸好走了一圈，走完一百年，中國共產黨又走回來了，重新恢復以前的學習狀態和自我糾錯能力，看看共產黨初生之時，只用十幾年時間，就能培養出一批頂級軍事專家，只用了不到28年，就創造了一個嶄新國家，只用了29年，就讓一個積貧了一百多年，被歐美日列強吊打的國家，能把全球最強的軍隊打退到三八線外，打得他們一輩子心理陰影。

這么恐怖的學習能力、組織能力、自我糾錯能力，在他一百周年之際，終于又全部回來了。

今天的共產黨，還要在浙江建設人類第一個全民富裕區，走出人類從沒有過的政治實驗，還要繼續同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做斗爭。

今日中國的成就，確實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未來中國的成就，還需要他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做好民族的引路人。

如果93年前最先為革命遇害的陳喬年能看到今天，他在泉下，也應該倍感幸福吧，他說的那句話，終于變成了現實。

讓我們的子孫后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換來的幸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