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通往發達國家之路，是你死我活的競爭》中，筆者介紹了壟斷和國際價值轉移對世界中心、外圍的各種影響，這種影響有時是生死攸關的，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將進一步介紹政治經濟學中關于壟斷問題的理論，以及壟斷格局對當今世界的影響。

該如何理解壟斷，從馬克思說起

在最一般的意義上，在馬克思的時代，壟斷還不是主流，但是，也可以觀察到一些壟斷的現實情形：一個葡萄園在它所產的葡萄酒特別好時（這種葡萄酒一般說來只能進行比較小量的生產），就會提供一個壟斷價格。

如果稍微擴展地一點說：當一個生產者可以獨占地提供一小部分較好的商品時，能夠以壟斷價格進行交易，獲得超額利潤。如果要舉出一個當代的例子，我可能會選擇蘋果手機。此時，這個壟斷價格不再決定于生產價格或者價值，而取決于購買者的偏好和購買力，這也是馬克思對交換的一些認識，和新古典經濟學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問題主要在于實質上拋棄了生產部分，或者將生產者視為黑箱，只關注于交換）。

如果附帶上一些價格歧視手段，那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榨取購買者的購買力：“在許多情況下壟斷價格占有優勢，特別在對貧窮進行最無恥的榨取方面是這樣”（資本論第三卷）。如果我們把普通的、一般的產品生產過程記為A+B+C→P，其中A、B、C代表各種原料，當然也可以有更多種原料，P代表產品（Product），箭頭代表一個生產過程，那么這種生產較好產品的過程則可以記為A+B+C→P1。

在此基礎上，各個大公司將以壟斷競爭的形式進行對抗，由于體量都十分巨大，這種競爭一般是烈度較高的，都希望將價格壓低到對手無法承受，退出市場，自己則可以占據更大的市場，是你死我活的競爭，但也由于體量巨大，這種對抗難分勝負。

在這個過程中，銀行資本的利益訴求起到了一定的調和作用，因為銀行會借錢給各個企業，很可能會將錢借給競爭雙方，而如果一方真的在競爭之下破產，那么銀行很有可能利益受損，銀行就很有理由促使雙方媾和，形成各種各樣的協議或聯合。

卡特爾一般就是一種產量和價格協議組織，在卡特爾的基礎上，如果組織控制了各個成員購買原料和出售成品的渠道，則會被認為是辛迪加，而托拉斯則是直接的聯合，合并成為新的大托拉斯企業，其實，托拉斯也是trust（信用）的音譯，也代表著依靠信用和股份等制度結合起來的大型企業。

當然，實際上還是要強調，銀行的作用更多的是促進壟斷組織的形成，而不是壟斷組織形成的主要動因，壟斷組織形成的主要原因還是能夠謀取較高的利潤，有較高的效率，或者更能應對市場的波動和漫長的蕭條這一系列生產上的優勢。

更進一步，壟斷組織實際上要控制成員并控制市場，就需要建立自己的商業組織，由卡特爾到辛迪加，由生產的托拉斯到從生產到銷售一條龍的托拉斯。在這之后，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現代企業部門逐漸出現，包括行政、營銷、產品開發、工藝技術、設備、物控（采購）、質量、財務、人力資源等等，這些部門也豢養了相當多的職員。

這些部門實際上只有壟斷組織能夠供養得起，而一直在價格戰血拼的小企業則無法負擔如此沉重的各類開支，壟斷組織供養這些部門特別是營銷、產品等部門的目的也是為了控制市場，換句話說，企業的盈利能力不取決于如何節約成本，而在于如何控制市場，控制市場帶來的超額收益也遠高于那些成本。關于這點，將在之后討論當代問題的時候再次涉及。

壟斷組織除了經濟上要控制市場，在政治上也需要更多的霸權，特別是德國，因為德國沒有世界范圍內的霸權，沒有和英法相同的廣闊的殖民地或者俄國那樣廣闊的國土，德國壟斷資本為了在更大的范圍內追求更進一步的積累，需要打破英法俄在本國和殖民地共同構建的或者國內經濟區的保護性關稅，需要搶奪殖民地，就更需要一個強硬的意圖擴張的政府。

希法亭曾有相應論述，卻被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等刻意忽視或者曲解了，還是由列寧重新強調并發揚了對帝國主義的批判，進一步指出了帝國主義爆發沖突，發起帝國主義戰爭的必然性，論述了資本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第二國際的破產和帝國主義戰爭

前面我們說到，隨著技術的提高，壟斷資本主義需要越來越多的熟練工人、工程師、技術人員、商業等部門的職員，這制造了一個新的中間群體，他們實際上不是傳統意義上或者嚴格意義上的小布爾喬亞，但具有小布爾喬亞的諸多特點，一般被稱為工人貴族，他們的經濟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和壟斷資本、帝國主義是一致的，他們的福利一定程度上來自于帝國主義殖民體系，也反映了帝國主義可以將矛盾和災難轉嫁給殖民地和其他落后國家。

在這樣的經濟條件下，以德國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一系列第二國際政黨開始向機會主義、改良主義（當然，社民的改良主義可以追溯到拉薩爾和俾斯麥，這里不再詳述）的方向轉變，或者干脆右轉，成為沙文主義者。

恩格斯在世時，曾主導了第二國際一些基本原則的確立，如反對戰爭（因為無產階級必然會被迫成為戰爭的主要力量和主要犧牲者），在老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仍然在世的時候，這些原則也仍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堅持，但在這之后，德國社民黨等被右派所主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第二國際的成員政黨大多紛紛對增強軍備等議案投出贊成票，而對此

反而是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對戰爭一直持反對態度，在十月革命奪取政權之后，也真正踐行了第二國際的反戰原則，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保存了蘇俄、無產階級的有生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列寧才是恩格斯和第二國際真正的繼承者，而所謂的考茨基的“正統性”是虛假的。

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極其重要的一次發展和變化，列寧主義說明了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小布爾喬亞和工人貴族化了的工人階級不再具有革命性，宣告了工聯主義（片面追求提高工資，降低剝削率，實際則是被收買了）等改良主義的破產，有力地指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希望在于帝國主義鏈條最薄弱的一環——落后的沙皇俄國（或者更落后的國家）。

當代全球壟斷資本和發展中國家小資產階級

我們當下面對的時代和列寧所面對的時代有諸多不同，在之后的一篇文章中，筆者將進一步介紹列寧之后壟斷資本理論的其他一些發展、為什么這個帝國主義體系是不穩定的以及對一些新的現象進行觀察。在這里我們考慮一些不變的地方，特別是壟斷資本/帝國主義未曾改變的基本特征。

我們仍然能夠看到如蘋果、谷歌、微軟、索尼、迅銷、曾經的諾基亞等等跨國壟斷巨頭，這些跨國壟斷巨頭已經將資本輸出（一個更為當代的說法是產業轉移）發揮到了極致，已經越來越拋棄自身的生產部門，轉移向日韓臺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及地區，這也代表了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腐朽性和寄生性。

我們可以看到蘋果公司有一個非常膨大的設計、營銷、技術部門和分銷網絡，它可能確實是前文提到的“生產品質更好的葡萄酒的酒廠”，但我們也要看到它對自身獨占技術的壟斷、對自身品牌建設和營銷以及對較好的產品的壟斷，并以此賺取超額利潤。

而像我國的小米等企業，實際上就沒有市場壟斷地位，只能在市場當中以低價血戰，至于華為，它有一定的技術優勢，大致處于小米和蘋果之間的一個狀態。可以補充的一點是，一些手機行業企業互相指責友商收智商稅的爭議，有一些人認為，智商稅是“相同的核心芯片性能（包括SOC、閃存、內存）”下價格較高的在收智商稅。

這種說法可能有失偏頗，畢竟最終產品的使用價值或者說有用性不只是幾個芯片能夠代表的，有些產品確實有一些特殊功能等，可以當作“品質更好的葡萄酒”，在此，我個人認為，智商稅實際上與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在產品當中投射的對”較高的生活品質“的幻想和情感有更大的關系。

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家位于常州的服裝生產企業的產品，只有經過迅銷公司的運作、設計等環節，才是優衣庫的衣服，而不是某個雜牌，可以看到，跨國資本實際上能夠決定全世界范圍內，相當一部分最終消費品該如何設計、如何生產、如何銷售，也控制了相當一部分消費群體的消費習慣。

跨國資本集團除了在國內制造了一個工人貴族中間群體，也會在各個發展中國家生產并不斷再生產出類似的結構，筆者曾聽家里長輩提及，2000年左右，清北中科院的數學專業博士生，畢業后有機會在寶潔等國際巨頭的中國分部謀一個數據分析崗，年薪30萬，當時北京北三環的房價在三四千，由此，也不難解釋為什么這二十年來會有那樣多的對跨國壟斷資本感恩戴德的人。

這些發展中國家依附于跨國壟斷資本的工人貴族，消費習慣上也如前文所述受國際巨頭改造，傾向于購買跨國壟斷資本提供的消費品，這實際上也有助于先發國家限制后發國家積累，通過賺取利潤和資本項回流避免較大的逆差。東南亞一部份國家近年來的困境也與此有關。

實際上也可以說明，川普對中國巨額順差的指責是站不住腳的，其一是，這些出口主要是以美國為主要基地的跨國壟斷巨頭賺取利潤的工具；其二是，跨國壟斷資本也在中國賺取了極為可觀的利潤。

為了突破這一現狀，我們一方面需要在一些領域以生產價格沖擊壟斷價格，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構建一些規模較大，能力較強，能夠與西方壟斷企業競爭的企業，但一定要盡量保持生產部門以避免重蹈覆轍。這些企業可以由國企作為主要組成部分，一些具有壟斷性質的民企也應該能夠由國企進行制約。

要強調的是，這不是倡導用新的壟斷企業取代老的壟斷企業，而是在一個帝國主義時代，我們不得不做的事。最后，即使是希望一個工人的更國際性的聯合，考慮到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以及之后的世界體系理論，我們也應當認為，中國當前的對美國霸權的瓦解并非壞事，歐美國家的工人貴族，只有吃不到帝國主義紅利之后，聯合才更有可能發生。

我們不需要霸權，我們需要的是沒有霸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