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局勢君
來源公眾號:局勢很簡單
去年9月下旬,莫迪政府先后通過了三個跟農民有關的法案,一個關于農產品貿易、第二個關于農民利益保護、第三個關于商品貿易。從那時候開始,印度農民就扔下農具開始抗議,已經整整鬧了一年,那三項法案不撤銷他們不回去種地。剛剛過去的10月底,印度國家犯罪記錄辦公室公布了2020年的自殺數據,去年共計15.3萬人自殺身亡,其中7%是農民,大概是1萬多人,比2019年增加了18%。為什么自殺數據由犯罪記錄辦公室公布呢?因為自殺在印度屬于犯罪行為。一旦某人自殺敗露,會被抓起來判刑,那是個恥辱,因此很多人偷偷自殺,家人發現了也不上報,導致官方公布的數據永遠偏低。印度經濟學家拉加拉杰曾經分析過1997年到2006年的數據,他的結論是全印度每7個自殺者里就有一個是農民,也就是說農民的自殺比例是14%,這樣算下來2020年至少2.1萬印度農民自殺。

(一名正在耕地的印度農民)
在農民們反抗的一整年里,有2萬多人自殺身亡,這是個現象級的事件,說明印度農民處境非常艱難,他們有些人自我了斷,有些人上街抗議,更多人在苦苦掙扎。印度農村地區基礎條件差,有些地方沒有像樣的路也沒有交通工具還沒有儲藏條件,90%的農民在谷子剛收獲的時候就得立即出售變現;收他們東西的人是各種二道販子,二道販子把谷物攢起來統一賣給大企業,要么出口要么二次加工。多年下來,印度就出現了一個龐大的二道販子群體,他們從中賺了不少差價,也跟農民形成了利益共同體,為了自己的收入不斷,他們不至于壓價把農民逼到自盡或者改行的地步,印度農民心照不宣地習慣了這種銷售方式。而莫迪政府的三項法案就是為了消滅二道販子,讓農民直接把收成賣給大企業,拒絕中間商賺差價。理論上農民到手的錢更多了。可是農民不信任大企業,與資本家們相比他們寧可選擇有底線的中間商們,而龐大的中間商和其他反對派們一起煽風點火,就讓抗議活動持續了一整年。農業生產里面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是土地,假如每個印度農民的土地夠多,也就沒有這次抗議甚至沒那么高的自殺率了;工業生產的基本要素也包括土地,假如土地可以高效地征收和轉變用途,印度的工業化程度要比現在高好幾倍。
(參加抗議的農民在路邊做飯)
土地在印度歷史上也有過龐大的中間商,他們被叫做“柴明達爾”,是英國殖民時期出現的一個階層。英國人到了印度后,摧毀了原來分散的土地所有制方式,把土地集中到少數大地主大家族那兒,那些貴族老爺們不可能自己種地,就把土地轉租出去自己躺平
了收租,他們的土地被層層轉租,到農民手里且不容易。每個中間商都被叫做“柴明達爾”,就像一線城市那些可惡的二房東或三房東一樣,他們都要賺差價,所以農民要交的地租很昂貴,在豐收的年份里他們勉強度日,遇上自然災害就只能借貸、自盡或者跑路了。1948年獨立建國后,印度政府就對那個不合理的柴明達爾制度動了刀,主要改革措施有三項,第一項是廢除各種寄生在地主和農民之間的二道販子,地主直接跟農民簽協議;第二項是對個人名下的土地面積做了最高限額,超過的部分沒收然后辦理按揭賣給農民;第三項是對地租進行價格限制和保護。這些措施聽著應該能解決問題,但是執行了幾十年效果很一般。大家族人丁興旺,他們把多余的土地寫在親戚朋友和子女的名下,用“代持”的方式繼續做地主;很多農民還沒還清貸款,又不得不把地轉手賣掉。地主繼續躺平受阻,農民繼續租地過日子,剝削關系還是大量存在。改革以后很多農民到手的土地面積很小,據統計超過70%的農民只有不到一公頃土地,完全靠種地過日子太難,豐收的年份農產品價格低賣不到錢,欠收的年份根本就沒東西賣,過日子要么借債要么賣地,一旦遇上嫁女兒這種意外事故,就只能同時借債又賣地。長期下來,土地不斷向少數人手里集中。
(參加抗議的農民吃住在車上)
印度農業部2011年打算統計農民的土地狀況,在調查中他們把農民分成了4類,手里的土地少于1公頃的是邊緣農民,少于兩公頃的是貧農,少于4公頃的是中農,再往上被稱作富農或地主。統計結果出來后發現前三類農民占了95%,而占農業人口5%的富農和地主掌握著32%的耕地。后來2013年的數據顯示農村地區7000萬人壓根沒有地,這個數據一直在漲,現在保守估計超過1億人沒有地。針對以上情況,印度管理學院又做過一項調查,發現邊緣農民長期過著入不敷出的生活,貧農和中農也過得捉襟見肘,結論是90%的印度農民日子艱難,一旦遇上自然災害或者生一場大病或者嫁女兒,要度過難關就得借高利貸或者賣地,而這些籌錢辦法遲早把他們逼上絕路。土地問題不但讓農民痛苦,對工業化望眼欲穿的印度政府也很痛苦,因為印度工業化的瓶頸有70%的原因來自征地問題,雖然土地成本不到項目成本的4%,但是征地過程難以想象地緩慢和復雜,在漫長的征地過程中土地成本被推高到項目總成本的20%以上,投資者眼淚都哭干了。在印度征地一般有三種方法,要么是政府提前征地然后賣給企業,要么是企業和地主協商交易,還有一些土地販子四處收購土地屯起來賣給企業。無論是哪種方式,艱難程度大同小異,因為印度70%的土地歸私人所有而且是永久產權,法律嚴格保護他們的財產,對方可以漫天要價,即使一塊巴掌大的土地,只要主人不點頭,整個項目就不能動工。再說征地補償款只打給土地所有者,種地的農民幾乎分不到。95%的貧下中農為了生活多多少少會額外租點土地,一旦地主決定賣地的時候,他們在土地上的建筑、農作物很難得到想要的補償,所以征地過程中農民會跳出來拼命。
(參加抗議的農民在帳篷周圍聊天)
走投無路的農民最后賣掉最后那點土地買票去大城市打工,他們在公共空地搭個窩棚安頓下來,時間一久形成規模化的貧民窟,貧民窟在城市郊區或鐵路兩旁分布的最為密集,由于嚴格的私有財產保護制度,想拆掉這些貧民窟幾乎不可能。印度的工業還不太給力,容納不了那么多農民工,所以貧民窟的人活得很難,再遇上新冠疫情導致工廠歇業作坊關閉,有些人就真得活不下去了。假如土地不是私有也不讓隨便交易,他們好歹還能回村里種地,但是土地所有制不能假設,建國時期沒有做好,后面就幾乎沒辦法了。莫迪盤算著強推他的“印度制造”計劃,首先得解決土地問題,去年推出的那三項讓農民們揭竿而起的法案,便是解決土地問題的措施。三項法案試圖打掉不受政府控制的中間商,推動大資本和農民直接接觸并最終掌管農業,大資本和政府的關系密切,政府可以通過大資本間接掌控農業。在大資本和政府控制農業的過程中,隨著原來農產品銷售方式的破壞和大資本的運作,90%的中小農民里有相當部分一定會破產,他們只能賣掉土地成為純粹的無產階級,舉家流入城市成為廉價勞動力,進入服務業和工業,成為印度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墊腳石。
(一名抱著孩子的婦女正在抗議)
與此同時土地會繼續向少數人手里集中,土地的所有者越少,征地的成本就越低效率也就越高,從而解決工業化中冥頑不化的土地問題。按照這個趨勢下去,將來印度的失地農民會越來越多,他們會被迫進入城市變成沒有老家的農民工,也只有蓬勃發展的工業才能確保他們生存,否則他們沒有退路,要么反抗,要么自殺。以上就是土地私有化的壞處,表面看土地作為私有財產被嚴格保護顯得很神圣,但是在貪婪的資本和不確定社會風險面前,這種保護反而更容易讓他們失去土地,一旦失去了土地這個最重要的東西,農民不再是農民,他們的命運就像離開地面的蒲公英一樣,在險惡的大環境里隨風飄蕩,不受自己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