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虛聲
來源：虛聲（公眾號ID：lxlon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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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市面上關于臺灣的文字很多，但大多數都是碎片化的；堪稱典型的平面史觀（司馬遷和希羅多德之后描述歷史的方式）資料堆積。立體史觀的本質是通過規律和趨勢解讀過去、現在和未來。這里簡單說下，立體史觀和平面史觀并不矛盾，但兼容。臺灣是中國所有省份中最容易詮釋立體史觀的省份之一。按照立體史觀大周期律構架，中國歷史大致分三個階段：秦漢農耕文明成熟并推廣，在耕戰思想下確立中央集權制。據考證，很久之前臺灣和大陸是挨著的，后隨著地殼運動而遠離。當然現在也不遠。臺灣自古以來屬于中國這話，從地緣層面是站得住腳的。當然要論證一個國家的完整性，地緣只是其中一個因素。在臺灣和大陸從緊鄰到遠離的過程中，大陸人不間斷地到臺灣生存、拓荒、傳播文化、創建文明。這個過程可以借鑒考古領域，看石器時代到農耕文明時代，兩岸的動物化石與人類文化遺跡高度一致便可得知。
在秦漢那段波瀾壯闊的大歷史中，鮮有關于臺灣的記載。原因其實很簡單，當時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都在黃河流域。當時長江中下游流域多半被古云夢大澤（兩湖地帶）、古彭澤（江西地帶）、古震澤（江浙地帶）覆蓋。北方漢人尚未衣冠南渡，靠近臺灣的福建沿海還比較荒蕪落后，沒有什么大事件值得記入歷史。直到三國孫權時代才有鮮明的關于臺灣的記載。曹操和辛棄疾都曾說過，“生子當如孫仲謀。”很多人不明白他們為何對孫權如此推崇。孫權一輩子干了幾件大事，構建孫吳政權與打贏赤壁之戰是為世人稱贊的；還有一件被世人忽視但同樣重要的大事業便是，（黃龍二年，即230年）派將軍衛溫和諸葛直率“甲士萬人”抵達臺灣（那時還叫‘夷洲’）。這話信息量極大：2、這是中國古代歷史記載的第一次最大規模的海上航行，證明當時中國航海技術的發展和成熟。3、證明大陸和臺灣之間經常聯系，對臺海的天文地理比較了解。之所以此前關于臺灣的歷史記載寥寥，完全是中國歷史使用春秋筆法的因素導致的。綜合以上幾點可以得出結論：孫權如此大規模地派人去臺灣，本質上是開疆擴土，即把臺灣納入大陸政府體系；相當于從政治法統層面表明臺灣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但由于三國并沒有持續太長時間，隨著孫權離世，東吳也被北方的政權摧毀。而且隨后不久，整個大陸陷于兩晉南北朝的分裂內亂中，官方對臺灣的開拓與管控也就此中斷。另一方面，兩晉南北朝的亂局造成北方漢人衣冠南渡，福建一帶的人口增多，民間與臺灣的聯絡并沒中斷。隋朝統一天下之后，隋煬帝立刻接二連三地派人到臺灣（那時叫流求，不是琉球）交流考察，試圖將其納入大陸政府管轄系統。隨著唐朝局面的穩定，人口大幅增多，而且經濟中心開始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轉移，福建人口大幅增多。福建地區原本就山多地少，躲避戰亂不錯，但和平時期因耕地面積有限必須向外轉移。他們轉移的方向主要有兩個：一個是長江中游地帶（比如林彪家族《林彪家族往事》），因為云夢大澤和古彭澤退去，出現了大片新陸地；另一個方向，就是跨海去臺灣拓荒。隨后的宋、元、明、清，大陸政府對臺灣的管控越來越強。唐朝崩潰之后，北方漢人再次因為動亂而南下，福建人口再次增加。同時由于宋朝海上貿易極為發達（參見泉州港與廣州港的歷史），福建沿海地區的人們去臺灣更為方便，所以漢人去臺灣的數量更多。隨后的元朝和明朝，因為臺灣人口體量和開發程度上升，政府加強對臺灣的管轄，專門設立澎湖巡檢司。這個職位最初有兩個職能，其一是收稅，其二抗擊倭寇的襲擾。但是到明朝末年，澎湖巡檢司已經無法滿足局面的需求。
通過對中國歷史這般梳理，老鐵們可以很容易發現，臺灣的地位在逐漸升高：臺灣之所以越來越重要，原因在于立體史觀大周期的演變。雖然在秦漢建立中央集權制和隋唐推廣科舉制的歷史大潮中，臺灣分量很弱。但是在近現代史中，即華夏文明從農耕文明周期向工業文明周期被動更迭的過程中，臺灣的分量卻逐漸加重，最終成為華夏文明復興崛起之關鍵。近現代史非常復雜，但本質是華夏農耕文明遭遇西方工業文明沖擊這樣一個大歷史周期的演繹。大陸的教科書里把鴉片戰爭描述為近現代史的起點。這個觀點不能算錯，但絕對不精準。追根溯源的話，西方工業文明對華夏農耕文明的沖擊，時間點遠早于鴉片戰爭，從17世紀就開始了；地點也不是大陸，而是外東北與臺灣。西方工業文明周期的起點，大約是中世紀黑死病之后的文藝復興和大航海。黑死病動搖了天主教對歐洲人的精神控制。拉斐爾、米開朗琪羅、達芬奇為代表的巨頭揭開文藝復興之大幕。16世紀初，晚年達芬奇越過阿爾卑斯山去了法國，把文藝復興思想帶到西歐。達芬奇的同代人哥倫布，從意大利去了西班牙，推動了大航海運動。文藝復興和大航海解放了歐洲人的思想，推動歐洲人全球擴張冒險。歐洲人的擴張主要分兩個模式：沿著陸地擴張的陸權帝國和沿著海洋擴張的海權帝國。蒙古帝國崩潰之后，斯拉夫人在東歐崛起，女真人在東亞崛起。斯拉夫人向西開疆遇阻之后，越過烏拉爾山向東擴土，成為歐亞大陸上僅有的一個沿著歐亞大陸北方向東擴張的種族（雅利安人也曾向東擴張，但在中亞向南而去，到了印度與伊朗），宏觀看是斯拉夫文明圈和華夏文明圈的碰撞。東北亞崛起的女真人，沒有如蒙古人那樣西征，而是選擇向南和大明死磕。在女真人看來，北方和西方那些苦寒之地，遠沒有長城以南有誘惑力。如此一來，烏拉爾山以東的廣袤大地（自古以來屬于匈奴、柔然、突厥、蒙古人的活動空間）成了真空。1586年，努爾哈赤統一女真時，沙俄剛過烏拉爾山。1616年，努爾哈赤稱帝，沙俄拿下西伯利亞，逼近新疆。1644年，清軍入關，沙俄拿下中伯利亞與東伯利亞，逼近蒙古高原與外東北。到1649年，大清在中原站穩腳跟；沙俄在烏拉爾山以東拿下1千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雖然那些地方多半是凍土，水與礦產資源卻很豐富。沙俄帝國拿下這么大的地盤，付出的代價卻可以忽略不計。這是沙俄歷史上最為成功的領土擴張，也是整個人類文明史上成本最低、最為成功的領土擴張之一。
康熙時代，為應對西北和蒙古殘部的戰爭，失去貝加爾湖（全球最大淡水湖）。目前為止，中國的絕大部分文字都局限于分析興亡更替，或憤恨，或嘆息。從立體史觀看，明清更迭，不過是農耕文明周期內的政權更替；上升到文明周期就會看到，因沙俄占據烏拉爾山以東的大片領地，華夏文明圈的外圍空間被大大壓縮。從海權角度看，沿著海洋擴張的國家有南歐的西班牙、葡萄牙帝國與西歐的荷蘭、英國和法國帝國。他們的足跡遍布各大洲。16世紀末努爾哈赤壯大、沙俄翻越烏拉爾山時，葡萄牙強盜團侵略了澳門。相比西班牙和葡萄牙，荷蘭帝國誕生較晚，經歷了與西班牙幾十年的戰爭才真正獲得獨立。但獨立后的荷蘭立刻成立東印度公司，開始全球擴張。荷蘭人原本想攻占澳門，作為和明帝國的貿易基地；結果被葡萄牙人擊敗。隨后荷蘭人占領澎湖，又被大明水軍擊敗；后又把目光鎖定在臺灣。17世紀初的1624年，努爾哈赤稱帝不久、沙俄拿下西伯利亞時，荷蘭殖民者入侵臺灣南部；1626年西班牙殖民占領臺灣北部。與沙俄帝國盲目占領土地不同，荷蘭和西班牙殖民者占領臺灣，主要是看中其扼守東亞大陸與東南亞、日本貿易之要道。此時的大陸政府：精神層面沉迷于天朝上國的夢境中，全然不知工業文明已經到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就在眼前；現實層面被內憂外患折騰得精疲力盡，不僅未能意識到臺灣戰略地位之改變，甚至無暇顧及侵略者的肆意妄為。由于明帝國政府搖搖欲墜，以至于1942年（清朝入關前夕）荷蘭殖民者和西班牙殖民者在臺灣火拼一場，荷蘭勝利，拿到臺灣的統治權。但荷蘭東印度公司只想從臺灣賺錢，進行殘酷的壓榨，惹起臺灣人的不滿。清王朝入關之后，忙于鞏固政權、追繳明朝殘余勢力。那種情況下，鄭成功率軍攻克臺灣、趕走荷蘭殖民者，成為無可爭議的民族英雄。鄭成功之所以能趕走荷蘭殖民者（包括之前明朝水軍能在澎湖戰勝荷蘭殖民者），根源在于荷蘭帝國（包括葡萄牙和西班牙帝國）只是占據了工業文明的先機，并沒有完成真正意義上的初代工業化建設；農耕文明帝國的精銳尚且可以與之一戰。如果那時候中華帝國也開始向工業化方向改革，也不至于遭受近現代那些悲劇。康熙平定三藩，清王朝政權穩固，便開始考慮向南守護臺灣、向北阻擋沙俄南下。在北方和沙俄簽訂《尼布楚條約》時，放棄了包括貝加爾湖在內的大片領土（清朝曾主張以勒拿河為界，但因為準格爾威脅沒有堅持）。在南方雖然借助施瑯等漢人收回了臺灣，但仍然按照傳統的農耕文明思維將臺灣當成帝國邊陲的一個島嶼，絲毫沒有看清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帝國帶來的風險，以及風險背后的邏輯。
和康熙同時代的沙皇彼得大帝，正全力以赴推動改革，不惜滅了皇太子、廢除皇后。所以百年之后，彼得大帝的后人又從康熙后人手中拿走外東北大片領土。百年之后，已經實現初代工業化，比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更為強悍的大英帝國到來時，清王朝的模樣其實比史書上寫的更為狼狽。至于臺灣，因為思維落伍，更是成為清帝國遭遇致命一擊的標志。通過立體史觀的視角，可以說中國近代史是文明大周期中的被動更迭，一切都是被時代洪流裹挾著往前走，和秦漢之交那輪主動探索完全相反。作為工業文明周期的第一個超級大國，完成初代工業化之后的大英帝國在亞洲幾乎就是橫著走。英國征服了印度，占領了緬甸，又在鴉片戰爭中擊敗大清。面對列強入侵，印度選擇躺平享受，成為大英帝國王冠上的明珠，卻又在大英帝國沒落時通過不流血的運動完成獨立；中國和日本則選擇奮起改革。清王朝搞洋務運動，日本搞明治維新，分別是30年時間，各自進行初代工業化嘗試。正是在這種工業化嘗試中，清王朝的漢族精英開始放眼看世界，看到了臺灣戰略地位日趨重要，于是開始提議把臺灣的地位抬高為省。在洋務運動搞到大約一半時，清王朝和法國于1884年打了一場中法戰爭。法軍也看到臺灣的重要性，試圖跨海攻擊臺灣。但當時的法軍因普法戰爭慘敗、元氣尚未恢復，被淮軍名將劉銘傳擊敗。于是戰爭之后的1885年，清政府設立臺灣省。客觀來說，清王朝的洋務運動還是取得不少成績的，但卻在甲午戰爭中輸得一塌糊涂；根源就在于洋務運動不如明治維新徹底。洋務運動只是初級工商業改革，明治維新除了初級工商業改革之外還有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國民黨接收臺灣之后，立刻又開啟國共對決，根本沒時間去清理日本埋在臺灣的暗雷，甚至還私下啟用日本軍人當顧問（如岡村寧次）。隨著國民黨在戰場上失敗，退守臺灣之后又要仰仗美國及其盟友，更加不會清算日系勢力。蔣家父子在世時，大陸精英尚且可以壓制分裂派，維持兩岸一個中國的千年法統。但蔣經國之后，毒派便在李登輝與蔡英文的帶領下逐漸壯大。二戰之后臺灣更為重要，因為集海權思維與工業文明的美國（比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大英帝國更強悍），為了從亞洲方向制衡中國和蘇聯而支持退守臺灣的國民黨政府，便把臺灣納入第一島鏈。最初國民黨政府指望以臺灣為跳板反攻大陸；但朝鮮戰爭之后蔣介石就明白，反攻大陸基本沒戲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之后，蔣介石也就斷了反攻大陸的念想；當然在輿論宣傳上，蔣介石還是一直要反攻大陸的。之所以要一直宣傳反攻大陸，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防止美國把臺灣從中國割裂出來。因為在美國視角（類似之前的荷蘭、西班牙、日本思維），把臺灣割裂出中國對封鎖東亞非常有利。但蔣介石不認同美國割裂臺灣的策略。蔣介石一輩子干的事，很多爭議頗大。但蔣介石的格局還是從整個中國出發，而不是成為偏居臺灣一隅的島主。所以退守臺灣之后，蔣介石還是堅持了一個中國原則這份大義的。這點偉大領袖也比較認同，當初的炮擊金門相當于變向助攻蔣介石。于是在臺灣的蔣介石，就變成嘴上喊著反攻大陸，實際上集中精力搞臺灣經濟。那些資金原本是國民黨在大陸的家底，被當作臺灣島的啟動資金，自然綽綽有余。那些精英原本是國民黨統治全國的骨干，用他們去建設臺灣島，自然也是立竿見影。再加上冷戰期間，美國對大陸封鎖，對韓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香港開放市場，最終促成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尤其在蔣經國時代，臺灣經濟飛速發展。蔣經國晚年面臨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就是把臺灣大權交給誰。長子蔣孝文被聲色犬馬的生活所毀，年紀輕輕便臥病在床；老二蔣孝武有心子承父業，卻因1984年的“江南案”（臺當局雇傭黑道力量刺殺一位筆名叫江南的作家），政治生涯毀了。“江南案”性質很惡劣，但比起2018年小薩拉曼肢解記者卡舒吉，絕對是小巫見大巫。目前看小薩拉曼接班，基本是板上釘釘。第一個原因，美國不支持。因為蔣孝武接班，大概率會繼承蔣介石與蔣經國一個中國的政策，不利于美國搞離岸制衡那一套。第二個原因，當年隨蔣家去臺灣的大陸精英死的死、老的老，基本退出歷史舞臺。而兩蔣在臺灣的班底、戰略、政策都是靠這些人撐起來的。大陸精英退出歷史舞臺，資源必須交給臺灣本土派。而臺灣的本土派和第一代的大陸精英自然沒法比，他們沒什么大的格局、遠見、擔當，而且青少年時代均深受日本影響。美國在這樣的群體中培養毒派、給大陸制造難題，就方便多了。事實證明，美國的陰謀得逞了。李登輝與蔡英文都是其中代表。
蔣經國要從臺灣的本土派中選擇一個合適的繼承人，非常難。
所以他晚年面臨一種深深的孤獨：事業托付給誰？然而他萬萬沒想到，千挑萬選之后弄了一個最差的李登輝，猶如大齡剩女最后選了一個渣男結婚。國民黨對李登輝可謂恩重如山，但他卻選擇毀了國民黨的根基。李登輝祖籍大陸人，卻要在大陸和臺灣之間搞分裂；明明日本侵略臺灣時殺了很多仁人志士，李登輝精神上卻極度精日，處處維護日本利益，又是去參拜靖國神社、又是枉稱“釣魚島是日本的”，懷疑他對日本是不是有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對比李登輝，林洋港談吐更為詼諧，處事更為練達，更為有魅力。林出身貧寒，學習很好，經歷過充分歷練，先李登輝一步擔任過臺北市長和省政府主席。臺灣的靠山是美國，選擇李登輝，更容易獲得美國認可。李登輝雖然沒有林洋港那么有魅力，但他對蔣經國表現得更為忠心。李登輝在蔣經國面前“椅子只坐三分之一”，那是言聽計從、俯首帖耳。領導都喜歡聽話的下屬，可以在自己離開之后關照自己的家族，蔣經國也不例外、認為選一個聽話的放心些。更為關鍵的是，李登輝懂蔣經國的心思與大中華情節。直到1996年（蔣經國已經離世8年），李登輝還在“就職演說”里高呼：“登輝深信，在21世紀，中國人必能完成和平統一大業，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善盡更大的心力。”說得比誰都好聽。但是在私下里，李登輝與其追隨者奉行“有些事只能說不能做，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說”的套路，拼命去中國化。
李登輝本人沒有后代，起碼不會搞子承父業那一套；沒有自己的家族，會少一點斂財之心思。蔣經國希望選李登輝這樣一個角色，可以對臺灣的民主起到正面作用。另一方面，蔣經國知道李登輝曾經是共產黨。也許蔣經國認為，曾經是共產黨的李登輝，更容易推動兩岸和解。因為從蔣經國晚年的布局看，他是要推動兩岸和解的。蔣經國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李登輝不僅沒有繼承自己的事業、沒有關照蔣家；還跑去搞兩岸分裂、還毀了國民黨基業，順便也毀了蔣家的基業。當然這里并不是指責蔣經國沒眼光，而是說李登輝大奸若忠、隱藏太深。中國歷史雖長，但如李登輝這種大奸若忠者，也是寥寥無幾。李登輝不僅自己毒到底，還培養了蔡英文等一系列毒派鐵桿。但歷史發展到現在，兩岸一統已經成為大趨勢，毒派不論如何上躥下跳，最終也不過螳臂當車。國共第一次合作，促成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基本摧毀保守派軍閥。國共第二次合作，貫穿整個抗日戰爭，帶領中華民族熬過最艱難的歲月。早在上世紀60年代，偉大領袖便指示，跟臺灣要“和為貴”。周恩來也提出：“中國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這些話可不是說著玩玩的，而是“和統”臺灣的基調，過去幾十年，大陸一直堅持這個基調。1956年，偉大領袖和周恩來委托名士章士釗帶一封信去香港，托關系轉交給蔣介石。1、除外交由中央統管外，臺灣的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理；2、如臺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撥款補助；3、臺灣社會改革從緩，有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臺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4、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幾十年過去了，這四條透露出來的誠意和精神依然是兩岸和統之精髓。信的結尾頗為動情地希望蔣介石能回故鄉看看，“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章士釗到香港，見到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宣工作的許孝炎，講明來意。許知事關重大，親自飛臺北，親手將信交給蔣介石。經過一段時間考慮，蔣介石在1957年委托另一位名士曹聚仁（章太炎高徒，魯迅師兄，葉挺、陳毅好友）從香港到大陸觀察情況。曹在大陸分別得到偉大領袖和周恩來的接見，回臺后對大陸評價很高。1965年，偉大領袖與曹談話中間，偉大領袖親筆寫了一首詞《臨江仙》，其中有兩句是：“明月依然在，何時彩云歸。”還是表達對國共合作（和統）之誠意。蔣經國晚年，大陸已經改革開放。他派心腹沈誠穿梭于海峽兩岸。然而由于蔣經國突然離世，第三次國共合作戛然而止。隨后便是李登輝出場，毒派壯大。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毒派猖狂時兩岸一統的大趨勢悄然形成。所謂大趨勢，就是大陸綜合實力早已碾壓臺灣，并且與美國的差距在縮小。這個大趨勢背后的邏輯，就是共和國建立這些年，大陸已經逐漸完成工業化建設；而且取代美國成為工業生產與商業貿易第一大國。農耕文明時代，臺灣是中國無可爭辯的一部分，沒有任何外來勢力能干擾。近現代圍繞臺灣的所有風波，從荷蘭到日本再到美國之所以能干擾臺灣的歸屬，皆因中國面對工業文明階段的強國力不從心。中國完成工業化之后，華夏文明從明清到民國在工業文明周期的歷史欠賬，大陸已經逐步還清。東西方的歷史又回到工業文明之前的并行時代。臺灣回歸，在工業文明周期也會成為歷史必然，區別只是梧桐還是和統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