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申鵬
來源公眾號：平原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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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底，魯迅從外國友人史沫特萊處得知偉大領袖所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到達陜北，與陜北紅軍勝利會師。

他驚喜萬分，和茅盾聯名發了一道電報給中共中央，電報經第三國際從巴黎轉發延安。電文不長，內容是：“英雄的紅軍將領和士兵們，你們的英勇斗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全中國民眾期待著你們更大的勝利。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未來。”

魯迅和很多共產黨人、紅軍將領都是好友。

1932年，紅軍將領陳賡因傷到上海治療，和魯迅作過一次為時甚久的促膝相談。魯迅從陳賡處了解了紅軍的情況，并得到陳賡親手畫的紅軍作戰形勢草圖。所以，他對紅軍的事業非常了解。

紅軍抗日先遣隊總司令方志敏被俘入獄后，魯迅冒著生命危險替他保存、轉送了他在獄中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件和文稿，其中包括著名的《獄中紀實》《可愛的中國》等文章。

魯迅早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老朋友了。

在北大做《新青年》的時候，他就是陳獨秀先生麾下的大將，魯迅先生對陳獨秀先生相當尊重，他對陳獨秀和胡適有一段神奇的評價。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里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憶劉半農》）”

這意思再明白不過了，意思是陳獨秀先生是堂堂真正光明磊落的，要造反就造反，要革命就革命，都是坦誠地擺在你面前地。而胡適老哥則是藏著掖著的，表面上看著溫和自由、人畜無害，但心里到底想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的《狂人日記》，成為中國新文化的開山之作。以“魯迅”為筆名的文章，在《新青年》上超過50篇。除了《狂人日記》，還有《孔乙己》《藥》等等。1923年魯迅第一本短篇小說《吶喊》出版，第一時間將此書贈送給李大釗，李大釗閱后感慨稱“這是中國最好的一本小說”。

陳獨秀評價他說：“我對魯迅是相當欽佩的，我認他為畏友，他的文字之鋒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

徐彬如《回憶魯迅一九二七年在廣州的情況》一文中，比較詳細地記錄了中共廣東省委和中山大學支部如何與魯迅建立聯系的經過，1927年，在廣州，魯迅會見了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

之后，廣州發生了“四一五”大屠殺，數以千計的青年共產黨員和優秀青年死在蔣介石的屠刀之下。

4月15日當天下午，廣州大雨。中山大學三百名學生被捕，魯迅出于義憤，不顧個人安危，冒雨趕到中山大學召開緊急會議，商議營救被捕學生，要求學校當局立即協調釋放被捕者，并阻止軍警搜查教授宿舍。但這些行動幾乎沒有任何效果。見營救無效，魯迅辭去中山大學的一切職務，以示抗議。

他親眼目睹血腥的場面，思想上受到巨大震動。他寫道：“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年，對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后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并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為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而轟毀……”

是血的事實，讓魯迅更加傾向于中國共產黨和他們的革命事業。

魯迅在上海的時候，曾經和一些“左翼作家”發生過論戰，甚至諷刺過他們，但魯迅批評的，是典型的食洋不化和左傾幼稚病，其實正切中了某些“留洋派”的要害，即“教條主義”。這也是當年教員所反對的。

1928年12月，時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的馮雪峰來到上海，以普通文學青年的身份與魯迅接觸。他發現魯迅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遠超一般共產黨員，而且魯迅同情革命，向往建設新文化的思想與共產黨人的目標非常一致，屬于“我們的同志”。（下圖為馮雪峰一家和魯迅的合影）

1930年3月2日，在“左聯”成立大會上，魯迅就告誡大家，“‘左翼’作家很容易變成‘右翼’作家的”。他苦口婆心地勸告作家們一定要與革命實際接觸，要丟掉小資產階級浪漫幻想，堅決不斷地斗爭，并且注重實力，要擴大戰線，不能關起門來自己搞，要搞統一戰線，還要發展和培養新的戰士，要有新作品，要做韌性的創作等。

1931年2月，“左聯”成立近一年后，柔石、胡也頻等青年作家和另外18名革命青年被國民黨當局抓捕、殺害，魯迅也受到牽連，離家避難。1933年2月，在“左聯”五烈士犧牲兩周年之際，魯迅寫下了著名的《為了忘卻的記念》：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棧里，他們卻是走向刑場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聲中逃在英租界，他們則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舊寓里，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不料積習又從沉靜中抬起頭來，寫下了以上那些字。”

“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魯迅和共產黨人、左翼青年，不是一般的朋友關系，而是肝膽相照的同志和戰友。

魯迅的一生結交過許多中國共產黨員，如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沈雁冰、蕭三、馮雪峰、柔石、殷夫、畢磊、胡風、楊之華、周揚、成仿吾、李初梨......

魯迅和瞿秋白的友誼，那可不是一般的友誼，而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他給瞿秋白的贈聯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

“1932年初夏的一天，瞿秋白由馮雪峰陪同，來到魯迅家。你怎么也想象不出，他們的第一次會面，竟如久別重逢的朋友那樣，親切自然，無拘無束，一點矜持尷尬的表情也沒有。他們暢所欲言，從政治談到文藝，從理論談到實際，從希臘談到蘇聯，甚至日常生活中的瑣事，也談得津津有味，妙趣橫生。”

瞿秋白在上海的這段時間，正是蔣介石對中央蘇區實行軍事“圍剿”，國統區內也為腥風血雨所彌漫，共產黨人和革命者隨時都有被迫害的危險。在這種嚴峻的環境下，魯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顧，將自己的家作為瞿秋白夫婦最可信賴的庇護所。1932年11月下旬至1933年9月，魯迅曾四次接納瞿秋白夫婦，讓他們在自己家安然地避過了危險。

魯迅先生非常贊揚瞿秋白文學上的才華，后來瞿秋白去了瑞金，在他被蔣介石殺害后，魯迅在致肖軍的信中既憤怒又惋惜：“中國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殺完，秋即其一。肖參是他用過的筆名，此外還很多。他有一本《高爾基短篇小說集》在生活書店出版，后來被禁止了。另外還有，不過筆名不同。他又譯過革拉特珂夫的小說《新土地》，稿子后來在商務印書館被燒掉，真可惜。中文俄文都好，象他那樣的，我看中國現在少有。”

教員同志評價魯迅為“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原話是：“他并不是共產黨組織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

教員同志還說：“魯迅的戰斗方法很值得學習。”“魯迅戰斗方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統統接過來，抓住不放，一有機會就向射箭的人進攻。人家說他講話南腔北調，他就出《南腔北調集》。梁實秋說他背叛了舊社會，投降了無產階級，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說他的文章用花邊框起來，他就出《花邊文學》。《申報》的“自由談”的編者受到國民黨的壓力，發牢騷說，《自由談》不要談政治，只準談風月，他就出了《準風月談》。國民黨罵他是墮落文人，他的筆名就用墮落文。”

60年代的時候，教員還在一封信中寫道：“我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教員同志還說過：“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

這“最硬的骨頭”，就是不向任何反動勢力低頭，無論它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還是外來的帝國主義，魯迅一向嗤之以鼻。他對那些依附于反動勢力的舊文人、“自由精英”們，從來都是嘲諷鄙夷的。

當代很多公知總想碰瓷魯迅，可他們不知道，他們都是魯迅的敵人。

生《故事新編》中有一篇《理水》，罵的正是“公知”這種人，《理水》講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在辛辛苦苦治水，拯救人類，而一群“學者”站在干岸上指手畫腳，說他的方法不對，還造謠中傷，污蔑大禹和他帶領的人民。

大家可以跟我來回憶一下這段：

“古貌林!”

“好杜有圖!”

“古魯幾哩……”

“O. K!”

“禹來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鯀的兒子的話，”一個拿拄杖的學者說。“我曾經搜集了許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譜，很下過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個結論：闊人的子孫都是闊人，壞人的子孫都是壞人——這就叫作 ‘遺傳’。所以，鯀不成功，他的兒子禹一定也不會成功，因為愚人是生不出聰明人來的！”

“O. K!”一個不拿拄杖的學者說。

“這這些些都是廢話，”又一個學者吃吃的說，立刻把鼻尖脹得通紅，“你們是受了謠言的騙的，其實并沒有所謂禹，‘禹’是一條蟲，蟲蟲會治水的嗎?我看鯀也沒有的，‘鯀’是一條魚，魚魚會治水水水的嗎？”他說到這里，把兩腳一蹬，顯得非常用勁。

“不過鯀卻的確是有的，七年以前，我還親眼看見他到昆侖山腳下去賞梅花的。”

“那么，他的名字弄錯了，他大概不叫 ‘鯀’，他的名字應該叫 ‘人’！至于禹，那可一定是一條蟲，我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他的烏有，叫大家來公評……”

于是他勇猛的站了起來，摸出削刀，刮去了五株大松樹皮，用吃剩的面包末屑和水研成漿，調了碳粉，在樹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寫上抹殺阿禹的考據，足足化掉了三九廿七天工夫，但是凡有要看的人，得拿出十片嫩榆葉，如果住在木排上，就改給一貝殼鮮水苔。

國家養了這么一群“學者”，治國不會，治水不懂，不肯腳踏實地做事，每天就熱衷于搞地攤文學，搞歷史虛無主義，證明“大禹是一條蟲”，為此還寫了一大堆論文。

但是， 大禹不在乎，不在乎這些廢物，在他看來，這些家伙都是“放他媽的狗屁”。

禹微微一笑：“我知道的。有人說我的爸爸變了黃熊，也有人說他變了三足鱉，也有人說我在求名，圖利。說就是了。我要說的是我查了山澤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見，已經看透實情，打定主意，無論如何，非‘導’不可！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他舉手向兩旁一指。白須發的，花須發的，小白臉的，胖而流著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員們，跟著他的指頭看過去，只見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東西，不動，不言，不笑，像鐵鑄的一樣。

這群黑瘦的，乞丐似的，不動、不言、不笑、像乞丐一樣，和腳底板滿是老繭的大禹一樣，屬于真正的人民，屬于歷史的創造者。正是先生筆下：“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魯迅先生對真正“崇洋媚外”、“恨國帶路”的人也是不屑一顧，并且深惡痛絕的。

先生說過：“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險；可容外族贊嘆，不容外族之覬覦者也。”

先生在《上海漫談》中和日本人野口米次郎有段對話：

野口米次郎：“如果當今中國的政治家和軍人最終還是無法令人民安居樂業的話，能否像印度依附英國那樣，把中國的政治和軍事交給日本管理呢？”

魯迅：“事情如果發展到那種地步，就是感情的問題了。同樣是喪失財產，比起被強盜搶了去，還是被敗家子浪費的好；同樣是被殺，我寧愿被同胞殺害也不向外國人低頭。”

魯迅先生非常厭惡“投降派”，1936年初，在上海的“托派”組織寫信給魯迅，對中共領導的民族統一戰線及偉大領袖為首的領導人加以攻擊，企圖挑撥魯迅與中共的關系。6月9日，已經病重的魯迅口授了一封信，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駁斥：“你們的‘理論’確比偉大領袖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對偉大領袖們“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

先生還曾在《友邦驚詫論》中嘲諷那些媚外者：

好個“友邦人士”！日本帝國主義的兵隊強占了遼吉，炮轟機關，他們不驚詫；阻斷鐵路，追炸客車，捕禁官吏，槍斃人民，他們不驚詫。中國國民黨治下的連年內戰，空前水災，賣兒救窮，砍頭示眾，秘密殺戮，電刑逼供，他們也不驚詫。在學生的請愿中有一點紛擾，他們就驚詫了！

好個國民黨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東西！

即使所舉的罪狀是真的罷，但這些事情，是無論那一個“友邦”也都有的，他們的維持他們的“秩序”的監獄，就撕掉了他們的“文明”的面具。擺什么“驚詫”的臭臉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驚詫，我們的國府就怕了，“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好像失了東三省，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誰也不響，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只有幾個學生上幾篇“呈文”，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獎，永遠“國”下去一樣。

說到底，先生以筆為槍寫文章，是為了國家好，是為了國家解決問題，但今天“公知”陰陽怪氣放酸屁，是為了制造問題，解決這個國家。先生是“民族魂”，他們只是“民族的渣滓”。

對于公知鼻祖胡適之，魯迅先生如此評價：

“誰知道人世上并沒有這樣一道矮墻，騎著而又兩腳踏地，左右穩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還是將自己的魂靈梟首通衢，掛出了原想竭力隱瞞的丑態。丑態，我倒說還沒有什么丟人，丑態還蒙著公正的皮，那才叫人作嘔”。（魯迅《答KS君》）

“嘴里吃得著肉，心里還保持著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義道德的名目。不但騙人，還騙了自己，真所謂心安理得，實惠無窮”。（魯迅《偽自由書》）

魯迅先生后來在《出賣靈魂的秘訣》一文中罵胡適罵得更狠：

幾年前，胡適博士曾經玩過一套“五鬼鬧中華”的把戲，那是說：這世界上并無所謂帝國主義之類在侵略中國，倒是中國自己該著“貧窮”，“愚昧”……等五個鬼，鬧得大家不安寧。現在，胡適博士又發見了第六個鬼，叫做仇恨。這個鬼不但鬧中華，而且禍延友邦，鬧到東京去了。因此，胡適博士對癥發藥，預備向“日本朋友”上條陳.......“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覺悟不覺悟之關系頭上，”——“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這據說是“征服中國的唯一方法”。不錯，古代的儒教軍師，總說“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誠服也”。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面說來，這卻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秘訣。中國小百姓實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們一向會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發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條陳，那么，所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中國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復：——因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軟功的王道，中國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為沒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國的肉體固然買到了，中國的靈魂也被征服了。

世界上沒有一個偉大的文學家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越偉大的作家，往往越“左”，越同情底層的不幸者，越痛恨世道的不公，雨果如是、巴爾扎克如是、托爾斯泰如是，馬克吐溫如是，魯迅先生亦如是。

當代的“公知”們，卻沒有一個是“左派”，沒有一個愿意為底層人、窮苦人說話，他們往往高高在上，坐在私人別墅中互相唱和，和資本家權貴做朋友，享受著遠超常人的生活水平，對世界上的勞動者、生產者一無所知，他們甚至鼓吹“窮人就是不努力”、“資本家都是英雄”。

對于這種人，魯迅先生也早有定論，他把他們叫做“資本家的乏走狗”。

“這正是“資本家的走

魯迅先生對權貴、資本家或許不屑一顧，但他對同志、對戰友、特別是對青年，卻是非常溫和的，充滿鼓勵的。

《無聲的中國》：“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北京通信》：“倘若一定要問我青年應當向怎樣的目標，那么，我只可以說出我為別人設計的話，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可是還得附加幾句話以免誤解，就是：我只所謂生存，并不是茍活；所謂溫飽，并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

《熱風·隨感錄四十一》：“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份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隨喜贊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為他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

先生說得對，多年之后，真的出了太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