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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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5日開始，來自各地的民眾陸續趕到湖南韶山，以獻一束花、唱一首歌、吃一碗面等文明樸素的方式，表達對偉人的緬懷與敬仰之情。

偉大領袖，不僅是深受中國各族人民愛戴的人民領袖，也是備受全世界受壓迫者敬仰的革命導師。

偉大領袖對20世紀中國和世界產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同時，偉大領袖擁有的強烈個人魅力和精神力量也深深影響著每一代人。

在當前國際風云變幻莫測，西方反華勢力出中國頻頻“出牌”之時，我們更需要在偉大領袖思想中汲取力量，

縱觀偉大領袖的一生，他經常是“孤獨”的。這里說的“孤獨”，并不是指人際關系層面，因為他的朋友遍天下，而是指他的眼光和境界。

早在1919年前后，偉大領袖就曾孤獨過。

當時，中國掀起了一股赴法國“勤工儉學”的浪潮，偉大領袖參與創辦的“新民學會”中的許多友人，像蔡和森、徐特立、向警予等人也紛紛前往法國，但偉大領袖則選擇留在中國。

偉大領袖為什么不去法國？

他在1919年曾說過，“我覺得我們要有人到外國去，看些新東西，學些新道理，研究有用的學問拿回來，改造我們的國家。同時，也要有人留在本國，研究本國問題。我覺得我對于自己的國家所知道的還太少，假若我把時間花費在本國，則對本國更為有利。”--《送別第一批去法國勤工儉學同學的講話》。

這段話體現了青年偉大領袖與眾不同的眼光與格局，除此之外，偉大領袖還有非常實際的考慮和判斷，那就是錢的問題。

1917年8月，偉大領袖在給亦師亦友黎錦熙的信中，提到自己的擔憂：“一曰人，有師有友，方不孤僻寡聞；二曰地，須交通而避煩囂；三曰財，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書，缺少一份收入，又須費用，增加一份支出，三者惟此為難。”

提錢，似乎太俗，但在當年能將錢財視為“最難的問題”的人，應當只有偉大領袖。要知道，在李石曾、吳稚暉、蔡元培等人組織并號召“勤工儉學”時，他們是持有非常樂觀之態度。

理想非常豐滿：中國銀幣升值，法國勞動力緊缺，學生們可以一邊做工賺錢，一邊再用賺到的工錢讀大學，需要的只是準備第一年費用和吃苦耐勞之精神。

李石曾他們如此樂觀，那各省學生的態度更是可想而知，大家都認為只要到了法國，打工讀書便可兩不誤。

學生赴法費用，一般有三種來源：

一、全部官費（陳毅就是考上了四川前30名，全部官費）。

二、半官費（各省督軍、省長負責一半，家庭自籌一半）

三、自費生（自己籌錢）

湖南“新民學會”會員留法熱情非常高，但湖南軍閥拒絕資助學生，湖南學生只能自籌。

作為“新民學會”領導人，偉大領袖就幫大家四處奔波，籌集經費，有的以他個人名義籌來的錢，直到建國之后，還得他自己還。

他又不能打擊大家的積極性，畢竟，留法學習是一件符合時代潮流的進步事業。

其它省份有不少是由軍閥出錢，像福建學生就是由陳炯明資助，官家三百大洋，自籌三百大洋。還要在督軍衙門舉行歡送會，邀請記者拍照，然后吃席，這樣軍閥也能落個“尊學愛才”的好名聲。

遠渡重洋的中國學生，在1919年-1921年就已近2000人，其中湖南學生最多。

然而，現實很骨感，比最悲觀的估計還要殘酷，連陳毅這樣的官費生，到了法國不久，也撐不下。

1920年秋天開始，法國形勢變化很大，一是物價飛漲；二是大量軍人復員后，做工有優先權，還有那些殖民地過來的拉丁裔和黑人勞工，中國學生能找到一份苦工，已屬不易。

陳毅在回憶那段歲月時說過六個字：吃人飯，服人管。資本家的工廠能碾碎學生一切求學夢想。而他又是個爆脾氣，所以老是鬧，鬧到被遣送回國。

“勤工儉學”學生在法國鬧出的幾場大事（圍攻駐法大使館、占領里昂大學等）都是錢的原因，只有“反對北洋政府借款5億法郎”一事是帶有革命色彩的。

勤工，就不可能儉學。5點起床，6點上班，中午休息2小時，晚上6點下班，自己做飯，10點熄燈，學習時間在哪里？想攢錢下一年去讀書？工錢夠不夠活下去都是問題。

“勤工儉學”之所以今天被高度肯定，是因為鍛煉和成長了一大批意志堅定的革命家。

實際上就“勤工儉學”原本的意義而言，它是失敗的，連蔡元培（華法教育會會長）1920年年末到巴黎都解決不了錢的問題，甩手去了瑞士。

你看過有哪個從法國“勤工儉學”回國的學生有拿到博士、碩士文憑？鳳毛麟角。大多數學生都在打鐵、做工、站機床、甚至還有背尸、埋尸、挖尸骨、填戰壕……卻還要寫家書稱自己在巴黎過得很好。

偉大領袖早就預判到了經費問題的嚴重性，冷靜地留在了國內。當湖南青年紛紛留洋時，“孤獨”的偉大領袖則在考察農村、工廠、學校，總結分析第一手資料，為今后領導革命事業打下了最堅

同時，偉大領袖早就看清了北洋政府和各省督軍的真實嘴臉。他們怎么可能在得到“好名聲”之后，繼續資助“勤工儉學”學生？1921年初，無論中國大使館發回多少封電報求救，北洋政府就一句話：閣議之后，無力撥款。

當大家后來又改去莫斯科時，偉大領袖已經有了充分的實踐經驗和理論高度，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5年）就一針見血指出：

“封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這些階級代表著中國最落后的和最反動的生產關系，阻礙著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其政治代表就是國民黨右派。”

那時候偉大領袖政治地位還不高，理論界有更“高深”的見解，那些自以為得了莫斯科真傳的一些人，還覺得偉大領袖看法是錯誤的。

1927年，蔣介石發動“412反革命政變”殺得革命者人頭滾滾，對國民黨右派喪失警惕的教訓是血淋淋的。

八七會議上，偉大領袖提出了“槍桿子出政權”的著名論斷，但他被派到了江西去建立蘇維埃，當時中央仍相信要在大城市里搞革命。

這時候，偉大領袖是“孤獨”的。

然而，被冷落的偉大領袖在江西又搞得有聲有色，提出了通過游擊戰爭，建立革命自由根據地，從農村包圍城市理論。結果教條主義者再給他扣上一頂”農民冒險主義“帽子，堅持要在城市里搞總起義，又碰得頭破血流。

如果不是偉大領袖堅持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就沒有井崗山會師，沒有革命根據地，也沒有第一支革命軍隊--紅軍，那么，中國革命路在何方？

偉大領袖的過人之處，不僅僅是在軍事方面，他更是能準確地認識和踐行當時尚未被人認識的革命道路：

革命從城市向分散的，甚至是閉塞的中國農村轉移。建立蘇區和工農紅軍，引導覺醒的農民在中共領導下走向革命第一階段---建立工農政權。

看看中國革命進程，都能發現偉大領袖這種非凡的創造性實踐能力。

毫不夸張地說，他是中國革命拯救者，同樣，他也是中國命運拯救者。

當革命根據地建立后，王明他們又懷疑不會長久，按照莫斯科的理論，根據地必然會被白色恐怖所消滅，存在豈非怪事？

在這種消極思想影響下，林彪也提出了“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問題。這時，偉大領袖也是”孤獨“的。

所以，他要寫文章，耐心地向大家解釋“怪事”為何能在中國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持悲觀態度的人，是因為沒有把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這件事認清楚，如果認清了，他們就明白：

一、為何軍閥會天天混戰？

二、農民問題的嚴重性；

三、工農民主政權的正確性。

四、紅色力量必定能存在于四周的白色恐怖之中，并成長壯大。

他超前的眼光和境界，令人很難跟上他的步伐，在沒有取得領導權時，他說什么仿佛都是錯的。

長征是偉大的，也是沉痛的，損失很大，直到1935年遵義會議之后，才剝奪了洋代表李德的軍事指揮權，確定了偉大領袖同志的領導地位。

偉大領袖的偉大在于，他能從中國具體事實出發去領導革命進程，擺脫一切預設觀點和經驗，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地走中國革命之路。

新中國建立后，對于那些習慣頤指氣使的西方人來說，很不適應中國人站著跟他們說話，很不適應偉大領袖的強硬，它們想用全面封鎖來迫使中國屈服，但都是以失敗告終。抗美援朝戰爭之后，美國再也不敢對中國使用武力。

但西方主流輿論和應聲蟲們，可從未停止過對偉大領袖的詆毀，因為它們對偉大領袖的影響力感到害怕。

而在對待全國各族人民，對待五大洲的各國朋友時，偉大領袖又是如此平易近人，毫無架子，人民也以最樸實情感將他當成平安的守護者。

偉大領袖在革命生涯中，從不存在什么私人恩怨，一生光明磊落。

他是一位英雄！一位偉人！一首史詩！

偉大領袖永遠屬于人民！屬于世界！他永遠不會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