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明叔
來源公眾號：明叔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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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篇文章中，我提到：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中國需要盡快消除地區之間的治理能力差距，要總結、沉淀出地方治理中的“最佳實踐”和“標準作業流程”，做好“下水道工程”。

實際上，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個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會發現其決定因素主要有三個：

——想不想干好，這是“態度”問題；

——能不能干好，這是“能力”問題；

——有沒有相應的環境，讓地方政府想把事情干好、能把事情干好，這是“文化”問題。

昨天的文章，實際上是在部分解決中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中的“能力”問題。

今天，我們再談一談決定中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中的“態度”問題和“文化”問題。

相對來說，“態度”問題比較容易發現，比如，某個地方政府、基層政府工作人員在工作中敷衍塞責、應付差事、缺乏責任心，這是比較好識別的。

但是，“文化”問題，則解決起來非常具有挑戰性。

在討論中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時，我們可以發現一種經典的現象：“無責有錯”。

何為“無責有錯”？

就是指某個地方政府，一些人在工作中，雖然嚴格遵守了各項規章、制度和流程，也嚴格執行了上級要求，但最終卻沒有把事情辦好，反而激化了社會矛盾，引起了民眾的不滿和抱怨。

雖然從表面上看，這些人在工作中似乎“沒有明顯的責任”，但實際上如果我們從結果出發，就可以明顯地認定，這些人的工作“存在明顯的過錯”。

舉例來說，疫情當中，某個城市的某個小區，因為出現確診病例被整體封控，同時由于整個城市實施封城，物資調配出現了問題，這個小區的民眾缺菜、少糧，甚至連吃飯都有問題。這個時候，小區內有居民強行要出小區去買吃的，現場政府工作人員嚴格執行防疫規定，對其進行勸阻，嚴禁其出入。

現場工作人員做錯了嗎？

看起來沒有錯，他們只是在嚴格執行防疫規定而已。

但是，民眾缺菜、少糧，連吃飯都成問題，他們要出去采購物資，有錯嗎？肯定也沒有錯。

這是一種很常見的場景。

如果民眾覺得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在遇到現場工作人員阻止時，會產生非常大的怨氣。雙方之間會出現明顯的對立，甚至有可能彼此動粗，大打出手。

而如果這個小區真的有居民因為沒有飯吃而被迫出去采購物資，但卻被現場工作人員強行阻止，甚至被毆打的話，這樣的視頻通過互聯網傳播開來，全國民眾會怎么看待？

很明顯，現場工作人員的行為雖然看起來“無責”，實際上最后卻會釀成非常大的“過錯”。

尤其是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國內民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支持，非常寶貴，這是我們有信心戰勝美國惡性打壓的基礎。任何有損黨和政府威信、形象，任何有損民眾對黨和政府支持、信任的做法，都是極其嚴重的“錯誤”。

實際上，在企業管理中，這種“無責有錯”的現象也非常常見。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一些優秀的企業會通過如下幾種方式去解決：

——強調結果導向，過程只有產生了很好的結果才有意義，否則這樣的過程就是走形式，就是空耗；

——強調對事情的本質負責，比如，在企業當中，財務和法務部門存在的本質是要幫助業務部門取得成功的，支撐企做大、做強。財務和法務部門建立的規章制度、流程，歸根到底應該為業務的成功服務，不能“自轉”、“空耗”。否則一家企業雖然嚴格遵守了各種財務和法務的規章制度、流程，但最后業務卻做死了，企業倒閉了，這樣的財務和法務部門對企業來說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強調不能唯上。任何時候，不能機械、片面地理解上級的要求。上級的要求也是為了把事情做成。有時候，上級的要求只是做成事情的一種必要但非充分條件。這個時候，要把事情做成，就非常需要下級發揮主觀能動性，補上能夠把事情做成的其他關鍵條件、要素。還有一些時候，上級的要求可能本身就是不科學的、就是錯的，這個時候更要下級實事求是，做好溝通，盡可能調整方案、計劃。相對來說，一家成功的企業，一家務實的企業，都不太強調對上級“言聽計從”，因為單純的“言聽計從”是沒有價值的，只有把事情做成，才有價值。

在中國地方政府日常工作中，同樣存在類似的問題：

第一，一些人過于強調對過程負責，以此追求自身“免責”，而不對結果負責；

第二，一些人過于強調對規章制度負責，不對事情的本質負責；

第三，一些人過于強調對上級“言聽計從”，不對最終效果負責。

實際上，地方對中央負責，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問題解決在基層、把矛盾化解在地方，不讓問題升級，不把責任上交，不讓矛盾上升。

同樣，下級對上級負責，最好的辦法，就是在自己職權、工作范圍內，把問題解決好，把矛盾化解好。

搞形式主義，玩花架子，口頭上重視，表面上忠誠，都是沒有用的。

真正有用的，就是急中央之所急、想中央之所想。

當前，從某個角度來說，中央最核心的關切，還是國家的長治久安，還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任何有利于國家長治久安、有利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情，不管上級有沒有要求，都應該去做，而且要把它做好。

相反，任何不利于國家長治久安、不利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情，不管上級有沒有禁止，都不應該去做。

這才是真正地對事情的本質負責。

為什么對事情的本質負責很難？

第一，這是人性使然。做向上管理，揣測領導的思維、想法，更容易獲得領導的認可和信任，往往更有利于自己的升遷和發展；

第二，要對事情的本質負責，就要對事情的本質有深刻的領悟和了解，這需要很強的專業能力；

第三，需要有配套的考核體系。我們的考核導向到底是鼓勵大家走流程、講形式，但求無過、不求有功，還是鼓勵大家奮發有為、敢想敢干，即便在探索中出現了一些錯誤，只要不是原則性的，也能夠包容和諒解？這中間的差別很大。

要打破中國地方政府治理中的“無責有錯”困境，有如下三個方面值得考慮：

第一，上級對下級的考核要體現結果導向，多獎功勞，少獎苦勞。有苦勞沒功勞，本質上是對資源的一種浪費，更是對做事機會的一種浪費。所謂苦勞，是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了大量的資源，但最終沒有結果。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堅守崗位、認真工作，這本身也是一種功勞；

第二，上級對勇于探索、敢作敢當人員的包容度有多大，下級的創新性、主動性就有多大。如果上級自己畏手畏腳，不求有功，但求無錯，下級就不可能拿自己的政治前途、仕途發展去搞創新。不能一邊鼓勵大家創新，一邊一旦創新受挫、出現問題，就百般責備、無限追責，這樣是不會有人真正愿意去創新的，也不會有人真正愿意去發揮主動性、創造性的；

第三，在任何組織內部，都要善于發現和用好那些強調對結果負責、強調對事情的本質負責的人。這種人在人群中整體占比較低，但有一個算一個，都是寶貴的火種。一個人做事的方式，取決于他的思維方式。一個人思維方式的形成，跟家庭熏陶、學校教育、社會選擇密不可分，也跟一個人內在的性格和氣質密不可分。找到那些眼中有光、心中有夢、手下出活的人，是確保一個組織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

最后，再回到本文開頭所舉的例子。

疫情當中，某個城市的某個小區，因為出現確診病例被整體封控，同時由于整個城市實施封城，物資調配出現了問題，這個小區的民眾缺菜、少糧，甚至連吃飯都有問題。這個時候，小區內有居民強行要出小區去買吃的，

這個時候，現場工作人員到底應該怎么做？

如前文所述，他們可以選擇鐵面無私，嚴格執行防疫規定，堅決阻止任何人進出小區。

這是一種“安全”的選擇，這也是一種“簡單”選擇。

但是，這是一種“錯誤”的選擇。

他們看似嚴格執行了防疫規定，但卻沒有想到，防疫也是為了民眾，如果民眾連吃飯都有問題，這樣的防疫一定是有問題的。

這樣的人，往往會激化矛盾，讓問題升級，最后影響民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支持。

如果現場工作人員可以更人性化一些，在確認自身防護措施到位的情況下，去幫吃不上飯的群眾買菜、買糧，這就是一種很大的進步了。

這樣做，民眾看在眼里，一定會記在心里。

這也是一種符合常識的做法。

當然，這么做，也有一定的風險。萬一因為替群眾買菜、買糧，自己被感染了，這個責任誰來負？

但實際上，從常識出發，這樣的風險是比較小的。不能為了追求自身絕對安全、絕對免責，就不敢去做正確的事情。

追求覺得安全、追求絕對免責，恰恰是很多人掉入“免責有錯”陷阱里的重要原因。

如果現場工作人員幫助了困難民眾，這是有價值的，但從治理能力角度看，這樣的價值依然有限，因為它是單點的，這種做法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小區內居民吃飯的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現場工作人員，能夠建一個微信群，發動小區內的黨員、大學生、身體健康的青壯年做志愿者，進行自救；如果現場工作人員能夠及時反饋問題，而且上級部門在接到問題后，還能及時想出辦法，解決好物資流通秩序和規則的問題，在不顯著增加防疫風險的情況下，體系化地解決一個小區、一個街道、一個區的民眾在封城后的吃飯問題，這樣的價值就大了。這樣的干部、能出這樣干部的環境，就值得充分肯定和深入研究了。

當然，要做到這一點，不僅要求現場工作人員有同理心，能從常識出發，對事情的本質負責，更要求他們的背后，同樣有一個有同理心，能從常識出發，對事情本質負責的領導，還要求在這一切的背后，有一個很好的體系、很好的系統、很好的環境，能讓其中的每一個人都能低成本、低風險地做到實事求是，對事情的本質負責，把事情做好。

而這，就是提高中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核心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