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中國外交部網站通報，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14日在江蘇無錫同伊朗外長阿卜杜拉希揚舉行會談，雙方宣布啟動兩國全面合作計劃落實工作。消息一出，迅速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

以《華爾街日報》為首的西方媒體，在渲染中國“擴大影響力”，從全面協議中“得利”之外，還將目光放在中國批評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議之上。

伊朗方面對中伊之間的合作相當看重，甚至在報道時還用上了“華盛頓霸權終結”的標題。事實上，美國政府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并揮動“制裁大棒”后，伊朗早已被壓得喘不過氣來。

2021年9月18日，人們戴口罩在伊朗德黑蘭大街上購買蔬菜。

提到伊朗，人們的印象多是模糊不清，甚至有所誤解。1979年革命以來，伊朗被美國貼上了“邪惡軸心”的標簽。一個戰略地位重要、極具發展潛力的國家，連同一國民眾的悲歡，被隱于神秘面紗之后。

那么，真實的伊朗究竟是怎樣的？它真的被低估了嗎？

文丨邁克爾?阿克斯沃西

翻譯丨趙乙深

編輯丨丁貴梓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伊朗：被低估的文明與未完成的變革》，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原標題為《艾哈邁迪－內賈德、魯哈尼和當今伊朗》，原文有刪減。

2017年4月12日，伊朗首都德黑蘭，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在內政部總統大選候選人登記時做出勝利手勢。

【注：1978-1979年，霍梅尼領導伊斯蘭革命，推翻巴列維王朝。1979年2月11日，霍正式掌權，并于4月1日建立伊斯蘭共和國（即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霍成為伊朗革命領袖。】

艾哈邁迪－內賈德當選伊朗總統之前和競選總統時，幾乎完全專注于國內政治綱領。成為總統后，他開始關注以色列。2005年10月，他發表演講，稱“那個占領了耶路撒冷的政權必須從時代的篇章中消失”（in rejimeh eshghalgareh Qods bayad az safeyeh ruzegar mahv shaved）。

當這種表述被西方媒體捕捉到時，很多人干脆簡單地翻譯成“以色列必須從地圖上被抹掉”。伊朗國內一些人士指責艾哈邁迪－內賈德為伊朗在國際關系上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煩，這深刻反映出，艾哈邁迪－內賈德和其他保守派人士之間的裂痕日益加深。

自從革命以來，伊朗政府所采取的官方立場一貫是反對以色列和反對猶太復國主義，但這并不意味著反對猶太主義。

當今伊朗依然生活著大量猶太人，而在中東其他地區已經基本看不到猶太人的身影，他們基本上都已經移居美國、以色列，或是歐洲。許多國家，包括歐洲的大部分國家，都存在反猶的歷史，伊朗也不例外，但這并不是伊朗文化的核心特點。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2014年5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56%的伊朗人對于猶太人持負面態度，但這已經是除以色列之外的中東地區國家中比例最低的。

2009年6月，伊朗總統大選，63%的選民將票投給了艾哈邁迪－內賈德，遠遠超過50%的勝出門檻要求。數以萬計的伊朗民眾隨即認為，有人為了保住艾哈邁迪－內賈德的總統職位而故意對大選結果做了手腳。

于是，人們涌上德黑蘭和其他一些城市的街道進行抗議示威。短短幾天時間，抗議人群就增加到數十萬人。在6月15日，示威人數估計已達百萬之多。示威人群的數量之多以及來源之廣仿佛在否定這樣一個觀點，即游行示威只是某個孤立群體的酸葡萄心理在作祟。

【注：這場運動由另一位總統候選人、曾在兩伊戰爭時期擔任伊朗總理的米爾·侯賽因·穆薩維領導，又稱為“綠色運動”。】

沒有人能夠證明總統選舉結果是被人為操控的，也許真相永遠都不會被人所知，但是一些情況的確令人生疑——

選舉結果并沒有像以前那樣進行公布；

沒有明顯跡象表明候選人的家鄉選區對各位候選人有明顯偏向；

選舉的幾個月前，伊朗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發表聲明支持艾哈邁迪－內賈德；

甚至在選舉結果公之于眾的幾個小時前，警察和軍隊就已經走上街道，對游行示威活動進行預先阻止。

雖然發生了以上林林總總的事，但有一點是清晰明了的，那就是在投票當天，許多選民為艾哈邁迪－內賈德投下了他們的選票。那些既不信任伊朗當局又不信任具有城市氣息的反對派候選人，同時也對改革派不抱幻想的選民將票投給了艾哈邁迪－內賈德。

盡管存在毆打和逮捕的行為，抗議活動仍然持續著，被逮捕人數和在監獄看押人數不斷攀升，預計死亡人員高達數百人。大批改革派人士遠走他國，開始海外流亡的生活。

這次選舉造成了，或者至少反映了伊朗社會的分裂。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憲法中包含多個不同的權力中心，它也包含多種西方民主國家特征，例如民選總統、民選議會、一整套司法體系、一個政府和各部行政長官，等等。

2021年8月25日，伊朗德黑蘭，工作人員在內閣部長人選信任投票現場進行計票。

領袖（rahbar波斯語，英文翻譯為leader）在伊朗國內擁有最高權力，他有權任命包括革命衛隊在內的武裝部隊指揮官和司法體系領導官員。

【注：1989年6月霍梅尼逝世后，哈梅內伊繼任領袖，兼武裝力量總司令。】

總統和議會是經選舉產生的，但候選人在選舉前需要得到憲法監護委員會批準，這就使得權力再次落入領袖的掌控。審批過程非常殘酷，有志參選總統的絕大多數人都會遭到憲法監護委員會淘汰，只有極少數人能夠獲批。

【注：憲法監護委員會由12位人士組成，其中6人直接由領袖任命，其余6人由司法界推選，但司法界官員本身也由領袖選取。】

國家司法制度和伊斯蘭指導部共同行使媒體審查職能，但是領袖及其幕僚能夠以控制憲法監護委員會為手段從而操控國家體系中的民主元素。

革命結束后的最初幾年，伊朗國內各個權力中心彼此無序爭奪的景象更為明顯。今日，很多權力中心還依然存在，但是伊朗政體已經發育成熟，而它們無一脫離控制。

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國家首要機關，確保中央掌控政策，也確保維護國家權力和最高領袖權力。選舉依然不時舉行，總統和議會由選舉產生，各個職能部門人員不斷更迭，從而對政治活動產生影響。

在2013年6月總統選舉拉開序幕前，憲法監護委員會共批準了8名候選人，其中3名候選人（韋拉亞提、魯哈尼、賈利利）有著豐富的外事經驗。這至少意味著，伊朗當局希望找到一位能夠解決核問題和確保減輕外部制裁的總統。

【注：8名候選人中，5名是強硬的保守主義者，即賈利利（Jalili）、卡利巴夫（Qalibaf）、雷扎伊（Rezaee）、韋拉亞提（Velayati）和哈達德·阿德爾 （Haddad－Adel）；1名溫和保守派，即魯哈尼（Rouhani）；2名改革派，即阿萊夫（Aref）和加拉齊（Gharazi）。】

隨著競選活動不斷向前推進，魯哈尼不僅爭取溫和派選民、支持拉夫桑賈尼的選民和自己的核心票倉，更是試圖爭取改革派選民的支持。他通過發表關于支持女性地位平等、釋放政治犯和言論自由等言論贏得了改革派選民的好感。

2014年6月14日，魯哈尼在伊朗首都德黑蘭出席新聞發布會。圖｜新華社

選票統計結果顯示，魯哈尼以50.7%的得票率贏得總統選舉，所得選票領先第二名卡利巴夫3倍之多。

魯哈尼的當選還具有另外一重意義。在艾哈邁迪－內賈德充滿爭議的總統任期內，伊朗國內政治整體右傾。如果不去貶低2013年魯哈尼在競選中所取得的成功，就結果來看，這很像對國內政治體系一次刻意的再平衡，許多政治階層都被重新吸納到政府當中。

伊朗并不承認以色列是一個合法國家，并對那些否定以色列權利的組織給予支持，尤其是哈馬斯和黎巴嫩真主黨。1996年，美國政府實施《伊朗—利比亞制裁法案》，其首要原因是擔心伊朗政府支持這些致力于通過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摧毀以色列的組織。

2020年2月11日，伊朗首都德黑蘭，一名男孩在自由塔前揮舞著伊朗國旗。

自革命以來，伊朗官方態度并沒有發生重大改變，但是伊朗同以色列的關系在事實上卻發生了很多改變。

兩伊戰爭期間，以色列曾是伊朗最可靠的武器及其零部件供應國，特別是隨著戰爭不斷深入，獲取武器變得愈加困難的情況下。戰爭爆發初期，以色列國內如摩西·達揚（Moshe Dayan）等重要政治家紛紛要求美國修復同伊朗的關系并支持伊朗對抗伊拉克。

1996年，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inyamin Netanyahu）當選以色列總理后，炮制了更多來自伊朗方面的威脅。他對艾哈邁迪－內賈德的言論以牙還牙，聲稱伊朗的核計劃給以色列造成“生存威脅”。

事實上，即使伊朗已經擁有核武器（其實這已經是夸張的想象），依然很難想象這會對以色列的生存產生嚴重威脅。當今世界，無論哪個國家率先使用核武器都無異于將一把匕首插入自己的喉嚨。伊朗以任何形式使用核武器都會招致以色列發動毀滅性還擊，同時事態還會因美國加入打擊而進一步升級。

而且從總體上看，伊朗不良的國家形象還是源自此前伊斯蘭“圣戰”組織在黎巴嫩所實施的人質綁架事件、魯西迪事件和2000年之后愈演愈烈的伊朗核計劃。特別是在“9·11”事件之后，伊朗幾乎沒有或者基本沒有直接參與恐怖主義活動。2015年夏天，有報道稱，隨著同P5+1國家達成核協議，伊朗停止了對哈馬斯的資金支持。

【注：P5+1國家，即伊朗核問題六國。】

盡管如此，伊朗否定以色列的存在權，對于后者來說依然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鑒于兩國間存在敵對關系，如果伊朗以任何形式獲得生產核武器的能力，都意味著以色列有效的核震懾能力的降低。

*美以眼中的“新蘇聯”？

“伊朗是‘21世紀的蘇聯’。”這種提法經常見諸美國或以色列的媒體和其他行業。每當以色列出現反伊朗言論，這種論調就會出現。

實際上，伊朗對于西方來說無論如何構不成蘇聯那樣的威脅。無論是否擁有核武器，伊朗的戰略絕不會像蘇聯那樣觸及全球，也絕不具備支持這種戰略雄心的攻擊性武裝力量，也無法維持如此規模的國防開支，國內也不具備如此全面的軍事工業體系，做不到通過軍事手段占領半個大洲。

與周邊國家相比，伊朗的軍事開支相對較小，在2012年只占到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3%。而在相同年份里，沙特阿拉伯的軍費開支占GDP的7.7%（2014年上升至10.4%）、以色列5.7%、阿拉伯聯合酋長國4.8%、美國4.2%。

無論是在中東地區還是在全世界范圍內，伊朗無論如何都算不上軍費開支大戶。如果將軍費開支作為衡量軍國主義和擴張主義國家的指標，那么伊朗既不能算是軍國主義國家，也不能算是擴張主義國家。

伊朗核計劃于巴列維國王時期啟動，并受助于德國和美國。盡管當局公開宣稱該計劃旨在促進民用發電，仍有人懷疑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制造核武器。1968年《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簽署以來，伊朗就以非核武器國家身份加入條約。進入伊斯蘭共和國時期后，霍梅尼下令取消所有核項目。

2021年4月10日，在伊朗首都德黑蘭拍攝的核技術展。

然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了解到薩達姆·侯賽因正在推進核武器計劃時，伊朗也隨即重啟核計劃。伊朗當局曾反復表示會嚴格遵守之前簽訂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內容條款，承諾核能只會用于民用，但外界對伊朗核計劃意圖的不確定和懷疑一直存在。

一種觀點認為，伊朗當局的真實企圖是擁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但又不真的去制造此類武器。也就是說，伊朗需要擁有在短時間內制造原子彈或者核彈頭的原料和技術，以應對可能面臨的入侵或大規模殺傷性炸彈襲擊等嚴重安全威脅。

這種能力對于外來入侵可以起到震懾作用，雖然比真正制造一個核武器的震懾力要低，但也比不具備此種能力要好得多。擁有這種能力，也有利于伊朗避免違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相關承諾。

如果事實果真如此，那么伊朗人從來沒有打算制造真正的核武器，而是將其所具有的威懾力作為一個極端選擇。這種觀點可能看起來模棱兩可，但卻不違反國際條約的相關表述，同時也是伊朗震懾外來進攻的一種方式。

2013年，魯哈尼當選伊朗總統，并同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電話會談——這是兩國領導人自1979年后首次交換意見，使得外界對于伊朗將加速尋找核問題的解決方案的期望大增。

電話會談之后，雙方確定了進行核問題談判的路線方向，伊朗同P5+1國家間的對話以積極姿態于10月重新啟動。當各國談判人員于1個月后（11月24日）在日內瓦再次相聚時，他們成功達成一份臨時性協議，成為伊朗停止和扭轉核計劃的第一步。

美國和伊朗雙方共同看到了危險的前景，考慮到持續的對抗和矛盾升級可能引發的后果，所以各自決定做出讓步，以對話代替對抗，最終于2015年4月2日達成框架性協議，7月14日于維也納達成最終確定性協議——《聯合全面行動計劃》。

幾天之后，聯合國安理會就決議通過協議，美國共和黨卻對此罵聲一片，認定伊朗屢教不改，不可信任。雖然反對者無法爭取到足夠票數來推翻總統的否決權，但這種厭惡伊核協議的情緒卻保留了下來。

2016年1月后，針對伊朗核計劃的各項制裁逐步取消，外界對于伊朗經濟所釋放出的商機興趣隨之高漲。幾天之內，伊朗方面就宣布購買114架空中客車公司生產的飛機。

外界普遍認為，伊朗經濟潛力巨大，開發程度比較低且潛力被外界所低估。伊朗石油儲量占到世界第四，天然氣儲量居世界第一，人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較高（識字率高達86%），又有強大的創業傳統。大約400萬-500萬散居國外的伊朗人同樣是重要的人力資源，他們在西方國家擁有劃時代的高科技企業，一旦條件成熟，隨時準備將資金和技術帶回國內投資。

但與之相對的是一些不那么令人鼓舞的因素。

2021年8月16日，警察在德黑蘭周邊的道路上設卡檢查過往車輛。

伊朗經濟受到抑制的部分原因是來自外部的長期制裁，也有因中央集權而制定的糟糕的經濟規劃的原因；石油化工行業在經濟領域中的主導地位以及食利主義所產生的副作用都像剎車一樣阻礙著經濟發展；伊朗司法是否保護商業活動仍讓外國人心存疑慮。

隨著伊朗不斷重新融入國際社會，解決這些問題的前景可期。然而，一些先行者定然會經歷一些波折，這也是一幅喜憂參半的圖景。

【注：2018年5月，美國宣布退出全面協議，全面恢復對伊朗核領域單邊制裁，導致伊朗國內物價水平和失業率齊升，貨幣“斷崖式”貶值，經濟再遭重擊。2019年5月起，伊朗開始分步減少履行全面協議義務。

2020年10月，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推動對伊朗武器禁運延期，但未獲通過。美國拜登政府表示愿重返伊核全面協議。2021年4月，伊核全面協議各方在維也納舉行聯委會會議，啟動美伊恢復履約談判進程，6月起休會。11月29日，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恢復履約談判在維也納重啟。】

伊朗國內貧困水平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國內高失業率的長期存在。

2000年的伊朗官方數據顯示，全國失業率在10%-14%之間浮動，青年（15-29歲人群）失業率幾乎達到全國平均水平的2倍，高達22%-29%，年輕女性失業率達到40%左右。然而一些經濟學家卻嚴重懷疑伊朗官方數據的準確性，一些人認為全國平均失業率已逼近20%，青年失業率則在40%左右，25歲以下青年失業率甚至達到85%。

2012年2月12日，伊朗首都德黑蘭市街頭。

與高失業率結伴而行的是一連串相似的社會問題。伊朗20多歲的青年人中有高達75%的人仍然和父母一起生活，離婚率在2007-2014年從12%上升至21%。

毒品問題也十分突出。《聯合國世界毒品報告》指出，2010年，15-60歲之間的伊朗人中，20%的人在非法濫用毒品，伊朗是世界毒品濫用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毒品成癮還帶來高犯罪率等更多破壞性的社會問題，也導致賣淫嫖娼猖獗。

失業、貧窮、婚姻失敗、賣淫嫖娼以及嚴重影響年輕人的其他因素交織在一起，使得一些人認為伊朗社會正在走向崩潰。

在這些昏暗現實的另一面，伊朗社會中女性地位變化也不容忽視。

革命后，伊朗識字率迅速攀升，在2015年達到86.8%。與此同時，男孩和女孩上學開始成為日常，許多家庭要求子女去取得盡可能優異的成績，在學校接受教育直到18歲，然后進入大學繼續學習，這體現了伊朗社會存在的對于學習和知識素養的潛在文化尊重。

在此之際，伊朗出現了同西方國家中學教育階段相類似的現象——伊朗女孩在青少年階段的學習中表現得更為勤奮，考試成績也相對優異。這也使得女孩在大學入學考試中分數更高，所以在（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很多年里，大學錄取學生中60%-65%為女性。

緊接著，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女性離開大學，進入勞動力市場（盡管伊朗年輕人失業率之高令人淚目，年輕女性失業率甚至更高），多數人都能找到優渥的工作。在教育部門、神職崗位、私營經濟、醫藥領域和國家公務員隊伍中都存在著大量女性，伊朗教師超過一半是女性。

同時，女性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也引發另外一些現象。在伊朗許多家庭中，妻子的收入高于丈夫，更高的教育水平就意味著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有更多的選擇。一般來講，女性結婚時間有所推遲，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在選擇婚姻對象時左顧右盼，甚至干脆選擇不婚。

當然，人們也不應該對此過分夸大。以上現象大部分只出現在中產階級女性中，大多數底層女性甚至不敢幻想能夠找到一份收入良好的工作，她們仍然需要面對高失業率、不公正的性別歧視、極度貧窮等殘酷現實，以及毒品、賣淫、家庭破碎等問題給她們帶來的無法挽回的傷害。相當數量的女性仍然無法在國民經濟各個領域中晉升到管理崗位。

近年來，政府中仍有人試圖在部分大學課程限制女性上課名額（截至目前，這種限制所產生的效果還不明顯）。然而，一些伊朗女性社會地位的轉變必將會對伊朗社會和政治產生更廣泛的長期影響。

從宏觀層面上看，盡管社會還存在很多黑暗面，但這種變化是伊朗社會光明前景的特征之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人保持謹慎樂觀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