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栩然說（xuranshuo）

01

1935年對于共產黨來說是刻骨銘心的一年，對偉大領袖來說也是永生難忘的一年。

這一年的1月15--17日，長征中的紅軍在占領遵義后，立即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否決了以博古、李德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初步確立了以偉大領袖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之后，面對從四面八方圍攏過來的國民黨中央軍及各路軍閥，偉大領袖巧妙的指揮紅軍采用靈活機動的戰法，接連上演了“四渡赤水”、“強渡大渡河”等好戲。

“四渡赤水”發生于1月19日--3月22日，“強渡大渡河”發生于5月24--25日，其中任何一個細節都足夠扣人心弦、蕩氣回腸，但最終紅軍還是跳出了重重包圍......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到達懋功，與前來接應的紅四方面軍會師，史稱“懋功會師”。此時，絕大多數人都以為最磨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誰知一場“黨內分裂”的危機卻正在逼近......

會師后，在“紅軍下一步的進軍方向”這個問題上，黨內出現了重大分歧：

以偉大領袖為代表的紅一方面軍的意見是“北上”，而以張國燾為代表的紅四方面軍的意見是“南下”。在“兩河口會議”中，張國燾被迫同意北上方案，卻又心存不甘，從中作梗。

后來，張國燾竟在卓木碉一個喇嘛廟的會議上宣布“另立中央”，并叫囂著要撤銷偉大領袖、周恩來、博古、洛甫等人的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并下令通緝......

與“本本主義”的博古不同，張國燾是個極其強硬的實力派：他是黨的元老級人物，資歷比偉大領袖深，地位比偉大領袖高，實力更比偉大領袖強。連后來的開國上將許世友都說：“在黨內除了偉大領袖，誰也不是他的對手！”

最后，紅軍被一分為二，偉大領袖帶領一支隊伍北上，張國燾帶領另一支隊伍南下......之后，由張國燾帶領的紅四方面軍遭到了劉湘、薛岳共20多萬大軍的猛烈圍攻，南下以失敗告終。

與張國燾的這一次博弈，確實是偉大領袖極其吃力和磨難的經歷，連他自己都將這段時間稱為“一生中最灰暗的時刻”，但最終還是勝出。

......

1935年，黨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也成為了偉大領袖一生之中的分水嶺，在“遵義會議”中他取代了博古，重新獲得了紅軍的指揮權；在“懋功會師”之后，他又在與張國燾的博弈中勝出。

自此之后，再也無人可撼動偉大領袖同志在黨內的領導人地位。

為什么歷史沒有選擇博古、張國燾成為領導人？是巧合嗎？

為什么歷史選擇了1935年時的偉大領袖，而不是1935年之前的偉大領袖成為領導人？是巧合嗎？

那么，一個組織，一個團隊，到底該選擇什么樣的人成為領導人？衡量的標準是什么？

答案也許有千萬個，但本文僅從三個維度進行探討：能力能不能匹配、對組織是否足夠忠誠、班子是否團結得好。

帶著這樣的問題，讓我們回歸那段歲月，對比一下偉大領袖、博古和張國燾三人在青年時期的成長經歷，就會發現三人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進而發現一切都不是偶然發生的。

02

先來看看偉大領袖在青年時期的經歷。

在湖南師范讀書時，青年時期的偉大領袖與好友蔡和森經常討論國家大事，有一次卻因一個問題而爭論不休：

久亂的中國，究竟應該振之以猛，還是應該予以生路？

二人誰也無法說服對方，于是只好找到老師楊昌濟，讓他答疑解惑。楊昌濟耐心聽完來龍去脈之后，并沒有正面回答問題，卻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今時今日之蔡和森、偉大領袖是何許人也？不過是一介師范生、二十來歲的年輕人而已，你們在救國救民之路上，做過哪些實事？對于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問題，又談得上深刻的了解嗎？”

也許連青年偉大領袖自己都想不到，老師的這句話對他之后的人生起到了多么巨大的作用......正是老師的這次教誨，讓他明白了一個道理：

如果沒有足夠的社會實踐，只是在書本上找答案，是根本解決不了實際問題的！

也許，老師的這次教誨，以及青年偉大領袖的這次深切感悟，就是后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著名論斷的雛形。

隨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偉大領袖進行了大量的社會實踐和調查，并寫下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佃農生活舉例》《關于農村調查》等關于社會調查的文章。

當然，偉大領袖在湖南師范求學時期是1921年之前，中國共產黨并未成立。假設共產黨已經成立了，彼時的青年偉大領袖就能立即成為領導人嗎？顯然不能！

不得不說，彼時尚在湖南師范讀書的偉大領袖、蔡和森也缺乏社會實踐，看問題有些“本本主義”。

再來看看“遵義會議”上另一個主角--博古的經歷：

博古原名秦邦憲，在入黨前一年，他一直從事寫作與編輯工作，在家鄉江蘇無錫編輯《無錫評論》。

1925年10月，博古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后一年依然從事寫作與編輯工作，編輯《無錫評論》。

1926年，博古被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與王明、張聞天等人是蘇聯留學期間的同學，與其他同期的同學合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畢業后留校工作。

1930年，博古回國，任全國總工會宣傳干事、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長。

1931年4月，博古任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之后又任中共臨時中央局成員、臨時中央政治局書記和負責人。

1934年1月，博古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共中央負責人。

1931年9月--1935年1月，博古任中共臨時中央主要負責人。

年僅24歲就能成為中共中央領導人，這樣的年輕記錄，恐怕在以后也不會再有人打破了吧？凡事都有兩面性，年輕一方面意味著“年少得志”，另一方面則意味著“缺乏社會閱歷”。

如今，我們一提起博古就會想到“紙上談兵”、“本本主義”等詞語，但不要忽略一個事實：他剛剛執掌中共時畢竟只有24歲，“遵義會議”召開時他也年僅28歲。

在20多歲如此年輕的年齡，誰有足夠的能力執掌中共？誰可以在危難時刻穩住大局？

沒有任何人！包括20多歲時的博古，也包括20多歲在湖南師范求學時期的青年偉大領袖。

對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我們敬仰他、愛戴他，但不能像“拜神”一樣盲目崇拜。

共產黨人是信奉“無神論”的，毛主席也不是“神”，更不是“一路開掛”，說他在20余歲時還沒有足夠的能力穩住大局，這反而更符合人的成長規律，更能顯示出偉大領袖也是有血有肉的凡人。

前文說道，我們可以從三個維度來衡量成為一個組織、一個團隊領導人的標準：能力能不能匹配、對組織是否足夠忠誠、班子是否團結得好。

顯然，“遵義會議”時年僅28歲的博古至少有一個條件不符合要求：能力不能匹配！

不管是在“第五次反圍剿”之時，還是在“湘江戰役”之時，博古和李德都進行了錯誤的指揮，導致紅軍損失慘重！

事實證明，1935年的“遵義會議”之中，歷史并沒有選擇博古繼續成為紅軍的領導人，這不是巧合！

03

相比于博古，張國燾的能力則是足夠強，有足夠的社會實踐。

張國燾出身于江西萍鄉的官紳世家，父親是為官的，同時經營錢莊，張家生活富足，家世顯赫。張國燾是家中長子，父親對他寄予厚望。

用現在的話說，張國燾既是“官二代”又是“富二代”，自一出生開始就有著非常強烈的優越感，覺得自己比身邊人都要高出一個頭。相比而言，偉大領袖出生在封閉的韶山沖，一開始只是一個沒見過世面的“石三伢子”。

青年時期的張國燾“少年得志”，甚至可以說是“一路飆升”。相比起來，青年時期的偉大領袖還真的遠不及張國燾。

1919年，年僅22歲的張國燾在“五四運動”時成了北大的學生領袖，從那時開始就走到了歷史的聚光燈下；而彼時的偉大領袖還在北大圖書館當著不起眼的管理員。

1920年，年僅23歲的張國燾就成為了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3位發起人之一，他負責組織工作，主要指導工人運動；而彼時的偉大領袖剛回到湖南，當教員。

1921年，年僅24歲的張國燾成為了建黨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并擔任主持人的重要角色；同一個會上，偉大領袖只是記錄員。

1922年，年僅25歲的張國燾就代表中共前往蘇聯，成為了中共唯一一個見過列寧的人；而這時候的偉大領袖，僅僅只是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

1923年，年僅26歲的張國燾就代表中共，領導發動了京漢鐵路大罷工；這一年，已經30歲的偉大領袖第一次從湖南調往中央工作。

1927年，年僅30歲的張國燾就當選為中共五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偉大領袖在這一年選擇離開大城市，到農村去鉆山溝。

1928年，年僅31歲的張國燾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后，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留在莫斯科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偉大領袖此時已經開始在井岡山打游擊。

1935年，年僅38歲的張國燾就成為了紅四方面軍的核心領導人；偉大領袖則剛剛通過遵義會議進入紅軍領導層；

......

據老一輩人回憶，張國燾確實有很強的能力并會耍政客手腕，非常擅長組織“工人運動”，再加上資格老，曾獲得不少人尊重，且長期在黨內居于高位。

他的能力確實非常強，可他對組織的忠誠度呢？

1949年解放后，公安部門在清查舊北京警察局敵偽檔案時，意外的發現了張國燾當年叛變的文字材料：

1924年，張國燾和妻子楊子烈被北洋軍閥抓捕，然后供認自己是共產黨，并表示悔過，還供出了李大釗的活動和不少組織秘密，此次政治變節雖被他長期隱瞞......

1927年，李大釗同志被捕，并犧牲于反動軍閥的絞架之下......不得不說，張國燾的秘密叛變間接害死了李大釗同志。

只可惜，這些檔案是在建國后才被發現的，如果1924年張國燾叛變時，檔案就能公之于眾，那么李大釗同志可能就不會犧牲了......只是，張國燾長期隱瞞其叛變行為，他對黨組織并不忠誠，為了個人利益不惜出賣同志，損害黨的利益！

這也難怪，這與張國燾的出身環境、成長經歷息息相關，看他過去一系列“驕人”的成績單，就會知道他是一個“心高氣傲”、“好大喜功”之人，將黨的一系列成績歸為自己的功勞，將個人的權力欲望凌駕于組織之上！

既然如此，1935年張國燾搞分裂、建立“第二中央”等一系列災難級別事件的發生，真的是偶然事件嗎？

絕不是，這是他的本性使然！

年輕時期一路順風順水，受嬌受寵并創造一系列“耀眼”的戰績，這樣的經歷很難讓人不眼高于頂、耐得住不同意見、受得了挫折。

相比而言，偉大領袖的成長經歷就坎坷許多了！

從1921年建黨開始到1935年的遵義會議，偉大領袖多次被排擠、被打壓、被誤解，甚至是被開除，他曾經被三次開除中委，八次受到嚴重警告，但還是繼續堅持革命。

最嚴重的一次，連偉大領袖自己都回憶說：

“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后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缸里，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還好，腦袋沒被砍掉”這句話的意味到底有多重？當時偉大領袖究竟經歷了什么侮辱、逆境，甚至絕境？我們細細品味......通過這一系列的描述，我們就會發現：

若說偉大領袖青年時期什么要比張國燾更多，那就是挫折更多、受辱更多、磨難更多、受排擠更多、不同意見更多！即使這樣，偉大領袖依然堅持革命，他對黨的忠誠度可見一斑！

1935年，歷史為什么沒有選擇張國燾，而是選擇了偉大領袖成為了紅軍的領導人？是巧合嗎？絕不是！

04

現在，讓我們對比一下1935年之前的偉大領袖，以及1935年之后的偉大領袖。

前文已說過，在湖南師范求學之時，青年偉大領袖與蔡和森出現一些爭論，并受到了老師楊昌濟的教誨，有了深切的感悟。隨后的若干年時間里，他進行了大量的社會實踐和調查，對中國社會現況有了清晰的認識，這為他日后成為共產黨的領導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當然，這還不夠，當年青年偉大領袖與老師楊昌濟的這次對話里，還有后續的伏筆......

當時，老師楊昌濟表示他也不知道答案，甚至根本就沒有現成的答案，這也不要緊，雖然沒有現成的答案，但他可以為偉大領袖指出找到答案的路徑--讀一讀胡林翼的書。

偉大領袖翻開一看，有一段話讓他印象深刻：

“天下事只在人力作為，到水盡山窮之時自有路走，只要切實去做。矢志不渝地去探索去追尋，只有歷經重重磨難，只有碰得頭破血流，甚至直到山窮水盡，才可能溯本求源知其精髓。”

對于彼時的中華民族來說，只有歷經重重磨難，只有碰得頭破血流，甚至直到山窮水盡之時，才會有路可走；對于個人的成長來說，不也是如此嗎？

道理誰都懂，但做起來實在太難了！畢竟改變自己實在太不容易了，這需要經歷極大的痛苦，很容易半途而廢。因此，若有一個人極大幅度的改變了自己行為習慣，那往往是因為他經歷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直至逆境、磨難甚至絕境。

嚴酷的環境，會逼著一個人改變自己！

從1927年“秋收起義”到1935年的“遵義會議”，這段時間可以說是偉大領袖極其痛苦的時期，也是他鳳凰涅槃的時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偉大領袖都一而再、再而三的面對著同樣的痛苦：

我的意見是對的，可是團隊不執行啊，還排斥我。

1927年的“秋收起義”沒有攻下大城市，失敗后偉大領袖立刻調轉方向，帶領隊伍上了井岡山。

以現在的眼光看來，這個決定無比正確，這也是偉大領袖經過大量的社會實踐和調查得出的結論。原因很簡單--

我們的“朋友”聚集在農村，而“敵人”聚集在城市。如果去攻打“朋友少敵人多”的城市，這不是“以己之短攻敵之長”嗎？“秋收起義”的失敗已經證明“攻打城市”的戰略是錯誤的！

所以，我們應該將戰略重心放在農村，而不是城市。

可在當時很多共產黨員看來，偉大領袖這是公開違抗命令，是逃跑主義。

于是，以瞿秋白為首的黨中央，開除了偉大領袖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資格。當時黨中央讓湘南特委一個叫周魯的特派員傳達決定，但周魯到井岡山時只記得要開除，卻把開除什么給忘記了，居然誤傳為“開除黨籍”。

史冊上并沒有記錄偉大領袖聽到自己被“開除黨籍”時的內心活動，但我們一定能感受到他的委屈：我的意見是正確的，為什么還要如此排斥我？

事情還未結束，同樣的情況在后面繼續出現。

05

1929年5月，紅軍轉戰贛南、閩西開辟新的根據地，偉大領袖在一系列問題上與朱德、陳毅等人發生分歧，核心是如何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或者說就是軍隊指揮誰說了算、怎樣說了算。

接下來，紅軍在福建龍巖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會議否定了偉大領袖的一系列建軍思想，給他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還撤掉了他中央指定的前敵委員會書記，由陳毅當選為書記，這是偉大領袖一生唯一一次讓下級奪了權。

之后，偉大領袖被迫離開自己親手創建的紅四軍，去地方指導工作。

此時的偉大領袖又是一肚子怒火：我的意見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后形成的，不是拍腦袋形成的，為什么你們不聽我的，還排斥我？

直到后來紅軍連連吃敗仗，以及中央的“九月來信”之后，朱德等人才意識到偉大領袖的意見是正確的，于是立刻派人將偉大領袖請了回來，讓他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偉大領袖回來后，立刻召開了“古田會議”，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事實證明，“黨指揮槍”的原則確實是正確的，但為什么正確的意見得不到周圍人的肯定呢？

這還不夠，幾年后類似的事再次發生。

1931年4月，以博古為代表的“流蘇派”來到了瑞金，隨后“洋顧問”李德也于1933年9月來到了紅軍，任中央軍事委員會軍事顧問。隨后，偉大領袖經歷了3年多的人生低谷......

在1931年11月召開的“贛南會議”上，偉大領袖的主張被說成是“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之后偉大領袖接連遭受不公正的對待和批評。

在1932年10月召開的“寧都會議”之后，偉大領袖又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調回后方專做政府工作。

偉大領袖再次爆發了胸中的怒火：“我的意見才是正確的，這是我進行了大量的社會實踐和調查才得出的結論，為什么不聽我的？”

發怒歸發怒，還是沒啥效果，確實沒幾個人聽他的。

以博古、李德為代表的“留蘇派”徹底推翻了偉大領袖過去“游擊戰”的做法，轉而照搬照抄蘇聯的做法，使用了“陣地對陣地、堡壘對堡壘”的做法......

最終，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斗爭中失敗，被迫于1934年10月實行戰略性轉移，退出中央根據地，進行長征。

長征初期的“湘江戰役”中，紅軍損失極其慘重，這也使紅軍將領們徹底對博古、李德喪失了信心。在隨后1935年1月15--17日召開的“遵義會議”上，偉大領袖才重回中央領導層。

在經歷了萬般磨難之后，歷史終于峰回路轉，于1935年選擇了偉大領袖成為了共產黨的領導人。

后來偉大領袖在回憶自己這些低谷時期時，也無限感慨：

“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鑒》，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看來，人受點打擊，遇點困難，未嘗不是好事。”

06

1935年，歷史在偉大領袖、博古和張國燾三人之間徘徊，最終做出了正確的選擇，自此中國共產黨擁有了帶領人民走向偉大解放之路的領導人。

為什么歷史沒有選擇博古成為共產黨的領導人呢？答案很簡單：能力不匹配。

說得再深入一些，20余歲的博古沒有足夠的社會閱歷，沒有經歷足夠的磨難，注定資歷尚淺。

只要是打娘胎里生出來的普通人，在20多歲的年齡，又有哪個有足夠的能力執掌中共呢？20多歲的青年博古不行，20多歲的青年偉大領袖也不行！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年輕時，如果我們較早能吃一些苦、遇到一些挫折，甚至遭受一些磨難，這是好事。

終有一天我們會發現，年輕時所遭受的一系列磨難，會成為后來的寶藏。

青年時期的偉大領袖受到老師楊昌濟教誨之后，進行了大量的社會實踐和調查，這是他在年輕時早早就打下的基礎！

后來，偉大領袖又長期承受了一系列的黑暗和磨難，在艱難困苦中實現了“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當他在“遵義會議”中終于獲得了“天降大任”時，已經42歲了。

為什么歷史沒有選擇張國燾成為共產黨的領導人呢？答案很簡單：心術不正，對黨組織沒有忠誠，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

論能力、論威望、論穩住大局的能力，張國燾都有足夠的底氣。但是這種能力一旦用錯了地方，就會為黨帶來毀滅性的損失。

在順境時，所有人都是“一片祥和”，可在逆境甚至絕境之時，在“整體利益”與“一己私利”之間必須做出選擇之時，一個人的本性才會暴露無疑。

張國燾在逆境時選擇了“分裂黨”、建立“第二中央”，而偉大領袖在逆境時選擇了“忍辱負重”、“忠誠于黨”，這就是二人的區別，也造就了二人隨后截然不同的命運！

那么，為什么歷史沒有選擇1935年之前的偉大領袖，而是選擇了1935年之后的偉大領袖成為了中共的領導人呢？

因為1935年之前的偉大領袖還未充分意識到“團結班子”的重要性！

這就需要從他長期以來關于“我的意見是對的，可為什么團隊排斥我”的困惑說起。

一方面，要想獲得正確的意見，就需要進行大量的社會實踐和調查，這一點偉大領袖做得很好，在青年時期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另一方面，要想獲得團隊的支持，就需要良好的溝通能力，真正團結大多數人，而不是一味的駁斥他人，發表自己的“正確意見”。

每個人都會認為自己的意見才是正確的，尤其在爭論過程中，越是爭論，各方就越是認為自己的意見是正確的，這是人性使然。

說到這里，我們就會發現：其實1935年之前的偉大領袖經歷的一切黑暗和磨難，也不完全是別人的錯誤。

自1927年“秋收起義”之后，他帶領工農紅軍上井岡山開始，就沒有跟彼時的黨中央商量，而是憑自己的判斷。當然，這里面還有“通訊方式不發達，難以及時溝通信息”等客觀原因，但從主觀上來講，偉大領袖的決策卻與黨中央的意見是相悖的。

雖然事實證明這個決策是正確的，可在黨中央看來，他這是不服從命令，一意孤行！

在隨后的多次溝通中，偉大領袖確實經常根據自己的獨立思考發表意見，后來的事實也證明這些決策是正確的。可偏偏，他當時采取的溝通方式卻比較“一根筋”，很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很多次，偉大領袖的倔脾氣一犯，態度就開始強硬，說話的口氣也不好，不管是在與朱德、陳毅等人討論“黨指揮槍”的政策時，還是與“留蘇派”討論紅軍的戰法時，根本不講究溝通方法，心里想什么就說什么，哪怕得罪人也在所不惜。

長此以往，周圍的人就對他進行了孤立。當他處于低谷時期時，卻沒有幾個人愿意支持他。

07

逆境甚至絕境時期的偉大領袖真正體會到了什么叫做“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他想起了過去的時光，老師楊昌濟給他推薦了胡林翼的書，里面有一段寫道：

“需要經歷重重磨難，只有碰得頭破血流，甚至直到山窮水盡之時，才會有路可走......”

是啊，組織里要“團結班子”，道理早就懂了，可行動起來真難啊！尤其是要改變長期以來的習慣，真的太痛苦了！

只有在磨難之時，只有在碰得頭破血流之時，只有在山窮水盡之時，才是自我革命之時！

自此，偉大領袖實現了“鳳凰涅槃”，他學會了團結大多數！

1935年的“遵義會議”之時，重新獲得紅軍指揮權的偉大領袖并沒有像之前那樣一意孤行，他在危難時刻“團結班子”，征詢了大多數人的意見，在獲得大多數人支持的時候運用靈活機動的戰術，跳出了包圍圈。

同樣在1935年，在面臨張國燾搞分裂的行為、建立“第二中央”的時刻，偉大領袖再次“團結班子”，獲得了中共領導層大多數人的支持，最終在與張國燾的艱難博弈中勝出！

若是在1935年之前，恐怕偉大領袖未必會意識到應該這么做，如果他依然以“一意孤行”的態度來處理“四渡赤水”、“強渡大渡河”及“張國燾分裂中央”等重大事件，那么歷史究竟會發生什么樣的轉折，真的很難說！

為什么歷史選擇了1935年時的偉大領袖，而不是1935年之前的偉大領袖？這并非偶然！

自此，偉大領袖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帶領人民群眾從苦難走向了輝煌！

1935年時，偉大領袖終于發現：一切都是剛剛好！

年輕時過早成名未必是好事，要么就會像博古一樣“本本主義”、穩不住大局，要么就會像張國燾一樣狂妄自大，最終一敗涂地！

年輕時所付出的一切未必會馬上得到回報，就像是他曾經做的大量社會實踐和調查，在當時看來沒什么用，但到了一定時間時，會變成巨大的財富！

年輕時受到一些磨難未必是壞事，畢竟年輕就是本錢，只有在山窮水盡之時，才會實現人生蛻變，形成全新的生命之路。

人生所經歷的所有彎路，沒有一條是白走的！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