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若問起三國中規模最大的戰爭，有人或許會提到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夷陵之戰或吳蜀滅國戰，但事實上，是發生在三國后期的“淮南三叛”。

曹魏政權后期，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事變，族滅曹爽，全面掌控曹魏政權，導致掌握軍事重鎮壽春的王凌（251年）、毌丘儉文欽（255年）和諸葛誕（257年）依次發生叛變，而他們無一例外都被鎮壓了下去。

三國殺中王凌、毌丘儉、諸葛誕的游戲形象

其中，諸葛誕之叛中魏軍、淮南軍、東吳援軍總投入兵力達五十萬以上，進行了足足十個月之久，遠遠超過了后續的魏滅蜀之戰、晉滅吳之戰等滅國之戰。三叛失敗后，支持曹魏皇室的武裝力量基本被消滅殆盡，司馬氏改朝換代再無阻礙。

淮南三叛為何會失敗？三叛為什么又都發生在淮南？

很多人分析淮南三叛都只專注于細節，卻漏掉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淮南是曹魏錯役制度唯一一個盲區。而這一點，既解釋了所有忠魏勢力都選擇在淮南叛亂的原因，也包含了他們覆滅的關鍵。

熟悉三國的讀者們都知道，曹軍在三國中是遭受嘩變和背叛是最多的。

想想看，在曹操的殘酷剝削下，小兵們吃沒吃穿沒穿，一不小心違背軍紀還會被“棒殺之”。雖然可以在屠城時奸淫擄掠一番，但曹操也沒本事帶大家天天狂歡。誰會愿意跟他打工呢？

曹操的部下有多想“辭職”呢？根據曹嵩墓的地磚上工匠們留下的閑話，曹操需要用繩子綁著他們才能防止逃跑。

曹嵩墓內景

家夫忘之，今有少西大漯，自知久而勿還。（夫君啊,忘了我吧。我現在身綁繩索,將永久地留在這里,再也回不去了）

儒家人士經常強調君王要減少剝削，其理論基礎就是善政吸引民心歸屬，暴政導致眾叛親離。

此類觀點被后世總結為王道論，是封建社會的立國之本。連為“性善”“性惡”吵的不可開交的孟子荀子都在這一類問題上達成了共識，可見王道論的地位。

《荀子》: 殘暴之君，將誰與至？

《孟子》: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但曹操后來卻成了儒家理論上的bug。他雖然殘暴不仁，卻在無數次失敗后站穩了腳跟，并進一步統一北方。曹操之所以能從嘩變小王子變成魏武大帝，都是因為他在試錯摸索中發明了錯役制度。

所謂錯役制度，就是指把兵士派到遠離家鄉的前線打仗，然后把他的家屬編上號，拉到后方屯田服農役或徭役。如果兵士在前線有逃跑或背叛的行為，曹操就會把他家屬的腦袋掛在城門口示眾。

這雖然會在原有的殘酷剝削之上，給群眾多加一層離鄉離親的痛苦，但可以讓曹魏軍民投鼠忌器，無論受到怎樣的壓迫也不敢輕易越雷池半步，有效降低了嘩變幾率，大大提高了封建王朝的剝削上限。

《歷代兵制·三國》: 魏武制錯役之法，分離天下，使人役戶各居一方。其離逖轉徙之患，又可勝言哉！

《從軍行》（曹丕時期的樂府詩）：“苦哉邊地人，一歲三從軍，三子到敦煌，二子詣隴西，五子遠斗去，五婦皆懷身。

從史料里，我們還可以看曹操制定錯役制的過程。

首先是追悔自己沒有及時綁架張繡和宛城士兵的家屬，以至于在宛城之戰損失頗大（190年代，錯役制開始出現）。

宛城之戰影視劇照。曹操因貪慕張繡嬸娘鄒氏美色，為張繡伏擊，長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大將典韋等均被殺

之后宣布窩藏逃兵的家屬與逃兵同罪，令逃兵無處可歸（190年代~208年左右）。

最后進一步加重刑罰。即使沒有窩藏逃兵，后方的逃兵家屬仍然要判死刑（208年左右~217年左右）。

以高柔為宋金案說情為契機，曹操開始把逃亡士兵家屬的死刑改為罰做奴隸，而叛亂者家屬依舊是死刑，此后再無大改。（217~魏亡）

但高柔傳后面還記載了一個傳主為冤案平反的事件。據相關記載，只要魏軍將士沒有及時歸隊，哪怕是意外死亡，家人也會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受到處罰。

如此制度之下，猜猜有多少軍屬無辜受戮/成奴？

這種制度毫無疑問是苛政的極致，孫權批評曹操“離間骨肉以為酷”說的正是此。

比起政治家，曹操的這種手段更像影視劇里的黑社會。奈何亂世不興好人，這套苛政偏偏就是能讓曹操笑到最后。

順便一提，曹操這個制度其實并不新鮮。秦朝也有控制家屬防止叛變的法度，并間接導致項羽坑殺二十萬降卒。考慮到曹操曾經明確學習過“秦人以急農兼天下”的精神，我有理由懷疑他的錯役制度也參考過秦朝——只不過使用規模遠大于秦朝。

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那么這個政策算是開了四百年的歷史倒車，成功推動中國封建歷史倒退足足五分之一。戰爭時代并不浪漫，對于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平民來說，是無盡的殘酷。

然而魏武大帝的錯役制度，卻在淮南碰上了釘子。

《三國志·蔣濟傳》: 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強，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

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馀萬眾，皆驚走吳。后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

由于淮南離吳國邊境近，加上孫權在淮南附近頗有影響力，不愿接受強制屯田的江淮百姓紛紛逃奔東吳，搞得曹操非常難堪。

公元251年時的壽春

但這些逃跑的百姓到底是害怕什么呢？如果是怕遷民，東吳一樣不是他們的故鄉。如果是怕受剝削，孫權也是一個不吐骨頭的吸血鬼，有學者還認為孫權剝削比曹操更重。

考慮到孫權在之后有批評曹操讓人民骨肉分離的言論，百姓們當時逃離曹魏的最大目的應該就是不想被錯役。比起鄉愁和辛苦，中國人更害怕失去親人。

面對淮南百姓們大批逃離的狀況，曹操具體做了什么后續工作，史書并沒有提及。不過袁渙傳告訴我們，曹操遇到逃民過多的情況是會認慫妥協的。

《三國志·袁渙傳》: 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強。”太祖從之，百姓大悅。

所以曹操在淮南一帶應該也采取了類似的辦法，對不合百姓心意的政策進行調整妥協。他后來調遣素有清名夏侯惇來淮南附近督軍，讓他用德政感化群眾，并稱贊他有類似魏絳的和戎之功。

畢竟十萬百姓可不是小數目，曹操不敢繼續冒險，允許淮南成為錯役制度的一個盲區，并盡可能地不驚擾當地百姓。

不過曹操恐怕做夢也不會想到，因為這次完全出于被動的“德政”，淮南百姓竟然會為他的子孫連續討伐司馬家三次。事實上，淮南幾乎是全魏國唯一一個試圖守護魏王室的京外地區。

現在讓我們把視角轉到250年（一看就是一個高智商年代），來看看淮南三叛的兩個主要矛盾。

1. 為什么只有淮南地區可以為曹魏叛亂？

隨著司馬家族對曹魏中央朝堂的掌控，全國軍士的人質家屬也轉由他們控制——除了蹦蹦跳跳的淮南群眾。

因為只有淮南人民的家屬沒有被曹操的錯役暴政所影響，所以只有淮南人民才能做出忠于曹魏的事。這是他們能不斷為魏王室起兵的根本原因。

換言之，偌大一個魏國，真正可以維護曹氏人的有且僅有讓曹氏暴政沒有得逞的淮南軍民。是不是很有趣？歷史的因果有時就是這樣詭異又清晰。

高平陵之變影視劇照

巧的是，司馬家族在荊州、西北和東北地區都有很高的威望，偏偏沒怎么管過東南地區。這也在客觀上形成淮南群眾不喜司馬氏的局面。

在這兩個因素的作用下，轟轟烈烈的淮南三叛拉開了帷幕。

2. 淮南叛亂失敗為什么會失敗？

原因一：叛軍沒有其他地方軍隊可以聯合

三叛一直都有一個致命問題：你們淮南人的家屬是有生命保障的，可其他州郡的軍士家屬有嗎？

淮南叛亂是魏國邊地的勤王之軍，政治基礎非常單薄，需要呼吁其他州郡響應才可以對中央造成威脅。

但其他州郡的軍隊在魏國的錯役管理下，只會選擇聽從魏國中央的命令，不管那個中央是誰——如果你的老婆孩子在綁匪手里做人質，你會關心那幫綁匪姓曹還是姓司馬嗎？

所以淮南叛軍始終也無法向北推進，只能在原地被動挨打。為了自保，叛亂者們選擇和南方東吳政權進行媾和——這種通敵的行為又反過來削弱了勤王的正當性，讓其他州郡的領導更有理由不支持他們。

原因二：司馬家提前用北方兵員滲透淮南地區

早在王凌叛亂前，司馬家就注意到錯役制度在淮南糟糕的落實的情況，并開始調來其他地區的軍隊屯守淮南。

《三國志·鄧艾傳》: 艾以為:“....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宣王善之，事皆施行。

這一招明面上是對付東吳，實際上卻有效減少了淮南軍隊里本土兵力比例。

從后來的結果看，北方士兵的厭戰行為使得淮南叛軍更加內外交困。即使他們什么都不做，對糧草的無意義消耗也給叛軍領導人帶來很大的壓力。

淮南叛軍不僅聯系不到外地盟友，滲透進內部的北方士兵還消極作戰積極逃跑。在這樣內外壓倒性不利的局面下，叛亂的結局自然可想而知。

2.淮南三叛的具體分析

1）王凌叛亂

王凌的叛亂很可能只為一己之私。所以他一看見司馬懿押著他兒子過來，就直接選擇法國軍禮。

《三國志·王凌傳》: 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將尚書廣（王廣，王凌之子）東使為書喻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軍到丘頭，凌面縛水次。

當然，司馬懿可不會講什么道義。王凌父子最后仍然逃不掉夷三族的命運。

2）毌丘儉叛亂

淮南二叛的領導人毌丘儉的家庭全在司馬家掌控之下，其局面之險惡比王凌更甚。

但毌丘儉比王凌更忠于魏國，為了曹家，他做好了全家犧牲的覺悟。其子毌丘甸也舍生取義，主動勸說父親棄家救國。

《三國志·毌丘儉傳》：（毌丘）甸字子邦，有名京邑。齊王之廢也，甸謂儉曰：“大人居方獄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

可這種義氣不過是奴隸主之間的關系罷了，和被他們壓迫到極限的魏國軍民沒有任何關系。連武圣關羽的兵士都在家屬被抓時選擇投降，何況殘暴的魏國呢？

另外，過少且缺乏訓練的士兵導致軍事容錯率極低。在文欽出城作戰失敗后，毌丘儉連守城的兵力也沒有了，只能選擇棄城逃跑，最后為人射殺。

3）諸葛誕叛亂

和王凌毌丘儉兩次叛亂相比，諸葛誕的叛亂持續時間最久，準備工作最全，所以他的失敗與錯役制度的關系也更加明顯。我們甚至可以認為錯役制就是諸葛誕滅亡的直接原因。

257年，司馬家族懷疑諸葛誕在淮南將有異志，要求諸葛誕帶領家族回歸中央，以安排對他的“錯役”。于是諸葛誕倉促起事，帶領淮南人民再次叛亂。

但在前兩叛之后，司馬家進一步增大了對淮南的軍事滲透。所以諸葛誕的叛亂規模雖大，受錯役制的影響也更深，幾乎全程都只能在壽縣龜縮。諸葛誕被司馬昭的軍隊團團圍住，進退無門。

困守半載后，諸葛誕的糧草開始逐漸不濟，他為此發起了一次突圍，其失敗的結果動搖了軍心。于是二叛場景重現，守軍中的北方士兵開始不斷地向北逃歸。

為了節約糧食，文欽要求諸葛誕干脆把城中摸魚的北方軍士全放出去——反正他們遲早都會為了家屬而叛逃。

但諸葛誕死活不肯同意——他的數百死士讓他對北方士兵的忠誠心存幻想。兩人因此發生火并，最終城破人亡。

曹操制定的錯役法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地幫助司馬家粉碎曹魏復辟勢力的所有陰謀，真是讓人哭笑不得。

諷刺的是，錯役制的最大得利者司馬家族在曹操時代一直都是反對錯役的。

《三國志·司馬朗傳》曾提到過，司馬朗要求各州郡就地統領自己屬地的兵士，避免到處遷徙，給百姓帶來不必要的麻煩。雖然，這個提議并未得到曹魏中央接納。

甚至司馬懿也表達過和哥哥類似的政治觀點。他反對過度控制百姓，認為應該順其自然，以安民心。

司馬家兄弟影視劇照

《晉書·宣帝紀》: 時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隱實。屬帝朝于京師，天子訪之于帝。帝對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宜弘以大綱，則自然安樂。

可見司馬家世代的清名并不是招搖撞騙來的，同時作為地方實力家族也更傾向維持本地生機，客觀上確實有為百姓著想的為政表現。

另一方面，在淮南叛亂徹底平息后，接棒司馬師統治魏國的司馬昭開始注重安撫工作。他還有意照顧淮南叛軍中吳兵的思親之心，甚至放任他們回歸吳國。

司馬昭的這種舉措和曹操的路線大相徑庭，與文章之前提到的項羽坑殺降卒相比更是高下立見。可以說，他的政策對后來晉朝修正錯役制時有一定指導作用。

曹魏滅亡后，晉朝開始徐徐削弱這種邪惡制度，最終在東晉徹底廢除了錯役制。

《晉書·劉頌傳》: 頌在郡，上疏曰：.....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為，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黔首感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倍于今也。

《晉書·武帝紀》: （司馬炎）告類于上帝曰: “....罷部曲將長吏以下質任。

文明的巨輪雖時有反復，可依舊在緩緩前進。

最后說一下淮南這個神奇的地方。

不知為何，這里的群眾從古代開始就一直有很強的叛逆精神，對強權和壓迫容忍程度很低。

不止是曹操，淮南人在抗日戰爭期間也一度讓日本人苦手。在日寇強迫淮南工人下井挖礦時，淮南工人只要一看到監工不在就故意不干活，俗稱“磨洋工”。

由于日寇對淮南礦產的需要，在這里派了重兵把守，導致淮南的地下黨支部建設較晚，且局限在鳳臺一帶，發揮作用相對一般。淮南工人們幾乎只能靠一己之力和日寇對抗。

但他們仍然敢對日本鬼子搞罷工，甚至直接對日本監工下黑手。

《大通萬人坑—累累白骨控訴日軍暴行》：……然而，即使這樣的血腥統治下，礦工們仍然通過各種形式與日軍和漢奸展開英勇頑強的斗爭。

井曉旭說，一個是磨洋工，消極怠工。第二個方式罷工，40年春天他們對監工和把頭不滿，就采取了罷工，罷工了三天。第三種方式就是懲治監工和把頭。還有一部分比較英勇的100多名礦工沖破了日軍的封鎖，參加了新四軍。

另據一些地方志記載，日本鬼子也曾一度想和曹操一樣搞“德治”。他們不僅鼓搗出醫院學校等公共設施，還注意到《淮南子》中的黃老思想，在舜耕山建了老子廟（不過是日式風格的，請自行腦補小胡子老子），試圖軟化淮南人的對日觀念。

淮南舜耕山景色

但這種形象工程顯然是入不進淮南父老的法眼的——連曹阿瞞都得給實際好處才能收服他們，你們弄這些破爛糊弄誰呢？

面對淮南工人四處逃逸屢禁不止的情況，日本人最后只能采取暴力措施強制管理。他們拉鐵絲網，挖萬人坑，并修建機槍碉堡監視淮南群眾，罪證至今尚存。

只是有一個小小小小的小問題，淮南群眾在和平時代的形象是這樣的....…

這，當然這是瑕不掩瑜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