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偉大領袖對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說。

作為新中國的主要締造者之一，偉大領袖有萬般豪情，也有千般柔情。他會一直使用長征時的舊毛毯，只為不忘革命成功來之不易；即使因營養不良而浮腫，他也不愿吃肉，只因想到全國人民還吃不上肉。

這位真正把人民、把國家放在心上的共產黨人，究竟有何“心緒、心境和心結”？

1952年10月，偉大領袖在河南視察黃河。新華社記者侯波攝

這要從偉大領袖晚年的幾次慟哭講起……

文 | 李慎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

編輯 | 丁貴梓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憂患百姓憂患黨：偉大領袖關于黨不變質思想探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部分內容摘編自2013年7月出版的修訂版大字本），原文有刪減。

大家都知道偉大領袖虎氣雄風、一世堅強，但往往忽略了他情感豐富、柔情似水的另一面。根據2003年12月由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偉大領袖傳（1949～1976）》（下）的記載及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偉大領袖在其晚年確是常動感情，甚至痛哭失聲。

如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小學教員李慶霖致信偉大領袖，反映他的一個插隊務農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難以及作為父親的苦惱和不平。這封來信，使特別關心農民的偉大領袖受到很大觸動，看后流下了眼淚。用他后來的話說，這封信寫得“相當好”，“我擺在這里幾個月，經常看，看了三遍半，這才下決心寫回信”。

次年4月，偉大領袖復信說：“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這可能使偉大領袖進一步了解到基層群眾，這可能是1975年11月6日下決心提出“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依據之一。

如1975年7月28日，即偉大領袖剛剛做了眼睛白內障手術的第五天。親自為偉大領袖做手術的眼科大夫唐由之是這么敘述的：

當時“房間里只有毛主席和我兩個人，戴上眼鏡的毛主席起先靜靜地讀書，后來小聲低吟著什么，繼而突然嚎啕大哭，我看見他手捧著書本，哭得白發亂顫，哭聲悲痛又感慨。事發突然，我既緊張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趕快走過去勸慰他，讓他節制，別哭壞了眼睛。過了一會，毛主席漸漸平靜一些，同時把書遞給我看，原來是南宋著名思想家陳亮寫的《念奴嬌·登多景樓》”。

從目前已知的偉大領袖晚年的哭聲中，此次“嚎啕大哭”，可能最能窺見偉大領袖晚年憂患百姓憂患黨的心緒、心境和心結。深諳我國古文的偉大領袖，閱誦古文絕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溝通古今，古為今用，以推助對現實問題的思考。

人在生命之燭即將燃盡之時，往往會像老牛靜臥反芻一樣，咀嚼著眼前浮現的一生“奮蹄”的一幕幕歷程。誦讀700多年前陳亮的這首詞，回首自己親身參與甚至是直接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五十多年艱辛奮斗和苦難輝煌的革命歷程，攬掃當時國際國內的大勢，展望中國與世界可能發生的各種前景，此時此刻的偉大領袖，有多少特有的體味和話語會涌上他的心頭呀。

如1976年1月8日下午，工作人員為偉大領袖讀周恩來逝世的訃告，身在重病中的“偉大領袖聽著聽著，緊鎖起眉頭，慢慢地閉上眼睛。工作人員看到，不一會兒，從他閉著的眼里漸漸溢出兩行淚水”。

14日下午，工作人員為他念中央送審的周恩來追悼大會上的悼詞稿。“聽悼詞時，偉大領袖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聲痛哭。這在偉大領袖是極少見的。”這其中無疑有對自己戰友的深切懷念，同時也可能有他對黨和國家未來命運的強烈關注和深深的隱憂。

如1976年前后，“偉大領袖喜歡懷念往事，常談起戰爭年代和建國初期的事情，愿意看這方面內容的電影。一次，銀幕上伴隨著高昂雄壯的樂曲，出現人民解放軍整隊進入剛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們熱烈歡迎的場面。漸漸地，偉大領袖開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陣陣抽泣，隨即失聲大哭，工作人員只得將他攙扶退場”。

這可以作為偉大領袖對身邊護士長吳旭君所說的“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這一談話的心靈的注釋。

如1975年夏天，由于連降暴雨，河南省南部發生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洪澇災害，造成河堤潰決，水庫坍塌，駐馬店、許昌、南陽等地區30多個縣（市）嚴重受災，當地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遭受重大損失。

一天，工作人員給偉大領袖讀有關河南水災的內部報道。當讀到受災某縣仍有大批群眾處于危難之中，解放軍救援隊伍趕到現場時已有幾十名群眾喪生時，工作人員忽然聽到抽泣聲。這才發現，偉大領袖眼中早已浸滿淚水，面部表情極為傷感。為了避免術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員用消毒毛巾為他擦拭眼睛。

偉大領袖自言自語道：“我這個人感情越來越脆弱了。我一聽到天災人禍，就忍不住傷心。”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時42分，河北唐山、豐南一帶發生了7.8級的強烈地震，隨后又出現多次余震。擁有百萬人口的工業城市唐山被夷為一片廢墟，人民生命財產蒙受重大損失。

這時，偉大領袖許多時間處在昏迷半昏迷狀態，靠鼻飼生活。但他清醒時仍十分關心唐山震情。他身邊的醫療組成員、神經病學和老年醫學專家王新德回憶道：

“送來的地震情況匯報，主席不顧個人病重，都要親自過目。這場地震傷亡達24萬多人，其他的損失難以估量。當秘書報告地震造成極其慘重的損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親見主席嚎啕大哭。”

為什么晚年偉大領袖的眼睛里常常涌流淚水？

因為他對我們這個黨、國家、民族和人民愛得無比濃烈和深沉。

他與他的戰友們，歷經艱辛，指揮千軍萬馬，用28年時間，率領億萬人民，用千千萬萬先烈的頭顱與熱血終于換來了我們這個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在偉大領袖看來，新中國建立后，黨領導人民無疑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無比輝煌的成就，但新中國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脫胎而來的，決不可能徹底擺脫舊中國遺留給我們在經濟、政治和文化遺產中各種腐朽夢魘的糾纏。加上面對比我們強大得多的西方世界的軍事威脅、經濟封鎖和政治文化侵蝕，使得我們黨和政權內出現很多不盡如人意的腐敗現象甚至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危險性。

因此，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成了縈繞在偉大領袖特別是其晚年心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情結。

無情未必真豪杰。偉大領袖晚年常常涌流的淚水，不僅絲毫無損于我們領袖的輝煌，反而使我們平添了對他的無限敬仰之情。

近些年，國際形勢的風云變幻和國內改革的持續深入，使筆者更加感到理論的重要。但堅持和發展正確理論的前提，是正確對待歷史。

偉大領袖不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而且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理論家。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中，他十分注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經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多次反復逐漸形成適合中國國情的科學的指導思想。

在建黨、建軍和建政的過程中，他一直高度重視保持黨、軍隊和政權的無產階級性質，深刻論述黨、軍隊和政權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密切聯系群眾，與人民群眾始終保持血肉聯系的極端重要性，并為此始終不斷進行著認真的實踐探索和總結，從而形成了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

這為指導我們黨、軍隊和國家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的輝煌成就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

從一定意義上講，偉大領袖關于保持黨和軍隊鮮明無產階級性質戰略思想探索的端倪顯現于1927年工農紅軍第一軍第一師的“三灣改編”。那時除了整編部隊以外，更為重要的是把黨組織建立在連上，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并在連隊建立士兵委員會的民主制度，實行官兵平等，經濟公平，破除舊軍隊雇傭關系；并醞釀出“三大紀律、六項注意”。

“三灣改編”初步解決了如何把以農民及舊軍人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這標志著偉大領袖建設人民軍隊思想的開始形成，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奠定了政治建軍的基礎。

偉大領袖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的思考同時也顯現于20世紀30年代初他就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主席之時。

當時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利用職權貪污打土豪所得財物，偷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偽造通行證私自販運物資到白區出售，謀取私利。他為了謀婦奪妻掠取錢財，秘密殺害干部和紅軍軍醫。事發后，查辦案件遇到一定阻力。

偉大領袖力主嚴懲，并指示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污腐化作斗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

偉大領袖關于如何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的思考進一步顯現于延安時期。

黃克功，1927年參加革命，參加過井岡山斗爭和兩萬五千里長征，歷任紅軍班長、排長、連長、團長、旅長。1937年9月在延安因逼婚未遂槍殺了陜北公學女學生劉茜。

偉大領袖隨即致信給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雷經天：

“黃克功過去的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赦免他，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于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

這對當時全黨、全軍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1944年3月，偉大領袖閱讀了描述明末農民起義軍領袖李自成的《永昌演義》。他關注這位英雄人物，但讓他更加關注的是李自成由勝利轉為失敗的歷史教訓。

1944年，郭沫若應約撰寫并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紀念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進入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的《甲申三百年祭》，記述了李自成所率起義部隊進京后，因驕傲、腐敗導致最終失敗的過程和原因。偉大領袖當即指示延安《解放日報》轉載，并在各解放區印成單行本。

同年4月，偉大領袖在《學習和時局》報告中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同年11月21日，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期間，偉大領袖復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

偉大領袖關于如何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的思考更直接地表現在抗戰勝利前夕的1945年7月初。

當時偉大領袖會見到延安參加國共商談的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時任國民參政要員黃炎培。黃炎培通過在西北黃土高原窯洞里與一群生活簡樸但又充滿生機的共產黨人的短暫接觸，深信這些人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在全國執政，但他也有著更深層次的憂慮。

他說：

“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偉大領袖回答說﹕

“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偉大領袖提出“人人起來負責”的思想，實質上是黨在奪取政權前特別是在執政后永遠保持黨的根本性質、保持黨與人民群眾血肉聯系，從而跳出人亡政息歷史周期率的根本途徑，實質上這也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主、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的根本區別。

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是絕大多數人起來自己為自己負責，從而實現自己為自己當家作主；而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民主的本質則是絕大多數人通過選舉把權力讓渡給極少數“精英”，讓他們為絕大多數人負責和當家作主。

前者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后者的本質是資本當家作主。

民主的名字相同，但其實質的不同卻涇渭分明。

在延安時期，以偉大領袖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對黨在延安時期局部執政經驗進行總結，并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偉大領袖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

1945年7月在延安與黃炎培談話之后，可以說，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這一課題始終縈繞在偉大領袖心頭。

1950年2月27日，偉大領袖訪蘇回國來到哈爾濱，這也可以算作他在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在國內視察。在哈爾濱吃第一頓飯時，他即發現招待得十分豐盛。他當即提出嚴肅的批評，為省委題詞：“學習”“奮斗”“不要沾染官僚主義作風”。

2月28日，他到了沈陽，當地飯菜安排得比哈爾濱還好。上述兩餐他都因同時從蘇聯返回的胡志明在場而只是象征性地吃了幾口而沒有“罷餐”。在沈陽這頓晚餐他只用了半個多小時。飯后，他很不高興地說：“我們是人民的公仆，是為人民服務的，如果你們一層一層仿效下去，這么吃起來，在人民群眾中將會有什么影響？你們應重溫七屆二中全會精神。”

盡管如此，偉大領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擔心很快被實踐證明。新中國成立后不久，黨和國家機關中部分工作人員的腐敗現象便頻頻出現。

1951年11月1日，東北局書記高崗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沈陽市僅在部分單位中就揭發出3629人有貪污行為；

同年11月29日，華北局向中央報告了河北省揭發出的劉青山、張子善二人在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行署專員期間貪污的嚴重犯罪事實。

偉大領袖看了這些報告，十分憂慮，他甚至用一股“貪污浪費的狂瀾”形容此現象。

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偉大領袖在審改此決定時，特地加寫了一段話：

“自從我們占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來，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生，證明一九四九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再不切實執行這項決議，我們就會犯大錯誤。”

隨著“三反”深入，發現黨內貪污分子大多與不法資本家有關。如，天津不法商人馬玉恒，一人腐蝕干部170人，其中團、師、軍干部達25人。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又作出《關于首先在大中城市開展五反的指示》。“三反”“五反”斗爭從1951年底開始至1952年10月結束，歷時近一年，取得了重大成果。全國縣以上機關查出貪污1000元以上的共10萬余人，包括被判處死刑的劉青山、張子善等42人。

據中紀委截至1952年7月的統計，參加運動的有312.2437萬人，其中有貪污行為者122.6984萬人，占參加運動總數的39%強；

貪污分子中有黨員20.2683萬人，其中6萬余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約2萬人被撤職查辦，4029人被逮捕法辦；

逮捕法辦的黨員干部中，省委或相當于省委一級的干部25人，地委或相當于地委一級的干部576人，縣委或相當于縣委一級的干部3428人。

在外部開展的懲治不法資本家的“五反”斗爭中，京、津、滬等9大城市被審查的45萬多私營工商業者，犯不同程度五毒行為的占76%，其中上海為85%，北京為90%。

“三反”“五反”有效地遏制了黨內和社會上的腐敗現象。

特別是當偉大領袖下決心要處決劉青山、張子善時，有同志為他們求情，偉大領袖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事實完全可能如此。

實事求是地正確評價偉大領袖歷史地位和偉大領袖思想在今天的特殊重大意義。

對偉大領袖歷史地位和偉大領袖思想如何評價？絕不是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評價的小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講，這關涉我們黨、國家、人民和軍隊的根本前途。只有實事求是地正確評價偉大領袖歷史地位和偉大領袖思想，我們的黨、國家、人民和軍隊才有光明的前途。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經驗反復證明，要搞垮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首先就要攻擊這個國家執政的共產黨；要搞垮這個國家執政的共產黨，首先就要丑化這個執政黨的主要領袖。

這是國內外敵對勢力企圖西化、分化我們的最有效、最便捷的手段。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根本教訓之一，就是蘇聯國內外的敵對勢力投入大量金錢，創辦和引導各種媒體惡毒攻擊、抺黑、否定斯大林以至列寧。

現在，國內外別有用心的人不惜偽造事實，極盡造謠、誹謗、污蔑之能事，惡毒攻擊偉大領袖。這絕不是僅僅涉及偉大領袖個人的問題，而是企圖全盤否定我們黨的光榮歷史、否定馬克思主義、否定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其實質是為把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重新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制造思想政治輿論。

筆者認為，目前國內外敵對勢力在竭力販賣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虛無主義”之時，把主要矛頭集中放在攻擊偉大領袖和偉大領袖思想上，這是國內外敵對勢力企圖在近期甚至近幾年圍剿、演變、顛覆社會主義中國戰略部署十分重要的組成，是其“軟實力”“巧實力”十分重要的組成。

盡管這僅是極少數人的行為，但他們能量很大。加上各種資本控制的種種媒體特別是互聯網的擴散與擴張作用，對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認真恰當應對。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偉大領袖思想的基本原則，如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基本觀點一樣，都直接或間接地揭示和昭示著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規律。這些基本原理與基本觀點，反映和揭示的往往都是幾百甚至上千上萬年的事，決不能僅憑以十或數十為單位的短暫時間來評判其正確與否和功過是非。

若僅憑以十或數十為單位的短暫時間來評判其正確與否和功過是非，就必然是沒有弄懂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真諦。

偉大領袖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戰略家，他深邃的目光，往往穿透幾十甚至上百年的歷史風云。對偉大領袖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并結合當今國際國內實踐，不斷堅持和發展這一理論。如果不是如此，我們黨和國家就必然會遭遇重大挫折和災難。

偉大領袖在早年就說過：“我覺得吾人惟有主義之爭，而無私人之爭。主義之爭，出于不得不爭，所爭者主義，非私人也。私人之爭，世亦多有，則大概是可以相讓的。其原多出于‘占據的沖動’與‘意力之受拂’。”

偉大領袖擔心社會主義國家黨和政權變質并可能導致亡黨亡國悲劇的思想已經在蘇東得到驗證，這提醒我們有必要高度重視抵御西方“和平演變”的圖謀、防止黨和政權變質。

蘇共二十大于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在莫斯科召開，赫魯曉夫用突然襲擊的方式，大反斯大林。其實質是開始脫離、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和蘇聯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偉大領袖敏銳地看到了赫魯曉夫在斯大林去世后大反斯大林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1959年12月，偉大領袖在杭州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12月4日晚，偉大領袖就國際問題親筆準備的講話提綱中寫下：

“敵人的策略是什么？（1）和平旗子，大造導彈，大搞基地，準備用戰爭方法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一手。（2）和平旗子，文化往來，人員來往，準備用腐蝕、演變方法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二手。”而“赫魯曉夫們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他如果不改正，幾年后他將完全破產（八年之后）。”

1961年9月，偉大領袖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中指出：

“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復辟的情況”，“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認識這個問題，承認階級同階級斗爭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

結果，五年后赫魯曉夫被趕下臺，三十多年后蘇共亡黨、蘇聯解體。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歷史充分證明了偉大領袖深邃的歷史洞察力，他對國際上出現修正主義思潮嚴重后果的估計判斷驚人地準確；也充分證明了偉大領袖及時提出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方針具有重大深遠意義，這是保證我們黨不變質、國不變色的重要保證。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前后特別是蘇聯東歐共產黨敗亡的教訓充分表明，偉大領袖提出的關于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貢獻，迄今仍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

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特別是高級領導必須牢記偉大領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關于“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的殷殷教導，并切實身體力行。

曾給偉大領袖當過12年生活管理員的吳連登回憶說：

說一個借條的故事。

1945年以前，主席沒有手表，重慶談判時，一下飛機，郭沫若一看主席沒有表，為了讓主席掌握好談判的時間，他就把自己的表從腕子上摘下來，主席欣然地戴上了，這塊表一直用到1969年，這個表越走越慢，有一天主席說：“我這個表要拿去修修了。”我就向汪東興借一塊表，給主席暫用，汪東興從禮品庫中拿了塊金表，主席說：“借東西要打個借條，這塊表修好了再還回去。”借的表用了兩個月，就還回去了。

“在主席的倉庫里，最好的東西是他出訪蘇聯時的大衣和帽子，那是他再高級不過的東西了，但是從出訪回來就從來沒穿過。20多平方米的倉庫5個柜子，主席3個，江青2個，還有一個小的放的是毛岸英的東西，倉庫大量是舊東西，他的內衣好多都是縫縫補補的。”

“他的倉庫里沒有棉被，進城以后他就沒有棉被。天熱一個床單，春秋天兩床毛巾被，冬天三床毛巾被，疊在一起，睡覺時一拉。主席的毛巾被最多的打了75個補丁，補丁用的都是舊毛巾。太舊的不行，太硬，新的也不行，厚度不一樣，幾乎哪一條毛巾被上都有補丁。”

“主席的襪子大多都是我們補，我們補的針腳就大一些，我們就動員主席買點新的放著，要不接見外賓，一拉褲腿，針腳就露出來了。最后給主席送別時，打開主席的衣服，我都哭了，都是舊衣服，這就是一個國家執政黨的主席啊！”

“主席的床上有兩樣東西一直放著，一個是宋慶齡送他的鴨絨枕頭，另一個是他長征時帶來的毛毯，主席的床是木板床，一半堆著書，他躺在床上辦公，靠在背板上太硬，就墊著那條毛毯，我們要換他不讓換，他是不能忘了革命成功來之不易。”

筆者聽說黨內資歷很老的一位老大姐有過這樣一段回憶：

三年困難時期，“我們幾個女同志聽說主席營養不良導致浮腫，一方面不信，另一方面關心，結伴去看主席，發現是真的，我還親手摁了主席的腿，手指印很清晰，主席的確患營養不良浮腫病。當時我們都哭了，說這么大的國家，供主席一天吃一頭豬也供得起，為什么不吃肉？主席語重心長地回答說，吃肉我還吃得起，我的工資足夠買肉吃了，我是想到全國人民吃不上肉，我有責任，我應該與人民同甘苦。我們聽后哭得更厲害了”。

筆者四處求證，最后，又在中南海中央警衛局從事后勤服務保障工作整整40年的王振海那里得到了證實。

在新中國建立后，偉大領袖繼續保持艱苦奮斗作風的事例甚多，無須再細加列舉。范仲淹講“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我們不知他做到否，但是偉大領袖講“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偉大領袖則完全做到了。

我們黨在執政后，能否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與黨的高級干部特別是黨的主要領導人能否身體力行息息相關。在全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上，為什么黨的高級干部特別是黨的主要領導人身體力行至關重要？道理很簡單，這就是偉大領袖所說：“中國不缺我偉大領袖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國家的不花錢，部長們、省長們、村長們都可以拿。”

另外，黨和政府的各級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若不能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就可能以權謀私，并可能滋生并助長私心，就可能在作決策、定政策甚至制定路線方針時摻雜私心，做出危害黨和人民事業全局和長遠的事情來。

因此，黨的領袖集團帶頭保持和發揚艱苦奮斗的作風就有著極其特殊重大的意義。當然，黨的高級干部始終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是以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深厚理論功底和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共產主義理想，以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為最可靠、最堅實基礎的。

黨的各級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絕不僅是個人和家庭的私事，而是直接涉及黨和國家變不變質和長治久安的天大的事。

黨的高級干部隊伍中若多幾個億萬富翁，我們的黨、國家和民族就必然少幾個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家甚至思想家，極而言之，還可能加快我們黨轟然倒塌的步伐。人民是永生的，只有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才能與人民一道永生。僅從個人和家庭私利出發，任何人都只會如曇花一現，稍縱即逝。

我們熱切期待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涌現出代表絕大多數人根本利益的工人階級政黨及其代表的世界級的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軍事家，不斷加強各自政黨的純潔性、先進性建設，并團結帶領各國人民共同為全人類最終實現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文明、進步事業而不懈奮斗。

全世界全人類的前景最終必然是無比美好的。這就是我們的道路、理論和制度的最高、最終的自信，也是我們中國夢的最后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