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張冉燃

　　在2016年被“點將”進入生物安全的研究領域后，張衛文感覺這個行當的變化當得起四個字：“天翻地覆”。

　　張衛文是天津大學化工學院教授，生物安全戰略研究中心主任。該中心是目前國內高校唯一的生物安全戰略研究中心，也是教育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唯一涉及生物安全的戰略研究基地。

　　張衛文告訴《瞭望》新聞周刊，2016年，作為科技部選派專家，他首次跟隨外交部參加在聯合國總部舉行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會議。此后，他又4次參加該會，并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約》2018年專家會上，作為特邀技術專家之一就生物科技與安全做大會發言。

　　在他的印象里，西方國家那時就已經很重視前沿生物技術的安全使用，并把建立國際生物安全新秩序作為重要工作內容，但國內還更多側重于生物科技發展，對生物安全關注不夠，也缺乏系統討論。

　　變化倏忽而至。2019年1月，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中央提出，我們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安全兩件大事，既聚焦重點、又統攬全局，有效防范各類風險連鎖聯動。

　　作為安全的重要一環，生物安全引起決策層高度關切——2020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明確，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從決策層開始，社會各方對生物安全都表現出極大關注。張衛文記得，2020年3月，他和同事第一次在天津大學化工學院開設有關生物安全和倫理的課程，授課規模不超過60人。“我原本擔心這門課內容太專，沒人感興趣，實際上學生選課積極性非常高，報名火爆。現在天津大學已同步推出兩門涉及生物安全的全校選修課，授課規模達到每學期300人以上。”

　　生物安全為何引得上上下下高度關注？中國生物安全形勢究竟如何？守牢生物安全疆域，我們面臨哪些挑戰？

　　在以往很多人的認知里，生物安全的樣貌其實相對模糊，基本等同于傳統的細菌戰、傳染病及動物防疫等。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研究員楊霄表示，2010年以前，我國對生物安全風險的傳統認識，主要是三分法，即從三方面描述生物安全威脅：一是生化武器軍備控制，二是生物恐怖主義擔憂，三是大規模傳染病威脅。

　　在他看來，這種認識有很強的傳統時代色彩。他解釋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人類對生物安全風險的認識逐步形成了這樣三類。而現在，生物安全的研究領域已經大大擴展，涵蓋了防御生物武器攻擊、防范生物恐怖襲擊、防控傳染病疫情、防止生物技術誤用和謬用、保護生物遺傳資源與生物多樣性以及保障生物實驗室安全這“四防兩保”，從重要性上，生物安全被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的總體框架。

　　“這意味著，生物安全的定義得到擴展、內涵得到充實，國家治理思路也實現重大優化。我國生物安全治理進入了最受重視的新歷史時期。”楊霄說。

　　首要表現是中央高度關注。北京市新時代社會主義中國領導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朱康有說，在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后，202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我國生物安全建設進行第三十三次集體學習，給各級政府、相關部門樹立了標桿、提出了要求，傳遞出清晰的國家意志。

　　其次是領導有力。朱康有說，我國有關生物安全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較多，但多為行業主管部門制定的部門規章，缺乏系統性、全面性和協調性，2020年10月，我國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安全法》，它的頒布實施是一個里程碑，標志著生物安全進入依法治理的新階段，在生物安全領域形成國家生物安全戰略、法律、政策“三位一體”的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

　　最后是投入堅決。張衛文表示，生物安全有關的戰略、法律和政策對應了資源配置，在生物安全公共投資方面，我國近年維持了一定額度的投入。

　　以保障國家生物安全的重要防線——生物安全實驗室等科研設施為例，2020年全國兩會期間，國家發展改革委負責人表示，要爭取盡快實現每個省（區、市）都有一個生物安全三級（P3）水平的實驗室，每個地級市爭取實現有一個生物安全二級（P2）水平的實驗室，以大大提高重大疫情快速檢驗檢測、快速響應的能力。

　　目前，各地正加緊建設P2實驗室，投資金額從幾十萬元到幾百萬元不等，數千個實驗室正在建設或已建成。在一些地方，全球生物安全等級最高的P4實驗室也在規劃建設之中。

　　“不光是生物安全實驗室，可以說在生物安全諸多領域，能想到的地方近幾年國家都在下力氣完善。”張衛文說。

　　國家下力氣完善生物安全的背后，是相關議題不斷升格。

　　中科院上海巴斯德所研究員王小理認為，當前生物安全出現了新的“事態”“勢態”和“世態”，使其在國家戰略安全中的地位進一步提升，這也促使生物安全進入新的“時態”。

　　新“事態”是指局部領域和特定方向的生物安全風險劇增。王小理說，目前生物安全威脅已從偶發風險向持久威脅轉變，威脅來源也從單一向多樣轉變。比如可能出現更多的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疫情，外來物種入侵加劇，以及生物技術謬用、生物恐怖活動增多等。

　　新“勢態”是指生物安全風險的影響危害趨深。目前生物安全的威脅邊界已經從局限于少數區域，向多區域、全球化轉變，范圍也從生命健康拓展到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戰略利益等。以新冠肺炎疫情為例，其影響早已溢出公共健康領域，誘發一些國家和地方經濟生產等失衡、失序，甚至演變為不同程度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等。

　　新“世態”是指頻繁發生的生物安全事件，使國防突破陸、海、空、天、網的疆界，拓展至“生物疆域”范疇，世界主要國家都在加強“生物新國防”建設。

　　2018年，英、美兩國先后發布國家生物安全戰略。美國這份名為《國家生物防御戰略》的文件更開宗明義提出：“管理生物事件風險是美國的核心重大利益。”2019年3月，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關于該國在化學和生物安全領域的國家政策基礎的法令。在王小理看來：“這表達出美英俄等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對生物安全議題的強烈關注，以及搶占戰略制高點的意圖。”

　　生物安全的“事態”增多、“勢態”加深和“世態”告緊，也推動我國生物安全進入新的“時態”。王小理說，“時態”的含義類似于窗口期，是說我國正面臨提升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能力的時間窗口。“在這個寶貴時機里，倘若以‘過去時’的眼光評估當前的生物安全局面，缺乏對生物安全‘未來時’的前瞻，勢必與重大戰略機遇失之交臂。”

　　王小理認為，當下及未來的生物安全已經表現出至少3個新特點：

　　其一，新的安全風險形態。可以預計，未來生物安全風險來源將更加廣泛、相互交叉，危害將進一步累積疊加、聚集擴散。生物風險可與網絡安全、經濟安全等融合交織，形成網絡生物安全、生物經濟安全等形態。與此同時，既有生物安全類型也可能呈現全新面貌。

　　其二，新的危害發生規律。既有生物安全風險形態的發生規律已出現升級換代的趨勢。國際知名智庫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研究報告指出，利用人工智能技術、3D打印技術、機器人技術等，對傳統生物武器加以改進，能使其具有更強的毒性或耐藥性、更靈巧的施放方式，更能適應氣候、地形等外部環境的變化，具有潛伏期更長、更難以溯源和檢測等特點。

　　其三，新的話語權爭奪場域。國際生物安全和生物軍控領域涉及國家利益、世界格局，是舉足輕重的全球議題。目前，顯示度較高、關注生物安全的智庫數量超過30家，他們多以西方國家的安全和利益為起點，縱橫捭闔重要國際場合，試圖掌控生物安全領域的國際話語權和制度、標準制定權。

　　面對生物安全潛在的巨大風險和戰略擠壓，守牢我國生物安全疆域需直面應對策略、管理體系、經費投入和科技支撐4大挑戰。

　　挑戰之一，應對策略需要拓寬全局眼光。

　　朱康有說，從抗擊SARS、新冠肺炎疫情等表現看，我國相關部門和學術界對生物安全往往還停留在部門性、區域性認識，急需拓展全局性推演、對抗和博弈的視野。

　　挑戰之二，管理體系有待提升協同能力。

　　楊霄說，生物安全危害防控涉及人員、技術、裝備、制度等多方面協同，協調難度大。跟其他國家比，我國的生物安全更牽涉衛健、疾控、生態環境、市場監管、農業農村等多個部門，研究力量也分散在衛生、國防科研、中科院、高校和企業等諸多系統，有多部門、多層級的協調機制，需要不斷完善統籌抓總的體制機制。這種實踐的部門和研究的力量均相對分散的情況，使防控既有薄弱環節又有重復布局，導致部門之間、系統之間協同性不強、融合度不高，不能完全適應生物安全跨學科、跨部門、跨國界的特點。特別是具體到科學領域，如果科研是科研，政策是政策，容易帶來脫節。目前，相關部門、地方政府、科研機構、高校、高精尖企業等已經在推動生物安全資源的有機整合，但因理念、安全、體量、規則等多種原因，能力聚合、聚變的程度仍然受到一定限制。

　　挑戰之三，經費投入有待長效支持。

　　張衛文說，從政府公共財政預算對生物科技研發投入的體量看，我國近年雖維持一定規模，但投入總量距離美國等的投入水平仍有差距。

　　2020年，《旗幟》刊發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院長白春禮的署名文章。文章認為：“我國在生命健康領域的研發投入與世界強國差距巨大。美國最大的三家藥企強生、輝瑞、默沙東的研發投入總額就相當于我國全年研發總支出的10%。科研投入的不足使得我國在這一領域的研發能力不強、產品質量不高，一些關鍵藥品和重要醫療設備受制于人。”

　　這篇題為《為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提供有力科技支撐》的文章，還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為例寫道：“科技攻關要實現全面和徹底的防護救治，就必須對病毒窮究其源、探明機理，這需要基礎研究和多學科交叉融合來支撐，涉及流行病學、病毒學、傳染病學、基因學、藥物學等眾多基礎學科。這些基礎性工作需要和平時期的長期積累和穩定支持，要著眼于學科建設、人才培養、技術儲備等方面構建長效性科技攻關機制。”

　　挑戰之四，科技支撐急需有力加強。

　　據張衛文介紹，科技創新在防范生物安全風險、維護國家生物安全中的作用非常關鍵，但無論是基礎研究，還是技術水平、產業能力，我國客觀上仍與發達國家存在不小差距。我國仍有一些產業發展的基礎生物材料、底層生物技術等未能突破，一些產業共性技術供給體系缺失，一些生物安全相關硬件和裝備無法自給等。比如關乎患者生命的重癥醫療設備ECMO等大型體外生命支持系統，及其上下游原材料和核心部件的研發能力均有不足，相關產品尚不能實現國產有效替代。

　　迎接上述4大挑戰，離不開高端人才的聚攏。

　　“我們需要更多生物安全領域從事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等的高端人才，尤其需要思考生物安全這道大命題的戰略科學家，特別是在生物安全的重大戰略方向、重大科技項目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受訪者說。

　　該受訪者認為，生物安全領域缺乏戰略科學家的原因并不復雜。一方面，不少研究人員有海外求學背景，他們接受的是西方學術訓練，習慣的是西方創新體系，很難突破既有框架。“某種意義上，他們的學術是嫁接在西方主導的學術科研根系上的，根據中國國情轉化與創新難度較大。”

　　另一方面，我國自己培養的生物科技人才，則可能因為“土壤”“氣候”等原因，缺少搞戰略研究的意愿。“社會期待戰略科學家，但大家還沒有對戰略科學家形成準確的定義，也很難具體描述對戰略科學家的期望，這就不容易為戰略科學家提供明確的支持。缺少清晰的評價標準、缺少實際的經費支持，戰略研究就難得到科研人員追捧。搞戰略研究聽起來很體面，但可能沒利益、沒前途。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生物安全的戰略研究也面臨這些問題。”前述受訪對象表示。

　　在朱康有看來，加快生物安全人才儲備、強化生物安全戰略研究能力，當務之急是要完善生物安全人才培養體系。他解釋說，從現有專業設置看，教育部剛剛調整國家安全為一級學科，生物安全應是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專業方向，但目前基本上還沒有高校開辦生物安全系或生物安全專業，這意味著即使有教授相關課程的老師，但在評價、晉升等實際問題上仍存在不確定性，不利于生物安全領域人才的成長。

　　“生物安全是非常核心、非常有價值的政策研究領域，需要心懷國之大者的有識之士悉心耕耘，也需要適宜的‘土壤’‘氣候’環境讓這些有識之士獲得良好成長。說到底，全球生物安全領域在應對實踐上尚沒有模板，中國有獨特的制度優勢，到了我們站出來拿出解決方案的時候。此時此刻，迫切需要有膽有識的人才挺身而出，科學報國、戰略報國。”朱康有說。

原題《守牢生物安全疆域》

刊于《瞭望》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