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爾的夜空顯然比平壤更加明亮，而在選舉的夜晚，這種夜色更被候選人特別車隊的紅藍警燈不時劃破，恰如候選人所屬政黨的代表色。

就在前天，占總選民人數77.1%的韓國大選參與者，用自己手中那“看似千鈞，實則一文不值”的投票請走了2017年挾“倒樸”之勢卷土重來的民主黨政權，將一名參與公職選舉不到1年、幾乎可以被稱作“政治素人”的原精英官僚送上了南山之南、青瓦臺巔，終結了民主黨政權五年來的執政。

受國內互聯網“愿為江水，與君重逢”一類飯圈信息的污染，加之此輪選戰中雙方的比爛性攻訐，國人對這一“反常規”的新總統當選人，以及這場實現政黨輪替的選舉缺乏一定程度的認知。實際上，無論是候選人非典型的政治經歷與底色，抑或是選戰中“洪洞縣無好人”的互相攻訐，再或者是離任總統文在寅奇高的40%末年支持率與選戰最終極其微小的差距，都反映出在當前國際環境、新冠疫情、韓國國內經濟形勢與民眾思潮涌動的交織下，當前韓國國民“不滿現狀”但“不知前路”的、充滿矛盾與混沌的民意。

0.7%差距下的割裂之選

自民主化以來，韓國大選的競爭雙方均為“進步-左翼”與“保守-右翼”兩大陣營，標榜“獨立”的第三方勢力雖然曾經在某些選舉引發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但始終缺乏獲得主體性民意支持，同時挑戰兩大陣營的能力。

這樣的基本格局，便使韓國政治光譜呈現總體“二極化”的趨勢：支持“反共意識形態、韓美同盟、自由經濟體制”的“保守-右翼”陣營，與標榜“社會公平正義、等距離乃至近鄰外交、全民福祉”的“進步-左翼”陣營，在一系列問題上針鋒相對且互相攻訐，由于這樣的攻訐帶有分化性質，這就導致其支持者不僅按照地域、年齡、出身乃至性別產生了鮮明的站隊。

老生常談的地域對立在此次選舉中仍舊顯著。長期以來，韓國大選受候選人出身、地區經濟發展、歷史 遺留問題等因素影響，形成了幾個明顯的基本盤——例如總體中間偏右，但因經濟水平呈現北紅南藍的首爾首都圈、因民主化運動而高度偏左的光州區域、從來都是民主黨鐵票倉的“湖南地區”等。

年代對立也在此次選舉中頗為突出。老一輩韓國人由于得益于軍政府獨裁時期的高速經濟增長，加之受反共教育和朝鮮戰爭痛苦回憶印象，整體上支持保守右翼政權；隨著韓國民主化運動不斷深入，被稱為“386世代”的韓國中青年群體則因享有民主化運動的共同記憶，整體支持民主-進步黨派；而隨著韓國先后遭遇98年金融危機、朝韓關系“陽光政策”失敗，年輕一代就業壓力巨大等因素影響，新生的“90后”乃至“00后”又支持起了標榜民族乃至民粹主義、主張再現經濟高速發展的保守黨派：本次大選，尹錫悅就在20-30歲年齡段選民中拿到了更多選票。

性別對立則在這場刻意引發男女矛盾的大選中得到激化?，F任“民主-進步”政權具有左派政黨屬性，支持并提出男女平權、提高女性職場地位、促進同工同酬等系列舉措；在實踐過程中，這些舉措雖然帶來了“#MeToo運動”等引發輿論震動和變革的社會性運動，但也導致韓國國內一股被稱為“極端女權”的思潮泛起，對韓國男性進行全面的諷刺、批判和否定。

由于在韓國，尊重女性、提升女性地位依然被認為是社會的根本價值觀，故明面上反對極端女權，主張“男本位”的聲音始終不被認為是主流民意。然而，隨著尹錫悅在政見發表中振臂喊出“廢除女性家庭部”這樣的主張，承擔著“儒家+昭和”式的等級制度而日漸窒息，卻還要承擔極端女權罵名和攻擊的韓國沉默男性找到了自身不滿的出口：本次大選，20-30歲區間的男性選民壓倒性支持尹錫悅。

地域對立、年代對立乃至性別對立，本質上依然是各族群在韓國整體經濟環境下發展不均所帶來的階級對立。不過，在政客們精心操作下，這些具有內生邏輯的外部事實卻成為了候選人開展操作的工具，引逗著民意作出了他們希望得到的結果：

此次選舉，年代、地域、性別等標簽將民意不斷細分，最終在總投票率高達77.1%（在新冠背景下僅比17年“倒樸”大選低0.1%的存在）的背景下，卻出現了兩名主要候選人最終選票僅差0.73%，約24.7萬票（這一差距甚至低于無效票的總數30.7萬）的最終結果。

是“要選保守黨”還是“討厭民主黨”的混沌民意

在高度對立民意的基礎上分析此次韓國大選，就不得不提到當前韓國的“主流”民意究竟為何。從結果來看，韓國當前的最主要民意顯然是實現“政黨輪替”，即放棄當前帶來“房價-經濟-防疫-社會撕裂”多重不幸的進步-民主政權，轉投承諾帶來經濟發展，實現國民統合（注意不是團結）的保守-右翼政權：然而這一判斷卻無法解釋如下幾個客觀事實。

一方面，現任韓國總統的支持率依然居高，總統文在寅第五年任期第二季度的支持率依然維持在40%左右的水平：對比上一任被彈劾的前總統樸槿惠的4%，抑或是歷任前總統在第五年第二季度的支持率：盧泰愚12%、金泳三7%、金大中26%、盧武鉉24%和李明博的25%，這一數據甚至可以被認為是韓國民意對于現任政權的高度支持。

另一方面，此次大選中民主黨政權得票也獲得歷史新高。盡管民主黨人在這個總統任期內先后爆出樸元淳自殺、李在明丑聞、秋美愛/曹國法務改革爭議（這也是導致尹錫悅參選的核心因素）、經濟發展不力、疫情處置不佳等負面因素，本屆韓國總統大選依然有高達1700余萬人支持民主黨政權，這一數字甚至比文在寅在那場“摧枯拉朽”的倒樸大選中的總得票，還多出270余萬。

毫無疑問，以上事實并不表明總體民意傾向民主黨政權繼續執政。繼承了原自由黨、大國家黨、新世界黨、自由韓國黨、未來統一黨等衣缽的保守派政黨依然獲得了更多的選票，將從政僅僅九個月的前技術官僚尹錫悅送上了總統寶座。單純用“催票”來形容這場選情的勝利，似乎并不貼切。實際上，這一結果恰恰反映了當前韓國的一種民意，即“對于政局發生改變有著較高的期望，但對兩名主要候選人均感不滿，也不清楚應怎樣面對未來”的混沌心態。

這一心態在部分韓國民眾選后得知結果時已有所體現。例如，高達3/5的韓國男性40歲以下選民因“廢除女性家庭部”等反女性表態而投了尹錫悅的票，但在結果出現后，卻因其“如果做得到，一周工作120小時有什么不行”“主張醫療民營化”等表態而感到迷惑和不安，擔心個人福祉受到影響。對于這部分選民，與其說他們是因為“認同保守黨”而投下這一票，不如說是因“不滿民主黨”所采取的報復性抉擇?；蛟S但這些混沌而不安的表達，能讓我們看到當前韓國選民心態的一個側面。

當然，比起政客競選時怎么說，最終還是要看他上任后做什么

在三個雞蛋上跳舞的尹氏政權

當然，比起政客競選時怎么說，最終還是要看他上任后做什么作為加入政治世界才九個月的“超新星”，新總統尹錫悅的當選正如上文所說，是韓國民意“不滿民主黨”最大公約數下共推出的形象代表。盡管網絡對其成長歷程多有美化，但其出身書香世家（父母皆為教授）、晉位精英階層（通過法考進入檢查系統并最終做到總長），政治經歷與能力為0的個人形象卻是客觀存在的。作為原任技術性官僚，尹氏政權將很快將面臨“三個雞蛋跳舞”的高難考驗。

首先便是收拾國民意識形態，實現總體民意的統一。尹在當選后的首次記者發表會上說，選舉是“偉大國民的勝利”，承諾將“基于國民的常識治國理政”，雖然提及并呼吁全體國民團結，但展現出了一種“選我的才是偉大國民”和支持民粹的危險傾向?？紤]到尹錫悅本人進入政治世界本身就是同秋美愛法相激烈斗爭的產物，在未來的國政運營過程中，如何平衡自身所代表（或者說“被代表”）的保守陣營及檢察-法務既得利益群體的“清算民主黨”要求，避免“恨意政權”的產生，同時在施政中突破當前依然處于民主黨控制下韓國國會的政策夾擊，將會是尹氏政權面臨的首要困難。

其次便是對半島形勢及周邊外交形勢的平衡管控。從已有表態來看，尹錫悅基本立場傾向于強化韓美同盟，主張對華強硬，批判文在寅政權的對朝政策，更聲稱要繼續引入“薩德”強化反導能力，將會在一定程度上帶來東北亞地區有關國家的不安；但相較于上一個提出這些主張的樸槿惠政權而言，其更面臨朝鮮核導能力得到巨大提升、中美俄歐多方博弈激化深入、各方壓力不斷上升的不利局面。是維持“等距離外交”，在越來越難的平衡中謀求生存空間，還是亮明韓美日主軸，直面中美大國對抗與朝鮮核導威脅的壓力？尹錫悅似乎還沒準備好。

比如說，他今日的對話表態就已經和選舉時有所不同

最后，經濟問題是尹政權的最大考驗。文在寅政權的房地產政策改革，是民主黨政權失分的重要因素，而秉承自由主義經濟的保守黨政權之所以當選，是因為他們一定意義上承載著韓國選民對“經濟騰飛期”的美好懷念。在國際經濟政治形勢日趨復雜保守、本國產業面臨外部強勢沖擊、大型企業集團生存壓力上升的背景下如何實現韓國的經濟繼續起飛，缺乏專業行政班底、沒有財務團隊的尹錫悅政權，是否會提出類似于“747”一般看似宏偉最終貽笑大方的經濟方案？

文在寅之后，2022請回答

尹錫悅不是典型的韓國保守派，正如李在明不是傳統意義的進步派一樣。他的當選，不僅是因為韓國國民對日漸化為“巨龍”的原“民主斗士”們的失望，也因為韓國傳統民意中對“精英”的憧憬，對“復仇”的感同身受，對那些看似“平等”卻口惠而實不至口號的唾棄，以及對經濟高度成長期的懷念。

在這一串沉甸甸的期待下，民意不惜被分成了高度對立的兩群，從性別，到年齡，再到地域。原本高居精英之巔的前檢察總長，將如何團結起五千余萬韓國國民，在疫情、不景氣和激變的21世紀20年代，實踐在國民面前“遵守憲法，保衛國家，努力增進祖國的和平統一與國民的自由和福利以及民族文化，誠實地履行總統職務”的誓言，找尋到韓國未來的發展方向？這將是“政治素人”在驚艷選戰的洗禮后，立刻就要面臨的第一次，也是最大一次挑戰。

而更為重要的是，在文在寅之后，又陷入一個五年輪回的韓國民眾們，在地緣夾縫和內部高壓撕裂氛圍中會走向何方。韓國民眾的2022，誰能回答?